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奥宗光：外交取胜果 纵横胜清国

陆奥宗光(1844.8.20－1897.8.24.)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又名陆奥阳之助，正二位，勋一等，伯爵。有剃刀大臣的外号，1888年任日本驻美公使，兼任墨西哥外交大使。他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在其外交大臣任内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施展“狡狯”的外交手段，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

甲午事迹：鼓动甲午战争的爆发

幕末就见证了佩里叩关、黑船来航、安政缔约的陆奥宗光，亲眼目睹德川治下的泰平之世被西洋列强打破，并戴上不平等条约的镣铐。他深知通过武备取得的胜果，唯有发挥外交纵横的策略，才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因此，当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奋力进行尊王攘夷运动时，同为长州藩的他则加入了坂本龙马的海援队，耳濡目染了坂本龙马、胜海舟的“求知识于世界，布国威于海外”理念后，迎来了明治新时代。而在西南战争、自由民权运动中过于执着于自身信念却忽视了政治关系而被排挤、甚至入狱的陆奥，在几经浮沉之后，集西洋法政知识和本土智识于一身，终于走上了出仕任官的道路，并攀升至伊藤内阁的外相要职。岁月的蹉跎和磨砺并没有浇灭陆奥少壮时代就种下的“称雄海外”之火，面临着帝国崛起、邻邦衰弱以及列强窥视东亚的时局，陆奥深知责任重大。他要倚靠毕生所学和才能，在自己所深谙的领域运筹帷幄，成为外交上的拿破仑，尽全力为帝国谋取战备、开战、战后的一切有利条件。

双面伎俩 谋划出兵

早在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时，扶持金玉均开化党以扩大在朝鲜权益的日本政界、知识界，就将影响“朝鲜改革”进程的元凶归结为清国。曾任驻清大使并主导出兵台湾的副岛种臣等官僚，都认为帝国要想谋取朝鲜甚至更大的利益，就必须同清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比起副岛种臣，陆奥宗光表述的立场相对温婉灵活，但他也指出日本和清国的矛盾难以调和，进而强调朝鲜是两国必争之地，势必会引起争端。

而今我国蔑称中国为冥顽愚昧的大邦，中国则讥讽我邦为轻浮躁进妄自模仿欧洲文明皮毛的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日后势必发生一大争论…自明治15年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以后只要一涉及朝鲜问题，双方便怒目相向…

由此可知，陆奥将清帝国贴上了野蛮半开化的标签，并站在“同西洋文明共进退”的立场，与清国决裂对立，这与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契合。而陆奥对朝鲜情势的判断也与副岛种臣等人相似，他认为日本不可能放弃朝鲜，这必然会与清国发生争执和冲突。因此，如何利用朝鲜问题来设法挑起战争，进而在获胜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成为了陆奥担任外相时期最为重要的课题。

陆奥深知，近代以前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扩张都因中国出兵支援而招致失败，要控制朝鲜就必须同中国展开殊死的战争，取胜之后方可达到目的。而明治初年政要们见清国实力下降而缔结的《天津条约》，实际上就是让原本并没有日本插足余地的朝鲜，成为了日清共同监护的对象。随着日本实力的与日俱增，《天津条约》的规定已经不能再满足帝国“雄飞大陆”的需要，但朝鲜无论是东学党还是闵妃集团，对日本都持有排斥态度，在外交上向清廷倾斜。因此，东学党起义爆发后，陆奥认为借此机会发兵朝鲜控制局势的良机已经到来，但是他站在外交的角度考虑，认为此时出兵不仅会招致朝鲜方面的进一步反对，更会激怒清廷和其他国家，故而他依据《天津条约》将计就计，怂恿清廷共同出兵，然后再伺机行事。

1894年6月2日，当知晓朝鲜当局欲向清廷借兵时，陆奥急令驻朝公使代办衫村专门拜访时任朝鲜总督的袁世凯，一面表露出急盼中国出兵的心情，一面又佯装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用虚伪的口头保证让清廷放松警惕。在表面上制造与清共同赴朝的同时，陆奥则与其他的幕僚们积极谋划秘密出兵。

就在衫村造访袁世凯的同一天，陆奥宗光召集外交次务官林董，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阁僚共同商讨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当时除了陆奥宗光、西乡从道、川上操六外，许多成员都持保守意见。陆奥见众人迟疑，便表明坚决的态度：

如果清朝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

由此看来，陆奥已决意出兵，这当时就得到了川上操六的赞同。川上进一步地要求陆奥大胆行事，并表示军方会与政府协同配合：

你若有这样的决心，就不要再继续姑息的外交了。下决心去实行干脆利落的政策吧！军事方面的事情，我们心中有数。

川上操六估计清廷出兵的数量不过5000人，而为了达到在实力上超出清朝派遣的部队，居然要求派兵将近7000人。陆奥顾及明治天皇和伊藤首相行事谨慎，要求川上周全考虑，最终他根据政府的倾向和军方达成一致：以保护侨民为由，派遣混合旅团进入朝鲜。参与此次谋划的林董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指出，整个会议讨论的主题并非如何和平解决朝鲜事务，而是如何取胜。

为了不引起清廷和其他国家的过度谴责与关注，老练狡黠的陆奥随即召回大鸟圭介，表面上交待“以和平手段处理事务为第一要义”，实际上又做出让大鸟带领驻兵伺机滋事的指示：

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

在谋划出兵朝鲜方面，陆奥虑及种种因素，做足表面文章让清国放松警惕，同时，又步步为营地为帝国谋取出兵和外交上的主动权，最终致使日本比中国提早四天派兵，占据了朝鲜事务的先机，并为甲午开战打下基础。

积极鼓动 挑衅开战

发现东学党起义迅速被平定，原本可乘机派兵的机会业已丧失之后，日本朝野上下都深感懊恼。陆奥则精心地设计出清日共同敦促朝鲜改革的策略，故意让清廷无法接受，进而借此机会制造口实挑衅开战。

我认为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为了满足我国利益的需要。所谓朝鲜的内政改革，毕竟不过是为了打开中日两国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我便想借此好题目，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

陆奥预料清廷十有八九不会同意朝鲜的改革方案，遂将提案诉诸阁议，意在使朝鲜与清国的宗属关系破裂，扩大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而与此同时，陆奥又迅速敦促大鸟圭介提前返朝，并向其交代“即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让他不用思虑太多，“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这实际上就是将伺机挑衅的任务交给大鸟。陆奥的如意算盘确实起了作用，清廷于6月22日让驻日公使汪凤藻致以回绝书，坚决不同意日本的改革方案，认为东学党叛乱既然已经解决，双方就应该迅速撤回，不能干涉朝鲜内政。而这正好如了帝国主战派之意，在同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及阁僚们皆决意对清开战，并做出武装出兵的决定。得到明治天皇允诺的陆奥，随即致信汪凤藻，把清国归为影响“领邦友谊、帝国自卫”的祸首，冠冕堂皇地宣布日军不撤离：

日本帝国对朝鲜国的种种利害关系，极为重大。今日对于该国之惨状，若袖手旁观，不施以援手，不仅有背邻邦之友谊，更违背我国自卫之道。因此日本政府好不迟疑担任谋求朝鲜国之安宁静谧之责任…日本政府认为不宜撤退现今驻扎该国之军队。

但是清廷选择了相对克制，并让俄国敦促日本撤兵，这让陆奥原本挑衅清廷开战的计划并未得逞。为了避免清、俄、英三国要求日本撤兵，陆奥只好顺势提出条件：彻底实施日本所提出的朝鲜内政改革方案，如果清国不予以同意，日本将独自敦促其实行。而看到清廷利用外交手段让英、俄两国发布告示促使日本撤离，老练沉稳的陆奥也按捺不住，一方面他积极利用英国与俄国在远东的矛盾，促成日英结盟，另一方面，则向清廷表明强烈的抗议立场。7月12日，陆奥发出照会，言辞激烈，意在与清廷绝交。

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应由朝鲜撤兵外，并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似此情形，非中国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事局至此，将来如果发生意外，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而在向清廷发出绝交信号的同一天，陆奥便训令驻扎在朝鲜的大鸟圭介，向他说明紧急的态势已经到来，让他不用虑及天皇的谨慎和政府的反对，乘英国调停失败列强尚未干预之前，立刻在朝鲜采取行动，以取先机并挑衅清国发动战争：

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告以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我负之，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

接受陆奥指示的大鸟圭介，便用颐指气使的态度武力威逼朝鲜当局，这最终致使原本就对日本十分方案的朝鲜当局并没有同意日本的内政改革案。7月23日，大鸟发出最后通牒未能奏效后，随即武力攻占了朝鲜王宫，软禁高宗李熙，致使朝鲜王室由外敌进宫挟政，也让清廷感到措手不及。明治天皇和首相伊藤博文见如此武断鲁莽，都再三严厉批评，而身为外相的陆奥却与前线的军方站在同一立场，担心天皇干预会阻碍武力发动战争的进程，竟然扣压了天皇的训令。

7月25日，挑起事端的日本海军于丰岛不宣而战，袭击中国舰船，由外相陆奥亲自导演的出兵、调停、决裂这出戏，终于进入到了开战一幕。陆奥相信：帝国上下苦心经营的成果会通过清日开战，化为种种动力，他所要做的就是用外交为日本减少阻力，配合军方的行动并争取有利因素，以绝对优势胜过清国。

掩饰罪行 联立西洋

1894年7月，甲午战争在日方的挑衅下爆发，这场原本是日本策划的不义之战，却经由外交、舆论等手段，被淡化漂白为合理的冲突，甚至获得了英国、美国等西洋列强的默许，这都得益于陆奥宗光的苦心斡旋。

清廷在开战之初在争取英、俄等力量方面确实也花了心思。丰岛海战时，高升号遭到日舰浪速号突袭，将领和船员只好挂出英国国旗，并挟持在舰的英国官员，意在让日舰停火好返回大连或旅顺。时任浪速号最高统帅的舰长东乡平八郎毅然决定向高升号开炮，最终击沉该舰，包括英国人、德国人在内的871人葬身大海。该事件一出，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英国方面接连派人质询日方此举的动机，并强烈要求日方严肃处理。在开战之初就引起了英国等列强愤慨，这令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感到十分难堪，但以狡黠著称的陆奥却用巧妙的外交技巧让该事件最终淡化并平息。陆奥首先把该事件归为意外，并主动地将高升号描述成运输舰，淡化该事件的战争性质，并向舆论表示日本非出于本意去攻击舰船：

在最初接到在丰岛海战中我国军舰击沉悬有英国国旗的运输船的报告时，都想到在日英两国间或将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场大纷争，任何人都深为惊骇，因而有很多人主张对英国必须立即给予能使其十分满意的表示。

接着，陆奥先后组织起调查委员会，按照“西洋文明国家”的方式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陆奥一方面屡屡强调日方完全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操作，另一方面又委托驻英大使青木周藏收买剑桥和牛津大学教授在《泰晤士报》发文，从国际法的角度为日本申辩。而在远东事务上日趋需要日本来牵制俄国的英国，此后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让清国索赔。在日英结盟上起主导作用的陆奥，机灵地利用了英日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并通过制造所谓的国际法假象，让不利于日方的高升号事件得以平息，这也为其后淡化、漂白日军在甲午战场的暴行打下基础。

日军进驻大连旅顺之后，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日本则命令军政学各方禁止将消息公布于众，但屠杀的事实最终还是被西洋记者所陆续报道。深谙于舆论战的陆奥，又煞费周章，先是花费重金收买其盟国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发布有利于日本的消息，接着又以每条有利消息606英镑的高价让路透社为日本的罪行漂白。对于由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将屠杀事实公诸于众的《世界报》，陆奥先发动国内的报纸对其进行轮番批驳，见铁证如山无法改变事实后，干脆就矢口否认日军根本就没有屠杀平民。他代表日本政府订下《陆奥声明》，向各国表示《世界报》夸大其词，并认定日军所击杀的乃是穿着便服的士兵。而陆奥又利用美国政府调停中日战争之际，将舆论引向中日议和，最终让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丑闻在当时不了了之。

陆奥苦心掩饰罪行是为了让发动战争的日军避免遭受太多舆论和外交方面的阻扰，而利用列强在远东的利益矛盾联立西洋各国，成为他在这次战争中最为显著的“功勋”。他表面允诺俄国所提出的撤兵要求，通过蒙骗来稳住俄国进而快速发动战争，又利用英俄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将英国拉拢到自己的阵营，并精心观察美国的动向，确保中立的美国不插足战争。最终，在军政各方的协同作战下，日本以强大的优势赢得了甲午战争胜利，陆奥也长吁口气，他苦心经营最终成为了胜果，并感慨帝国从此可以昂首进入到扩张的时代。

于平壤、黄海胜利之前暗中为战争胜负而现思苦虑的国民，现在却对胜利毫不怀疑，所命唯有我旭日旗何时进入北京城而已。于是乎国中之气象乃壮心快意之情狂跃，骄肆高慢之气横流，国民到处如泥醉于喊声凯哥之场，咱也声凯歌之楠，将来之欲望与日俱增。

结语

在甲午战争运筹帷幄的陆奥宗光，殚尽竭虑为帝国换来了《马关条约》，这也加重了他肺结核的病情。当三国干涉还辽之时，身在病榻上的陆奥，还向政府提议拉拢英国挫败清廷笼络俄、法、德而实施的计划。而召开御前会议征求意见时，陆奥也始终坚持不向清国退让一步。最终，日本政府以有条件的方式，放弃对辽东的永远占有权，但同时又向清廷索要了3000万平银的“赎回费”。

1897年8月24日，肺痨已久的陆奥宗光病逝，终年53岁。他一生才过半百，而且生命中大多数时日是在彷徨中探索与习得，真正发挥效用并起重要影响，已经到了他生命的晚期。甲午一战，陆奥施展各种伎俩，用外交手段决胜千里，成为当时日本朝野盛赞的东洋梅特涅。他的回忆录《蹇蹇录》自1896年之后，就成为近代外务省必学的内参，“陆奥外交”也成为明治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但从谋划出兵、发动战争、掩饰罪行的角度来看，陆奥并不如一些日本学者所言，是东洋和平的维护者，相反，他作为战争的谋划者和策动者，难避深重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