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改正的第一个右派一一记邻居温济泽叔叔一家

　1966年夏秋交际，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运动风起云涌。一天，人民日报社的一群造反派涌进遂安伯5号我的家里，呼喊着“打倒‘三家村’黑帮分子邓拓！”的口号，勒令我们全家限期“滚出”人民日报宿舍。于是我们仓促搬进了当时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麻花电台宿舍。

　　日伪时期北平政府曾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发射台，因位于麻花胡同东侧，坊间称其为麻花电台。解放后，广播局的大修队驻扎在这里，还盖起了员工宿舍，“麻花大院”因此得名。院子正中是由高大青砖瓦房围成的几进四合院，据说是原清内务府大臣麻吉勒及其后裔继录的宅邸，院里人称之为“大红门”，围绕在周边的便是划分成七个区的一排排像鸽子房一样的平房，院子里都使用公共厕所和公用水龙头。

　　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当时哥哥还在部队当兵)就在院里一间不到20平米的平房内安下了家。这间房屋左右紧邻两户邻居，西边的一户就是温济泽叔叔家。听说他家原来是三间房，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把他的老母亲赶回了原籍，这次让他为我家紧急腾退了一间房，我们才得以栖身。两家相邻的墙上有一扇三合板材质的门都没来得及封堵，隔壁咳嗽一声都清晰可闻，所以我们每天在家都小声说话，不敢发出大的声响。

　　温叔叔中等个，面容清癯，说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低微沙哑。他一家三口人，钱家楣阿姨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皙，气质优雅，非常漂亮；有个独生女叫莉莉，长得很像妈妈，是我上学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姐姐班的学生。他们很少自己在家做饭，经常看到温叔叔的肩上前面挂个锅，后边挂个包，到附近的小饭馆去给全家买回饭菜。

　　初到麻花大院人地两生。虽说妈妈在广播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年，和院里很多人都共事多年，但为了避嫌，她和所有人包括温叔叔一家见面都不打招呼不说话，大家尽量避开目光，形同陌路。

　　后来，从妈妈断断续续小声的讲述中，我才知道，从1948年陕北台与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合并，妈妈就与温叔叔夫妇在一起工作，也了解了他们老两口的革命人生与坎坷经历。

　　温叔叔是江苏淮阴人，1914年出生，15岁就追随革命，加入了共青团，是一名老共青团员。他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三次拘捕，坐了五年多监狱，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被无条件释放。他把监狱当成学校，在狱中五年苦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出狱第二年到了延安，就在陕北公学当了教员，编写教材，讲授课程，成为年轻的理论家。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抗战胜利后，调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又长途转战到太行山的涉县、河北西柏坡，始终坚持广播。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北京，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负责对国外的广播工作。他提出，鉴于对外广播宣传有其特殊性，应当设立相对独立的部门进行管理，却因此被批判为“向党要权”、“搞独立王国”，在1957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十一个月之后，被补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还“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温邹张反党小集团”。听妈妈说，虽然温叔叔以对外广播搞独立的罪名被打成了右派，但之后不久，广播局就成立了对外部。

　　被打成右派后，他被发配到农场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调到北京广播学院，一直搞资料、教书，在讲授新闻写作和广播业务时，经常以自己在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经历为案例，内容真实生动，是大家最爱听的课程。他的学生、曾任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的张振华这样回忆：

　　古人讲：“国家不幸诗家幸”。温老师1958年被错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教书。这可说是“师家不幸学生幸”。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温老知识渊博、思想睿智，讲课时旁征博引、循循善诱，虽然总是轻声细语，但他的课却极具磁性、极具气场、极具张力。大家说，听他的课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滋养，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尽管戴着右派帽子，但在学生面前，他却没有一丝沮色与颓萎。……我们从他那里学到的决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一个自尊的人、正直的人、温暖的人。

　　钱家楣阿姨也在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她1927年出生于北平，不到16岁就跟随父亲、老同盟会员钱来苏来到延安，在延安大学学习，毕业后于1946年进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任播音员。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电台成了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要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怎样的艰辛，广播一分钟都不能中断。钱家楣是最后撤离延安的播音员，她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一直坚持在窑洞内播音，直到瓦窑堡战备台开始播音后，才随同其他留守人员撤离了延安，转移到瓦窑堡好坪沟一座破旧的小庙中继续播音工作。3月20日，在这个破旧的小庙中，播出了“我军主动撤出延安”的消息，并向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仍然留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从3月21日开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陆续播出了陕北战场青化砭大捷、蟠龙大捷和全国战场上许多振奋人心的捷报。毛主席听到她播出蟠龙大捷的消息时，不禁称赞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

　　1948年，陕北台转移到河北平山，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与其合并，妈妈从此和他们夫妇就成了战友。

　　知道了这些，真令我惊愕不已，原来他们早就认识而且非常熟悉呀！

　 1949年温济泽、钱家楣夫妇与女儿温飚拍摄于北平。

　　1954年7月，温叔叔曾率领“中国广播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了近两个月，妈妈代表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跟随出访，当时正怀着我最小的妹妹岩岩。那次访苏期间，两国签订了中苏广播协定，就介绍本国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制订了两国交换和播出广播节目的具体办法。那时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还处于蜜月期，访问的气氛十分友好和热烈，俄罗斯民族古老的历史文化，现代整洁的城市面貌，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都给团员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那是妈妈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由于她是播音员出身，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即兴讲话经常推选她作代表。她曾回忆起一次在列宁格勒有很多妇女参加的宴会上，她举杯致词说”列宁格勒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很多妇女为保卫这座城市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说了很多赞赏女同志的活，就要举杯了，团长温济泽在旁边小声提醒，“还有男同志，还有男同志呢！”她赶紧补充了一句:“我们举杯与列宁格勒英雄的姐妹们干一杯，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男同志都不会拒绝与我们共同干杯的！”皆大欢喜！

　　“文革”浩劫开始，温叔叔连同家人再次遭受劫难。

　　搬到麻花大院不久，妈妈告诉我们，第二天大修队要在大院里召开群众批斗会，会场就在我家门外的院子里，批斗对象除了大修队的走资派，还有她和温叔叔，以及不久前刚刚搬到大院的广播说唱团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等陪斗。妈妈担心我们几个孩子看了受刺激，让我们出去躲一躲。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和弟弟就骑着车带着妹妹出了门，在街上漫无目的地瞎逛，心里十分紧张害怕，担心妈妈挨打受气，又不敢早回家，一直熬到天黑才回到家里。聊起白天的批斗会，妈妈说，所有被批斗的对象都站在院子里的水泥乒乓球台上，她和温叔叔并排站立，面向群众低头。院里邻居家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站在台下，凑到他们跟前小声对温叔叔说，“爷爷，你把腿分开，分开站就不累啦！”说到这里，妈妈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妈妈参加批斗会已经是家常便饭，温叔叔也是老运动健将了，在院子里的小朋友中还挺有人缘!

　　钱家楣阿姨喜爱文学作品，收藏有很多外国文学名著。所有外国名著在文革中都是禁书，不准出版，不准出售，不准借阅。钱阿姨把书都装在箱子里，放在床底下，因而躲过了抄家时被红卫兵抄走的厄运。那时学校停课，课外读物大多因为宣传封资修被禁，如同文化沙漠。我和一群同龄的朋友正是到了求知若渴的年龄，于是与温莉莉说好，趁两家父母不在时悄悄溜进她家屋里，从床下拉出大箱子找书借书。那些书干净得像新书一样，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名人名著多得让我眼花缭乱！每次只借一套小说，约好还书的日期，回家后仔细地包上书皮，看完一本就马上传给下一个人……到了还书的日子赶紧去换下一套。记得一次借给老北京市委书记赵凡的女儿赵洁平一本书，她拿一支钢笔做笔记，谁知道钢笔漏水，不小心一滴蓝墨水滴在书上，怎么也消不掉，我真是害怕极了，既害怕让钱阿姨发现了生气，也害怕妈妈知道了责备我，从此再也不敢去借书了！

　　1969年，我和弟弟到陕西省延安去插队，之后妹妹到北京郊区插队；莉莉虽然是独生女，也奔赴遥远的云南河口建设兵团，两家又都搬了家，每年碰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但是，彼此间一直保持着联系，盼望着两家父母平反昭雪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1978年1月，胡耀邦主持党的组织工作，温济泽成为中国被改正的第一个右派，一夜之间，又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的副局长；1958年跟着他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全中国，有人称誉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他给55万被打成右派的人心中升起了希望！然而，其中活到沉冤昭雪的只剩下10万多人了。

　　1979年，“三家村”冤案被平反昭雪。我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与别人公开交往说话了！

　　温济泽的右派问题被改正时已经64岁了。听妈妈说，温叔叔给组织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信的开头就说，“在我离开党的7300个日夜里，一直盼望着回到党的怀抱。”他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一直按月积存着，改正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党费交给了组织。为了补回20年失去的时间，他拼命工作，一直干到71岁才离休。离休后，又全身心投入，主编出版了包括一千多位烈士的10卷本《革命烈士传》，向建党70周年献礼；约六百万字的14卷《瞿秋白文集》，也于1995年瞿秋白就义60周年时全部出齐。

　　温济泽1999年去世，终年85岁。2016年，钱家楣阿姨去世。

　　在新华社记者戴煌发表的“七十年如一日的革命者—温济泽”一文中，记述了温叔叔生前回忆往事的一些感言。他觉得我们党过去历届领导人，除少数人以外，往往都是家长制占上风，个人说了算，毫无民主可言，不但毁弃了党内许多优良传统，而且酿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各地区各部门也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事事处处都要突出领导，有些人热衷于吹喇叭抬领导，取得领导欢心后，自己才能保官升官；这种恶习久盛不衰，必然导致官贵民轻，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

　　这些感言是他一生革命，一生坎坷的切身体会！

　　希望温叔叔、钱阿姨在天堂相会再无烦恼，希望这种无辜遭受20余年欺凌的冤案从此在中国大地上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