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的“道奇路线”,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前言

1948年，美国集中进行了重新研究对日政策的工作。2月国务院派遣凯南，3月陆军部派遣杜莱伯副部长到日本。

凯南的调查报告

凯南就日本的现状和美国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向国务卿提出了总括性的报告。杜莱伯代表团向陆军部长提交的报告取团长的名字命名，称约翰斯顿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为复兴日本经济，重要的是结束赔偿和排除经济力集中等捉摸不定的因素；为维持相当程度的生活水平而筹措进口必要的粮食、原料的货款、必须将出口增加到现在水平的8~9倍。

报告中也包括了建议规定期待经济金融形势稳定的最终汇率；尽早重开民间贸易；日本政府为希望引进外资，应颁发必要的法律和制度等内容。

关于赔偿，陆军部已在上年初派遣斯特莱调查团到日本就帕莱方案(基本内容是，日本除维持1930~1934年的平均生活水平外，对超过需要范围的“剩余设备”予以撤除)研究放宽的问题。但在1948年3月，该调查团公布的报告却建议在日本不撤出能有效利用的生产设施(主要的军需设施除外)。要撤出的是：

(1)阻碍世界生产的；

(2)有可能缩小日本自立的，并要延长达到自立需要的时间的；

(3)增大美国纳税人的负担的；

(4)对拥有要求赔偿权的国家不利的。

关于排除经济集中，美国在1948年3月，以远东委员会的排除经济力集中的计划方案(即所谓的“FEC230号文件)和在1948年5月，派遣排除集中审查委员会(即“五人委员会”)来到日本的形式，大幅度放宽了。

而且，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以往是用占领地区救济费(GARIOA)拨款的，但根据第八十次国会通过的“第793号公法”，从1948年7月1日起用占领地区经济复兴费进行援助进口。

这样，对日政策的转变着重在经济的重建，并逐渐加以具体化。对此，1948年11月举行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决定作了总结，其主要内容如下：

(1)在经济上、社会上加强日本。

(2)放松占领军当局的管理，尽快将总司令部的责任和权限移交给日本方面，并缩减人员。

(3)创建十五万人的国家警察部队。

(4)向日本人确认制订国内政策的自主性。

(5)尽可能减少占领对日本人的心理冲击。

由凯南和杜莱伯两个起主要作用的这一决定成为此后美国对日政策——美日媾和准备的主流。但因为新政策意味着缩小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权限和规模，所以它的实施免不了受到麦克阿瑟及其下属的军队官僚机构的抵抗。副国务卿艾奇逊就决定的实行，还写信要求麦克阿瑟的协助。创建警察部队也是问题之一，遭到麦克阿瑟的抵抗。它的实现一直推迟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建立起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

道奇公使来到日本

新政策的具体实施，最突出的重点是稳定经济。1948年12月11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见了底特律银行行长约塞夫·道奇。陆军部长罗亚尔和副部长杜莱伯也在座。总统告知了关于日本的经济问题。在这十天里，政府最高层包括总统本身进行了彻底的讨论，决定了新的计划包括重新调整过去的政策，要求道奇对这项新计划的实施帮助总统自己和麦克阿瑟。

道奇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在得到银行的谅解，并获悉杜鲁门亲自得到麦克阿瑟保证不惜对道奇的工作予以协助之后才接受了总统的请求(道奇文件) 。华盛顿决定的新计划作为“经济九项原则”于12月18日由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指令，并由道奇公使于1949年2月第一次来到日本而实行了所谓的“道奇路线”。

这意味着在一方面是上述构成“初期对日方针”和远东委员会决定(1947年7月11日)的基调的抑制和监视日本复兴的想法，另一方面是与此相反地必须帮助日本复兴和加强的新需要的两者之间，打破了进退维谷的状态。如同赔偿和排除经济力集中那样，最后处理的摇摆不定被认为是复兴计划的障碍。

问题还不仅于此，而且向华盛顿的对日政策主管人员提出了要求：为了使超过占领国义务性的负担(占领地区救济基金援助)的复兴援助的支出在国会得到批准，把稳定、复兴日本经济与美国在世界性的安全保障上的利益联系起来，并将复兴计划的实行置于美国的严格监督之下。

中国在美对日政策上的影响

当白宫告知道奇日本经济问题已提交最高层讨论时，总统说道，由于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件，事态的深刻程度愈益复杂和扩大了。其主要意思可作双重解释。一种看法是由于中国共产主义化的前景增强了，因此日本愈益需要得到加强；还有一种看法是，把与大陆的传统联系作为前提来构思日本经济的自立，这从当时的远东形势来说是困难的。

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与大陆切断联系的日本经济将依靠美国的直接援助，并与美国在亚洲的开支和马歇尔计划(以与英、法、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的关系作为媒介)联系起来而得到支持，并且从世界经济的广泛领域谋求自立的机会。

“经济九项原则”的指令是与“为尽早实现制定单一汇率开辟道路务必实行以上计划”联系在一起的)。确定这样的方向可以说明确了对日新政策的含义。

战后日本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1947年这一阶段，对日本的占领已经转为“收获递减的情况” (凯南语)，它处在种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应付战败后第二、三年的日本的经济危机，成了新政策的目的。这被认为是当前问题的最大因素。产生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对苏冷战理论原封不动地在远东传播，并纳入了新政策的范围。

对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一直进行消极抵抗的日本政界、财界、官界的旧领导阶层乃至他们的接班人，在占领政策这种转变中抓住了复权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凭借麦克阿瑟的“解放”，而上升或受到鼓舞的各种势力，在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自主设想或支持其实现方面，在集结势力上的失败。

结语

可以说，美国利用与冷战体制一体化的办法开辟了走向经济复兴的道路，而对于西德来说，则存在着马歇尔计划——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欧洲范围，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不同的。日本没有那样的区域性的基础，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保障上，一切只有还原到对美关系上。美国指望促进日本自立的对日新政策的同时，也使日本对美依存持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