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反应和对策

作者：张威 刘子奎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此次危机以巴基斯坦国内制度缺陷和东巴基斯坦（以下简称东巴）内乱为起点，在西巴基斯坦（以下简称西巴）政府军武力镇压东巴民族主义浪潮之后，激化了民族矛盾，引发大规模难民潮涌向印度，使国内利益冲突外溢到南亚次大陆，诱发印巴的新一轮纷争对抗，同时，也危及了地区稳定和撼动大国的利益诉求，在印巴持续对峙和大国竞争性介入的双重影响下导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就时间跨度而言，自3月25日至12月16日，危机持续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整个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直接关系到中、美、苏、印、巴五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多重博弈。印巴纷争、美巴接近、苏印联盟、中美关系解冻、美苏缓和、中苏对抗乃至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初步建构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美苏在1971年南亚危机中的政策及反应、大国关系在危机进程中的体现、危机对南亚格局的影响以及其在冷战国际史中的意义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学界对中国在1971年南亚危机中的反应和政策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普遍观点认为中国在南亚危机中未能发挥一个地区大国的作用，对危机的进程发展没有大的影响，甚至有学者称中国在危机中渡过了“沉默的七个月”。本文以新近解密的美国档案文献和相关资料为基础，从冷战国际史的视角对中国在1971年南亚危机中的反应与政策进行分析探究，以求教方家。

一、危机初期中国的反应与政策选择

1971年3月25日，西巴政府军在东巴实施“探路灯”行动，武力清剿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东巴人民联盟及其支持者，南亚危机正式爆发。从3月25日至6月是1971年南亚危机的初期阶段。叶海亚·汗总统在初步稳定东巴形势并将人民联盟驱赶到偏远山区和印度境内后，开始着手政治重建计划，但东巴民众的抵触情绪却丝毫没有缓解。与此同时，难民问题有不断发展之势，东巴内乱逐渐演变为印巴之间的跨国危机，印度采取公开外交与秘密行动相结合的方针，公开申明支持和同情东巴的反抗斗争，默许其建立“孟加拉临时政府”，组建孟加拉民族解放军，与叶海亚·汗政权对抗。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舆论纷纷对叶海亚·汗政权进行批评指责，但中国的官方立场却有所不同。4月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指出3月25日巴基斯坦政府军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反巴基斯坦的和分裂主义的分子”，强烈反对印度干涉巴基斯坦内政。［1］4月10日，叶海亚·汗致信周恩来，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印度政府公开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叶海亚·汗就巴基斯坦当前局势采取的有关措施，是巴基斯坦的内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加以干涉，也无权进行干涉。印度利用巴基斯坦国内紧张局势，变本加厉地干预巴基斯坦内政，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两个超级大国同印度反动派紧密配合，对巴基斯坦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中国将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2］4月13日，周恩来在致叶海亚·汗的复信中表示支持巴基斯坦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赞成巴基斯坦保持统一，反对分裂，指出:“印度政府正利用巴基斯坦的内部问题，图谋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如果印度扩张主义者发动对巴基斯坦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致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照常对巴基斯坦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东巴事变发生前一个月，中巴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开通，巴基斯坦三军总参谋长哈米德·汗将其命名为“中巴友谊高速公路”。［3］南亚危机爆发之后，该条公路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初，吉大港的东巴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拒绝向西巴运送商业纸浆，中国通过该条公路向西巴运送新闻纸，以解巴基斯坦官方媒体“燃眉之急”。［4］6月底，两艘满载武器由中国广州港始发的货轮停靠在吉大港。［5］

根据以上分析，南亚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在政治舆论、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三个方面对巴基斯坦政府予以支持。但一旦印度军事介入，印巴战事再起，中国是否会向巴基斯坦做出安全承诺并出兵?这不仅是印巴双方而且也是美苏在应对南亚危局时必须审慎思量的问题。

二、危机升级阶段中美的秘密接触

1971年7～11月，局势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叶海亚·汗的政治重建计划失败，美国力促东巴、西巴政治和解的努力破产。另一方面，东巴的持续动荡与内乱使大量平民持续涌入印度，沦为难民。大规模的难民潮不仅是东巴危机转变为跨国危机———印巴危机的主要诱因之一，同时也是使南亚局势持续紧张的重要根源。印度政府调整政策:打“难民牌”，在国际社会上孤立巴基斯坦、阻挠政治解决并为军事干涉做准备;同时签订《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获得苏联的强力支持。在印巴对峙不断升级的同时，大国竞争亦加剧了印巴对峙的程度，战争一触即发。这一时期，影响危机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美秘密外交，而促成中美关系“解冻”并最终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是“巴基斯坦渠道”。中美秘密外交浮出水面，与此同时，苏印加速联盟进程，南亚危机更趋复杂化。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南亚地区局势动荡，印度极有可能会攻打巴基斯坦……我们之所以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是因为印度正在侵略巴基斯坦。而且他们还曾经侵略过我们……东巴基斯坦的动荡绝大部分是印度引起的，那个所谓的‘孟加拉临时政府’在印度的领土上设立总部，这不是要颠覆巴基斯坦政府吗?”基辛格插话到:“总理不认为我们正在为此进行合作吗?”周恩来即刻表示:“目前我不想对此做出定论，而只是想指出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关注此事。或许我们的关注比你们更加强烈，因为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眼前。”在周恩来阐明中方立场后，基辛格也表示反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印度企图诉诸武力，我们会公开声明坚决反对。同时我们决不会鼓励和支持印度针对中国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也决不允许印度将美国援助间接用于侵略目的。”［6］虽然南亚问题并非此次基辛格秘密之行的主要议题，但双方在南亚问题上的观点趋于一致。

11月22日，印巴双方在东巴杰索尔地区猛烈交火，东线冲突拉开帷幕。当日，伊斯兰堡电台报道印度“在尚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对东巴发动了全面进攻”。［7］自当晚9时始，印度12个步兵师进犯东巴边境，5个空军中队布防在临近东巴的各空军基地。印度海军编队在孟加拉湾部署，对吉大港和查尔纳港构成完全封锁。［8］同时，孟加拉民族解放军也在东巴腹地针对巴基斯坦政府军实施攻击。23日，基辛格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纽约秘密会晤，会晤的中心议题是逼近战争边缘的印巴局势。基辛格说:“很显然，印度是想利用孟加拉游击队和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无端挑衅，激惹巴军的反击，从而为印度找到发动全面战争的借口。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即一个国家有权使用武力强制解决任何因难民问题引起的紧张状态。我们也坚决反对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侵犯。”因此，美国政府将继续坚持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的立场。他向黄华表示若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南亚次大陆的战争问题，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沟通协调，反对印度的侵略行径和苏联的幕后操纵。针对基辛格的上述言论，黄华表示理解和赞同。［9］

1971年南亚危机的发展与中美缓和进程相互交织。对中美两国来说，巴基斯坦不仅同时与中美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巴基斯坦还是中美关系解冻的重要秘密外交渠道。而同年8月9日，出于各自利益，苏印缔结了《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在南亚危机中的介入程度大为增强，并成为中美两国防范、谴责的首要目标。由此，1971年南亚危机前后的中美巴呈现三组双边关系的正向联动效应。

三、中国在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的政策

第三次印巴战争是1971年南亚危机的顶峰。从12月3～16日，战争呈现出战局发展、国内政治变动与大国外交博弈综合互动的特点。战争以东巴守军的无条件投降、孟加拉国成立而告终，巴基斯坦受到空前削弱，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无可争议的大国”。

在战局发展的同时，中美苏也围绕南亚次大陆进行着激烈斗争。自印巴边境军事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多次谴责印度军事挑衅、制造战争威胁。11月22日，乔冠华在联合国强烈谴责印度在苏联的支持和包庇下对巴基斯坦发动军事侵略。［10］在12月5日的安理会会议上，黄华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在安理会上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严厉谴责印度政府制造所谓‘孟加拉国’，颠覆、分裂和侵略巴基斯坦的行径”;“要求印度政府把它的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巴基斯坦领土”;“呼吁印巴两国停止敌对行动，并从印巴两国边界线各自后撤，脱离接触，为和平解决印巴争端创造条件”。［11］12月9日晚，在与坦桑尼亚驻华大使万布拉的会谈中，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谴责印度宣布承认它一手策划的所谓“孟加拉国”，赤裸裸地表明了其妄图吞并东巴的扩张野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与印度扩张主义对巴基斯坦的联手进攻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12］

12月10日晚6时（华盛顿时间），基辛格再次与黄华秘密会晤时说:“如果南亚局势发展威胁到你们的安全，而你们将为维护自己的安全采取果断行动的话，尼克松总统表示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武力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黄华指出:“苏印两国对巴基斯坦的侵略阴谋是包围中国的重要一步。东巴问题纯属巴基斯坦内政，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印度政府在苏联的怂恿之下武装侵略巴基斯坦是不能容许的。”［6］（pp.617～618）“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6］（p.616）

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外交辞令上有明显变化:在战争爆发之前，使用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战争爆发之后，则换成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这种表述细致地区分了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动荡与针对巴基斯坦的外来入侵两种不同的政治语境。笔者认为，在第三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之所以未使用“领土完整”的表述，是因为巴基斯坦主要问题在国内，属于巴基斯坦内政，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巴基斯坦内政;而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认为印度对巴基斯坦施行了军事干涉和侵略，因而，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在苏联幕后指使之下的侵略行径就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表述方式。

12月12日是第三次印巴战争的最后阶段，上午8时45分，尼克松、基辛格和黑格举行小范围会谈，会谈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会谈期间，中国要求在当日下午紧急会见美国高层。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基辛格当即指出:“看来中国人要采取行动了”，“有关中国议题的关注点应由先前预想的中国可能不会直接军事介入转换为若中国直接军事介入，美国应有何对策”。他接着表示:“如果我们要求中国克制，不让其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中美接近的成果将转瞬即逝。”对于如果苏联对中国开战，美国是否要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在经过商议后，尼克松明确了基本态度:“为避免‘末日大决战’，我们不应挑起核战争。”基辛格同意尼克松的观点，并认为“若中苏之间兵戎相见，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一些战略轰炸机，但要避免核战爆发”。［13］此次会谈实际上反映了美国高层在考虑中国直接军事介入印巴战争复杂矛盾的心理:若苏联威胁中国，美国将支持中国，但同时要避免美苏核大战。下午3时50分，黄华与黑格秘密会晤。黄华向黑格通报了中国政府的最新立场:同意美国将停火与撤军分开来考虑的策略，首先就地停火，其后双方同时撤军。为了表明中国政府反对苏印扶植孟加拉傀儡政权的立场，黄华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援助巴基斯坦并坚持不承认孟加拉国的政治原则。针对美国方面最为关心的中国是否会直接军事介入问题，黄华明确告诉黑格，中国政府将按照安理会决议的宗旨，积极推进以政治方式结束战争，恢复南亚地区的和平。［6］（pp.622～623）

12月16日，东巴守军宣布停止抵抗，东线战争结束。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苏印操纵东巴独立运动、阴谋分裂和侵略巴基斯坦。声明指出:“印巴战争是一场侵略和反侵略、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反侵略、反分裂、反颠覆的斗争，不仅在政治上这样做，而且将继续在物质上给予援助。”声明还指出:“印度扩张主义者依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侵占大片巴基斯坦领土，蛮横跋扈，妄图在次大陆称王称霸，自以为得计。但是，同印度政府的主观愿望相反，它的侵略罪行必将激起巴基斯坦人民和南亚次大陆人民包括印度人民的更加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它在南亚次大陆将休想得到安宁。玩火者必自焚。”［14］

对中国而言，南亚是打破苏联对华遏制包围的重要突破口。中美在南亚危机问题的立场趋于一致，当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之后，中美都认为主要威胁来自于苏联。中国政府的主旨很明确，那就是反对苏联的安全威胁，反对印度在苏联的幕后支持下对巴基斯坦的侵略。

四、对中国政策的分析

在1971年南亚危机期间，中国虽竭尽所能给予巴基斯坦在政治、外交和物质上的援助，但却与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时对巴基斯坦支持的方式不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中国对苏印联盟的认知。对中国而言，《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缔结是一个寓意深远的政治信号。12月5日，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专访时，周恩来指出:“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将出访中国之前，苏印条约草案在苏联外交部橱柜里躺了两年。但获知尼克松总统访华消息后，莫斯科‘急忙’与新德里正式缔约。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苏联的矛头是直接针对中国”。［15］对缔约双方动机的不同考量决定了中国对苏印采取不同的政策。自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后，中国在批评印度侵略的同时，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苏联的扩张野心。在12月4日、5日、6日的安理会会议及7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黄华代表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滥用否决权，无视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继续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干涉和分裂巴基斯坦的罪恶勾当。真正令中国焦虑的是苏联对南亚次大陆的扩张野心以及对印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与对苏联的政策不同，一方面，1969年以来，印度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出希望与中国缓和的信号;另一方面，提升中印关系对抑制苏联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有重要意义，但如果中国直接军事介入，势必加深中印矛盾，使苏印关系更加紧密。因此，中国没有选择直接军事介入。

第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干扰。据曾任主管南亚事务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公素回忆:“当时全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中，西藏同内地省份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西藏军区司令员被揪斗，战备情况很差，中国当时所能做的就是向巴方提供一些飞机、常规武器，像1965年时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16］

第三，新中国的国家地位发生变化。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时，中国仍在国际体系之外。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初步解冻。1971年南亚危机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首个亟待解决的地区安全问题，新中国需要尊重联合国并发挥其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1965年与1971年两次印巴战争，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样一种国家地位的转变，实际就是从“革命国家”向“常规国家”转变的“社会化”进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