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战争责任

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田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戦時統制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书，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

客观地说，战后日本对于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也还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有任何“反战”的含义。因为除了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象而寻找战争责任，追究战争根源的反思之外，也有推卸责任或是美化战争的反思。但总的来说“反战”在日本战后的言论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

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问题上都是持这种态度，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还是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就连在其它问题上表现得很右倾的《产经新闻》真正到了对那场战争本身定性的时候也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所以可以整个地说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还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受批判最多的还是这些主流媒体。

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发动和进行了战争的军部已经不再存在。协助战争进行的政府各衙门也被美国占领军多次分割改组，除了外务省和大藏省之外战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复存在。而鼓吹开战，力主建立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在东京审判期间死亡，剩下来的重光葵，贺屋兴宣这两位名列甲级战犯的外务大藏大臣战后重起，先后担任过外务和法务大臣，但是他们在国会答辩和出版的回忆录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省了自己和自己主管部门的战争责任，就是说起码他们向日本国民还有过谢罪的表示。

而那些主流媒体呢？名称没变，人员构成也几乎没变，变化了的只是言论口径，从战前和战中那些铿锵有力的鼓舞着日本人去“爱国”，去力战，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壮语摇身一变而成了对军部，政府和财阀的猛烈批判，往事全部如烟。对战争负责的只是那些军人，官僚和政治家，似乎从来没有过传媒什么事，不仅如此，现在能看到连篇累幅地宣传军部在战争中是如何扯谎造谣，钳制舆论，不让国民知道事实真相，似乎传媒只是单方面地受害者，只有军部才是坏人。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以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为代表的军部所进行的舆论操作和东条英机使用宪兵以及特高警察所进行的舆论压制确实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传媒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实际上在认真追查真正责任的时候能发现军部的言论统制和传媒的狂热煽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说不清楚的问题。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是“满洲生命线”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生命线”给普及了出来。

实际上上世纪的大正年代（1912-1926）的日本的自由主义空气是很浓的，甚至有一个叫做“大正民主主义”的词。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不景气中，因为传媒的宣传，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还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恶的对象。

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9.18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一直到战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

不但如此，传媒对于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于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2年10月，旧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在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的同时也批判了关东军的《李顿报告书》，就这种批判也已经使日本传媒无法忍受了，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开始了批判，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去了，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

日本媒体一直在叫嚷裁军，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政府和海军内被称为“裁军派”的一部分人主张接受裁军，而被称作“舰队派”的反裁军的海军军令部的那些人搞出来了一个“统帅权干犯”的问题上，意思是军队的军备和作战一样，是属于天皇所掌之“统帅权”的一部分，政府不能干犯，所以政府不能插嘴裁军问题，这个时候大多数媒体还是站在条约派一边，当时的《朝日新闻》主笔诸方竹虎在战后的回忆中说9.18事变的当时军部对于传媒是否会站在军部一边没有任何把握，甚至把传媒也看成一个潜在的威胁。

实际上在9.18事变之时军部得到了传媒的全力支持。32年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的时候也得到了全国一百三十二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唯一反对就只有《时事新报》一家，怎么会在一年之内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这里面有很大一个理由是商业主义。

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还是两大报纸为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作为这两大报纸的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成为了三大报纸。

可以说《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是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同时扩大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就是包着爱国主义或者皇国主义包装的“战争”。当时各个传媒都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传递用大量“日本绝对正义”，“日本精神的昂扬”等华丽的词藻包装起来的战场实况，发行量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如果有哪家报纸哪怕是不当心敢于反对战争，哪怕是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立即就会遭到在乡军人会主导的“不买运动”，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门，报纸自己就经营不下去了。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后日本传媒界唯一的例外是马场恒吾在《读卖新闻》所主持的专栏“日曜评论”了，马场恒吾利用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主笔的立场一直在主张早日解决“支那事变”，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早日和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而已，但就这个主张也不能被军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这个专栏更换执笔者，从此以后全日本的所有报纸上全部都是“断乎一蹴”，“无敌陆军”之类的勇猛语言了。

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是明治年间制定的《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内务省，检事局，警视厅，特高警察全都可以根据这两部法律来检查传媒的内容，但实际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警察并没有更多地介入具体的事务，比如内务省的警保局对各府县的特高课长的指示是：“和主要日报以及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这种叫做“内面指导”，由各传媒自己控制。

1938年指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把本来是各个私人企业的传媒组织到了政府和军部的管理统制之下，由于战争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源不足，纸张等传媒资源都成为了战略物资，这样报纸的数目也在不断减少，1938年日本全国有739家报纸，到了1941年初以所谓“整顿恶德不良纸”的名义减少到了108家，9月底更是由“一县一纸”的理由减少到了54家，有趣的是这种“一县一纸”的做法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一个县只有一份报纸。

如果说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媒体是自主地在配合战争宣传的话，到太平洋战争之后就连这种自由也没有了，珍珠港之后，主管媒体的内阁情报局立即发表了“禁止登载非经大本营许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传媒作为言论机构的机能已经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工具。在同一个命令中情报局还明言：“禁止登载对我军不利的消息，但是容许发表让人认识到战场的真相从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的文章除外。”

所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传媒走过的道路就是：夸大战果——>封锁失败——>鼓吹彻底抗战这个三部曲，整个在骗人。

而且是主动的行骗，所谓的“大本营发表”确实是谎话连篇，但那种谎话只能欺骗一下老百姓，骗不了传媒。各个传媒都有特派员在前线，他们对前线的了解不次于参谋本部或者军令部，而且传媒能接触到外国通讯社的信息，所以各传媒对战场上发生着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十分心知肚明，但没有向国民发出过任何信息。

当然真说传媒对军部一点都没有抵抗也不是事实，1944年的“新名事件”可以说是传媒反对军部的典型事件，东条时代有个邪门口号：“用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每日新闻》记者新名丈夫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打败英美鬼畜不能用竹枪，要“用飞机，用海军飞机”。这一下算摸了东条的老虎屁股，东条立即下令把这位当时已经37岁的新名记者征召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岛。

这篇文章确实是在批判军部，但是真实的背景却有点不同，新名记者当过海军记者俱乐部的主任，这篇文章实际上和反战或者反军部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日本陆海军之间的争斗通过媒体折射了出来，所以海军出面说话了。当时日本的法律规定凡男子年满20岁一定要经过征兵体检，新名丈夫早在大正年间就经过了体检，当时征兵不征大正年间参加体检的，海军就问了：“大正年间就征召这一人是怎么一回事？”

行，东条就马上再追加征召250名大正年间体检过的人发配到硫磺岛的丸龟联队去。新名本人由于当过陆军的随军记者加上海军在罩着他，过了三个月就解除了征召，可是那250名大叔可就玉碎在硫磺岛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日本整个传媒界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用曾经在那时担任过日本新闻会会长的田中都吉的话来总结最合适：“社会上一般认为政府对新闻界施加了不当的压力，这是事实，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不如说新闻界和军部，情报局或者内务省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传媒人到底在想什么？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闻》还发表社论说：“信念在一亿国民的心底燃烧，默默地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所锤炼出来的火球会在一瞬间爆炸出来，这就是对敌人的暴虐的报复。”按照作者的调查，这篇社论并非受到军部授意，而且在十天之前大本营情报局长已经向新闻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经战败，正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重要情报。掌握了这个信息的《朝日新闻》不但没有设法透露这个信息，而是继续像9.18，77，以及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那样疯狂地进行煽动。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资料，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传媒界和传媒人士在战时的各种行动及其影响，不仅是战时的传媒史，而且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行动的由来。日本的战时媒体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肯定会涉及到经济领域和经济史，一个很意外的方面就是不少日本在战时采取的经济措施，实际上要不然是直接出自传媒界的主张，要不然也和传媒界有莫名其妙的关系，这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所谓“革新官僚”们的把戏，他们的自己的主张要想能够得到推行的话就一定要得到军部的支持，但官僚和军人之间的互相倾轧造成这两个集团之间关系相当紧张。官僚们在战时经常使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理由有时干脆连知识产权都不要，把自己的观点方法传授给媒体人士，以媒体的社论什么的方式出面向军部提出建议。而媒体也很乐于扮演一个“聪明的建议者”的角色，加上军部一般对一直不惜用最华丽的语言在礼赞他们的媒体的感觉很好，所以从媒体说出来的话军部多少都会听。这就造成了最古怪的日本战时媒体史和经济史密不可分的现象，一些牵涉到战时传媒的著作都很难归类到经济类还是媒体类去。

这本书在战时经济史方面也有独自的探索，吉田则昭不在局限于某些具体的例子或八卦，而是详细地介绍了朝日新闻社论作家笠信太郎在战时的经济学论说，把战时动员和经济再编成这个大动作本身对传媒界再编的影响以及经过再编的传媒界反过来对经济再编成所起的反作用放在一个“经济新体制”下来衡量，这就使得传媒人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可见。

这本书的研究还不仅限于太平洋战争时期，对战后的日本传媒界所继承了的战前遗留下来的传统也进行了揭露。

战后，各传媒和煽动战争有关的人物都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而送进了巢鸭监狱，但很快就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释放。和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战后把战争犯罪嫌疑人永久驱逐出去不同，日本的这些人回到了传媒界而且继续把持着日本的传媒界。这样日本的传媒在战后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虽然迫于形势，日本媒体不再进行战争煽动的举动，但在迎合读者，以销售量为本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就是日本的传媒界即使在战后也从来没有给日本社会指出过正确的方向而是一再犯错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