张泽石——尊严地受苦：一个志愿军战俘的生命选择

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双方停战协定正式签署59周年。

7月23日，是曾经的志愿军战俘、四川广安人张泽石83岁生日。

1951年3月21日入朝，5月27日受伤被俘。1953年9月6日最后一批被交换回三八线以北，1954年1月3日从平壤乘专列回国。两个月战场烽烟，两年半战俘营风雨，其后30年被视作“变节者”逐一历经反右、大饥饿、“文革”的归国后人生。50岁之前，张泽石自认此生一战成空。

他庆幸自己活到了改革开放，1981年被平反昭雪后还能再有一个截然不同的30年。他追问、寻找、记录、书写，居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把“战俘”从耻辱做成了一项事业。耄耋之年，他入选央视“感动中国2010”候选人物，获“国家记忆·2011向历史记录者致敬”特别荣誉奖。他的新作《孤岛——一万四千志愿军战俘在台湾的今昔》也付梓在即，那将是他最后一本相关战俘的书。

“前20年，中间30年，后30年，我这一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的苦难，也反映了这个历史的走向。”这是老人最终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他拒绝自己的生命和曾经的受难再被消费成“传奇”，他觉得它们应该另有意义。

　　求学

　　“妈妈说小时候为我卜过一卦，‘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50岁之前，我觉得简直太灵了，这不就是我一生的写照嘛，之前多顺，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一到22岁入朝作战当了战俘，命运翻覆……不过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它没说准的是，最后30年我又爬起来了。”

　　7月5日6日两天在石景山，张泽石老人坚持要把他的一生从头讲起：“我正好想重新捋一下这一生的经历，看看哪些东西让我走到今天。”

　　17岁之前，人生路径父辈选定，他是被富养的娇子、家族的希望。

　　他1929年生在上海。父亲是北平工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母亲就读德国人办的妇产科学校。祖父母膝下度过的童年优裕早慧，四川广安华蓥山下的代市小镇，山清水秀，物产丰美，前后花园的祖居小楼翻新未久。祖父事业有成，以他为傲。他4岁半即入小学。当时的巴蜀腹地，战火未及，教育发展，他最难忘坐在操场听老师讲《木偶奇遇记》，还有去华蓥山远足，听风识雨。

　　11岁上到初一，“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抗战最艰苦阶段，日本飞机都能轰炸到广安县城。大哥只长他三岁，却好勇尚武，每天拉他早起强身，教他做人当要“共赴国难”。

　　初二起父亲开始送他进收费昂贵的教会学校。那些美国、加拿大老师教给他地道的英文，树林中红色洋房的校舍和管风琴奏响的圣诗培育了他的美感，而诸如“去爱人类，爱比你更困难的人”之类训诫，则早早影响他对自己与他人以及跟世界关系的看法。

　　高二时，著名的山西铭贤学堂自山西太谷流亡到成都。进铭贤学堂的第一篇英文就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著名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至今那些字韵铿锵的部分，他仍能背诵。

　　铭贤两年，张泽石发展出唱歌、演剧特长。他课业优异，尤擅理化。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时，他化学、物理皆是满分。父亲说学文将来可能糊口都难，你一定要去学理工，哪怕教书、当一个工程师，都更容易找工作。他听命选了物理系。

那是最后一个，他让父母为他做的决定。

　　入伍

　　其实在那个年代做清华的学生简直可说“奢侈”。物理系的周培源教授主讲《原子能与人类未来》，马约翰教授亲自教他们游泳，朱自清讲的《文学概论》常去旁听。张泽石参加的民间歌舞社请戴爱莲来教他们跳藏舞《春游》。他们的“戈壁草读书会”第一次讨论《共产党宣言》心得座谈是在历史系教授吴晗家里。1948年参加护校时，他喝过费孝通教授夫人亲手递过来的粥。曾经他目标明确——公费留美，做“中国的爱因斯坦”，科学救国。

　　然而最终内战的乱局、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公费留美政策的取消，却把他推向了革命。1947年张泽石在清华入了党。最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18岁年纪，带着信仰的习惯和牺牲的热情，以及改变世界的渴望，他需要找到值得献身的东西。

　　1948年6月，他化装成一个东安市场的学徒通过封锁线进入冀中解放区。内战正炙，对知识分子求之若渴，中共华北局在河北沧县泊镇设有敌后工作训练班，荣高棠当班主任，张泽石们学党的城市政策，也学枪支使用。8月1日，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张泽石和四位同学作为华北“第二条战线”的代表坐上了主席台，他就坐在朱德身边。聂荣臻听说他上的是清华物理系，还对他说：“你们学物理的更该留在学校把书念好，新中国需要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

　　多年后，张泽石的清华校友、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回忆，“北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招生，清华的许多同学都想报名，不想失去参加解放全中国‘最后斗争’的机会。但是党决定，学理工的一律不让走，要留下来学习，准备建设。”

而那时的张泽石完全不做他想。培训完毕征求分配意愿，“本来我又会唱又会跳，那时华北文工团刚刚建立，他们说你参加文工团吧。文工团后来进城就是中央实验歌剧院，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但我说不想去做这些事，我想去故乡迎接解放，到最艰苦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个时候就是那么天真，根本不考虑它的危险性。”

被俘

　　从教堂、书院、歌舞台一步步走向战场的路，自此没有回头。

　　19岁，张泽石到华蓥山找游击队，被抓进过国民党的临时监狱；20岁，他在四川大学搞“学运”，与“4·20”大逮捕侥幸擦肩，差一点就位列“十二桥烈士”之一；后来他撤到农村搞“农运”，深入川西邛大山区搞“匪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在名山成立时，他是政治部宣传股长兼宣传队长。

他就是由那里被调到解放军温江军分区搞文工队。1950年春节后正式穿上军装那天，他想起那年“八一”跟朱德、聂荣臻的那次同台：“现在我真正成为你们麾下一名解放军战士了。等家乡政权巩固了，我就复员回清华去上学。”

命运另有剧本。3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3月21日，兴奋地随志愿军60军180师538团跨过鸭绿江的张泽石，是非战斗人员，背的不是枪而是钢板、铁笔、蜡纸。不及22岁的他，带领年纪比他更小的一班宣传队战士，负责《战斗快报》的采访、编辑、刻印、发送。“那时对战争还带点浪漫想法。而且作为一个文艺兵，从不曾直接投入战斗，还远不懂得战争的艰苦和残酷。”

　　多年后，30万字的《我的朝鲜战争》一书里，他对战场用笔克制。仅仅数笔写到身背百斤重的行装，15天奔袭1500里赶赴三八线；入朝第7天战友在自己眼前被烧成焦炭；第10天去找战利品，山林空地中一堆美军毛毯下，八具一排僵硬的美军尸体，白种黑种人皆有，血污的绷带、那么年轻。重新把他们盖好，张泽石无言下山，想起高中时美籍老师教他唱的歌：“My Bonny is over the Ocean,My Bonny is over the Sea. Oh bring back my Bonny to me!”(我的邦尼到大洋那边去了，我的邦尼在海外，把我的邦尼带回来吧，还给我)

　　再次用到英语，就是1951年5月27日，他和180师上千名难友的“耻辱日”。

　　为掩护大部队转移，180师陷入重围。5天5夜激战后，伤亡惨重，弹药无几，制高点丢失，被敌方炮火压缩在几条山沟里的张泽石和战友浑身泥浆，既无援兵，又无粮草，找不着组织，甚至辨不清方向。敌坦克隆隆压进沟来的一刻，他伸手要去拉响手中唯一一颗手榴弹，却被身边小队员死死抱住手臂。环顾身边满脸泥浆和恐惧、既无辜又无助的小战友们，他没下去手。最终当跌下山崖摔晕过去他从痛楚中醒来，发现已身陷数个持枪美军之围，手榴弹也不知所终。在粗暴的“起来”声中，他被押进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10月25日入朝作战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订，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被俘2万余人。其中，张泽石所在的180师，约有4000人被俘，是参战部队中被俘人数最多的。

抗争

　　“入朝时我们都只想过两种可能：一个我胜利凯旋，作为英雄；另一个马革裹尸，那我也是国家的烈士。根本没想到还有第三种，战败被俘！”

　　61年前走在战俘队列中那天，从小就感情充沛容易流泪的张泽石一开始哭得很厉害。“我们是正义之师，怎么会被打败？我怎么成了俘虏？为什么不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怎么向组织上交待？”自小只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部队里又以“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为纪律榜样，耻感和无望压得他别无选择，只想夺枪拼命。

　　正当这时，突然前面有美国兵叫嚷起来，紧接着听到枪声。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忽然往山脚跑去，美国兵喝令站住的话他根本听不懂。美国兵见朝天鸣枪示警无效，眼看就要压平枪口。张泽石急得出列大喊：“不要开枪，他那是得了痢疾要去大便。”

　　押队的美军少尉惊讶于他的英语：“哦，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张，你不用害怕，据我所知停战谈判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回家的希望，是暗夜的微光。自己的语言能力，让他意识到保护同袍难友是他的责任。从对一己前途关注的混沌中略微清醒过来，张泽石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来：“当初在清华参加革命，不就是从‘反美抗暴’开始的吗？那就接着‘反美抗暴’吧。无非是从正面战场又转到敌后战场，我干过敌后斗争，我应当不要害怕。”

　　“在我采访过的400多志愿军战俘中，张泽石是第一个，在被俘当天就能从想自杀、逃跑、不知前途何在这些状态中摆脱出来，明确要在战俘营里跟敌人斗到底这么一个人生方向的人。很难想象他还不到22岁，在那么大的灾难面前能那么清醒。”说这话的是部队作家吴金锋，他采访志愿军战俘的30多本采访笔录，现存于中央军委档案馆。

　　被俘次日，在被押往水原的夜行卡车上，张泽石抱住了想要跳车自杀的538团作战股长韩洛夫：“你看前边后面那么多车灯，我们有多少难友现在陷入这种灾难里面，我们死很容易，但谁来照顾他们、领着他们去跟敌人斗呢？”

　　其实，在上这辆卡车之前，张泽石就已经有过一个可以独自脱身的机会。“前方临时战俘收容所”的布鲁克斯上尉欣赏张泽石的英语和为难友的服务精神，对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

张泽石拒绝了。“我的人格、自尊心不允许我去当‘汉奸’，那是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决定的。再一个是看到陷入巨大痛苦中的难友，我心中那种不忍和同情。我是可以自己离开，去享受比较自由安逸的生活，在那样残酷的战火中间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保护。但是我做不到，我想要跟我的难友在一起。”

忍辱

　　“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够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便在集中营，他也能保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多年后，二战时曾被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这段论述，让张泽石深以为然。最终，他们都奇迹般地活下来了。1953年9月6日，最后一批100多名被交换回板门店这边的战俘中，张泽石是最后一个被扶下车的。

　　几天后，在开城志愿军医院，他流着泪代表六千名回国战俘向贺龙元帅带领的入朝慰问团致辞：“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珍视‘祖国’这两个字，为了重新获得这一切，我们愿意忍受苦难，拼死斗争。”9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提到了张泽石的名字。

1954年1月3日，结束在朝所有战俘后续工作的张泽石乘着专列，终于又一次跨过了鸭绿江。虽然离开不到3年，虽然才只有24岁，他却像过了几生几世。

　　14年后的1968年6月，“文革”正炙，石景山五里坨中学英语教师张泽石被以“大叛徒”之名挂牌批斗。“群众专政队”重点审查他“为什么没去台湾”，他的交待怎么都过不了关。一日半夜提审，实在逼急了，张泽石说：“我是怎么回国的，在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证明材料，我是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由我方和谈代表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去调查!”刚说完，背上就挨了红卫兵两闷棍。

　　厄运其实早在他24岁时就种下了。“张泽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曾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去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与领导对敌斗争……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这是“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对之“严格审查”后给出的处理意见。

　　“党籍被开除，军籍也不被承认，而且终身被控制使用。所有我的难友都处于那么一种无助的状态。祖国根本不信任你们，你们是敌对阵营里回来的。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助长了这种唯实利主义的政策，它可以对别国的战俘非常好，但是对自己的战俘却非常残忍。”耄耋之年，对于当年的境遇，张泽石的认识早已不再只是委屈而已。

他曾经连去环卫局淘粪的工作都找不到，曾经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全身浮肿几成饿殍。在被正式平反之前，举凡“肃反”、“整风”、“反右”、“文革”，批斗、劳改、毒打、进“黑帮管理所”，他无一幸免。

平反

　　1977年夏天开始，张泽石和少数几个被俘归来的难友开始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申诉书，申诉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请求取消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

　　这一诉求也是六千多与张泽石一样回国战俘的共同呼声。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里面有他敬仰的巴金、茅盾、冰心等老作家，感觉是一个难得的申冤机会，于是发动全家抄写申诉信。

　　信里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正是这封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1980年10月，张泽石盼来了“中发（1980）74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读到“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这几句话时，他一下子仰靠在沙发背上，用文件掩住了脸，泪如雨下。

“去掉我们头上‘变节者’的帽子，改正不公正的对待。”在张泽石看来，那是“讨还尊严”之战。“感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我们的努力下，最后中央出台了文件为我们落实政策，我才有条件去进行我所希望的一些奋斗，我把它们称之为‘战俘事业’。”

行动

　　1988年，张泽石写成了《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一书，志愿军归国战俘这一敏感话题进入公众视野。2011年，此书再版更名为《我的朝鲜战争》。在前言里张泽石说：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中的疑问一直困惑着他：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从自己撰写、主编有关志愿军战俘苦难的书籍，到去年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团队，走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录制下几十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历史；从为战俘营里爱国斗争中牺牲的战友争取恢复名誉，到为战俘立法而奋斗。“这个战俘事业，实际上是我为改变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些非文明、非人性部分，改变不知道有人权、不知道有人道、不知道维护人性光明面这样一个缺陷，我所做出的努力。”

　　“一切不愿屈服于命运的人们，终将做出他力所能及的最大抗争。”83岁之年，张泽石自觉这一世生逢其时，自己不枉此生。他说他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话：

“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