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追忆中的分歧与辨正

作者：陈侃章

题记：《恢复高考追忆中的分歧与辨证》是《教育与考试》2019年第5期以学术论文形式发出的。文章依据文献档案资料，对参与恢复高考亲历者的相关误记误忆作了辨证。为使文章通俗一些，“新三届”刊发时，作者对表述方式上有所调整，但文章实质内容没有变化。本文同时收录在作者即将出版的《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中。

1977年8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已中断10多年的高考制度

人生有限，最深的思念终归一抔尘土；岁月无垠，思辨的结晶将走入历史深处。笔者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写过与那段岁月相关的一些文字。众所周知，撰文谋篇要看当时的文献资料，要看专家的研究成果，更要看亲历者深情款款，流光溢彩的回忆。看后，就有了比对和想法，觉得这些书文大背景基本正确，但有不少矛盾之处，特别是恢复高考推进过程中一些重要细节与事实严重不符。

朝野都公认，1977年高考恢复深具历史影响，比较重要的场景当然需要真实，对一时无法判断和决断的事件也要提出，以便后人进一步探讨辨析。高考研究专家，原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曾说：对这次高考我们既要回顾和叙说，更应该注重恢复高考的全景扫描和历史复原，时代转折的历史应接近本真。有鉴于此，我形成了这篇文字，分“刚性”和“柔性”两个部分，以作引玉之砖。

第一部分：刚性硬伤历历

邓小平主持的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技教育座谈会”，是恢复高考一次转折性会议。众多专家畅所欲言，痛陈时弊，而邓小平成竹在胸，又从善如流，让教育部收回已报国务院的1977年招生工作意见，自己也改变了原本准备一年后恢复高考的打算。这一必然中发生的偶然，使恢复高考提前一年举行。这次会议地位之重要无庸置疑。意想不到的是，关于这次会议的不少重要细节却有诸多分歧和误记。现将其主要节点罗列辨析如下。

一、与会33名科教专家有些姓名张冠李戴，出现了未参会者变成参会者，未参会者在会场上有发言，参会者被遗漏等情况。

刘道玉的误记：刘道玉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教育界前辈，特别是执掌武汉大学时的改革有口皆碑，令人钦敬。高考恢复的1977年5月，刘先生应召从武汉大学副书记任上调到教育部任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直接参与组织当年八月那次载入史册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有许多与会者是刘先生提名。他在其名著《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1】列出了与会的13人姓名（其他与会者未列出），书中说：“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桓）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经查证资料，刘先生所列13人名单，有5个人既未邀请，也未到会。有1人与会但仅最后一天参加，也未发一言，只听取会议精神而已。这五人是：钱三强、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桓）武、张光斗。最后一天参会未发言的是周培源。

温元凯的误记：温元凯先生是最年轻的与会者，那年他只有31岁。他发表的诸多文字，也有不少误记误忆。他说：“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著名物理专家、核弹之父钱三强……参会代表多为六七十岁的老专家，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杨石先。”【2】短短文字两处有误：一是钱三强没有参加会议，二是与会者年龄最大非杨石先，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金比杨大二岁。温元凯在2018年5月16日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时又说：“出席会议有……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教授。”事实上，周光召既没有参加这个会，其时也非中科院副院长。

查全性的误记：查先生将随同邓小平开会的于光远，混入33人与会者名单。于光远此时的身份是原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人员，是跟随邓小平来听取与会专家意见的工作人员之一。

那么，凭什么说刘、温、查三位先生记述有误呢？首先，拿出否定的依据必须是可靠的原始记录；其二，要有文献性质的权威著述；第三，与其他亲历者的回忆文字相较核对。试述如下：

其一，《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指示集》中有《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一文，该书第51页列出参会者名单如下【3】：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找人，确定了一个33人的与会者名单。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文俊，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猷、助理研究员郝柏林，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人元，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文裕，发育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童第周，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佑，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笃正，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秉维，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武，计算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庆狮、许孔时，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汪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严东生，长春光机研究所研究员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副教授潘际銮，复旦大学教授苏步青，上海交大教师吴健中，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天津大学教授史绍熙，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南京大学教师苗永宽，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西安交大动力二系主任程遒晋，华北农大教授沈其益，中山医学院讲师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其二，时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主任沈克琦副教授是应邀的33人与会者之一，他对会议作了全程记录，更重要的是还保留着会议参加时所发的33人名单。陈芳所著《拜访京华名家》【4】上公布了沈克琦先生提供的这份原始资料：

座谈会名单标题只是《名单》二字，前4页都是所请专家名字，上面内容为“姓名”“年龄”“政治面貌”“职务”“专业”“单位”几项。第5页则为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名单，只有两项内容：“姓名”“单位”，如“方毅 科学院”“刘西尧 教育部”“胡乔木 政治研究室”。名单上专家部分第一人是吴文俊，最后一人温元凯（那年31岁）是最年轻的一位，名单上打成34岁，座谈会上做了更改。33人里中共党员有26人，无党派人士8人，只有民盟马大猷先生一位党派成员。

①科学院领导 方毅 李昌 武衡 童大林 吴明瑜

②教育部领导 刘西尧 雍文涛 李琦 李琦涛 刘道玉

③中央政治研究室 胡乔木 于光远 邓力群

邀请与会科研人分别是：

中国科学院 16人

吴文俊（50）数学所研究员

马大猷（62）声学所研究员

郝柏林（44）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张文裕（67）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汪猷（67）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

钱人元（60）化学所研究员

童第周（75）动物所研究员

邹承鲁（54）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张文裕（佑）（68）地质所研究员

叶笃正（61）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黄秉维（64）地理所研究员

王大珩（62）长春光机所研究员

严东生（59）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员

王守武（58）半导体所研究员

许孔时（47）计算中心研究员

高庆狮（43）计算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1人

金善宝（82）院长、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 1人

黄家驷（71）院长、研究员

高等学校教师 15人

周培源（75）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教授

沈克琦（56）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何东昌（54）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潘际銮（50）清华大学机械系副教授

苏步青（76）复旦大学数学所领导小组组长、教授

吴健中（49）上海交大八室革委会副主任、教师

杨石先（80）南开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化学系教授

史绍熙（62）天津大学机械系教授

唐敖庆（62）吉林大学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化学系教授

苗永宽（45）南京大学天体测量教研室主任

查全性（52）武汉大学化学系革委会副主任、副教授

程廼晋（54）西安交大动力二系革委会主任

沈其益（67）北京农业大学核心组成员、教授

宗永生（50）中山医学院肿瘤所副所长、讲师

温元凯（31）中国科学大学化学系助教

④工作人员：

教育部 罗劲柏

中国科学院 史凤岐 郭曰方  明廷华

沈克琦还提供了一个细节，会议刚开始发的资料上专家名单是30人。黄家驷、张文裕、童第周是后来加上去的。而邀请童第周出席有一个插曲，4日开会当天，邓小平开场白讲话时环顾四周问：“童老有没有来？”并接着说：“文革中童老扫地，他扫地都是科学态度，真认真。让他扫地真是糟蹋圣人。”会议组织者马上在第二天就请童第周先生参加会议。

其三，当时会务组所编发的“会议简报”直接可证。这几期简报虽然隐去了发言者姓名，但注明了发言者单位，也不难分辨出这六人没有参会。

其四，一直在教育部工作的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汇编了那次高考的相关文字资料，也从没有提及刘、温、查所开列这六位名家参与此会。刘海峰关于恢复高考的书文较多，但对刘、温所列参会人员，没有表示意见。

不过提供名单的这二份原始资料也有微瑕，即沈其益的单位是北京农业大学，而不是华北农大；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是原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人员；沈克琦所述，陈芳著录的书，把中科院地质所研究员张文佑误写成“张文裕”，似笔误所致。

二、开会日期的误记和订正。

刘道玉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第130—131页说：“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会议已举行了三天了，（查全性）在4日晚上找到我。”【5】

拉家渡主编，广州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八二届毕业生》说：“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一共开了三天。”【6】

温元凯说，刘道玉告诉他要开四天会【7】，其后有不少文章资料蹈袭这个日期。

其实，纠正误记开会日子并不难，如查核《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文选》,教育部《高考文献》《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等书籍就可，这些文献都认定这个“科教座谈会”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会期共5天。

刘道玉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第135页又忆述：

“8月6至8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如何贯彻科教座谈会精神。”这一日期刘也误记了，因为8月6日至8日，正是座谈会议达到高潮的这几天时间，会议并没结束。所以教育部不可能在此日期研究贯彻这次座谈会精神。

三、大多回忆文章都说在五天会期中，邓小平到会四天半，只有半天邓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而实际上邓小平到会是四天。

查《邓小平年谱》（1975—1997）172-173页记载：“8月4日上午，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下午，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接见出席”其他六个会议的代表。第178页载：“8月7日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下午，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从《年谱》表述中可以看出，邓参加的这两个重要活动内容有些多，不大可能参加某一活动结束后，又赶去参加“科教座谈会”。所以应认定五天科教座谈会议，邓小平到会四天。

四、开会的地点应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说四川厅、江西厅、江苏厅还是北京饭店都误记误载。

北京饭店说：“1977年，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的时候教育部牵头组织了名叫《千秋伟业》的纪录片，我（周孝正）也应邀参加了拍摄。我和当年参加过1977年8月科教座谈会的老同志一起回到北京饭店召开会议的那个房间……”（《邓小平与恢复高考》下，见《北京日报》2004年8月11日）。

说在台湾厅召开的有：

沈克琦说：“8月4日上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会”【8】

温元凯说：刘道玉在机场接机时告诉他，“会议明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开4天。”【9】

说四川厅的有：

刘道玉说：“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四川厅举行。”【10】

说江西厅的有：

查全性说：“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11】

刘海峰说：1977年8月4—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西厅，邓小平召集开会。【12】

还有江苏厅说：查全性教授在另一处又说：“8月2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还是台湾厅不记得了）开幕”【13】

会议到底在人民大会堂哪个厅举行？《求是理论网》2017年8月29日转载了《恢复高考的史实复原》一文，但没有署作者名。溯源此文，实是刘海峰教授发表在2017年8月29日《中国科学报》上《恢复高考的史实复原》一文。刘教授在文末有一段话：

对会场有各种说法，“有说是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的，有说在江西厅的，有说在四川厅的，还有说在北京饭店召开的……”2017年6月7日，新华社的重点栏目《国家相册》记者找笔者去录制采访恢复高考40年的回忆，顺便问及当年开会地点到底是在哪个厅，因为他们要到现场去复原拍摄。笔者说各种说法都是当年参与座谈会的专家或组织者的回忆，自己也不能确定，或许四川厅比较有可能，因为回忆者说邓小平跟四川比较有感情。结果摄制组去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看过后，发现跟那张珍贵的照片场景不符，到台湾厅后打开一看，果真与当年照片的场景一样，于是才最后确定开会地点是在台湾厅。而台湾厅的名称不仅与邓小平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与恢复高考也没有什么关系。但现场认定后确实是台湾厅，可见历史事实需要科学复原。

如此，开会地点应是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其他说法可以排除。

五、把没有参加会议的人员，也说在会上发言了，此误主要是刘道玉和温元凯等引发，继而踵之不断。

 刘道玉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第132页尾行说：“清华大学张光斗先生谈到‘刘冰事件’时说……”温元凯说：“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核弹之父钱三强等说”。【14】

上面已经反复证明清华大学张光斗、核弹之父钱三强都没参加这次会议，二人自然不可能在会上发表讲话。另外，何东昌其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不是清华大学校长，诸如这类细节之误就不再展开。

六、周培源仅在8月8日到会听取邓小平的报告，没有发言。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第132页说：“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显得格外激动。他说：北京大学是WG发源地……”与会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沈克琦（沈对这次会议有54个页面的全程记录）说：“开会时拿到与会者名单，看到上面有周培源先生的名字，但当时周老正在黄山参加一个基本粒子的学术会议。当天会议结束后，晚上我就赶回北大，向校领导汇报了第一天会议的主要内容，领导要我立即和黄山会议会务组联系，会务组说周老已经上山了（会议在山下宾馆开），并答应立即设法通知周老。那时电讯、交通都不方便，黄山市还不通飞机，必须到杭州或南京才能有航班回北京。8月7日周老终于赶回北京，参加了8月8日的闭幕会议，听到了小平同志的总结讲话，遗憾的是他未能有机会发言。”【15】

七、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重磅发言的时间是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何东昌发言是6日上午。

对于查教授语惊四座的发言时间，刘道玉这样回忆：“8月2日，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4日晚上，武汉大学查全性找到我说……”而到了“5日上午，武汉大学这位代表首先发言。”【16】

还有许多资料说8月6日上午查全性讲了这番慷慨激昂的话。

查核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所编《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第8期和第9期，分别这样记载：“8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XXX（何东昌）同志说……”“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XXX（查全性）同志在发言中……”【17】与会者沈克琦的记录也作了印证：“8月6日上午，上海交大的吴健中发言时也提到……当天下午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先生就招生问题作了系统性发言。”【18】

座谈会上首先发言是谁？继之者又是谁？有的说是杨石先，有的说是苏步青，有的说是周培源等等，这里不一一考辩了。还有随同开会的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的国务院政研室早在1977年3月已经撤销，所以要加上“原”字了。

针对上述所列的几种不同说法，根据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回忆一一核对，窃以为可以统一如下：

1、会议出席者33人名单中，刘道玉和温元凯等书籍提到的钱三强、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桓）武、张光斗、周光召等6个重磅人物没有参加这个会议。西安交大出席人员为程遒晋，而非陈道俊。方毅其时的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而非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和与会者北京大学沈克琦的原始记录是正确的（有点微瑕前已指出）。

2、本次科教座谈会开会日期是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共计5天。说其他开会日期为误记。

3、在5天开会时间里，邓小平亲自出席会议4天，说出席4天半不确。8月4日下午，邓小平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参加国内重要活动，8月7日下午邓小平会见朝鲜驻华大使，这两个半天邓小平没有参会。

4、开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四川厅、江西厅、江苏厅和北京饭店之说有误。

5、张光斗和钱三强没有出席这个会议，自然不可能在会上发言，说他们发言可能是“张冠李戴”。

6、周培源会议前期因已外出安徽黄山开会，待学校通知他回北京，他只赶上8月8日最后一天会，仅听取邓小平的报告，周培源也没有发言。

7、查全性的重磅发言是8月6日下午，说查在其他时间发那番言论不正确。

第二部分 柔性分歧对立

这里将有分歧的各家之说一一列明，同时略作辨析。

一、查全性副教授的重磅发言是自己的心声，还是刘道玉司长策动？

1977年8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何东昌教授首先就清华工农兵学员水平低下发言，引起邓小平共鸣：那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好了，还叫什么大学！到了下午，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几乎畅开心扉，痛陈时弊。所讲主要内容在中科院、教育部所编1977年8月7日第9期《会议简报》上有反映。

对于查全性会上的这番发言，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第133—134页有如下记述：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对会议的进程很关心，通过简报把会议的内容陆续地报送到中央政治局。出于我的职责，连日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听后，他说：‘好，这个题目好，我明天就讲这个。’”

而对于刘道玉先生这番详细描述，查全性先生认为与事实不符。查先生申述如下：“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果然，我的建议得到了几乎是所有人的赞成。”【19】

对于没有人建议他如何如何讲的这一点，查全性非常坚持。2014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该报记者傅振国的《查全性与恢复高考》一文中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7集有查全性面向邓小平，慷慨陈词提出具体建议的镜头。但是，有关查全性在发言前找到南开大学杨校长了解生源情况，则是虚构的。查全性说，他发言前没有找人征求意见，也没人单独指示他怎么发言。当然，这是电视剧，基本事实准确就行，细节可以虚构。”

刘道玉自然看到查教授的回应，所以在2017年第3期《教育考试》上发表了《刍议恢复统一高考的得失与对策》。在文中，刘道玉先生对原先的有些错误回忆有所纠正。但对策动查全性发言之事反而强化了。刘说：那次会议“3天时间很快过去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直没有发言，5日晚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本想讲的，别人都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好？’我说：‘你来得正好，我算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作为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希望他明天发言就讲这个问题。他说：‘是呀，大家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明天就提出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问题。’他当晚作了认真准备，8月6日上午他就这个问题慷慨陈词，得到了汪猷、吴文俊、王大珩等代表的支持，最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他的发言。”

刘、查两人的说法显然有所不同，分歧点也明显，好在向邓小平陈述的内容上，二人的回忆基本一致，只不过“直达天听”这番话的源头，局外人就难以判断内涵所蕴。

但邀请查全性参加会议是刘道玉先生提名。刘讲了内情：“我当时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同事商量后决定从高校挑选代表……武汉大学代表査全性，当时还是副教授，按规定没资格参加会议，但我是武大出来的，有点偏心，就让他去了。”【20】

二、 关于教育部长刘西尧对“今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的表态问题。

1、说刘西尧表态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

刘道玉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第134页记述：邓小平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与会代表个个心情舒畅，决心以实际行动参加到拨乱反正的伟大实践中去。”

沈克琦回忆也有这层意思，但未指名道姓：“在查先生发言过程中，小平同志插话，问刘西尧同志：‘现在的招生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刘回答说，不久前在太原召开的招生会议上决定，按过去的办法办。报告已报到国务院，还没有批。小平同志又问，‘是否还来得及改？’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既然还没有批，就来得及改。刘说，如果要改，今年就不能如期招生了。”【21】

温元凯也持同样观点：“邓小平接着又转身问教育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行不行。刘西尧当时比较保守，说我们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中央文件已经下发各省市。”【22】

王志纲是兰州大学77级学生，毕业后在新华社当记者，2018年他撰写了较有影响的《邓公的遗产》一文，文中透露一细节，也可印证此事：“温元凯和我聊天时曾讲过，在1977年8月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关于高考制度改革提了四句话：‘自愿报名，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他当时还不敢把话说得太满，不敢说恢复高考，择优录取，他觉得自己说的已经够过头了，他当时一边说，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一边皱眉头……”显然，刘西尧对恢复高考，至少对1977年恢复高考态度并不积极。

2、说刘西尧表态今年恢复高考来得及。

刘西尧说：“邓小平连续亲自召开教育问题的座谈会。在1977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武大教授查全性慷慨陈词恢复高考的必要，小平肯定了他的意见，但招考通知已由国务院发出，开学日期临近，有个当年是否来得及的问题。所以小平说，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恢复吧。我说，若推迟开学还是可以的。小平断然说，那就立即恢复。”【23】

龙平平、张曙说：“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24】

查全性这样回忆：“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邓小平侧身转头，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查全性赶忙插话：“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来得及！”刘西尧的回答，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信心。【25】

教育部负责招生工作的杨学为与樊克宁对话中谈到此事时，引用了刘西尧的回忆。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刘西尧，他的回忆录记录了同邓小平的一段对话。邓小平问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来不来得及”，刘说：“如果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小平问：“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说：“刚送出去”。邓小平说：“赶紧追回来，就下决心今年开始改。”当时已经是8月8日了。【26】

三、 温元凯“十六字”建言提出的时间。

温元凯先生“自愿报名，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十六字招生建言，提纲挈领，是对文革推荐招考的否定。查看温先生所撰的几篇回忆和接受采访的文章，对“十六字”建言在哪天提出，温先生自己也有不同说法。在接受马国川访谈时温元凯是这样说的：“就在八月四日下午，在邓小平询问大家有没有补充意见时，我利用这个插话的机会表达了‘恢复高考’的想法。我说，高考应该恢复。现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导致学生质量参差不齐，他们尽管学习愿望很好，但基础太差，导致人才出现断层、荒芜的现象。我提出‘恢复高考’的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听完我的发言，邓小平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时不少代表没弄明白‘四分之三’的含义，邓小平补充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经过领导批准。”【27】

无疑，8月4日是误记，因为那天会议刚刚开始，在4日和5日二天，与会者还比较拘谨，还未畅开心扉。会议的高潮是8月6日上午何东昌的忧虑发言，下午查全性的重磅炸弹，所以温元凯在8月4日提出“十六字建言”，这一时间节点基本可以排除。其后，温先生在“中国网财经”2018年7月17日所发《我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十六字方针》是这样写的：

可能是到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谈到了高校招生，工农兵学员部分素质太差，我就举手插话。我说小平同志，当前大学最重要的事情是恢复高考，恢复秩序，我提十六个字恢复高考：“志愿报名、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听完我发言立即对我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说实在我也是刚从文革走过来，也不敢不讲领导批准啊。邓小平接着又转身问教育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行不行。刘西尧当时比较保守，说我们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中央文件已经下发各省市，邓小平马上说，发下去可以收回，我们哪怕推迟几个月，今年就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要耽误一代人。邓小平讲完这句话，我记得当时我们所有的参会代表，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激动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我们这些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一个改革的新时代已经到来！【28】

从这段文字中反映，温元凯的建言好像在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以前提出的。而查亲历者们的回忆，对这“十六字”涉及较少，再查当时会议所发简报也未提及。但龙平平张曙《邓小平与恢复高考》中提到温的“十六字”，沈克琦接受陈芳采访时也提到了温元凯的“十六字”，这段采访文字如此表述：

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后说：今年还有机会，要坚决改。要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机会，这涉及到几百万人。但要有些措施，不能（使社会）发生波动，重要的是要招到能学的人。特别是全国重点学校统一招生，每人可填3个志愿。把你（指温元凯插话中说的16个字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改一改，第二句话有问题，“单位同意”这句话要去掉。脾气坏一点，得罪了领导，他就不同意。要下决心，完全符合不可能，要尽可能好一些。

当然，也看到对此质疑的文字：

“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激动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说服务员也参与会议内容，鼓掌五分钟，这是不是有点艺术夸张？这个细节真实与否难以核实。重要的是朱悦华所写《恢复高考39年前，那不能忘却的回忆》一文发表时，编者在文末加了一个澄清性注释，对温元凯所提出十六字建言的时间有异议：“据中国科学院档案中的科教座谈会原始记录显示，温元凯十六字高考建议，是在邓小平拍板后提出的。”【29】

从邓小平8月6日的讲话中涉及“十六字”可以改一改这句话分析，温元凯的建言当是在8月6日下午查全性发言以后提出。

四、与会者赴京开会时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吗？

事前知道与不知道的说法都有。

查全性说不知道：“1977年7月底的一天，也记不住哪一位领导通知他，说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开会。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有多长。”【30】

沈克琦也说不知道：“8月初接到会议通知后，我不知道要开什么会，只知道去北京饭店报到。8月4日上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会时才知道，是小平同志召开的会议。”【31】

温元凯说知道开会内容：1977年8月2日我接到北京电话开会（温在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文中说是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报赴会），8月3日我乘机到北京。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来接我时说：“温元凯，你可是我们刚复出的邓小平副主席的客人。明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邓副主席要和你们三十多个代表开四天会，讨论我国科技教育发展，你要好好发言。”【32】

五、1977年高考试卷是否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大多数回忆都说到当时高考试卷印刷纸张不够用，最后动用了印刷《毛选》纸张。有篇文章如此说：“由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如许考生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印考试试卷。”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专门为此写了文章，并溯源这种说法的由来，和《毛选》五卷印成的时间。刘教授的结论是，未动用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只有个别省份在征得中央同意后，动用了印刷《毛选》第五卷剩余的纸张【33】。刘教授这一考证应当是科学可信的。

六、关于77级高考录取率两种不同的计算口径。

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第52页讲到，1977年国家计划：“今年招生，2000万人报考，录取20万人，录取率是1%”。刘海峰说：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272971人，按考生比例录取率为4.8%【34】。

官方的大多说法是报考为570万人，录取为27万，录取率4.8%。鉴于那一年招生报名达2000多万人，所以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对凡报考大学的，由各地市先采取一次文化水平测试，只有达到测试文化水平合格线，才能参加由省统一命题的正式高考，习惯上叫“初试”和“复试”。初试时全国有2000多万人参加，淘汰四分之三左右，筛选出570万人参加正式高考，最后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为4.8%。

参加初试者报考的也是大学，当然属于大学应招对象，不宜将这批报考者排除在外。如浙江省对所有初试报考人员均有注册，浙江省招生办公室（省教育考试院）计算机室原主任宣成是1977级考生，他从浙江省档案馆查到，浙江省参加初试的注册人员是370330人。那年全国各院校在浙江录取文理科学生为5346人，文理科平均录取率为1.4%。但4月5日以后，浙江省奉令扩大招了1000多本专科生，所以录取比例略有提高。与此印证，杭大历史系77级学生项一中（浙江省缙云县原文广局局长）著文提供一组数据：缙云县当年参加高考初试为2652人，其中理科考生1941人，文科考生71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的理科考生仅剩606人，文科考生只有135人。最终录取的文科生，只有三个大学本科生。也即参加初试的，平均为237人中取一个；参加复试的，平均45人录取一个。

以上所列举的关于77年恢复高考这些事实、观点和数据，是从现在所能看到的文献和资料中得出的。对于这些考证辨析，比较繁琐费力。也许有人认为应“大而化之”，不必如此较真，因为有些失误是各种原因导致。然这些错误，大多是亲历者所著书文引发，有相当权威性，加之错列的参会人员大名鼎鼎，故后来许多书籍文章及影视剧，诸如拉家渡《八二届毕业生》、宁夏人民出版社《大学梦圆》、马国川、赵学勤《高考年轮》等等又踵之原错，转引复转引，成延绵不断之势。这样一错再错的记述，有可能改变历史本来事实。

本文撰写过程中，查全性院士在2019年8月1日仙逝，享年95岁。查教授的葬礼备极哀荣，习近平及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对查老去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官方媒体8月1日的《长江日报》综合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内容，对查老发了盖棺定论的文章。遗憾的是，这样重要的文章依然错误连连。举例如下，第一，文章作者说所撰之文的重要依据之一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然“邓选”第三卷是邓小平1982年至1995年的文章和讲话等，与1977年恢复高考是两个时段，完全无关。在这里，作者恐将“邓选”二卷当三卷；第二，文中说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亦误，何没有任过清华大学校长，他参加会议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第三，文中说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何东昌发言，又误，何发言在上午，下午是查全性教授的重磅发言；第四，文中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也失实，这个会议是在台湾厅召开。

所以历史研究者和事实记录的主管部门，有必要厘清事实，统一认识，消除恢复高考重要节点与事实不符的言说。只有真实的细节，才能构成丰满的可信历史。故此写下，供读者参考，识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