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越战的人，如今已被历史封存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罗伯特·凯泽（Robert G. Kaiser）

翻译：陶小路

爱德华·兰斯代尔（站在第二排，手扶帽檐），前排左边站立的是美国军事援助咨询小组负责人约翰·W·欧丹尼尔（昵称“铁人迈克”）（John W. ‘Iron Mike’ O’Daniel）中将，坐在中间的是美国驻南越大使弗雷德里·克莱因哈特（G. Frederick Reinhardt），坐在右边是吴庭艳（Ngo Dinh Diem）。照片摄于1955年的西贡，照片来源 Muir S. Fairchild Research Information Center

在灾难性的越南战争中，有许多人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比爱德华·盖瑞·兰斯代尔（Edward Geary Lansdale）更重要。兰斯代尔出生于1908年，是一名神气十足的空军军官，1945年至1954年期间，他在菲律宾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之后又为接替战略情报局的中央情报局工作（尽管他在很长时间里将自己的这段经历隐匿）。他在菲律宾取得了一些功绩，因此获得被派往越南的机会。1954年到1955年他在越南做了一系列事情，“证明了一个人和这个人的见识能够在历史中产生影响”，尼尔·希恩（Neil Sheehan）在他的《天大的谎言》（A Bright Shining Lie, 1988）中这样写道，这本书到现在依然是写越南战争的书里最好的一本。如果没有兰斯代尔，“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行动一开始就会失败……。南越政权可以说是他一手创造”。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有关越南战争的官方历史认为，在越战的二十年中，兰斯代尔为中央情报局取得了“最重大的成就”。

然而，如果你看过肯伯·恩斯（Ken Burns）和琳恩·诺维克（Lynn Novick）近期拍摄的关于越南的纪录片（《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共10集——译者注），你只会在纪录片中听到对兰斯代尔简短的提及，不会看到他的影像，也不会了解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挥的重要作用。越南战争的研究者普遍不会认真关注兰斯代尔，希恩的书属于例外。还有一个例外：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塞西尔·B·科里（Cecil B. Currey）得到了兰斯代尔的合作，撰写了一本关于他的吹捧性传记。今天，记住兰斯代尔的主要是越战历史迷，以及我们这些对越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个人经历的人。在大多数关于越南的书籍中，提到他的地方只有寥寥几处，或者根本不会提及他。

一直以来，兰斯代尔为人所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个经常被人重复的故事：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小说《沉默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中的反英雄奥尔登·派尔是以兰斯代尔为原型。派尔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具有浪漫气息的年轻特工，20世纪50年代初被派驻到西贡，他试图推动既不亲法国，也不亲越南共产党的“第三种力量”。他和兰斯代尔有一些共同之处，特别是对自己改造亚洲现实的能力抱有一种天真的信心。不过，格林并不需要兰斯代尔作为自己写作的原型，他在兰斯代尔抵达越南之前一年多就写完了这部小说。【威廉·莱德勒（William Lederer）和尤金·布迪克（Eugene Burdick）出版于1958的畅销书《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中骑着摩托车、喜欢吹口琴的间谍埃德温·巴纳姆·希兰戴尔上校才是以兰斯代尔为原型——作者注】

马克斯·布特（Max Boot）在他的新著《未选之路：爱德华·兰斯代尔和美国在越南的悲剧》（The Road Not Taken: Edward Lansdale and the American Tragedy in Vietnam）中，把兰斯代尔带回了对这场战争叙述的中心。马克斯·布特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研究员、《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他是新保守主义者，“反特朗普”运动（“Never Trump”）支持者，但是他的书是严肃的学术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布特搜寻了许多档案，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新材料，特别是兰斯代尔写给自己长期以来忍受痛苦的妻子和他的菲律宾情妇（她在兰斯代尔生命的最后几年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的私人信件，他在这些信中吐露了许多事情。《未选之路：爱德华·兰斯代尔和美国在越南的悲剧》是一本正面评价传主的传记，但也是一本有批判性的作品；它引发了许多争论，但读者能读到对兰斯代尔非常引人入胜的描述，读者会从中看到，这个独特人物如何违抗自己所服务机构的官僚主义价值观。

随着1954年南越政权的建立，战争才真正开始，爱德华·兰斯代尔自战争初始就在场。1954年6月之后的10个月中，兰斯代尔获得了他最大的成功。这个被匆忙创制出来的国家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而他让吴庭艳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策划秘密心理战，组织了一支雄心壮志的美国海军舰队，帮助90万越南人（主要是天主教徒）从北越逃到南越，成功地打了一场宣传战。1955年4月，许多美国官员认定吴庭艳无法成功地领导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发电报宣布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吴庭艳。但兰斯代尔在吴庭艳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交涉，后来杜勒斯的决定被撤销。他的这一举动让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支持吴庭艳以及这个被创制出来的政权，也就是后来的南越。后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很热心挽救这个政权，这也就让我们命中注定地卷入到这场战争中。

1955年4月4日《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吴庭艳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会上就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所作的决议为南越政权的创立提供了借口，但是如果没有兰斯代尔的介入，吴庭艳的“残存国家”（rump state）很快就会不复存在。如果胡志明和他的同志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就统一了越南，那么美国政府就不会葬送58,220名美国人和200多万越南人的生命。我们能节省下来数千亿美元，而且可以避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这些灾难不能都怪到兰斯代尔头上。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取得那些功绩之后的二十年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通常都忽视他的建议。他认为应当试着去赢得人心，而不是由战争机器来征服越南人。许多导致灾难性结果的政策选择都是他所反对的，他尤其反对派遣一支庞大的美国远征军来到越南，对越共和北越人民发起常规军事行动。兰斯代尔认为，只有一支在政治上获得民众支持，在一位民心所向的国民领袖领导下的越南军队才能赢得这场战争。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因为他的一些行动，他所希望避免的大规模战争变得更难以避免。1961年，兰斯代尔说服非常欣赏他的约翰·F·肯尼迪，命令在越南的数千名美国军事“顾问”和他们正在训练的南越军队共同作战。这个决定导致美国人开始有了死伤的情况，于是美国政府就更要对这场无望取胜的战争投入更多。

1954年6月兰斯代尔在西贡担任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后，立即开始对南越事务进行激烈的干预。这种干预策略是他几年前在菲律宾所学，他当时是设在马尼拉的中情局秘密政策协调处的一名特工。在菲律宾工作期间，兰斯代尔与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建立了一段私人友谊，后者是菲律宾的国会议员，后来成为了国防部长，之后在1953年担任菲律宾总统。

兰斯代尔是麦格赛赛的亲密顾问。他们一起指导了一次针对“新人民军”（the Huks）的反叛乱行动，该行动取得了成功。“新人民军”这支左派叛乱武装部队先是反抗日本对菲律宾的占领，后来反对战后菲律宾政府的统治。“新人民军”试图组织农民反对菲律宾政府，但是，麦格赛赛很成功地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之后叛乱被压制。

兰斯代尔与麦格赛赛

兰斯代尔从麦格赛赛那里学到尊重农民和士兵的重要性，这种待人之术之后他一直都没有忘记。麦格赛赛诚实的民族主义政权和他的个人名望为应对左派叛乱提供了一种范本，美国官员对此非常感兴趣。多年以后，用兰斯代尔的前同事的话说，兰斯代尔与麦格赛赛的交往经历为他增添了“某种神秘感”，他也急切地塑造这种神秘感。“他是一个邪教组织的领导者，”1971年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越南为兰斯代尔工作了几年之后这样表示。“我之前是那个邪教组织的成员。”

“许多人都找他帮忙、咨询意见，他成了一个大师，”1967年至1968年主管五角大楼文件编纂工作的前官员、新闻记者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H. Gelb）说，“这是他权力的来源。”

正是因为兰斯代尔在菲律宾的经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才决定1954年让他去越南。杜勒斯和他的同僚希望兰斯代尔能够将他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这个最新的亚洲危机点，阻遏越南共产党取得更多的胜利。美国人当时对越南知之甚少，甚至负责美国政策的官员也对其了解无多。

这种理解上的缺乏导致了严重后果。将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官员对越南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一无所知，无一例外。兰斯代尔也不是例外。他成了菲律宾的专家，但是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英语被广泛使用，美国的生活方式被模仿和欣赏。他以一名军官的身份在菲律宾驻扎了三年，在全国各地旅行，结交当地朋友，在他成为中情局特工秘密为麦格赛赛提供各种意见之前，就在学习菲律宾的民间传说和民间音乐（他喜欢在他随身携带的口琴上吹其中的一些曲目）。

“相比之下，”布特写道，“兰斯代尔到达越南时，此前只在那里待过三个星期，并且还没有交到任何越南朋友。”他不会说越南语，和大多数在越南服役的美国人一样，他从来没有学过这门语言。他只会一点法语，吴庭艳和殖民地时代的越南精英阶层成员都能流利地讲法语。他对越南复杂的社会或古代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兰斯代尔到西贡二十四天后就得出结论，认为吴庭艳是最好的候选人，他能成为越南的麦格赛赛，将那些不希望南越落入胡志明之手的越南人团结起来。

这样的想法令人怀疑。如希恩所写，吴庭艳此前在美国和比利时流放了四年，直到被保大帝任命为新首相才回到越南（保大帝是法国政府的傀儡，他和旧殖民政权关系密切，他本人就住在法国）。吴庭艳“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几乎与兰斯代尔一样无知。”希恩指出，吴庭艳无知是因为他“固执己见。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生活在对越南帝国过往的怀旧幻想里。”吴庭艳没有麦格赛赛的个人魅力；用布特的话说，他“不符合一位领导者应该有的样子”。他可能是“最好的人选”，但之后发生的事情表明，他还不够好。

兰斯代尔到越南还不到三周，6月25日，吴庭艳飞抵西贡。就在吴庭艳到达当天，兰斯代尔与许多西贡市民一起，等着看这位新任领导人的车队从新山一机场（Ton Son Nhut Airport）驶入市内。公众对新领导人的好奇，吴庭艳在政治上的拙劣表现，都给兰斯代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庭艳乘坐着一辆轿车进城，车窗紧闭，街上的人群什么也看不到，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下车问候任何一位自己的同胞。

见到此情此景，兰斯代尔依然没有改变心意，他当天就自发地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吴庭艳；在这份一天一夜的时间完成的备忘录里，兰斯代尔详细列出了关于如何治理一个新国家的种种建议。他给的建议广泛而具体：将现有的几支民兵部队整编成一支新的南越军队；组织一个持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的政党组成的联盟；在城镇和乡村举办座谈会，民众可以向政府官员反映各种问题；立即采用一份类似于兰斯代尔帮助麦格赛赛起草的菲律宾宪法等等其他许多建议。

兰斯代尔与吴庭艳

这种做法非常冒失：这是个对越南历史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不会说越南语，而且只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待了25天的初来乍到者，但是他却自以为是地告诉这个刚刚接受任命、看不出有什么政治技能的领导人如何治理这个新国家。布特不觉得兰斯代尔的鲁莽举动有什么不妥，反倒认为兰斯代尔能得到吴庭艳的欣赏是很了不起的——兰斯代尔借此机会与吴庭艳这个古怪的人物建立了友谊。但布特也在书中承认，吴庭艳没有采用兰斯代尔在这份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在之后的几年里也基本对兰斯代尔的建议置之不理。

很会和亚洲人交朋友可能是兰斯代尔最了不起的才能。布特在书中写到，兰斯代尔善于倾听，对于这些习惯了被白人殖民者像对待孩子一样颐气指使的人们，他知道怎样去表达尊重。布特写道，兰斯代尔“完全没有屈尊降贵的态度，没有种族主义观念”。他对麦格赛赛很友好，慢慢的，他成了麦格赛赛的家庭成员之一。他到越南不久，他在吴庭艳的家庭里也取得了相似的地位。

兰斯代尔认为，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应该向越南派驻大量人员。1954年7月，他在给中央情报局的上级发的电报中这样表示，“为了构建一个自由越南，使其成为阻遏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进犯的有效壁垒，美国必须要接受一点：它需要在援助南越上发挥直接以及主导作用。”往好了说，这封电报符合当时华盛顿的情绪，杜勒斯兄弟仍然梦想着“击退”共产主义。更严苛但更准确的评价则是，兰斯代的这句话概括了美国当时自命不凡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越南战争的爆发。

兰斯代尔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工在西贡的第一个任期于1956年12月结束，他参与越南事务颇有成果的阶段也随之终结。中情局没有派给他下一个任务（他在中情局内从来也不受欢迎），因此兰斯代尔做回了他的空军上校。

非常规和游击战争领域刚刚在美国国防部流行起来，一向擅长自我推销的兰斯代尔就开始被誉为非常规和游击战争问题的专家。不久他就成为了特别行动处的负责人，向国防部长提供有关各种非常规战争方面的建议。越南成为特别行动处最关注的地方之一。1959年和1960年，兰斯代尔两次访问越南，对那里的游击战进行评估，游击战当时对吴庭艳政权构成了持续的威胁。

到了1960年，南越共产党逐步扩大其影响力，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西贡那些争吵不休的政客令吴庭艳感到苦恼不堪。1960年4月，他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派兰斯代尔回西贡帮助他。这个要求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引发许多争议；许多官员认为兰斯代尔我行我素，不受正常指挥系统控制。最后，美国政府与兰斯代尔达成了一项协议，他可以见吴庭艳，但他的一切行动都将受到严格控制。

1961年1月，兰斯代尔出访越南，这次出行只有十二天。在回美国的路上，兰斯代尔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份令人担忧的报告。他开篇就写，“1961年对于越南来说将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他发现越南共产党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为吴庭艳辩护，但是抨击了美国驻南越大使埃尔布里奇·德布罗夫（Elbridge Durbrow），吴庭艳不喜欢这个不甚友好、出身名门的美国人。兰斯代尔提出了一个布特认为“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希望美国政府派遣新人、带着对目标的全新认识，重建美国在越南的使命。他警告说，吴庭艳当前对权力的掌控充其量也就是情况不明。

兰斯代尔赶上了非常好的时机。他的报告被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读到，当时约翰·F·肯尼迪几天后便要宣誓就职，罗斯托在肯尼迪的过渡团队为其做各种准备。兰斯代尔的报告给罗斯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报告被他放在给肯尼迪的一堆重要阅读材料的最上方。兰斯代尔职业生涯中最有趣的时期之一就此开始。很快，官方开始放出风声称兰斯代尔可能被任命为新的美国驻南越大使，或者是越南军事援助组的指挥官，甚至肯尼迪也这样表示。兰斯代尔知道自己的才能和兴趣不适合做这两个职位。但他准备领导一个针对越南问题的总统特别工作组，由他来负责工作组的计划在华盛顿和西贡的落实。

之后，兰斯代尔故作姿态的种种表现和官方的运作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结果，这显然是因为兰斯代尔在疏远同事，尤其是疏远上级方面很有一手，他在职业生涯中一再表现出这一点。布特表示，肯尼迪的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和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都对兰斯代尔失去了信心，阻止他进一步参与决策。布特表示这是他唯一无法真正解释其原由的事情。“兰斯代尔试图主导肯尼迪政府对越南的政策，但是没有成功”，布特在书中写道。布特引用兰斯代尔自己的解释：肯尼迪暗示他可能会担任美国驻南越大使或军事指挥官这点“严重损害”了他的影响力；在兰斯代尔看来，这只会激怒那些不喜欢他、同时又有很强嫉妒心的同僚。

兰斯代尔

然而，肯尼迪依然钦佩兰斯代尔，因此找他来出任极其机密的行动“猫鼬计划”（Operation Mongoose）的作战参谋；该计划由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兄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提出，通过采取秘密破坏活动，可能也会搞暗杀，报复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猪湾事件中对美国政府的羞辱。布特用了20页篇幅叙述了这个不幸的故事，1975年丘奇委员会为调查中情局的“疯狂阴谋”【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语】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在此之前，中情局的这些秘密行动一直不为公众所知。这一系列听证会对“兰斯代尔的声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布特这样写道。

布特出生于1969年。他对越南战争没有记忆，但多年来他一直对这场战争感兴趣。他在早年的写作里认同这样的观点，比如他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采用不同的战略，越南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他为这本书选标题的时候，他的这种想法可能仍然存在。“未选之路”意味着还有别的路可以选，如果选了的话，越南战争可能会有个好的结果。布特在本书的序言中几乎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他写道，越南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如果华盛顿的决策者听取了这位著名的反叛乱战略家的建议，那么这场灾难可能会被避免”，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位中情局特工、空军军官的建议被采纳的话，整场战争，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失败，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走向：付出的代价不会如此高昂，可能会带来更成功的结果。

“可能”这个词在这里至关重要。如果作者告诉我们说“毫不夸张地说”，某件事“可能”会发生，我们能从这句话里获得什么信息？没多少。

值得称道的是，在这本篇幅浩大的书的结尾，布特承认，美国能在越南走的所有可能的路都会导致相同的结局。他的详致研究为美国为何注定失败列出了非常详尽的理由，特别是指出南越政权没有组织一个有效、诚实以及得民心的政府。“公平地说，”他在接近尾声时写道，“即使美国政府听取了兰斯代尔关于反叛乱的意见，南越政权或许也无法维持下去。兰斯代尔

可能过于理想化，因为他认为即使在战争肆虐之时，民主制度也能在南越生根发芽……。在任何情况下，北越都会是一个坚强和坚定的对手，它拥有远比美国强大的胜利意志。”

我认为导致越南战争以灾难性败局告终的最重要原因是：南越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布特在书中没有谈到这一点。居住在每个地区的越南人似乎都明白，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南越政权存在了20年，在这20年里，南越的领导人在解放越南民族的功绩上无法与胡志明和他的同志们相提并论。越南共产党控制着北越，一些越南人，特别是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吴庭艳）很不喜欢越共，但是自1941年起，为越南独立而战的却是越南共产党。1954年，胡志明和武元甲（Vo Nguyen Giap）将军英勇地在奠边府羞辱了法国殖民军。他们赢得了越南的独立。

兰斯代尔注意到了这个现实。1965到1968年间，兰斯代尔被派驻越南，期间没有取得太多进展，现实令人沮丧，他试图在南方推动一系列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希望南越从政者可以通过赢得这些选举获得合法地位。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真实情况是怎样的。1967年，兰斯代尔在给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备忘录中哀叹道：“在选民心目中，南越的总统候选人里面，没有可以跟胡志明相提并论的。 ”

对于选取一位南越军队中的将军来当总统的想法，兰斯代尔尤其表示反对。他在写给洛奇的备忘录中表示，在“大多数越南人眼里，那些将军还是他们1954年之前的形象……帮助法国部队镇压越南民族解放势力的军士。”洛奇当时挑选的总统候选人是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阮是一位将军，他年轻时确实帮助过法国人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Viet Minh）作战。在选举被操控的情况下，阮文绍以35％的选票获胜，之后他又当了八年南越总统。1975年，在阮文绍任上，南越政权崩溃。

本文评论的书籍为：《未选之路：爱德华·兰斯代尔和美国在越南的悲剧》（The Road Not Taken: Edward Lansdale and the American Tragedy in Vietnam）

罗伯特·凯泽（Robert G. Kaiser），美国记者、作家。出生于1943年，在《华盛顿邮报》供职50余年，曾任《华盛顿邮报》副主编、高级记者。著有《关于新闻的新闻：处于危亡之中的美国新闻业》（The News About the News: American Journalism in Peril）等八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