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帝国同行，他与农历有关——汤若望

公元1669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康熙皇帝沐浴更衣，穿上隆重的朝服，率领着文武百官，组成了一支浩大的祭奠队伍，庄严而肃穆地走出紫禁城，来到了距离紫禁城约 5公里外的北京西郊，一个草木葱茏的地方。

在绿荫的掩映中，有一方看上去既不奢华也不堂皇的墓地。

以这个墓地所处的位置和规格来看，葬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康熙皇帝那些显耀的祖先。那么，长眠在这个墓穴里的人为什么会得到康熙皇帝如此隆重的祭奠？他是谁？

1618年 4月26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里斯本特茹河口码头，有三艘满载传教士的航船正准备分赴印度、日本和中国。22名自愿到中国去的耶稣会士踏上了其中一艘名为“ 善心耶稣号”的甲板，德国青年亚当·沙尔是这趟航程最早的报名者。

年仅26岁的亚当·沙尔精通数学、哲学、物理力学以及天文学。沙尔知道，在他们这趟航行之前，利玛窦神父第一次进入传说中的东方古国，凭靠的就是这些。

利玛窦被后人推崇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通晓中西方文化成果的先贤。他生前留下的大量日记曾被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出版，一本名叫《天主教远征中国史》的书轰动了当时的欧洲。

也正是这本书，激起了亚当·沙尔内心对中国的向往。

就像利玛窦那些先行者们一样，在进入中国之前，沙尔拥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此时，这个心情澎湃的德国青年并没有料想到，汤若望这个名字将会伴随他的一生，并取代他本来的名字载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史册。

十七世纪的航海条件，还不能保障生命的安全，和汤若望同船的22个耶稣会士，在经过了近两年之久的海上漂泊之后，最终只有6人到达了中国澳门。

澳门，当时已经租借给葡萄牙人。它是大明帝国连接西方的唯一窗口，也是罗马耶稣会在中国的大本营。

汤若望没有料到，这个向往多年的东方帝国，此时正严禁传教士进入内陆。

驻留澳门期间，汤若望在这里进修神学，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时刻等待着进入内陆的机会。

而给汤若望带来转机的，竟是与他的信仰格格不入的战争与火炮。

战争始于几千里外的萨尔浒雪原，貌似强大的明帝国集中了18万精锐部队与不足6万人的满洲铁骑展开了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结果全军覆没。这场战争成为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面对危机，利玛窦的中国学生徐光启向朝廷提出，请葡萄牙管辖下的澳门当局帮忙，组织一支志愿军，携带先进的“西洋火炮”北上，帮助明朝抗击满洲的进攻。

通过自己在欧洲学习的基础数学知识，以及在澳门的实战经验，汤若望制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

1623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在苦苦等待了３年之后，汤若望来到了北京。

到达北京以后，汤若望很快就显示出过人的开拓能力。他主动拜见徐光启，把从欧洲带来的天文学著作列出了目录，呈报给朝廷，并把带来的各种科学仪器陈列在居住的地方，吸引很多对天文感兴趣的明朝官员前来参观。这些来自两个世界的士大夫和耶稣会士，把中华和欧洲两大文明的源流再次贯通起来。

而赋闲中的徐光启，不但教会了汤若望经史知识，更教授他朝见和交往礼仪，让他在重视礼数的士大夫中间如鱼得水。

公元1628年，大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正式登基，年号崇祯。此时的大明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无可奈何之下，崇祯皇帝唯有寄希望于“天人感应”的说法，可是，当时使用的“大统历”已经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老皇历，依据陈旧，误差太多，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屡屡失误，这使得崇祯大为光火，恼怒异常。

在徐光启的推荐下，汤若望等耶稣会士进入宫廷，着手编修一部新的历法。崇祯赏赐汤若望随意出入宫廷，在宫里用膳，甚至还亲笔题写了“钦褒天学”的牌匾赐给汤若望等耶稣会士，以示对他们工作成绩的嘉奖。

汤若望遵循徐光启提出的“会通”理论，运用严谨的西方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历法中不符合现实的部分加以全面改造。历书修订工作历时４年，到1635 年全部完成，总量累计达到137卷之多。

然而，这部汇聚了当时中西方天文科学成就的“新皇历”，并没有能够挽救一个病入膏肓的“旧王朝”。

公元1644年，在满洲铁骑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两大势力的内外夹攻之下，曾经显赫辉煌的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覆灭的终点。

当“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偌大的北京城只剩下汤若望唯一一个西方人，他勇敢地留在宫中，观察时局的变化。

李自成入主紫禁城以后，对尚未颁行的《崇祯历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汤若望以及北京的天主教会一直礼敬有加。《崇祯历书》没能挽救明朝的命运，但是，在朝代更替的乱世当中，它给汤若望这些滞留在北京城内的教徒撑开了一把保护伞。

公元1644年，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发生了，一位６岁的新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坐在了金銮殿上，让拥戴他的八旗子弟山呼万岁。百姓用他的年号，称他为“顺治”。

此时的汤若望已经52岁了，他依然固执地留守在南堂，而他等待来的却是一张“搬迁令”。

当时清王朝真正的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颁下政令：非满族居民必须在三日内全部搬离北京。

汤若望冒死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尚未竣工的历书版片、书籍以及天文仪器太多了，不能在三日内全数搬迁。通篇信文中都在有意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历书。

汤若望的确是拍对了敲门砖。多尔衮不但准许他留在北京城，还希望他能够全权负责钦天监的工作。

经济、文化落后的满洲，仅集合了两百多万人的力量，便征服了五六千万富庶文明的南方汉族人。他们只能把这归作是“神迹”显现，是“天命”垂顾。于是，清朝统治者对“天道”的重视，异乎寻常，而关系着国计民生大事的天文历法，则显得格外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汤若望受到空前的恩宠，超过了明朝崇祯皇帝给予他的礼遇。

1644年7月25日，汤若望把《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法》，进呈给多尔衮；8月30日，汤若望赴东城观象台接管钦天监。从此，他在清王朝有了一个稳定的位置。同时也开启了洋人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内主持钦天监的先河。

公元1645年，《西洋新法》定名为《时宪历》，正式颁行天下，成为指导中国民众生活规范的典籍，这是汤若望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思想影响中国的最重要的一笔。

而让汤若望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宫廷深处的一位神秘人物也正悄悄地关注着他。

一天，汤若望的教堂来了三位满族贵妇人，声称一位亲王的女儿生了病，特被派来神父这里做咨询。汤若望听她们讲述病情后，判断出病并不严重，便给了她们一个圣牌，说如果亲王的女儿将这个圣牌挂在胸前，４天后病就会好起来。果然，第５天她们又来到汤若望这里，告诉他郡主的病已经好了。汤若望后来才知道，派她们前来的是当时的孝庄皇太后，而那位生病的郡主就是未来的顺治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正是因为与孝庄皇太后的接触，汤若望才真正意义上步入了清廷内部，也开始了解并走入到顺治皇帝的生活中。而6岁的顺治也似乎感觉到，身材魁梧而又无所不知的汤若望或许是可以相信并吐露心声的人。

面对着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摄政王多尔衮，汤若望尽其所能的维护着顺治的地位。

进入北京刚刚4年，多尔衮已经按耐不住了，他准备在北京郊区重新建造一座宫殿，供顺治母子居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顺治母子赶出皇宫，以便自己继续独揽大权。满朝文武束手无策。这时，汤若望挺身而出，他以礼部钦天监的名义上疏说：臣最近夜观天象，各地星空出现了不少乱相，选择建园的方位尤其不稳，这可能就是“天主”对臣子们的警示。接到汤若望的上疏后，多尔衮犹豫起来，最终决定撤销建造新园的计划，整个朝廷都为此松了一口气。

对于多尔衮的专权，顺治不断在汤若望面前露出恐惧和不安。神父总是安慰小皇帝，和他打赌说：你的叔父如此霸道，必得报应。两年之后，多尔衮就在狩猎时摔成重伤，不治而亡。顺治自此认为汤若望料事如神。

也正是在这场王权交接的过程中，汤若望和顺治以及孝庄皇太后建立了非同一般的信任关系。

公元1651年，顺治皇帝在一日之内就给汤若望加封三次，汤若望从五级正品一跃升为三级正品的官员。公元1653年，顺治帝又赐予汤若望“通玄教师”的尊号。公元1657年再授予汤若望“司通政使”一职，公元1658 年又封他为“ 光禄大夫”。至此，汤若望成为清王朝的一级正品大员，顶带花翎，风光一时。

汤若望逐渐成了顺治皇帝的“精神导师”，曾经在许多重大关头扭转了顺治的偏差。

与此同时，来自朝廷内部的敌视势力也日益增强，汤若望迫切需要皇帝的支持，来完成自己传教的真正使命。而就在这个时候，24岁的顺治皇帝，患上了天花病，即将不久于人世。

顺治独把汤若望叫到病榻前，他对皇位继承人的选择犹豫不决，他希望汤若望能给他一些建议。

汤若望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为了皇权的巩固以及王朝的长治久安，一定要选择一位出过天花的皇子继承皇位——那就是皇三子玄烨，也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在位6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汤若望运用西方科学再次影响了中国。但汤若望神父的宫廷生活，却在康熙初年遭遇了重大挫折。

朝廷中，力主恢复祖制、反对西洋学说的顾命大臣鳌拜和苏克萨哈已经开始联手打击汤若望以及他周围的人。

在鳌拜和苏克萨哈的幕后支持下，一个号称懂得天文历法的低品级官员杨光先站出来弹劾汤若望，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案”。

在长达数月的审讯调查中，汤若望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屈辱。公元1665年4 月，汤若望等人被判极刑。鳌拜和苏克萨哈下令，将75岁高龄的汤若望凌迟处死。

就在判决下达的两天后，公元1665年4月16日，北京通县发生理氏 6.5级强烈地震，地震导致城墙倒塌，皇宫失火。一时间朝野震惊，人们私下纷传，这是上天对判处汤若望死刑的“天谴”，孝庄太皇太后也亲自出面干涉，鳌拜在议论纷纷的恐怖氛围中，临时决定赦免汤若望。而同案的另外5名钦天监官员，依然被处斩首。

公元1666年8月15日下午４点，汤若望病逝。

一年后，康熙彻底平反“历案”错案，为汤若望平反昭雪，并公开举行朝廷谕祭，纪念汤若望，在向全国颁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写道：“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勖死报勤，国家之盛典。”

汤若望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北京城西，传教士利玛窦墓地的旁边。

公元1679年，由汤若望编撰的时宪历，重新开始推行，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就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有着紧密联系的农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