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与清顺治帝关系之探讨

作者：郑淑莲

一、前言

十五世纪末，由于新航路的发现，东方航路大开，开拓了西方经济商业势力向东方扩张的风潮，此时，天主教也趁势再度东传。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各修会中，角色最重要的是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其之所以能在文化深厚悠久的中国发挥重大影响力，乃与他们所受的训练和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有关。

耶稣会的创建者西班牙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出身军旅，见闻丰富，是一位由实务经验中去建构知识的人，反对许多当时修会所固守的旧有传统，主张务实而有弹性的达到传教目的，他也反对早期许多修会的传统，只着重个人道德和信仰的成全，而强调要有中世纪传统骑士精神，化身为上帝的使者救助世人，使上帝的国度远传。[1]耶稣会的七位创始人，品学才能均十分出众，故对于入会修士的训练，除了重视品德的薰陶外，更注重文学的陶冶，以及科学、哲学之研究，主张信仰与理智须相配合，用理智去解决信仰的问题。此种神学观对耶稣会士的影响极大，配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各方面的训练，使他们在传教方略上能信仰与知识并重。[2]经过长时间严格的陶铸，使他们成为思想成熟、处事稳健，具有恢宏国际观的教士兼学者。

此时中国正处明末宦官当权，内政败坏，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国势日衰，学术思想－王阳明的理学发生流弊，空谈心性、崇尚玄虚，思想上有陷于空疏之虞。一般关心时事的有识之士，目睹国事如麻，忧心不已，于是纷纷寻求经世务实之学，天主教的教士适逢其会，引进与当时风气迥异的西洋二大文明－科学与宗教，其重「实心、实行、实学」，并且「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3]以丰富的知识和灵活的适应力，获得一些知识份子的倾心与肯定，希冀借此改变世道人心，故此，西学、西教之传入可谓正逢其时。

在传教策略上，自初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即深切体认到必须争取政权当局者的支持，传教事业方能推展。于是不仅努力与地方官吏相交往，更努力上达政权最高统治者，以冀望得到政治的覆庇，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的一贯策略。

及至清帝入关，身处鼎革之际的动荡时局，耶稣会传教士表现灵活务实的态度，以保全教会多年来的努力耕耘成果，尤其汤若望灵活应变，曲意迎合当权者，顺治皇帝为了借重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因而宠信汤若望，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给予相当程度的自由，天主教遂得到当权者的宽容，因此顺治时期及接续的康熙年间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本论文旨在探讨汤若望知遇于顺治帝的原因，君臣二人的互动情形，以及天主教如何在和谐互利的政教关系之下，教士得礼遇、教务得推展之情形。

二、修历获重用与荣典加身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1592年5月1日出生于日耳曼科隆城一个名为沙尔的贵族之家，沙尔家族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奉者，族中多人进入修会与修道院，且身居要职。1611年10月，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并钻研天文学和数学。1619年7月，受差派抵达澳门(自此和故乡永别)，于圣保禄学院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遵循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入境随俗，换上儒服，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寻找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天启三年(1623)随同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抵达北京，以其数理天文学知识和朝野名流交往，赢得了知识份子的好感和信任。崇祯三年(1630)，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受朝廷征召，接替甫病逝的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 )，供职于钦天监，译书演算，制作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太监庞天寿等多人，并在宫中不时举行弥撒。[4]

崇祯七年(1634)，共译历书一百四十余册，编成百卷，十一部，献与朝廷，崇祯赐名《崇祯历书》。崇祯九年(1636)，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二十门。因功在朝廷，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崇祯十一年(1638)，奏请崇祯帝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以利教务推展。[5]

顺治元年(1644)，清军攻入北京之时，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城内居民限期三天之内迁至北京城外，以便八旗官兵进驻。是时耶稣会士留守于北京者仅汤若望和龙华民二人，余皆南走闽粤，例如汤若望门人庞天寿即南走，与毕方济(P. François Sambiasi, 1582－1649)、卜弥格(Michel Borm, 1612－1659)、瞿安德(纱微)(Andre-Xavier Koffler, 1613－1651)效力南明。汤若望盱衡时势，为了保障传教事业，确知惟有归顺清朝政权一途，于是自削其发，以为归顺标志，并上奏剀切陈明布教宗旨，请求保护，并表明愿效忠清廷之意：

修政历法臣汤若望谨奏，为恳乞圣明垂鉴远旅孤踪，格外施恩事。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来京，不婚不宦，专以昭事上帝、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臣自购买天主堂、圣母堂共一所，朝夕焚修，祈求普佑，迄今住京二十余年。于崇祯二年间，因旧历舛讹，奉前朝敕修政历法，推测日月交食、五星躔度，悉合天行。著有历书表法一百四十余卷，测天仪器等件向进内庭，拟欲颁行。幸逢大清圣国俯念燕民遭贼荼毒，躬行天讨，伐罪吊民，万姓焚顶，没世难忘。乃天主上帝宠之四方，降以君师之任，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者也。臣仰读内院传示令旨，中、东、西三城居民搬移于南北二城，以便大兵憩息。是诚圣明轸恤便民至意，敢不即便钦遵。但念臣住居宣武门内城下中城地方，房屋半为贼火焚烧，仅存天主、圣母二堂并小屋数椓，朝夕在内，虔诚诵祷。况臣八万里萍踪，一身之外，并无亲戚可倚，殊为孤孑堪怜。且堂中所供圣像，龛座重大，且西方带来经书不下三千余部，内及性命微言，外及历算屯农水利，一切生财之道，莫不备载。至于翻译已刻修历书板，数架充栋，诚恐仓猝挪移，必多散失。而臣数十年拮据勤劳，无由效用矣。伏乞皇上轸念孤忠，特赐柔远之典。倘蒙俯准微臣仍旧居住，使臣得以安意精修，祝延圣寿，而保存经典书籍，冀图报于异日，洪德如天，感恩无地矣。[6]

汤若望的输诚即刻得到清廷的回应，清廷允许其仍居内城的天主堂，禁止各旗弁兵滋扰。因为就清朝而言，甫定京师之际，亟须以准确的历法向人民宣告其得天下的合理性，中国历代政权，向来认为天象和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历法准确与否，历书有无差错，被视为是一姓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重要标志[7]，所以精于历算的汤若望马上被清廷延揽而获重用。顺治元年(1644)六月，上奏启言：「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8]多尔衮遂令汤若望修正历法。八月初一日，内阁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众钦天监官至观象台测验日食，测验结果，大统历一半有误，回回历差一时辰，惟有西洋新法完全吻合推测，时刻分秒丝毫不差，使得清廷颇为振奋，因其亟须在即将举行的顺治帝登基大典中，颁一象征新朝的新历，以为明朝二十年来不用新法，今大清国不过施行几日，一测即灵验，犹如合对兵符，真可谓为神奇者也！当可采用新法，以传为万年之楷模，[9]故此，定自顺治二年(1645)始，采用新法正历，名「时宪历」。汤若望借此众所瞩目的天象测验，证明西洋历法的优越，使西洋传教士在历算的努力，自明末迄清，终于开花结果。

同年十一月，礼部奉令旨传：「钦天监印信者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10]此一谕旨之发布可谓明末以来入华传教士的一大成就，但是耶稣会士在入会之初，即发誓不接受官职，况且汤若望志在传教工作，若任官职，便自缚于世俗的杂务上，不能遂其志，于是表示「但望守素学道，不愿官职，虽效微劳，志无可移」[11]，再三推辞。后来在传教会会长傅泛济(Françcois Furtado, 1587－1653)的力劝下，使他了解此事有助于传教事业之推展，并且可避免引致对旧朝廷忠心之误解，于是十二月起，正式以清廷命官接掌监务，并于奏章中以「钦命修政历法掌管钦天监远臣」或「钦天监管监正事」之职衔。汤若望亦向朝廷奏明职务之所须，恐无法与传教工作并行不悖，因此蒙清廷获准免除每日朝会，准其于私宅办理钦天监务。[12]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又因进呈《西洋新法历书》一百卷共十三套，十二月奉旨：「新历密合天行，已经颁用，这所进历书考据精详，理明数着，着该监局官生用心肄习，永远遵守，仍宣付史馆，以彰大典。汤若望勤慎可嘉，宜加叙賫，着吏、礼二部议奏。」[13]三年六月，又以进书之功，蒙恩加升为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14]

此后，又因掌管钦天监工作成效斐然，陆续获得晋升为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之官衔，以及通议大夫、光禄大夫之封阶，而其祖父玉函及父亲利国均被赠以「通议大夫」、「太常寺卿」之衔，祖母郎氏和母亲谢氏则获赠为淑人，[15]可谓位极显赫，乃为中国历史上官阶衔最高的西洋人之一，并为极少数获封赠三代的远臣。

顺治十年(1653)，为嘉许其在历法上的贡献，特敕赐汤若望为「通玄教师」，此一圣谕，悉用满文和汉文并列，缮写在一方四周雕刻有二龙戏珠的木匾上，悬挂于南堂座堂里，[16]谕旨曰：

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诸人，于历法代有损益，独于日月朔望交会分秒之数，错误尚多，以致气候刻应不验。至于有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积差矣。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锡尔嘉名为通悬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缺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17]

「通玄教师」并不属清代封典之阶，但显然比先前之职衔、封阶为高，故汤若望在稍后的奏疏中即以「敕赐通玄教师太常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衔，亦可见清廷对其之礼遇。随后又以任职九年，奉特旨加恩，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获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赐二品顶带。[18]

汤若望由于精于天文历算而获致崇高的地位。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薨，顺治帝始亲政，汤若望承大学士范文程之引见，此后即与之建立亲密的关系，备受宠信，汤若望觐见皇帝，可以免除三跪九叩之礼，凡有启奏，可不循常例，准进入内廷面陈，[19]二人关系之密切，根据《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之记载如下：

……屡次临幸天主堂与若望住宅，其临幸也，并不先传旨通知，惟带二三近臣，微服步行，突如其来。在天主堂，与若望笑语周旋，往往历数小时之久，时值午刻，即命若望进便膳，若望如命进上，帝必称美。有时若望与天文仪器与天主经像，称机进言圣教道理，久而久之，顺治帝于天主造世救世诸要端，皆能通晓大义，且能背诵天主经、圣母经，一字不差。又将圣教经书数种带回内廷，每于几余之暇，把卷览阅，由是益知教理真正，迥非他门可比。在朝诸臣以皇上频幸若望宅第，有亵至尊，纷纷上书谏诤，从此顺治帝惮于人言，微服私幸之事始少。然其敬爱若望之心，故未尝改也，屡次传旨召若望进内廷，与之晤语，不拘礼节，如家人父子，异常欢治，有所问，步呼若望名而称之曰玛法，按玛法，清语，犹汉言老先生也。[20]

顺治帝尊称汤若望为「玛法」，[21]甚者，时有出人意料之举，屡次微服临幸天主堂与汤若望住宅，欢愉相谈，据载顺治十三年(1656)至顺治十四年(1657 )两年之间，顺治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若望于馆舍，礼不可谓不尊，所以自顺治八年(1651)至顺治十四年(1657)，为汤若望备受顺治帝恩宠之时期，而他也不时上陈谏诤之言，举凡修身事天、恤兵勤民、用贤纳谏，随时匡建，知无不言；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密陈，宛如魏征之于唐太宗。[22]

三、教务拓展过程

因汤若望功绩显著，在「因人容教」的情况下，天主教亦获得朝廷的容许和支持。顺治七年(1650)，顺治帝于「宣武门内天主堂(按：利玛窦时所修建之堂)侧，隙地一方，以资重建圣堂」，在集资建造上，「孝庄文皇太后，颁赐银两，亲王官绅等，亦相率捐助，若望遂鸠工兴建」，[23]可见其所受朝廷之礼遇。

这座欧式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十分雄伟华丽，内部的装饰亦非常考究，凡建筑图样的设计，以及建造过程中的监工，皆由汤若望勉力完成。从相关史料的记载，可见其建筑之瑰丽：「这座教堂是按照当时的欧洲所盛行的纤缛瑰奇建筑式样(Barockstil)所修盖的，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长度八十尺，宽度四十五尺。教堂内都借立柱之行列，把教堂之顶格辟为三部，各部皆发圈，作窟窿形，有若三只下覆之船身，其中间顶格之末端作圆阁状，高出全部教堂，圆阁上更绘种种圣像，中部顶格两边之顶格为一块一块方板所张盖，教堂正面门额上，用拉丁文大字母简书救世主名字ＩＨＳ三字，四周更以神光彩饰。教堂高出毗连房屋之上三十余埃勒，很远处即能望见。」[24]

这座教堂历经二年而落成，取名「圣母无染原罪堂」(Immaculate Conception Church)，俗称「南堂」。新堂告竣之时，顺治帝赐以「钦崇天道」之匾额一方，礼部尚书与孔子裔孙亦各题赠堂额。[25]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顺治帝巡幸南苑，经过这座新建的天主堂，乃以汤若望治历功绩之由，而赐亲书之堂额「通玄佳境」一方，以及〈天主堂碑文〉一篇，碑文有云：

自汉以还，迄于元末，修改者七十余次，创法者十有三家。至于明代，虽改元授时历为大统之名，而积分之术，实仍其旧。洎乎晚季，分至渐乖，朝野之言，佥云宜改，而西洋学者，雅善推步。……朕特任(汤若望)以司天，造成新历，敕名时宪，颁行远迩。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只承朕命，勉受卿秩，洊历三品，仍赐以「通玄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都城宣武门内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复取锡賫所储，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但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玄佳境」，而为之记。[26]

以上碑文对天主堂的建立经过及天主教本身并未多所著墨，其旨趣是在褒扬汤若望治历有功，才赐地予之建堂。顺治帝对天主教一如佛、道教，容许而不崇尚，其所服膺的是「尧、舜、周、孔之道」，讲求「精一执中之理」，所赞许是「素习泰西之教」、「守教奉神」、「始终不渝」，并将如此宗教精神与事君尽职相互连系，嘉勉若望的「孜孜之诚」推衍至「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所以虽然顺治帝对天主教并无具体的了解，但显然将天主教的信仰与中国儒教的天道相提并论，故匾额题为「钦崇天道」，此外又将之和佛教、道教并列，视之为中土允许流传的宗教之一，只不过信奉的是泰西之神。但是不论如何，皇帝的嘉许肯定，对当时天主教的发展裨益良多，所以汤若望亦题〈都门建堂碑记〉一篇，表明天主教传入中国由来已久，因制新历而蒙清朝惠允建造新堂，乃为昭明正教，借此宣扬天主教乃为清朝正教。

而此堂俨然成为北京天主教的重镇，每逢主日瞻礼，北京九城四乡之教友，俱至堂中瞻礼，传教士于大堂院中，设有接待客厅，又派教士多名，接待教友，并向慕道望教者，讲解圣经道理。[27]一般居民对此教堂感到惊奇不已，成群结队如潮水般涌进，为了一睹此教堂之面貌。[28]

汤若望亦利用他与顺治帝的密切关系，热切地向皇帝传教，但顺治帝碍难接受，在樊国梁(A. Favier)的《燕京开教略》中云：

若望切望皇上奉教，一日密奏其事，多方苦谏，上曰：玛法，子之所为，令朕不解。子为修士，而却不欲朕作修荐之事，朕若强子从朕，子能从乎？则朕之心，亦犹子也。然而玛法爱朕，其意什美。切偲之言，朕甘受焉！汤若望付之无可如何而已。[29]

可见顺治帝虽宠信汤若望，对天主教持宽容和肯定的态度，但若是汤若望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来左右顺治帝的宗教态度，实缘木求鱼。

由于汤若望精于天文历算而获致崇高的地位，更因此得到顺治帝的恩宠，在「因人容教」的情况下，纵使顺治帝对天主教并无具体的了解，但将之和佛教、道教并列，视之为中土允许流传的正教之一，于是天主教亦获得朝廷的容许和支持。著名的宣武门内天主堂即承蒙顺治帝赐地重建，且因在朝廷任职的人际网路，故获一些非奉教官吏与孝庄文皇太后的捐资建造。其后顺治帝赐以「钦崇天道」之匾额，并以汤若望治历功绩之由，赐亲书之堂额「通玄佳境」一方，以及〈天主堂碑文〉一篇。由于「皇上敕建圣堂，钦褒圣教，从来未有，故各省之官绅士庶，无不羡慕，而争先入教焉」，[30]影响所及，为天主教的传教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使之得以顺利的发展。根据《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所述：「凡此数端，哄传远近，通国皆知，大有益于行教。是以顺治年间，教务兴隆，有月异日新之象。西士在各省传教，均得地方官之优待，盖皆知为汤若望之徒侣也。」[31]

当时在华的天主教修会，除了耶稣会之外，尚有由西班牙政府所派遣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s)和道明会(Dominicans)，福建地区是道明会传教的大本营，方济各会主要在江西、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活动。[32]广东本是耶稣会士传教重镇，后来随着大批传教士进京为朝廷所用之后，北京遂取代广东，成了全中国天主教的教务中心。至于清朝教友密集的地方：人数最多是首善之区的直隶，其次是江南，再者是一些传教士热心经营的地区。例如济南地方，顺治年间，方济各会会士安当(Anthony de Santa Maria, 1602－1669)至济南传教，成效婓然，受洗之中国人达五千人之多。[33]顺治年间，耶稣会士穆迪我(P.Jacobus Motel)至湖北传教，四年之间，于武昌府建教堂，教徒人数达二千二百余人。[34]曾在四川为张献忠效力的利类思(Louis Buglio, 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 1609－1677)，[35]顺治三年(1646)被肃王豪格俘虏至京城，在国舅内大臣佟国纲府上任职，关系良好，由此机缘，顺治八年(1651)获得自由，于京城东区传教，建立教堂(即东堂)。顺治十二年(1655)，因协助南怀仁修历有功，蒙顺治帝赐房宅一所、银米若干。[36]

有关此时天主教成长情形，若与明末相比，根据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报告书，迄天启七年(1627)，中国天主教徒的总数达三万人之多，分布于江西、浙江、山东、山西、陕西和南京、北京等地。崇祯九年(1636)传教地区更遍及福建、河南，教徒的人数达四万人。

及至顺治年间，天主教得到当权者的宽容，外省的传教活动顺利推展，中国天主教徒的人数日有增加。在中国许多地区，诸如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绛州、开封、北京都建立了天主教教堂，根据传教士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 1623－1696)，的统计：「顺治八年(1651)至康熙三年(1664)十四年之间，全国入教领洗之人，至少有十万零四千九百八十名。」[37]因此在汤若望得宠的这一段期间内，天主教的发展很快，影响力也加增。

四、关系渐疏、历狱受害

但顺治十四年(1657)之后，一改昔日不重视佛教的态度，对佛法产生浓厚的兴趣，主因乃是顺治的宠妃董鄂氏好佛，顺治遂受其影响，陆续宣召憨璞性聪(明觉禅师)、玉林琇(大觉禅师)、木陈忞(弘觉禅师)等名僧入京，参禅论佛，过从甚密，十分倾心于佛法，甚至有了结尘缘而出家为僧之意，[38]所以和汤若望渐行渐远。

汤若望效力清廷二十载，其功厥伟，而木陈忞等名僧，对清廷实无功绩可言，然而顺治帝后来对木陈等人的宠眷甚于汤若望，造成二者势力消长的主要因素为：

(一)顺治帝对二者角色的定位不同，「若望本司铎，然顺治不视为司铎，而视为内廷行走之老臣，若望亦不敢以司铎自居」，「木陈以禅为本业，其见召即为禅；若望以教为本业，其见用却不在教」，可见若望一直被清帝视为朝廷命官。二人之知遇，虽可谓千载一时，所得之荣典隆盛至极，甚至汤若望所得，有木陈忞等所无者－诰封三代及荫一义孙入太学，但是「同一赐号，而木陈等之赐号是弘教，若望之赐号是赏功，赏其治历之功也」。[39]很显然清廷所赐者为「钦天监监正」汤若望，非耶稣会教士汤若望，其所受各项恩礼，则多是在当时封赠以及考课的制度之下，因其治历之荣依例所赐加的，至于特旨荫一义孙入太学之事，更印证清廷不以教士看待若望之一重要证据。[40]

(二)二人之外学亦为原因之一。外学乃宗教以外之学问也。汤若望以天文历算为外学，木陈等人以儒学为外学，「天文历算为国所急，而非帝所好，故言之无味；儒者之学为帝所习，故话能投机。且也若望以外学进，而欲与谈道，其势逆；木陈以禅进，而能与谈外学，其势顺，故结果木陈胜也」。[41]

(三)就顺治帝的人格特质言，木陈等人之应对较能迎合皇帝，深得皇帝之欢心。顺治帝一方面聪敏好学、仁厚宽宏；另一方面「性格暴烈」、「放纵冲动」、[42]「龙性难撄」。[43]汤若望之知遇乃在顺治帝二十岁之前，是时皇帝年纪尚轻，颇能虚心接纳其劝谏；而木陈等所遇者为二十岁以后性情刚烈的皇帝，此时「柔」较能克刚。禅师憨璞召对时盛赞皇帝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其说什谀，为帝所喜；反观汤若望常言「淫乐危险最大」来劝谏皇帝。前者言甘，后者言苦，甘则乐从，苦则难受。[44]所以顺治帝后来好佛而逐渐疏远汤若望，亦是意料之中了。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出痘遽崩，第三子玄烨嗣位，年仅八岁，以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一切朝廷政务俱由四大臣把持，形成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的局面。因政治环境的丕变，向来备受顺治帝宠信的汤若望与在顺治年间顺利发展的天主教，受到很大的打压。

康熙三年(1664)七月，保守派人士杨光先向礼部上〈请诛邪教状〉，告汤若望「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时宪历》面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白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45] 汤若望遂锒铛入狱，不仅职衔尽失，甚至拟凌迟处死。未料翌年三月，京师发生大地震，且连日余震五次，人心惶恐，故此，以星变地震示警为由，康熙下诏恩赦有冤抑之人，以布「宽仁之典」，[46 ]汤若望得获赦免。

然遇历狱之灾的汤若望，「猝患痿痹，口舌结塞」，[47]于康熙五年(1666)七月，病逝于寓所，享年七十五岁。

五、结语

明末清初来华教士被形容为「巨人一代」，[48]他们道德学问出众，不仅具有宗教热忱，更有牺牲奉献的心志，利玛窦如是，汤若望亦如是，他于明天启二年(1622)入京，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在中国度过四十四年的悠悠岁月，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皆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历代政权，向来认为天象和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历法准确与否，历书有无差错，被视为是一姓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重要标志，甫定京师的满清，亟须以准确的历法向人民宣告其得天下的合理性，所以精于天文历算的汤若望马上被清廷延揽而获重用，也因此得到顺治帝的宠信。在互信互利的情形下，当权者对天主教采取宽容和承认的态度。

故此，自顺治元年(1644)汤若望掌理钦天监之后，二十年之间，钦天监不仅是掌天文、历法、气象的专门机构，而且也是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联络中心，同时还是清廷与西方各国交往的重要媒介，成为传布西学与西教的机构，[49]使得传教事业得以顺利推展，缔造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顺治帝恩宠汤若望，汤若望知遇于顺治帝，君臣二人之友谊，为历代中国历史所罕见，二人之关系，亦君臣、亦师、亦友，汤若望可以免除三跪九叩之礼，凡有启奏，可不循常例，准进入内廷面陈，汤若望被尊称为「玛法」，扮演一个长者的角色，随时上陈谏诤之言，顺治帝屡次带二三近臣，微服步行，临幸天主堂与汤若望住宅，和汤若望有许多思想的沟通，二人互动之深，令人动容。

可是情谊再深厚，究竟是上下的君臣关系；备受优容的天主教，究竟涉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受制于政治，必须建立在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利益之上，双方的关系才能持久。当顺治帝因宠妃董鄂氏影响，倾心于佛法，和名僧参禅论佛，过从甚密之时，和汤若望渐行渐远，乃意料之中了。而后，为朝廷效力一生的汤若望，因政治环境改变，锒铛入狱，甚至几乎凌迟致死，稍后虽得幸免，终在四肢麻痹、口不能言的情形下，结束在中国传奇的一生，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