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与“智者”：晚年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

作者：陈红民、段智峰

一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威尔逊总统轮”赴美国。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逃至台湾的过程中，他一直住在美国，与蒋介石保持着联系。1950年3月初，胡适联名曾琦致电蒋介石，贺其“复任总统”。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写一长信，托杭立武转交。信中劝蒋要“知己知彼”，“多读中共出版的书，如《斯大林论中国》之类”，最后劝蒋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最重要的是“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英国牛津大学邀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有意应聘，但鉴于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遂向“外交部长”叶公超请求，让叶征询蒋介石的意见，结果因蒋不赞成而作罢。1952年9月14日，胡给蒋写8页的长信，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七全大会”提出建议，希望蒋及国民党要表明“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他甚至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罪已”，“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 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国民党“七全大会”根本没有讨论此类建议。

1952年11月至1953年初，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邀请，赴台湾讲学。他一下飞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胡适为新朋故友及记者们的热情所感染，笑称“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对于蒋介石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胡适方面的记载为：

（1952年11月19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先生（胡适——引者）坐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东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在历久不绝的掌声中，先生含笑挥帽，缓步下机，精神极为旺健。先生穿的西服和大衣，都是藏青色，绿色花领带，黑皮鞋。蒋总统的代表蒋经国，以及教育学术各界的人士约千余人，上前欢迎。

下午，七时三十分，晋谒蒋总统，并与总统共进晚餐。

（12月12日）上午，蒋总统邀先生陪同检阅军队，在新竹“参加检阅的军队六万多人，由于天气关系，没有见到空军配合参加。受检阅的部队装备都是新的，体格强健，精神很好，使我看了很高兴”。

（1953年1月16日）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1月17日）蒋总统特派蒋经国代表送行（胡适返回美国——引者）。先生和他握手时说：蒋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蒋介石与胡适数次接触、谈话，但他日记中只记载了1952年12月邀胡参加阅兵时谈话的情形与感触：

（1952年12月12日）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时，乃寝。不料寝后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

（12月13日）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进午膳后别去。

对于两人首次在台湾聚首与所受到的高规格接待，胡适感觉甚好，而与蒋谈话时所说“逆耳的话”，蒋介石也“居然容受了”，故临行时发出“蒋总统对我太好了”的感叹。蒋介石的感受大不相同，在与胡谈话后竟然彻夜难眠，“苦痛极矣。”蒋对胡适大谈“自由”“民主”的高调甚不以为然，认为是“书生之思想言行”，故“特斥之”。事后，蒋又记道：“与胡适之谈话二小时，不知彼果有动于中否？” 胡适这段时间向蒋建言的内容，两人所记大致相同，胡认为蒋“容受了”，蒋却说对胡“特斥之”。两人都期许对方能回心转意。

二

1954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届满，“第二届总统”该如何产生成为让蒋犯难的大问题。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二届总统”，似乎是胡适为蒋介石想出的招数。据胡适日记，1953年1月胡在向蒋介石辞行时，两人间曾有一段问计与献计的对话：

最奇怪的，是他（蒋介石——引者）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召集是民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二十日满任，二月二十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中。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蒋介石最后用的就是这个办法。执意要参选的他对外界的反映非常敏感，胡适竟然成为防范对象。他在1954年1月记道：“对蔡斯来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适为副总统无理取闹，皆有深切研究与合理之腹案，但暂置不答，以静观其变化如何也。” 蔡斯（Williams C.Chase），美军少将，时任美国驻台湾军事技术援助团团长。左舜生，中国青年党党魁，1949年后移驻香港，对台湾时政常有批评。胡适这时虽是被别人提出，蒋介石还是相当反感。

由于胡适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力，2月9日《中央日报》记者在纽约采访了他。胡适表示，身为“国大代表”，他决定到台湾参加会议与选举，坚定地支持蒋介石。胡适回到台北后发表谈话：“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当有人告诉胡适，传说蒋介石曾在国民党临全会中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时，胡回答，他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谦让，非常感谢。但他心脏病史已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有人问，假如有代表不得其同意而签署提名甚至当选，又将如何？胡适幽默地回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此次在台湾逗留一个半月，与蒋介石见面7次，其中有长谈，有宴会，有便饭，蒋再一次邀胡参加阅兵式。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胡适对记者说：“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肯负此项重大的责任，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对于在台湾实施民主问题，胡适甚至为蒋“解围”。他在3月28日答复记者问题时说：“蒋总统于三月九日招待国民大会的宴会上，曾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蒋总统曾说：‘这几年来，由于军事上的理由，使民主自由的措施，受到若干限制，很是遗憾。’”

胡适的诚恳态度，似乎并未解除蒋介石对其的疑心。1955年蒋介石考虑“孙立人事件”的善后时，将胡适与苏联、中共、吴国桢等敌对势力并列，他写道：“孙立人自写悔罪与求赦书，则对其第一步处置之办法，当可告一段落。今后惟对明令免职之方式与时机应加研究，总使俄、共与吴逆等在美反动宣传不致过于扩大为要，但对于胡适等自由分子之反感亦不可忽视耳。”

三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发表命令，准许“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辞职，任命胡适为院长。任命发布后，蒋介石即电胡适，促其尽早回台就任，谓中研院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深且钜，端赖硕彦领导，敦促早日回台就任” 。

胡适起初并无意接任，他先是请人代向蒋介石婉辞，11月6日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达辞意：“前日曾托骝先（朱家骅字——引者）、思亮（钱思亮——引者）两兄代恳总统许我辞谢中研院长之职，因适今年二月施外科手术以来，体力迄未恢复，八、九、十三个月中五次发高烧，检查不出病因，惟最后一次是肺炎，亦由抵抗力弱之故，尚须请专家检验。最近期中，恐不能回国。故不敢接受中研院长的重任。李济之兄始终主持安阳发掘研究工作，负国际学界重望，顷年继任历史语言所长，百废具举，最可佩服。鄙意深盼总统遴选济之兄继任院长，实胜适百倍。迫切恳辞，千万请总统鉴察矜许。”

蒋介石再致电胡适，对其身体不适“深为系念”，但坚持“中央研究院仍赖出而领导”，希望胡能“早日康复回国就任” 。在各方敦促劝请之下，胡适的立场动摇，12月6日，他复电蒋介石，请任命李济暂代院长，等于同意未来将回台任职。蒋介石允其所请。

1958年初，“中央研究院”开始为胡适建造住宅。几年前蒋介石知道胡有回台久居之意，“曾表示愿将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内拨款兴建房子一座，送给先生居住”，胡适允就中研院院长之后，“中央研究院与行政院研究商洽的结果，由中研究追加预算二十万，在院里建筑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五十坪，里面有大客厅，连着小客厅各一间，书房一间，卧室两间，客房一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副总统”陈诚等到机场欢迎。次日，“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到其暂住处，“陪同前往士林官邸。总统以茶点款待，谈了一点钟……先生（胡适——引者）对记者说：总统气色很好，很健康。对我的病况很关心，使我很感谢。总统对于学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很关切，也很感兴趣，所以，今天所谈的都是关于学术问题。”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会祝贺并演讲。1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宴请中研院全体院士，胡适方面的记录只有简捷的一句“蒋总统在官邸宴请全体院士，至八时半始毕” 。

胡适归来，蒋介石很高兴，9日初次与胡适见面时，“对其研究学术与办理大学意见颇多可取”。第二天蒋亲自出席胡就职典礼，当他发表精心准备的祝贺演讲词时，却被胡适当场“纠正”，蒋视此为奇耻大辱，竟至夜不成寐。他记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蒋将所受胡适之辱形容为平生“最大的横逆”，甚至与1926年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侮辱”相类比，显然是言过其实，但亦可见被胡适刺激之深；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知此一剌激太深，仍不能彻底消除，甚恐驱入意识之中”。1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体院士，或许已经对胡适反感在先，他怎么看胡都不顺眼了：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

在周末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蒋介石用较长的篇幅详细记录了胡适对其“不恭”的表现：

胡适就职典礼中，余在无意中提起其民国八、九年间，彼所参加领导之新文化运动，特别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点，又将民国卅八、九年以后共匪清算胡适之相比较，余实有尊重之意，而乃反触其怒，殊为可叹。甚至在典礼中，特提余为错误者二次，余并不介意。但事后回忆，甚觉奇怪。又是，在星六招宴席中，以胡与梅贻琦此次由美国返回，余乃提起卅八年初将下野之前，特以专派飞机往北平接学者，惟有胡、梅二人同机来京，脱离北平围困，今日他二人又同机来台，皆主持学术要务为欣幸之意。梅即答谢当时余救他脱险之感情，否则亦如其他学者陷在北平被共匪奴役，而无复有今日其人之辞，殊出至诚。胡则毫不在乎，并无表情。惟彼亦闻梅之所言耳，其心中是否醒悟一点，则不得而知矣。余总希望其能领悟，而能为国效忠，合力反共也。

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无可掩饰，他不仅用梅贻琦的谦恭来反衬胡适的“狂妄”，而且还想到了逝去多年的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胡适的言行，更使我想起蔡孑民先生道德学问，特别是他安详雅逸不与人争的品行之可敬可慕也。”蒋介石此处也道出了其“尊重”胡适的重要原因，是希望他能“为国效忠，合力反共”。

四

胡适1958年回台与蒋介石初次见面后，曾表示“希望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当可将未完成的著作《中国思想史》写完，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中国思想史》，接着就要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册”。实际上他并未专注于学术写作，兑现其完成几部大书写作的计划，反而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自我感觉良好。伊朗国王巴列维与约旦国王候赛因先后访问台北，蒋介石均邀胡适参加接待。胡出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处讲话，公开支持蒋介石。他曾对胡颂平说：“我对总统是很恭维的。现在有些人想恢复‘五五宪法’，无论如何，这部宪法比‘五五宪法’高明得多。当初在胡汉民、孙科时代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只有四十九人，像王雪艇、傅秉常等都是。那时是个法制局的性质，并不是国会，现在要想回到‘五五宪法’时代是不可能的了。”

蒋介石欢迎胡适回台，意在将老虎收笼，免得其在美国乱发言，不便控制。不料胡返台后，却非常“不识相”，这使蒋如芒刺在背。4月底蒋在“上月反省录”中将胡专列一条：“忍受胡适之侮辱，不予计较，此或修养之进步欤？” 从5月起，蒋在日记中只要提到胡适，都是负面的：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蒋经国——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

今后最不愿见的无赖胡适政客及悔改之党员程沧波，勉强而行，是乃品性修养之进步之效也。

随着胡适表示反对“修宪”、反对蒋“连任总统”与要求蒋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以增加竞争活力，蒋介石对胡的不满逐步升级，所用词语从“狭小妒忌”，“甚觉奇怪”到“猖狂”、“狂妄”，最后是骂其“无赖”、“可耻”、“政客”，讨厌到不愿再见胡适的地步。这段时间，如何对付胡适，也是蒋日记中的重要内容。 1959年初，蒋介石接见赵元任后，颇有感想，胡适再次被拉出来反衬：“见赵元任夫妇，甚和洽。余近对学者心理，以为如胡适一样，殊不然也。毕竟真正学者，其言行风度多可敬爱者也。”言下之意，蒋认定胡不是“真正学者”。

五

1959年3月底，胡适在台大医院接受割除背部粉瘤手术，蒋介石曾派蒋经国前往“慰问” 。5月28日，胡适晋谒蒋介石，蒋对胡住院手术“表示关切”，胡则邀请蒋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先生（胡适——引者）因将出国，向总统请假三月。接着说七月一日举行院士会议，可能有十四位院士出席。这天上午举行开幕典礼，请总统能在开幕典礼中训词。总统说：‘那时除非我不在台北，我一定来的。’”

蒋介石也记了这次见面：“召见胡适，约我七月一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训，其客辞特表亲善为怪。凡政客爱好面子而不重品性者，皆如此耳。” “胡适无聊，面约我七月一日到其研究院院士会致训，可矣。”

蒋介石耍了手腕，他先未如约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冷落胡适，再于次日在官邸设宴款待胡与全体院士，由陈诚、张群、梅贻琦等作陪。蒋对此举不无得意地写道：

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未应邀参加，而仍约宴其院士，此乃对胡适作不接不离之态度又一表示也。对此无聊政客，惟有消极作不抵抗之方针，乃是最佳办法耳。

因厌恶胡适，与胡关系亲疏的程度竟成为蒋介石用人的取舍标准。1959年3月，蒋介石记道：“召见谷风翔同志，提及陈雪屏为反动分子包围，并借胡适来胁制本党，此人积恶已深，其卑劣言行再不可恕谅，但余仍能抑制情感，出之以忍也。”然而，蒋不久之后就为陈雪屏与胡适的亲密关系而惩罚了陈：“三中全会准备闭幕讲词……正午，选举常委。陈雪屏、胡建中、王（黄）朝琴三人同票，本应抽签。余乃决定除去陈而取胡、王，以陈籍党外势力以自重，并招摇挑拨也。”

六

已有的论著对于胡适一度公开反对蒋介石“修宪”与参选“第三届总统”一事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胡适日记中记载，他曾试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未获机会，便通过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1959年11月15日，他再次托“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向蒋系统地转达如下四点（反对蒋参选的四点理由）：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作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尊敬与佩服。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的 “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蒋介石对胡适避而不见，双方没有形成正面交锋，但蒋在日记中对胡充斥着敌视与谩骂，对胡适的建议也逐条“批驳”：

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分，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总统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以若辈用心不正，国事如果操纵在其手，则必断送国脉矣。

胡适无耻言行，暗中反对连任，与张君劢亡国言论皆狂妄背谬已极。惟有置之不理而已。

其后，胡适虽未改变基本立场，但也在他人劝说下“识相地”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连任”的言论，并在1960年2月出席“国民大会”，任主席团主席，参与主持选举蒋任“第三届总统”。 蒋介石并未因胡适的“让步”而感到宽慰，反而转成对胡的讥讽与蔑视：

近闻胡适受梦麟（蒋梦麟——引者）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而绝无国家与民族观念，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

入府见胡适，其态度神气似已大有改变。为怪。

七

蒋介石对胡有打有拉。在“雷震案”宣判结束后，他听说胡适、成舍我等人发起要求特赦雷震运动，断定“此与美国、共产党同路人内外相应之行动” 。 但一星期后，蒋就张罗着给为胡适做七十大寿。他先是派人给胡宅送去亲笔所写的“寿匾”，后又在官邸设宴为胡祝寿。胡适很是感激，12月19日给蒋写信：

介公总统赐鉴：

十五日晨，黄伯度先生来南港，带来总统亲笔写的大“寿”字赐贺我的七十生日，伯度并说，这幅字装了框，总统看了不很满意，还指示重装新框。总统的厚意，真使我十分感谢！

回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北平已在围城中，十五日，蒙总统派飞机接内人和我和几家学人眷属南下，十六日下午，从南苑飞到京。次日就蒙总统邀内人和我到官邸晚餐，给我们作生日。十二年过去了，总统的厚意，至今不能忘记。

今天本想到府致谢，因张岳军先生面告总统有会议，故写短信敬致最诚恳的谢意。并祝总统健康百福。

胡适敬上 四十九、十二、十九

对于蒋介石12月21日在官邸所设寿宴情形与众人的表现，胡适方面的资料记述相当详尽：

中午，蒋总统在官邸为先生祝寿，约了陈诚副总统、张群、谢冠生、王云五、黄伯度、陈雪屏、罗家伦、毛子水、沈刚伯、钱思亮、唐纵等十一人作陪。总统和夫人是主人，共四十人。中菜西吃，有寿桃、寿面，吃的是寿酒。吃饭时，总统和夫人站起来给先生祝寿，干了一杯。先生也站起来，干了一杯。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了。先生说：“祝总统、夫人健康。我也干了一杯。”先生又祝在座的老朋友健康，再干了一杯。接着就随便谈谈。最后，先生对总统说：“我今年是满六十九岁，今天总统祝我七十岁，我就当作七十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胡适的感激溢于言表，且真的在一年后以蒋已为其过生日为由，婉拒他人为其过七十大寿。1962年2月6日，蒋经国到胡宅拜农历新年，并代表其父邀胡适夫妇到士林官邸吃饭。两天后，胡适夫妇如约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饭后，蒋夫人送给胡夫人一些年糕、卤肉，也带回来了。”

16天之后的1962年2月24日晚7时10分，胡适在演讲中因心脏病发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暴卒”二字，强烈地表明了蒋对胡适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也与其对胡长期的“礼遇”形成鲜明对比。胡之死，蒋介石顿时感觉除却心头大患，长舒一口气：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过世次日，蒋与张群商谈胡适丧事，并确定挽胡适的联句：“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此联句是他在与宋美龄在后公园浏览时，“途中得挽适之联语，自认公平无私也”。从这个表述，不能确定这个后来流传甚广的联句是蒋介石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人代拟的，但蒋甚为得意，“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3月1日，蒋介石携张群去殡仪馆，瞻胡适遗容。次日，蒋对胡适有个“盖棺”之论：

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这段评论有褒有贬，算是台湾时代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最客观”的评论了。

1962年6月27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颂布“褒扬令”赞颂胡适一生的贡献，算是“盖棺定论”。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并未因其过世而消除，日后偶有提到胡适都是抱怨批评之语。在处理完胡适丧事的当月，蒋在日记中提到：“昨齐如山先生丧期，以事忙遗忘未能视祭为憾。以齐先生之有功于文化与社会之供[贡]献，以及其品格高超，胡适远不能及耳。”齐如山是戏曲理论家、作家，早年游历各国，回国后投入中国戏曲的改造工作，为梅兰芳编写剧本40余种，协助梅出国演出。蒋说齐在文化与社会的贡献远在胡适之上，显然是过于情绪化的评价。

1968年为蔡元培百年诞辰，蒋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纪念活动后记道：“该院之环境污秽，设备零乱，毫无近代管理知识，殊为心痛。此乃自胡适以至今日院长王世杰，所谓新文化之成绩也。最高学府如此现状，何以立国与兴学耶？应该设法改革为要。回寓心绪沉闷。”此时胡适已经过世近六年，蒋介石仍不忘将眼前过错归咎于他。

八

以上罗列的史料，分别出自蒋介石的日记与胡适日记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蒋、胡二人的观感是基本可信的，而两个当事人对同一事情的叙述却差异如此之大，真所谓“一个事实，各自表述”。这就引发出一系列的疑问。

本文标题“差异何其大”，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蒋介石对胡适的两面态度。在公开场合，蒋对胡做十分诚恳的“尊崇状”，高规格地迎送、接见慰问、请教问计、祝寿邀宴，但在私下里（日记中）对胡适几乎是“深恶痛绝”，破口大骂。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以至真难说蒋介石的哪一种态度更真实。胡适有个著名的命题“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蒋对胡适采取“容忍”态度，似乎是这个命题的践行者。如果说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尊崇”胡适是姿态，是要利用胡适，而在日记中大骂胡适，多是他的“心理活动”，是“私下泄愤”。那蒋对“公”与“私”、感情与理智的把握真是到位，能十多年掩饰个人感情不外露，在公开场合“压抑”与“伪装”，把戏演得如此逼真，让胡适长期产生错觉，“演技”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真可用“成熟”、“冷静”与“理智”来形容蒋介石，这与以往论著对他的描绘大不相同。

在胡适一边，他虽有些书生气，却也有着丰富的经历、阅历与成熟的处世之道。他对于蒋长时期的厌恶感，难道真的毫无察觉，还是感觉到后却装成浑然不知，而刻意维持与蒋的关系？ 连蒋介石都感叹胡：“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笔者认为，胡适1930年代就将自传《四十自述》、日记《藏晖室札记》（即《胡适留学日记》）公开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记等文字必被人所关注，故在下笔时可能会“有选择地”记载。

在1950-1960年代，蒋介石是台湾的威权统治者，是“强者”；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智者”。他们两人的关系，常被当成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群体的个案加以探讨。笔者认为，两者到台湾后的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又有在台湾环境下的新发展。如前文所显示，蒋介石何故内心里极度讨厌胡适而又要长期对其“礼遇”？胡适何以对蒋多所不满与批评，却又与蒋保持着密切关系，不断地“恭维”蒋？更深一层，威权主义者如何看待“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者如何面对威权所给予的权利、实惠？“强者”与“智者”的分歧点在哪里，交集点又在哪里，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携手共进”？是“强者”单方面地利用“智者”维持其统治，抑或双方互相利用，“智者”也在利用“强者”谋取个人（团体）利益与空间？他们是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主义与环境、感情与理智、“公”与“私”等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与纠结的？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证诸史实，蒋介石、胡适间这种“强者”与“智者”的微妙关系，在近代历史上似乎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