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华北柱石”的是与非

文：王戡

宋哲元出任具有相当程度行政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29军军长，登上了他军政生涯的巅峰。

1937年7月7日深夜，当全面抗战的第一下枪声在卢沟桥边响起的时候，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上将还在山东乐陵老家。自5月底离开北平以来，宋哲元祭扫家墓、刻印族谱、捐助学校、修缮文庙，尽享衣锦还乡之乐。“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宋哲元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北平各界的催促，又在乐陵盘桓了好几天才前往天津。

事后看来，宋哲元的磨蹭没有什么高明内涵，不过是与日本人折冲应对的一贯套路。几年来，他殚精竭虑方得确保华北不落入日本人之手，支撑危局的重担、不被理解的压力与为第29军在夹缝中求发展的责任，已经令他身心俱疲。因此在危机再度降临之际，宋哲元多少显得有些麻木。不过在度过最初几个星期的迷茫之后，第29军终于奋起抗敌，维护了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的名誉，也使宋哲元得以抗日名将的身份留名青史。

崛起于夹缝之中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的6年，中日双方频频爆发局部冲突，华北动荡不已。也正是在这6年间，宋哲元从率领2万残兵困守山区的杂牌军将领，一跃而成为掌握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两省两市，坐拥10万人马的“华北柱石”，举国瞩目的一方领袖。这当中，发生在1935年的“华北事变”，乃是风云际会之关键。

当时，宋哲元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29军军长。1935年1月初，第29军多次与侵犯察哈尔省境的日军和伪满军队发生冲突。但日方反咬一口，声称“宋哲元军侵入热河”，动员部队压境，要求第29军归还缴获的武器，并不得在察省长城线以外驻军。6月初，日本多伦特务机关属员及商人4人途经张北县城时，因未携带护照，被第29军官兵扣留。日方又将此事渲染为“侮辱日本军人”，要求第29军道歉、惩处责任人，并撤退至张家口以南。

面对日方的压迫，南京国民政府指示驻华北最高军事长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妥协避让，不给日军以挑衅之机。两次冲突均以满足日方要求而告终。6月19日，国民政府还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一职，事前甚至没有与他沟通。宋哲元于惊愕气愤之中离开张家口，回到天津租界私宅闭门谢客。

饱受日方压迫威胁的，并非只有宋哲元一人。当年5月，日本关东军和驻北平领事借口《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这两名亲日分子在天津日租界内遭到枪杀，以及孙永勤部抗日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指责何应钦及麾下军政人员“对满实行阴谋”“对日实行恐怖主义”。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公开出面，要求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将中央军、于学忠所部东北军及国民党组织悉数撤出华北，停止一切抗日宣传活动。

蒋介石担心以武力直接对抗日本，一旦引发战争，会重演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缔结《塘沽协议》的惨剧，决心继续退让，对日方要求照单全收。宋哲元丢掉察哈尔地盘后，第29军也准备调往江西，但一起意外事件却改变了局面。

6月27日，失意政客白坚武受日方驱使，纠集300多乌合之众，自称“华北正义自治军”，劫持铁甲列车炮轰北平永定门。虽然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但平津市面陷入一片惶恐，不知中国驻军撤离后将会发生什么。宋哲元看准机会，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断：指示部下萧振瀛向国民政府力陈，愿意担负起在华北与日本方面周旋的责任；同时与土肥原贤二等人进行接触，试探日方对自己入主平津的态度。

蒋介石认为，由地方军代替中央军，是以退为进、维持华北主权的可行之策，同意了宋哲元的毛遂自荐。日本方面则认为，“他们（指宋哲元及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等人）在不欢迎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制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与日本军部驻外机关的利害也是一致的”（据时任日本驻北平助理陆军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未提出反对意见。第29军得以顺利进驻平津，接管城防。7月17日，国民政府突然以两年前参与长城抗战有功为由，向宋哲元及所属将领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其中既有对宋哲元过往功绩的激励认可，也不乏以抗日名誉相约束、避免其过度倾向日方的意圖。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总司令。

在此之后，土肥原贤二等日方特务分子继续游说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山东韩复榘等地方军政领袖，推动其“华北自治运动”，同时向宋哲元及继任的河北省主席商震、天津市市长程克及北平市市长袁良施压，要求“迅速彻底取缔妨碍贵我两国邦交之团体”。

宋哲元秉持“为保大权，可舍小利”的观点，对土肥原贤二敷衍应付，同时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权。他一方面明确表态，在对日交涉时，“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困难甚多，“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遏，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希望中央给予谅解。

1935年底，国民政府为化解“华北自治运动”，决定放手一试，撤销以何应钦为首的中央驻平军政机构，将华北交给宋哲元全权负责。北平、天津市长和河北、察哈尔省主席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萧振瀛等第29军干部接任，宋哲元出任具有相当程度行政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29军军长，登上了他军政生涯的巅峰。

“捉摸不定”的名将

宋哲元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早年在家读书务农，做过几年私塾启蒙先生。20岁时投笔从戎，用了16年时间，从士兵晋升到将军。他长期追随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深得后者的信任，成为其“五虎上将”（冯玉祥担任北洋陆军第11师师长时所指挥的5个旅长）之一。

冯玉祥治军极其严厉刻薄，手下官佐稍有讹误，便会被他打上几十军棍；宋哲元身为亲信大将，也未能幸免。尽管如此，无论冯玉祥是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联合郭松龄、李景林反对张作霖，与李景林反目，还是联合国共两党反对北洋军阀，抑或与共产党、蒋介石相继反目，宋哲元始终忠诚相随。直到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西北军集团最终瓦解，宋哲元也成了光杆司令。

宋哲元本人性格宽厚诚朴、稳重又不失机变，颇受部下拥护好评，也正因此得以东山再起。中原大战之后，退入山西南部的西北军残部，经张自忠等人奔走联络，由入主北平的张学良收编。各将领资历相仿，便决议推举宋哲元为领袖，一个新的军事集团从此成型。成军之初，第29军缺粮乏饷，冬天连柴火都买不起，只能让官兵到操场上跑圈取暖。尽管如此，宋哲元依旧开源节流，厚待军官，尽力维持团体士气；同时对外积极交往，争取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认同。

冯玉祥不甘心失败，不断策动旧部继续反蒋。1931年7月，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浦口发动兵变，炮击南京之后掉头北上攻打张学良。冯玉祥致电宋哲元，要他与石友三南北呼应。宋只在口头应付，始终没有行动。事变平息之后，蒋介石、张学良为酬谢宋哲元，任命他为察哈尔省主席，使第29军终于有了地盘。

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冯玉祥到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进攻被日伪军占领的多伦、康保。国民政府担心此举会给日方以出兵扩大侵略的借口，决心予以镇压。宋哲元亲自参与过长城抗战，理解国民政府的苦衷，向部属表示不愿意随老长官“在纸屋里玩火”。但他刚刚因为长城抗战期间，在喜峰口指挥大刀队抗击日军而誉满全国，自然不愿担上“镇压抗日”的恶名。于是，宋哲元选择一边发通电要求尽快解决察省问题，一边停留在平绥铁路沿线等待观望。

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因内讧而失利，冯玉祥下野。宋哲元不仅保持了名声、收回了地盘，还收编了大批流散武装，弥补了长城抗战造成的部队损失，进一步壮大了军力。宋哲元由此深信，保持模糊态度，积极敷衍应付，绝不轻易行动，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1935年底宋哲元出掌华北之后，他的抗日盛名颇为各界所瞩目，连胡适都认为：“他们两年前在喜峰口作战时，曾有八千健儿为国家流过血。一个有过这样悲壮的历史的军队，是不会辜负国家的付托与人民的期望的。”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宋哲元的敷衍战略难以为继，更何况他的地位是在日本人“谅解”之下获得，必须有所表示。于是，宋哲元的举措令民众大跌眼镜：他坐看土肥原贤二扶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无动于衷；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内，也大举吸收亲日分子、聘请日本人充当顾问。对待日方提出的共同修建铁路、开放航空、开发煤矿等要求，他并不做回绝，甚至一度计划派大将张自忠赴日考察。

宋哲元对内始终强调，他的“三原则”是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无丝毫秘密协议。但历史学家李云汉也指出，他当时给予一般民众的印象，始终是“捉摸不定，游移寡断。”

大厦将倾时

在当时，宋哲元暂时牺牲了抗日名将的声誉，日本人却不认为他是亲日派。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曾评论：“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为日本买收，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专田盛寿则认为，宋哲元是“对蒋对日都做出笑脸，谁也不得罪”，专以维持其在华北的利益。

从1935到1937年，虽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日方颇多让步，但第29军与驻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依然摩擦不断。1936年1月，两军士兵为进出朝阳门发生冲突，互相开枪射击。2月，日方借口红军进入山西，要求宋哲元签署“共同防共协定”。5月，日方将“中国驻屯军”兵力扩大至1万余人。6月，两军在丰台火车站因追讨军马发生冲突。7月，大沽口因日军强行进行登陆演习而发生冲突。8月，因日本浪人擅闯第29军营房引发冲突……一年之中，几无宁日。

面对频发的冲突，宋哲元不是宣称“养病”、躲到天津，就是借口“为母亲祝寿”“为父亲扫墓”前往乐陵，将问题交给手下应付。萧振瀛作为宋哲元对日交涉的主要助手，专门以开空头支票的方式应对日本人。到了无法兑现时，萧振瀛辞职一走了之，宋哲元则以“这是萧某人答应的，宋某人不能代为负责”为理由继续推脱。许多事端就这样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热度消退后道歉赔钱了事。这一模式让宋哲元逐渐陷入麻木，以为没有“拖字诀”应付不了的冲突。

1937年5月底，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方关于允许侨民开矿筑路的纠缠，再度躲回乐陵老家，将政务交给秦德纯、张自忠等分别办理。卢沟桥冲突发生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邓哲熙到乐陵促请宋哲元返回北平，宋却说：“只要我们表示一下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同时命令第29军各部“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此时的宋哲元已经昧于局势变化，没有认识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决心日趋强硬，也对日本陆军中侵华“扩大派”的权势日炽一无所知。蒋介石在7月间一再致电宋哲元，要求他迅速到保定坐镇指挥，星夜赶筑国防工事，并提醒“倭寇不重信义”，不要再进行谈判，宋哲元却不以为然。他借着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到任的機会与其进行会晤，表示歉意并商谈“和平协议”，甚至下令撤除北平街头的工事。

但是这一次，妥协没有了往日的效果，反而狠狠抽了宋哲元一记耳光——香月清司本人就是“扩大派”的一员。在与宋哲元沟通议和的同时，他已经要求本土增派兵力。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两天后悍然袭击了南苑第29军军部驻地，副军长佟凌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官兵伤亡2000余人。宋哲元战守无措，相继放弃北平、天津。

退出北平之后，宋哲元被委任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所部沿平汉、津浦铁路抵抗日军。十万之众的第29军久疏战阵，连战连败，溃退400多公里，到冀南、豫北才站稳脚跟。宋哲元饱受精神压力与折磨，撤到郑州时，终因高血压和轻度中风卧床不起，从此辞去一切实际职务，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退居四川养病。第29军集团也随之分裂，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将领各自成为一系。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绵阳县城病逝，享年54岁。时过境迁，经历了全面抗战初期大片国土沦丧，以及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政府的民众，对宋哲元当年在华北与日本人的种种折冲妥协有了新的认识，坊间评论对他坚持国家主权、坚守民族气节的一面多有正面评价。宋哲元逝世后，国民政府高度认可其过往功绩，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在褒扬令中点出宋哲元“膺冀察疆圻重任，时际艰虞，竭诚搘拄”，蒋介石也在挽联中感叹“砥柱峙中流，终仗威棱摄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痛元良”，对宋哲元一生功绩和往日担当给予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