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知道勤洗手能降低患病的机率。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世卫组织和各国卫生部门都发表了日常预防守则，勤洗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然而，这个观念并不是古已有之。就在100多年前，第一位提倡严格洗手的医生，不仅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在医学界也遭遇了反对，甚至还被同僚送进了精神病院……
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于预防疾病非常有效，可惜的是，单单在洗手这一个小习惯上，人们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中的惨痛代价，超乎想象。
观念能指导人们的行为，但卫生观念的树立依赖于科学知识的发展。首先我们得搞懂了是什么导致患病，才能明白怎么去预防和治疗。
在前现代社会中，导致人们最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元凶是什么？很多人肯定不假思索地认为是战争和饥荒。战争和饥荒确实导致了大量人员死亡，但跟天花、鼠疫、伤寒、霍乱、麻风、结核、疟疾等疾病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上世纪20年代发达国家建立现代军事卫勤体系之前，通常军队的损失中三分之二不是死在战斗中，而是死于传染病或伤口感染。古代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轻则扫荡一村一镇，重则摧毁一个帝国，瓦解一个文明。
人类文明史最长有八千多年，但知道有微生物存在却只是三百多年前的事儿。
17世纪中期，荷兰人列文虎克磨制出显微镜，无意中看到了动物精子和血液中的细胞，又从观察人的牙垢里发现了好多“有生命的小家伙（细菌）”。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世界，他的发现震惊了欧洲。
不过，此时的了解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对当时的医疗理论和实践暂时没有什么帮助。人们对卫生与疾病关系的认知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高度，得等到19世纪后期“细菌理论”的诞生和普及，此时的人们逐渐搞清楚了大量疾病产生的原因——某些种类的微生物（细菌、病毒、原生动物）和寄生虫入侵，是致人患病的病原体。
铺垫了这些文字，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们要讲的故事，下面言归正传。
他是匈牙利人，在奥地利维也纳学习法律，然后转入医学院校，毕业后1846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第一产科临床部当医生。
塞麦尔维斯医生有一个专业困扰，当时的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太高。
那时没有统计学和统计机构，缺乏精确数据，学者们根据17世纪前搜罗到的史料推算，妇女生产死亡率约在1%到1.5%左右；注意，这个比率是按次算的，一个妇女第一次生产无碍，也有可能第二次生产就挂了，所以生产对妇女来说终身有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死亡的比率可能在4%左右。
有一个现象令塞麦尔维斯等妇科医生迷惑不解，妇女生产死亡率过去百年来总体在下降，但因产褥热而死的产妇却从18世纪末期开始逐渐增长，进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还迎来高峰，导致欧美产妇总体死亡率反弹。
更为离奇的是，在医院生产死于产褥热的比率远高于在家生产，尤其那些收治贫困产妇的医院，死亡率奇高无比。即便是当时条件最好的美国医院的产科，也会出现20%的死亡率。
▲ 导致妇女生产死亡的因素很多，最常见的有难产而死，大出血而死，或者产后感染而死。产后感染通常被称作“产褥热”，一般指分娩后11天内严重的全身性感染，表现为发高烧和产道流脓，还可能引起腹腔、胸腔疼痛性脓肿，甚至出现致死性的败血症。
这种死亡率超出了常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欧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公共卫生投入，医学院和医院的数量都在稳步增长，很多产妇进医院前体质健康强壮，为何会染上产褥死了呢？
有人持传统的“瘴气说”，认为瘴气通过空气传播导致病亡；有人说这是上帝的选择，没办法；有人说那些死于产褥热的产妇有“流行病体质”；有人认为是“宇宙间不可名状的物质”所致；还有人认为医院雇佣大量男医护人员才会出现产褥热。
只有少数医生反对把产褥热归因于瘴气和上帝，代表人物就是美国医生霍姆斯以及在维也纳工作的塞麦尔维斯医生。他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统计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有医护照顾的产妇越容易患上产褥热。他俩认为产褥热是一种接触性的传染病，即通过医护作为媒介从一个病人传给另一个病人。
霍姆斯的结论引起医疗界轩然大波，同行认为他把锅甩给医护人员简直荒诞不经，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狂傲的霍姆斯看同行反应如此激烈，直接称呼他们是“职业杀手”和“伪善的无知之徒”。
塞麦尔维斯的看法跟霍姆相近，不过当时同行抨击的矛头主要指向霍姆斯。因为霍姆斯同时还是个诗人，性格张扬，言辞犀利，结论夸张，所以更引人瞩目。塞麦尔维斯性格内向刻板，仅低调地出示统计数据和经验证据，就没怎么遭到指责。
维也纳综合医院的产科有两个诊区，塞麦尔维斯所在的第一诊区由医生和医学院实习生负责，第二诊区由助产士管理。奇怪的是几年来第一诊区的产妇死亡率有10%到13%，第二诊区死亡率约2%到3%。
以致于第一诊区“臭名远扬”，常有产妇进来后跪求医生别把他们送到第一诊区。同样条件的诊区，采取同样技术，为什么更专业医护人员管理的诊区死亡率反而如此之高。怀有高度职业使命感的塞麦尔维斯对这个问题苦闷不已，夜以继日在解剖室研究，在病房观察统计。
有趣的是，令塞麦尔维斯灵光闪现的不是观察和统计，而是他的法医朋友柯里斯卡教授之死。柯里斯卡在解剖尸体时不小心在自己手上划了个小伤口，起初没有在意，后来伤口发红、跳痛，沿着手臂形成红色条纹。塞麦尔维斯观测朋友尸体时发现，这些病征与产褥热死亡者相似，他感觉这肯定是某种“尸体物质”进入伤口引起。
塞麦尔维斯认为，医护人员经常接触病死者尸体，手部不可避免会沾染尸体上的有毒物质，然后通过接触传播给了其他产妇。那么如果把手洗干净，就断绝了传染。他开始要求第一诊区医护人员离开解剖室和接触产妇前用漂白粉溶液洗手消毒，没想到一个月后，第一诊区死亡率从13%降到3%，两个月后降到1%。
维也纳综合医院是一家慈善医院，大量收治贫困病患，管理方一直以来把妇产科的高死亡率归因于那些妇女的贫穷、绝望和未婚先育，但院方结论无法解释为何两个诊区死亡率的巨大差别。
塞麦尔维斯要求在全医院推行消毒程序，不光是要洗手，还要求所有医疗器具使用前均需消毒。他的建议遭到医院管理层反对，理由是“相关性不一定有因果性”。管理层认为消毒程序不适合一家慈善医院，而且声称塞麦尔维斯的结论没有得到主流医学界认同。
塞麦尔维斯是“学痴”，不善言辞，不喜欢写作，缺乏人情练达的能力，除了得到身边少数朋友理解，他没有把研究结论写成论文公布于众赢得支持，也没有设法通过巧妙方式说服院方。
当时一场革命运动正在席卷欧洲，政府和医疗管理机构的氛围倾向保守，害怕过大的“改变”，加上性格倔强的塞麦尔维斯是个匈牙利人，院方疑虑重重。强烈要求全面推行消毒制度的塞麦尔维斯跟管理层冲突愈演愈烈，甚至与自己指导老师克莱因教授反目成仇。
塞麦尔维斯也不像同行霍姆斯那么狂傲洒脱，与所谓“传统守旧”医疗界和院方斗争中，他越来越郁闷狂躁。1849年3月聘期将满，院方通知不再与他续约。他向维也纳医疗管理机构申请去大学当产科讲师，第一次由于导师克莱因反对没有获批，第二次才被任命为无薪的讲解员，但不准接触人体，只能用模型来授课。塞麦尔维斯一怒之下回到了自己故乡匈牙利，没有向任何人辞别。
接下来的数年，失业、贫困和儿女夭折折磨着塞麦尔维斯，所幸他在佩斯大学谋得一个产科教授职位，在大学的附属圣罗切斯医院产科得到无薪的名誉主任医师岗位。他继续不顾同事们反对，在产科推行消毒制度，最终将产科死亡率降到1%以下。
塞麦尔维斯的主张仍然得不到当地医疗界认同，他曾经接待前来参观的英国医疗界访问团，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学说后，对方态度冷淡，只说了句“没什么稀罕的，英国医生都洗手的”。
当时医护人员的确有洗手习惯，只不过并非一种制度，洗得也不勤快，最多是下班回家前用清水冲冲或用肥皂搓几下，达不到医疗消毒的效果。
1861年塞麦尔维斯终于克服写作恐惧，出版自己的著作《产褥热的病因学、概念和预防》。结果他遭到医疗界的嘲笑，有些苛刻的评论家把他的书贬称为“来自布达佩斯大傻瓜的疯话”。
塞麦尔维斯被嘲讽激怒，公开回信反击他们是“间接杀害母婴的凶手”。在与“守旧势力”斗争中塞麦尔维斯得罪了越来越多的同行，性情也愈发偏执，基本骂遍了欧洲著名的产科权威。对方抨击越尖刻，他回应越凶猛，他越不妥协，对方嘲讽更激烈。塞麦尔维斯开始酗酒，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最终连他妻子也无法忍受，同意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塞麦尔维斯被诱骗进精神病院，他反应过来试图逃跑，与警卫人员发生剧烈搏斗，警卫人员被激怒后对他实施了毒打，捆绑起来扔进暗黑小屋。1865年8月13日，妻子接到了他死亡的噩耗，时年47岁。精神病院出具的尸检结果是“死于脓血症”，但明显是因为被严重殴伤后感染所致。
塞麦尔维斯的葬礼很冷清，只有几个亲友参加。当地医学期刊只登载了一条简讯，可能因为树敌过多，医疗界几乎没人谈论他的死亡。圣罗切斯医院产科的继任者没有严格实施塞麦尔维斯生前建立的消毒制度，死亡率很快提升六倍，但无人惊讶，无人关注。
数年以后“细菌理论”诞生并普及，医院消毒制度得以推广，欧美产科死亡率一路大幅度下降，证明了塞麦尔维斯的措施是正确的。
随着现代医学发展，如今发达国家各种因素导致的产妇死亡率已到忽略不计的地步。即便在医疗条件较差的不发达国家，只要做好最基本的消毒工作，产妇死亡率最高也不足1%，达到西方国家19世纪后期的水平。
越来越多的医疗界人士为塞麦尔维斯翻案，报刊杂志也开始广泛缅怀这位抱撼而死的医生，称他为医疗消毒的先驱。死后一百年间，塞麦尔维斯在全球获得的赞誉不计其数，就差被加封为“母婴守护神”了。
▲ 圣罗切斯医院1904年在大门口给塞麦尔维斯树起了雕像
从圣罗切斯医院到伊朗的德黑兰大学，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医学院为塞麦尔维斯树起雕像。1969年，布达佩斯医科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将校名改为“塞麦尔维斯医科大学”。
一个人生前死后获得天壤之别的评价和待遇，实在令人唏嘘。
回首过往，塞麦尔维斯的悲剧固然有他个人性格因素，更有时代的局限。
18和19世纪欧洲经历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人口快速膨胀，城市化迅猛推进，公共医疗服务也在增加，恰好医院是病患聚集体，病菌（病毒）密布，当时搞不清楚“病原体”是什么，从民间到医疗界都欠缺卫生意识，自然无法理解消毒观念。
那时的医院，散发着屎尿味儿，到处是垃圾，医生在诊室给人看病时，旁边经常躺着尸体。医生不仅频繁接触病患，还时常解剖尸体，然后再去触碰其他病人，产妇最容易被医生手上的病菌感染。
这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医院建得越多，产妇死亡越多；为什么医院生产的死亡率远超过家中生产；为什么由专业医生看护的病房区比助产士管理的病房区有更多产妇死亡。元凶当然不是霍姆斯指出的医护人员本身，而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家伙”。
塞麦尔维斯提出的解决问题方法是正确的，可他所阐释的病理却是错误的。嘲笑和抨击塞麦尔维斯的同辈科学家们，也并不都是保守势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样自认为是科学实证主义者，“尸体物质”经过医生传播给产妇的想法，乍一听很像中世纪伪科学。世界上没有绝对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医学，就是在不断纠错中前行。
塞麦尔维斯的悲剧在于，他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法。在科学理论出现升级之前，任凭个人如何努力，也无法找到真正的病因。
塞麦尔维斯在1865年去世，他去世后不久，巴斯德与科赫建立了微生物学，改写了医学史的进程。直到这时，人们才觉察塞麦尔维斯的消毒措施具有多么重要的医疗价值。
▲ 法国的巴斯德（左）、德国的科赫（右），这两位泰斗级微生物学家拯救了人类数以亿计的生命。
今天我们熟知的“巴氏消毒法”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领域，也是巴斯德的发明。
回首往事，我只能期待有一天终将消灭这种产褥热感染，并用这样的欢乐来驱散我身上的哀伤。但是天不遂人愿，我不能亲眼目睹这一幸福时刻，就让坚信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信念作为我的临终安慰吧。
医学上的每一点微小进步，即便是正确的观念，都经过了漫长的试错和无数的努力。
洗手，勤洗手。记住这一点，就是对塞医生最好的缅怀和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