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遗书延续的母子情

“讨伐队”用一辆牛车把赵一曼押往县城。只见她穿着黑色棉衣，脸朝下趴在车上，头发凌乱，腰部往下已是鲜血淋淋，大腿部的裤筒里好似装满血液的口袋，鼓鼓的，鲜血不停地从里面渗出来……牛车把赵一曼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司时任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泰治。

1954年11月，当年审讯拷打赵一曼的大野泰治，作为日本战犯被审判时在供述中回忆：当时，“赵一曼的手腕被子弹打穿，大腿部也被子弹打伤，已濒临死亡状态。于是，我就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等，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拷问”，但毫无所获。

随后，日寇对赵一曼施以长达8个多月的残酷折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决定把赵一曼押解到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外英勇就义，时年31岁。

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警副森口作沼回忆：“最后，赵一曼和周百学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大野泰治）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戴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来的。她们坐载重汽车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宪兵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7岁的儿子，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他，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为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的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她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赵一曼》，在全国热映，女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观众中也有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儿子陈掖贤（也就是宁儿）。

当年，赵一曼家人又是如何历尽艰辛打听到烈士赵一曼的下落的呢？

陈红说：“后来，我也做了母亲，对那封家书的感慨就越来越多，不管奶奶的革命意志多么坚强，最后还是回归到一位母亲的身份，奶奶希望我父亲不要忘记她是为国捐躯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过上幸福生活，而舍去了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