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通化暴乱前夕

来源：坦克装甲车辆杂志

1946年2月3日，投降才半年，且受到中国人民宽大的旧日本关东军竟然勾结国民党特务发动武装暴乱，企图推翻新生的中共通化地方政权。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共领导人抢在敌人前面铁腕锄奸，肃清内部敌人，并迅速组织军民武装平叛，仅用一夜之间就歼灭数千名日本暴徒，震惊了世界。直到今天，日本右翼团体始终对“通化事件”耿耿于怀，甚至在每年的2月3日进行靖国神社慰灵仪式，那么这起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是以什么方式予以平息的呢？

江山换了主人

1945年8月8日，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紧接着毛泽东主席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发出“对日最后一战”的号召，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在短短十几天内土崩瓦解，日本扶植了十余年的傀儡——伪满洲国也宣告覆灭，“白山黑水”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手中。然而，东北光复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苏军兵力有限，再加上中共武装还在进军途中，许多东北城市仍控制在原伪满汉奸手里，位于中朝边境的通化就是这种情况。

通化位于今天吉林省东南部，民国时属辽宁省，归东边道管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认为通化处在长白山山间盆地中，易守难攻，战略资源丰富，便想把那里建成战略后方，甚至打算当日本本土危急时把裕仁天皇以及伪满皇帝溥仪全都接到通化来，与同盟国做最后的抵抗。所以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通化的人口骤增到14万，其中多半是因躲避苏军搜捕而逃入的日伪军政大员，特别是当初追随溥仪退到通化、临江一带的大量日军都没有真正解除武装，成为一股随时可能兴风作浪的危险势力。那么，此时的苏联红军以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真的对重镇通化鞭长莫及吗？

在这段权力真空期，原伪满通化省长杨乃时奉蒋介石的广播命令，在省署召集旧部，成立所谓“通化地方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由伪满警察（注：伪满警察仅仅在大沿帽上加一条白布，以示反正）维持当地治安。为了壮大声势，杨乃时还将大批日本散兵游勇改编为“国民党被难军人队”，由原日军大尉中村一夫担任队长，可见日本人的势力在通化依然很大。8月21日，两名苏联士兵来到通化女子高等专科学校，要求搜查藏在里面的军火，与日籍校长古庄康光发生冲突，苏联士兵举枪射杀校长。校内其他的日籍老师见势不妙，赶紧向被难军人队求救，中村一夫派遣40名手下前来解围，结果把两名苏联士兵捅死。为避免麻烦，日籍被难队员和学生们偷偷把苏联士兵的尸体埋到深山里。

直到8月24日，约200人的苏军部队才在莫洛多夫上校率领下正式进驻通化，在市内龙泉街设立司令部。紧接着，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部分干部也进入通化，他们发动解放的“辅导工人”组织捣毁了杨乃时的伪“维持会”，并在短时间里组建起7个连的武装，打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旗号。尽管当时通化及其周边地区残余匪伪势力猖獗，但由于我方在通化城内有了立足之地，为我后续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下旬，受中共东北局东南满分局领导人肖华的指派，刘东元率八路军山东第6师第18团3营及部分地方干部经辽东半岛进入通化，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政权的实力。在苏军司令部赞同下，中共建立起冀热辽吉军区通化专员公署，并成立“通化各界建国联合会”（简称“建联会”）。为稳固人民政权，东北人民自治军辽宁省军区派来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吴溉之为政委的保安部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通化支队和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值得一提的是，东北人民自卫军还在通化设立了航空总队和炮兵学校（注：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的前身是1944年11月成立的延安炮兵军校，1945年9月23日，延安炮校奉命挺进东北，11月到达沈阳郊区后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12月转移至通化。与此同时，1945年12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宣布命令，正式成立东北坦克大队，全队30人，孙三任大队长，毛鹏云任政委，高克等为副大队长，与林弥一郎的航空队同驻一地。它也是我军最早的坦克部队），正是在这里，中国人民武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军和装甲兵。

杀机四伏

此时的通化正处在新旧势力激烈对抗的阶段，人民政府初具雏形，但又没有把控制力扩展到辖区的各个角落，而在当地盘踞了十四年之久的日伪势力却不甘心就这样俯首就擒。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际，日本关东军末任司令山田乙三曾指示：“除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迫不得已）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这一命令促使隐藏于通化附近山区的日军甚多。在通化、临江、蒙江（今靖宇）、抚松一带，以第139师团长富永泰次中将为首的关东军残部仍有3万多人，原盘踞在海龙、四平的日军北支游击队（即富士部队）虽大部被解除武装，但仍有一些人携械逃入通化山区。以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军第125师团残部则潜伏在老爷岭南麓的林子头附近，人数约有3 000余。因此，通化城里城外一时间变成日本人聚集的特殊中心，也成为企图夺权的国民党与日伪反动势力勾结的重要场所。

当年参与通化平叛的老战士王双庆（音）回忆：“真不用讲，那时候说通化是个‘日本飞地’也不为过。老毛子（苏联红军）进攻前，通化城内的日本人就占了很大一块，不仅有大型株式会社或组合，还有医院、学校和妓院，而城郊还有以山本部队为代表的三个师团。老毛子打进来后，日本上层人物纷纷翻越长白山逃往朝鲜，而大多数日本人则不知所措，他们向当地百姓贩卖军马、枪支谋生，有的则怀着‘复兴复仇’之心，迷信‘日本20年后必定复兴’，将武器弹药埋于地下，妄图伺机再起。由于通化社会秩序好于其他地方，1945年9～10月间，外地的日本军民纷纷逃到通化，光被八路军（人民自治军）缴械的日本军人就达6 000人之多，被拘押的日伪高官就有前满铁总裁木村卓一、伪满宫内府次长荒井静雄、宫内府近卫处长大泽寅一、伪满参议院参议高桥康顺等300多人。那时候，通化城最乱的地方就是城南的‘日本窑子铺’（日本妓院），一些气焰嚣张的日侨动不动袭击维持治安的中苏军人，像原日本宪兵准尉奥永居然在大白天用军刀砍杀苏联士兵，导致中苏军队没收日本人私藏火器，还加紧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日本军刀，所有日侨拥有的电台也被没收，防止他们与外地的日本人组织串联。”

为管理通化日侨，我方除了清查当地户口，命令日本人填写历史卡片，交代个人来历，还特地在11月18日成立“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日解联），它内设支部长、秘书、事务、青年、组织、宣传、管理、情报、报导、供给、劳动、会计等机构，在日本人聚居的各区设办事处，于处内设户干班。为团结日侨，12月1日，通化人民政府发布文告，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但绝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失败”，号召“中日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设新东北”，“政府保护善良的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居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并为一般劳苦大众介绍职业，尊重其民族地位及风俗”。在人民政府开始运转的三个月里，日侨便获得救济高粱米8 000余斤、玉米面3.44万斤、救济棉被66套、受救济者1 720余人。人民政府还用日本共产党活动家野坂参三的著作对日侨进行思想改造。

然而日本旧军人及大批死硬分子出于民族复仇心理，与国民党勾结，仍企图在通化重建“日本复兴基地”，正如奉天日本特务头目、原关东军中将池田自述：“为了再起，我们就得依靠和利用国民党。”此时国民党也积极向通化渗透，曾蹲过日伪大牢的国民党员赵殿礼奉辽宁省党部党务专员罗大愚之命回到家乡通化，经苏联驻军司令莫洛多夫和中共通化公署专员蒋亚泉同意，公开挂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牌子，自封为党部书记长。然而国民党山头众多（注：1945年下半叶，国民党在东北特别是辽宁省存在严重的派系斗争，以辽宁省党部为例，因反满抗日蹲过监狱的党务专员罗大愚自恃功高，瞧不起靠岳父、国民党元老朱霁青的关系爬上省党部书记长的李光忱，双方形成罗系、李系两派人马，展开权力和地位之争夺），步赵殿礼后尘，伪满通化省王道书院院长孙耕尧（注：孙耕尧本名孙际虞，生于1903年，原籍宽甸，安东林科中学一期毕业，伪满时期充任过佟江中学教务主任、代理校长、通化省支会宣传部长等职，因自负冲撞上层，于1943年被勒令退官。1944年10月，孙耕尧经中学同学陶庸介绍，当上通化王道书院（日本对中国平民进行奴化教育的机构）教员，后利用书院改建的机会，聚敛大笔钱财。1945年东北光复后，孙耕尧转而投靠国民党，一心想当通化“土皇帝”）也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拿到140号委任状，上书“兹委任孙耕尧同志为辽宁省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而赵殿礼却屈尊为执行委员。孙耕尧出示委任状后，赵殿礼火冒三丈，当面撕毁委任状，两派彻底反目。孙耕尧与通化伪满势力关系莫逆，因此在拉拢反动武装方面占了上风，最终在10月将其排挤回沈阳。10月25日，孙耕尧带着李光忱的委任状，大摇大摆地来到通化专员公署要求公开身份，蒋亚泉专员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精神，同意“孙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公开活动。

获得合法地位后，孙耕尧遵照李光忱的旨意，暗中勾结日本法西斯势力作为借用力量，相继将阿部元、大政丰、千叶幸雄、渡边勋、大原菊池、神田、前野等人发展成国民党员，而这些日本“复仇分子”佯装进步，窃据了通化日解联许多领导岗位，如伪满民政部次长筱野破魔夫当上支部长。变质的日解阵表面上遵守民主政府法令，但暗地里利用人民政府赋予的日侨内部自主管理权利，进行秘密结社，成立了“夜警班”、“猎枪会”、“十日会”等非法组织，到后来日解联办公室竟堂而皇之地蜕变成阴谋策划窝子（注：最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12月25日，日解联在通化大剧院召集3 000名日侨开会，中共通化地委书记刘东元代表人民政府到会讲话，会上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天皇制，组成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等口号。然而，混在会场内的日本军官藤田实彦（当时他化名“田友”）却示意日解阵山口嘉一郎等人破坏会议，带头唱起《君之代》，并向东方叩拜，藤田实彦还以所谓“石人山矿日本老人”的身份狂妄地大喊：“希望我们各尽自己的义务，创造一个使各民族都能安心生活的社会。”藤田实彦的手下也跟着起哄，大叫：“现在让我们日本人立即来个180度大转弯是不可能的，希望日解联的先生考虑这一点。”“让我们遥拜皇宫，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吧！”眼见情况不对，我军战士就地将藤田实彦逮捕，关押在通化支队司令部三楼。受审时，我方要求藤田实彦交出日侨私藏的武器，藤田假装不知道此事，说“这个事情只有原日军各大队长和中队长知晓，作为第125师团的参谋长，我根本没有下过私藏武器的命令”。就在审讯进展缓慢之际，依靠给刘东元夫人治病而混入民主联军医院的原日本情报军官柴田朝江大尉，利用一次看望刘夫人的机会，与关押中的藤田实彦接上头。在柴田朝江的精心策划下，1月13日下午16时许，藤田实彦趁看守不备，纵身从三楼跳窗逃跑，在柴田朝江接应下躲进日侨栗林家中）。

11月10日至26日，日解联救济员千叶幸雄与来自长春的国民党特务、日本人长谷川相继接上关系，千叶幸雄在后者支持下，以“救济日本难民”为由，筹措反革命经费。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在东北的特务机关偏爱派遣日籍特务前往通化活动，他们往往用卷烟来传递情报。12月中旬，日解阵支部长筱野破魔夫和助手渡边勋在办公室里接见从长春过来的花冈一夫等三名国民党特务，双方商定了联络方法以及具体策反日侨的细节。

此刻，民主政府不断接到群众的控诉书，揭发孙耕尧一伙秘密勾结日寇，图谋不轨的劣迹，民主政府据此停止了孙耕尧的党部活动。自此，孙耕尧转入地下活动。为配合孙耕尧夺权，顶头上司李光忱相继派来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骨干刘鼎新、邵裕国等人，协助其组建三青团地下工作团通化分团，内设总务股、组训股、青年服务工作队、情报班等，后又增设宣传、暗杀、逮捕、检举等四个班。孙耕尧后成立“国民党地方接收委员会”，下设演剧、出版、青年、妇女、武装、行动等系，仅编列的联络安好就有80多个。更为阴险的是，三青团地下工作团积极向中共党政机关渗透，其成员邵裕国、管恩继、陈丕亚等人起到骨干作用。

暴动时间定在1946年春节夜

1945年12月24日，以孙耕尧和渡边勋为倡导，撮合通化的日本军国主义帮派筱野（破魔夫）派、相川（力）派、水谷（英男）派为核心，成立“国日特暗杀团”，企图以暗杀扰乱通化稳定，迎接国民党军接收。渡边勋在密谋暗杀会议上曾讲道，“国民党很快就来通化，为了对国民党表示我们的忠诚，不杀是不行的”。

暗杀团的刺杀对象首先是中共在通化的党政军领导，其次是为中共工作的日本人，列在首位是日解联干部内海勋（注：内海勋之所以“榜上有名”，主要是筱野破魔夫看他不顺眼，认为他平日里向中共领导人表现积极，也不愿向筱野破魔夫泄露政府方面的情报，其实内海勋本人是个两面派人物，许多通化本地的中国干部都清楚这一点），渡边勋决心拿他开刀，从而杀鸡骇猴，恐吓靠近民主政府的日侨。1946年元旦，暗杀团骨干藤田武男找来冈田和松田作帮手，密订行动路线和暗杀计划。下午15时许，藤田武男换上便装，冈田穿上华人衣服，臂戴十字袖章，松田穿上航空服，三人携手枪在市内大光明剧场会合，然后分头寻找内海勋，可找了4个多小时仍没有踪迹。他们不肯罢休，又相继潜回大光明剧场“守株待兔”，终于在晚上19时发现了内海勋。当晚22时，看完戏的内海勋前往中昌区的水华园（日本妓院名）寻欢作乐，当他孤身走到十字街口时，埋伏在松月（日本妓院名）门外的三名杀手一齐开火，内海勋身中十弹，倒地而亡。当我公安巡逻队闻声赶到现场时，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了。

民主政府对暗杀事件极为重视，立即组织力量侦缉，很快破获了“国日特暗杀团”，抓获渡边勋、道满三郎、相川力、小原一二夫在内的120余名骨干分子，缴获一批暗藏的枪支和战刀，证实日解联俨然变成反革命分子的藏身之所，于是在1月10日断然予以解散，将通化日侨的一切事务转交“通化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负责。随着通化市公安局的调查矛头逐渐指向日侨内部和地下的国民党县党部，蒋日伪反动势力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孙耕尧等人趁机决定提前起事。

经日本特务近藤晴雄等人引见，孙耕尧结识了正遭通化人民政府通缉的日本残军首领藤田实彦，双方臭味相投。1月15日，这群阴谋分子在孙耕尧家召开秘密会议，成立所谓“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选举孙耕尧为主任。该委员会成立后，原本计划在1月17日举行暴乱，后因外援不继，计划落空。孙耕尧派手下刘正修赶回沈阳，将推迟原因向顶头上司李光忱做了汇报。李光忱急于向重庆方面表功，遂密派日特宫川、宫本二人潜入通化协和街一家民宅内，设立无线电台，代号401，直接遥控孙耕尧和藤田实彦，要求他们必须在1月27日举行暴动，但孙耕尧、藤田实彦等人基于外援部队联络困难向沈阳方面再次请求推迟，李光忱极为恼火，强令“没有援军也要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