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在杭州活动的历史真相

欧洲耶稣会士充当中西文化首次正面交汇的媒介和桥梁，缘于其为实现在华传播宗教的使命，奉行由耶稣会远东传教负责人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制定的“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路线，学界称之为“文化调适”或“知识传教”策略，其要义是要求耶稣会士通过“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来打破晚明社会依然流行的保守排外风气，赢得明朝官员和士人的同情、好感和支持，乃至明朝皇帝的宽容，在中国开展基督教传播事业。利玛窦就是这一“知识传教”策略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从“西僧（效仿佛僧）”转变为“西儒（效仿儒士）”，借助展示、赠送西洋器物，合作翻译出版中文西书，争取到明朝士绅官员的宽容与优待，乃至于 1601 年进京获得明朝万历皇帝的接见，一举成功立足帝都北京，开始了更为广泛的“合儒易佛”知识传教活动，客观上开启了一场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

概而言之，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进入杭州是在入华耶稣会士践行“知识传教”策略的背景下发生的，来杭传教士除了耶稣会士之外，还有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但耶稣会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中的作用是其他欧洲传教士无可匹敌的，杭州的情况同样如此。

从诗中可见罗明坚自称西僧，历经三年从“西竺（指欧洲）”经海路到“天竺（指中国，又杭州有天竺三寺，此或指杭州）”，或以云游僧人的身份入驻杭州灵隐天竺寺，对佛僧、儒圣和天主三者有清晰的区别，并以广读圣贤书、传播天主圣教为己任，隐晦地透露了入华耶稣会士从西僧到西儒、从南向北推进的知识传教路线。

罗明坚的杭州之行是短暂的，1586 年 7 月，罗、麦两位神父即已返回广东。但是随着耶稣会士推行知识传教策略的日渐成功，杭州士人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逐渐增加，关注中西文化相遇的晚明杭州士僧也越来越多。

李之藻初会利玛窦为他绘的《世界舆图》所吸引，“利玛窦见之藻性情正直，渴求真理，便先授以科学的基本知识，进而示以教理”，“（之藻）遂从神父们研究天文舆地之学”，1602 年他便协助利玛窦绘制出了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并亲自撰写序文，出资刊刻此图。该图问世后，不仅在晚明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中赢得广泛赞誉，被多次翻刻摹绘，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接着，李之藻又会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等西学知识。

其间，另外一位杭州人也在北京接触了利玛窦。他就是冯琦的得意门生，杭州龙坞乡人葛寅亮。他在回乡讲学的书稿《四书湖南讲》（此“湖南”指讲学之地：杭州西湖之南）中记述了在北京从利玛窦处听到的有关西方教会和社会的新奇知识碎片。

1610 年 5 月，利玛窦在北京逝世。同年底，龙华民（ Nicolo Longobardi，1559—1654）接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1611 年 4 月，李之藻因父丧回籍守制，途经南京时邀请传教士到杭州开教，会长龙华民同意指派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1560—164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与澳门籍耶稣会修士钟鸣仁前往杭州传教。三人抵杭，李之藻接待他们，下榻于城外别墅。5 月 8 日，神父们在李之藻城内寓宅举行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弥撒。这是公认的天主教杭州开教之始。

不久，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仁和（今杭州）人杨廷筠，也因同乡李之藻和西教士劝谕，弃佛向耶，改佛堂为教堂，名为“救主堂”，并接受郭居静神父授洗，圣名“弥格尔”。

1612 年复活节后，郭居静率葡萄牙人林斐理（Felice da Silva）、澳门天主教士石宏基二位教士回杭州传教。1614 年 5 月林斐礼去世，葡萄牙耶稣会士黎宁石（Pierre Ribeiro，1572—1640 ）调往杭州补缺。1616 年，郭居静神父给廷筠夫人施洗，廷筠为谢恩，即购入教士租居的房屋赠予耶稣会。此后，廷筠还购入一个山丘作为贫寒教徒的“义阡”（即义冢），并赠送神父一块墓地，廷筠卒后，其子又赠田地数亩充作教士墓田，这便是日后成为集中埋葬欧洲传教士的留下镇老东岳司铎公墓（简称“卫匡国墓”）。

教会史认为杨廷筠捐献建造的教堂乃是明末杭州天主教第一座圣堂。清顺治十六年（1659），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从罗马返杭，得到浙江巡抚佟国器等支持和资助，在杨廷筠旧居附近（该堂原址，即天水桥附近）“购地扩建圣堂”，至十八年（1661）完成， 壮丽冠于全国”。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途经杭州北上进京时，对杭州新建“救世主堂”的印象特别深刻，大加欣赏:“而杭州教堂的雅致大方使我们赞不绝口: 我们在那里一眼望去尽是金光闪闪的装饰、图画和油画; 一切都是如此装饰，甚至有寓意有层次。中国人能够非常完美地完成这个红黑相间的美丽漆饰，他们用金色的花朵和其他图案使清漆显得起伏跌宕，使各处都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效果。”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接受驻杭州天主堂意大利教士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进献的玻璃彩球。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帝第三次南巡，驻杭州天主堂意大利传教士潘国良赴无锡恭迎，二十二日抵杭州，二十六日康熙钦赐御宴湖舫，游览西湖，潘国良与随行南巡的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 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陪同。二十九日回銮，派内臣察看杭州天主堂。四月初三，潘与张、白三位西教士在苏州再获钦赐御宴，游览虎丘，并命内臣传谕潘国良：万岁前在杭州，叫我进天主堂去看了，随经回奏，堂被火焚，建造未完，今万岁爷赐银壹百金与潘国良造完。”潘乘机在重修教堂时门上加刻“敕建”二字。

另有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等三人在清初短暂来杭被捕入狱。杭州天主教传教事业在经历清初的低落后，至康熙后期趋于兴盛，有据可查的在杭西教士至少超过30 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法国人德玛诺在杭州主持教务，该年内“付洗 228 人；告解 2158 人，圣体 1230 人”教徒已发展到 1000 人，比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的大约 500 名基督教徒增长了一倍。

综合各种记载和研究，明清间来杭州活动的欧洲传教士名录如下 ：

诸神父留杭数日，登巡抚所备之官船，溯运河而上。法国传教团成员李明及洪若翰的书信对此事的经过，以及在杭州的见闻也有详细的描述：在经过杭州时，殷铎泽神父曾热情接待他们，甚至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抬四人大轿”，抬至教堂，殷铎泽在教堂门前等候他们。

耶稣会士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首要担当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玛窦开创和追随者发扬的“知识传教”策略所奠定的。然而实施这一策略的前提是选定具有掌握和传播文化知识特权的中国士人群体和文化基地。杭州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当时涌现的一批开明士绅分子无疑具备成为传教士“知识传教”策略实践基地的条件。

欧洲传教士在杭州正式开教要相对晚于广东、南昌、南京和北京，但在明末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发展上可谓后来居上。其主要原因：

但是必须承认西学图书是当时西学东传的主要载体，中文西书的刊传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学传播途径，故学术界常以欧洲传教士译编中文西书的数量作为西学流播的重要标志。

近来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杭州编撰出版的中文西书。据统计在 1583—1753 年间，欧洲入华传教士刊刻的中文西书不少于 243 种，主要分布在杭州、北京、福州和绛州等地，杭州刊刻至少 53 种，约占全国刊刻本总量的22%，尤其是李之藻辑刻的第一部西学丛书《天学初函》更将刊刻活动推向高潮。从时间上看，明末清初杭州刊刻中文西书至少 40 次，计 32 种。其中，明末刊刻 35 次，计 29种。从内容来看，杭州刊刻的 53 种中文西书中人文 10 种，科技 9 种，宗教 34 种，这与传教士的宗教职责相一致。

第三，杭州架起了中学西传的第一座桥梁。

直至晚明，以四书五经为源头的传统儒家学说一直是传承千年中国国学的主要部分，它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不仅支配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来的西方传教士虽然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的曲折，但还是抓住了“文化调适”的核心对象——了解、比较和拟同，通过“合儒易佛”“天儒相印”找到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知识传教”路线。欧洲传教士们惊奇地发现，要真正熟悉和了解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首先要从读懂儒学经典开始，这也是从西方文明走向东方文明的必由之路，而杭州又在这一中西文明的沟通中走在了前列。

关于儒家经典何时由何人从何地传入欧洲，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学西传是从四书五经的西译和西传开始的，其中杭州架起了第一座桥梁。

第一个将五经译为拉丁语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他在 1626 年（明天启六年）于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册，并附注解，名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成为最早在中国本土刊印的中国经籍西文翻译本。五经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易经》和《尚书》。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 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拉丁文《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介绍了《易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于 1645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大中国志》里叙述中国早期文化发展时，也介绍了《易经》，他还注意到中国的四书五经对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影响。

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1662 年在江西建昌府刻印出版了一本拉丁文书，书名为《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内有 2 页孔子传记和 14 页《大学》译文以及《论语》前部译文，这是四书第一次正式译成拉丁文并刊行，后被带往欧洲。

殷铎泽所译的《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v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67 年和 1669 年分别刻于广州和印度果阿，并于 1672 年重版于巴黎（题目改为《中国之科学》）。其中的内容包含了法文和拉丁文的《孔子传》，以及殷铎泽所写的一篇短序和所译的《中庸》拉丁文。

1687 年，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吸收殷铎泽的翻译成果，将儒家经典四书的西文译本整理成《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巴黎最终出版。殷铎泽对此书的贡献不亚于柏应理，被学界称为将孔子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上述从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到殷铎泽这些将中国儒家经典西译的先驱，恰巧都是在杭州活动甚至埋骨于此的入华西方传教士。我们不禁要对其中的缘由产生疑问。在此我们反思一下金尼阁与杭州的关系，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审视明清间中学西传中杭州的特殊角色。

我们知道正是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金尼阁，独具慧眼，在他返回欧洲故乡，再度东来之时，他完成了两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