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韩宗藩关系之考验

一
东亚世界自秦汉起，便形成了所谓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一直维持着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立国际秩序，同时，中、韩、日三国也在此天下秩序下，大体上和平共存；此种关系在19世纪中叶受到西方外国冲击之前，一直平稳地持续着，特别是韩中两国之间的传统宗藩关系绵延不绝，直到进入19世纪后半叶，才因两国间突发的复杂多端的问题而使韩中息息相关的外交关系面临考验。
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然而，以东方的观念，藩属一词的意义并非源于条约，而植根于仪礼，不仅朝鲜为中国之属国，其他琉球、安南、寮国、暹罗、缅甸、尼泊尔、部分的土耳其斯坦，甚至日本，都以中国马首是瞻，以中国为其教化、文明之源泉。对这些民族来说，中国无论在教化或文明上，都凌驾其上，因此他们也都心悦诚服地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
然而朝鲜对中国的藩属关系却比较特别，中国本身曾一再指出：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之亲密，非任何属邦可以比拟，朝鲜的在位者，似乎都安于这种独特的韩中亲密的关系，长久以来，朝鲜与中国文化异常亲近，这种现象，朝鲜较其他属邦更“中国化”，也更“儒家化”，某些专家认为，朝鲜文化发展至18、19世纪，甚至已经比中国本身更“中国”化、更“儒家”化了。
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西方之冲击，使得中国的天下秩序受到极大的威胁，因而韩中间的传统宗藩关系也遭到考验，19世纪中叶以后，韩中外交关系突然发生许多问题，此正是亟思如何维持传统宗藩关系的中国、朝鲜与强求依国际公法树立西欧近代国际关系秩序的西欧及日本间对立冲突的起因。
另一方面，19世纪最后30年间，围绕朝鲜的国际紧张局势，和下列四个因素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第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以夺取朝鲜作为进军满洲的桥梁。
第二，俄国的“亚细亚使命”，欲寻求位置合适的不冻港，而朝鲜的诸多海港，正是其侵占的目标。
第三，英、美亟欲开放朝鲜市场，同时，控制朝鲜是阻止俄国势力南下的重要关卡。
第四，中国为保持藩属和巩固边防的挣扎。
上列四个因素之间的微妙关系是文化，英、美对于朝鲜的关心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的考虑上，相反，中国对朝鲜的关心，却出于基本上对属邦传统宗主权的维持与行使之名分及非领土性的行为。然而，俄国对朝鲜的关心，则是因朝鲜处于重要地理要冲，对于其推进南进政策大有助益。而以政治、军事为出发点，非因其本身为资本主义后进国而追求经济上的权利。
造成朝鲜局势呈现紧张状态的主要国家是日本，因其对朝鲜有领土野心，故对朝鲜更为关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朝向军国主义的道路发展，而拟订“大陆政策”；为了构筑侵略大陆的跳板，将箭头指向朝鲜。因此，日本以其从歪曲的民族史观出发的支配朝鲜意识，以及为了解决明治维新后过速推进近代化过程中所显露的政治、经济、社会诸矛盾，首先便以使朝鲜殖民地化为国家政策。

二

19世纪以后，新的历史条件支配着韩、中、日三国的关系，这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远东，韩、中、日都成为其侵略的对象，中国与日本的大门先后被打开，和资本主义国家订立不平等条约，而其国内又发生内乱，封建统治秩序发生动摇，到了19世纪60年代，清廷开始进行自强的洋务运动，日本统治者则利用人民运动的情势，实施明治维新，中国与日本这个不同的发展路线，支配着韩、中、日以后的关系。
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而中国进行反抗是必然的趋势，欧人的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一向闭关自守的大门，而天朝外强中干的弱点，在外人面前暴露无遗，列强看穿中国之内幕，便争相在中国树立其势力，以分享在华之商业与政治利益，不平等条约之签订，丧权辱国之事，相继而来。
中国早有引入西欧文化的渠道，而且在东亚国家中，又是第一个和西欧列强冲突，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倘若早在南京条约缔结之后，便积极引入西欧文化，促进现代化，则可领先日本发展现代化国家。但是，中国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之前并没有积极采取西欧的文明，反而继续制抵，此种闭锁的态度，可说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所致。
在近代西欧文明传入之前，中国发展出独特的中华文明，成为东洋文化圈的中心。周边的国家均敬慕中国为先进国，不仅要求政治上的援助，还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因此造成中国的优越意识，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是劣等而野蛮的国家。在政治方面，中国以绝对的优势，行使家长式的权威，使得周边国家成为朝贡国或被保护国，在这种意识下，在东洋世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并以此维持传统的国际关系和行为模式。
中华思想特具的功能之一是成为支撑中国和朝贡国间关系的精神支柱。19世纪中叶后，宗主国——大清帝国被平素当作蛮夷的西方国家武力侵略，订立城下之盟，以至割地赔款等，威信几乎尽扫于地，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自然开始崩毁，也因而使得中国和周围朝贡国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威胁。
朝鲜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所以比其他周边朝贡国更密切地维持同满清的关系，从清朝开始，便享有特别待遇，但自从新的国际关系产生后，韩中两国间便发生许多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因此，两国间更需要确切树立合理的关系，以适应紧张关系的情势变化，可是清廷处理变局的弹性不够，导致丧失东三省屏藩，朝鲜则越来越无定见地排斥宗主国，对具领土野心的外来势力亦束手无策，终于遭受亡国之辱。
大清帝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给日本许多影响，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成了导入西欧科技文明的契机。
在日本，最先认识西欧文明的优秀性而采取门户开放政策的并不是明治维新政权，而是德川幕府。因此，幕府体制若继续存在的话，也有可能推进近代化运动，但是在幕府的封建体制下，若要推进近代化运动，非改变为近代的统治机构不可，然而这实在并非易事，况且藩阀间的对立与纠纷也不容易消除。所以，如在那种情况下，近代化的推进一定会很缓慢，不过，在王政复古的旗帜下进入明治新政府，政体的转换就容易多了，这不但使日本能够转换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也是推进近代化的动力。此时，由于明治新政府，使日本的政治权力由从前二百八十余封建领主集中到萨摩、长州、左佐、肥前四个明治功臣身上，而他们只是下级武士出身的士族。
明治天皇政权一开始就朝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极富侵略性。特别是在明治维新实施废藩置县政策后，如何处理那些原来享有身分特权及经济特权的浪人武士，便成了明治政权的大难题。日本经济的活动范围若能扩张到朝鲜半岛，当然就能够提供无数的浪人武士一个新的活动舞台。所以日本便开始关心近邻诸国的关系，特别是朝鲜。假如能把朝鲜置于势力圈内，便可以朝鲜为据点，不但将势力扩充到大陆，还可以排除俄国染指朝鲜的可能。基于这个想法，明治政权就把解决因维新改革而衍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诉求于对海外的扩张侵略上，在这种气氛下，“征韩论”自然成为明治政权的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争论点了。
“征韩”思想可说是下级士族变革派所产生的藩阀思想。而不久之后，由于国内变革的不彻底，为了避人耳目，便借天皇的权力，把征韩思想散布到民间。由此，日本知识分子扭曲而变态的民族观念便深深影响了对朝鲜的支配意识，使民众认为支配朝鲜为殖民地即代表日本的成功，明治政权便是由此出发，企图采取军国主义，牺牲邻国来解决自己国内矛盾，因而高举扩张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旗帜，这个政权的诞生使东亚和平蒙上乌云，成为不祥的前兆。由于日本对朝鲜有着强烈的支配欲，而中国对朝鲜又绝不让步，极力主张其宗主权，于是两国不可避免地在朝鲜问题上发生对立、紧张和冲突。

三

以中国为中心，使周边的“夷狄”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奉其正朔，并向中国朝贡，也可说是中国羁縻周边夷狄国家的诸关系之总体。
天下秩序在理论上到周代封建制度时大致已成定型。到汉帝国再恢复部分封建秩序，以皇帝和诸侯之间的主从、上下关系投射到汉皇帝与夷狄君王间的关系，并结合儒教的王道思想，形成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如此所形成的天下秩序，经秦汉到隋唐已达成熟的阶段。
中国与周边“夷狄”国家的此种关系便称为宗藩关系（宗属关系、朝贡关系）。此种“宗主国”、“上国”对“属国”、“藩属”、“朝贡国”的关系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对殖民地的榨取与掠夺之经济侵略形态的特质全然不同，乃是以儒教的伦理观为基础，注重精神、形式及礼仪等方面之独特的国际关系。在此，夷狄间的直接关系并不成立，只有与中国的宗属关系。因而，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是没有所谓主权平等或自主概念的。
西欧近代的国际关系是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前半叶的国际纷争过程中所渐次形成的国际秩序，其起源乃建立在“国家主权”的观念、“国际法”原理、“权力均衡”（Blance of Power）政策之三大支柱上。
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与西欧近代国家关系具有全然不同的性格。若依西欧近代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国际公法，宗主国（Suzerain）乃对外代表属国（Vassalstate），属国则意味着不仅对外无国际人格，同时其主权的大部分为宗主国所控制，为完全的隶属国，因而宗主国对属国的内政外交负有无可旁贷之责任，然而因为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立足于儒教的伦理观上，重视精神、礼仪等方面，所以中国允许其藩属参与天下秩序，仅仅必须接受中国的册封，奉其正朔，按期纳贡便觉满足，至于藩属的内外政命，几乎任其自主，但在属国受到领土威胁的时刻，基于宗主国的立场，也会负起保护的责任，然而中国如此之传统宗藩关系就西欧近代国际关系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中国听任其藩属的内外政令自主权，正是意味着藩属在国际公法上亦具备了独立自主国之资格或类似的意义。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却又负有保护其藩属的责任，两者相交之下，便形成矛盾，西欧列强与日本正是巧妙而彻底地利用这种空疎的宗藩关系观念，欺压清廷，并作为侵略中国藩属的藉口。
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乃是以封建制度秩序的“君对臣”、“父对子”、“主对从”之观念所构成，以儒教思想为基础，因而其道德的约束力量远胜过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也可说是两厢情愿、私下相许的关系，但是在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上，两国的宗属关系必须取得国际承认才能成立，仅仅由宗主国与藩属国私下相许是不能产生任何效力的，因而中国因藩属间问题与列强发生纠纷之时，应该一开始便断然主张对属国的宗主权，并对外明白宣布确认中国可以完全掌握对藩属内政外交的控制权，以努力取得国际间对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之认可，并经由此认可，自可封锁列强对中国藩属的野心，然而，因为当时中国上下皆拘泥于中华思想，太过执着传统上的宗藩观念，因而要期待清廷能采取以上的措施，根本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韩国仅一水之隔，两国人民也早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远自汉唐，民间便开始了经济贸易、移民、通婚，有不少韩国人到中国留学，有的甚至留在中国做官。中国的经学、文学和典章制度不断地传入韩国，中国的文化交流，就像那鸭绿江水长流不息，韩中两国人民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结成深厚的友谊。虽然中国历代传统的统治者都自尊为上国，而将韩国置于受中国皇帝册封，称臣纳贡的藩属地位，但是当韩国受到外来侵略时，两国人民也会联合起来，共同抗御外侮，明代李如松率军援朝抗倭便是韩中两国唇齿相依的范例，韩中两国直到甲午战争前，依然保持着那种宗法封建制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宗藩关系。

四

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介入两国之前，韩中的关系极为平稳，朝鲜竭尽对清的藩属之礼，并表现恭顺之诚意，清也将朝鲜视为最亲密的藩属，给予各种优待，同时两国基于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关系，在外交关系上亦得以正常发展，不是依循条约或任何协定，而是以“礼”的行为规范。
而所谓和平相处，就是在双方无重大瓜葛时，以一些规定的交流方式或仪式来表达，如纳贡、返礼、互遣使臣，接受册封或道贺，当太平盛世时，藩属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上国的服从，然而即使这些仪式也不过是上国想从其中获得些许对藩属的控制权和管束权。实际上，中国从韩国只是获得一些外在的象征性的礼物而已。可是一旦韩国遭遇危机时，中国以父亲的立场仍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可采取任何行动，不需要任何的法律规定。
19世纪中叶以后，列强企图扩展势力到朝鲜，因而要求朝鲜开放门户和缔结修好通商条约，但由于朝鲜坚决拒绝此要求，他们根据国际法判断清廷与朝鲜的关系乃为一种从属关系，为了打开朝鲜的门户，便首先试图与清廷接触，又在与朝鲜发生冲突时，要求清廷居中调停。
此时，清廷对于列强要求对朝鲜问题居中调停未能慎重考虑，建立对策，反而始终以畏葸怕事的态度表示即使朝鲜为其属国，但“一切政教禁令，向该国王自主，中国从不与闻”作为回答，这使得列强认为朝鲜乃名义上为中国的属国，实际上却是独立自主国。因此列强便尝试用合法的征服来取代非正式的属邦关系，他们了解一个宗主国同时也控制属国的对外关系，所以，当清廷拒绝对朝鲜与列强的交往负起责任时，他们认为这代表清廷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这样便导致往后清廷鼓励朝鲜与西方国家订约，以平衡诸国权力时，朝鲜即被视为独立之国，西方人也将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视为毫无法律效力了。
19世纪中叶以后，韩中外交关系上所发生的无数问题几乎均如前所述，由于列强强要与中国——朝鲜树立近代的国际关系秩序，因而产生许多对立冲突，韩中间的问题也多导源于此，列强此时亟思如何才能使朝鲜从中韩宗藩关系中脱出，是被认定是自主独立国，以达成他们侵略的目的，但因当时清廷缺乏固定的外交方略，仅求敷衍妥协，及至日本的介入，使得朝鲜问题愈显复杂。日本利用“朝鲜自主”作为口号，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支持，掩饰其对朝鲜的侵略，中日修好条约的缔结或云扬号事件后签订的江华岛条约均可说是日本为了实现此种阴谋所进行的政策之一环。

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列强以武力征服大清帝国，并强行树立西欧的近代国际关系，给予中国的天下秩序及中国的传统宗藩观念极大的影响。即使如此，韩中两国统治者却彻底遵守从来王道天下的“忠”或“义”之道德观，欲持续其间的宗藩关系。
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为止，清廷仍采取传统的宗藩观念来推动对韩政策。清廷一心追求的仍是旧秩序的维持，以及行使不侵略领土的、名义上的主权，虽然部分学者将1882年之后视为清廷对朝鲜的积极干预时期、且视清廷之拘执大院君为帝国主义控御殖民地之政策，但此类说法仍有待商榷。然而，朝鲜不满清廷之善意干涉，为了脱离清廷，反受控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实为朝鲜之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