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五月风暴：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这两个文化革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在中国，红小将们高唱着法国舶来的《国际歌》，高呼着巴黎公社的口号，造反派们甚至一度把砸烂旧党政班子后建立的行政机构也称为“公社”；而在法国，毛主义和红宝书成了许多激进青年的精神武装，中国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四大”、“串连”等方式也成为他们组织和发动社会力量的不二法门。1968 年 5 月，当“五月风暴”发展到最高潮时，中国《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整个“红五月”内竟多达 60 余篇报道、评论、社论和 40 余幅照片、宣传画和运动示意图，高度赞扬法国学生、工人的斗争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人民运动”，5 月 21 日至 25 日，除台湾和西藏外，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省会首府、直辖市都举行了 20 万至100 万人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北京群众的游行队伍有 2000 万人次，一直波及到地、县级市镇；而在遥远的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3 M(马克思、毛 Z 东、马尔库赛)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

这两场同时进行、却又相距万里的文化革命的主体都是年轻学生，他们举着相同的旗帜，穿着雷同的服装，彼此呼应，互相声援，看上去便如双胞胎一般相似。但法国社会运动研究中心负责人阿兰·杜兰却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五月风暴的一些组织者虽然胸前戴着毛像章，嘴里高呼“沿着毛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口号，却对毛、对“文革”和红卫兵并没有太多了解，在他们中许多人眼里，“文革”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是人民自发起来反抗寡头政治的斗争，正如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们头脑里“造反”的概念，就跟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狱差不多；而北京街头那些高呼“支持巴黎学生革命行动”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也根本不了解巴黎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不会想到，这场“法国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对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有关，他们更不会想到，五月风暴的支持者既有他们视为“修正主义”的法共成员，更有托派的“第四国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子，当然，他们绝对无法想象，“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居然会被“外国革命战友”们以无比高亢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在巴黎街头喊出。

“五月风暴就是这样的运动：以旧的形式，表达出新的东西，正如《圣经》所言，是旧瓶装新酒。他们之所以向往中国，与其说是出于对这一运动的了解，毋宁说是出于对它的无知。”阿兰·杜兰这样概括道。这便如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巴黎公社的新意是工人运动的产生，但他的口号却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

于是在法国的“红五月”里，我们看见了与当时的北京街头完全不同的景象：知识和学术不但没有被蔑视和砸烂，反倒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学者们作为整体非但没有受到学生冲击，萨特、米歇尔。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反倒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年轻人的个性非但没受到压抑，反倒在“禁止被禁止”等著名口号的孤立下更加蓬勃地洋溢着；文化艺术非但没受到抑制，从行为艺术到新的电影流派反倒在此之后变得色彩纷呈；不同的思潮和哲学流派不但没有被统一，反倒百花齐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从存在主义到无政府主义，每一种哲学思潮，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在这次运动中激烈地碰撞着，发展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和社会主义者的红旗，在拉丁区的街垒上并排飘扬着。

虽然有暴力，有破坏，有流血，“五月风暴”给法国造成的物质损坏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难寻觅到痕迹，然而“红五月”却给法国乃至西方文化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可以说，五月风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

从戏剧性的开场到喜剧性的失败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洛朗. 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3、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5、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1958 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虽然德高望重，却与学生组织一直关系紧张。1959 年，法国学生联合会指责当年预算中高等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戴高乐却告诫他们莫管闲事；总统技术顾问雅克 · 纳博纳在 1963 年就曾给戴高乐写信，预言 1968 年将要爆发一场风暴，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60 年代的法国大学生都西服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1968 年，这样的大学生已有 60 万人之多，占法国总人口1.2%，很多大学生对学习的目的感到困惑，对出路的渺茫和不稳定感到忧虑，对他们将来在“消费社会”中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精神危机比物质危机更为严重，而他们的命运又关系到法国的千家万户。

正如福柯所言，“ 1968 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左派思潮的活跃让学生们有勇气和依据质疑权威和秩序，而对个性解放日益强烈的追求让他们越来越不满法国大学中的陈规戒律，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令他们激动不已，而从中国传来的、并非真实的“文革”信息，又鼓励着年轻人以中国同龄人为榜样，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对于戴高乐他们当然不失敬意，但他们认为，戴已经落后于时代，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已经十年了，他待得太久了”。一切看来只需要一个契机，一个小小的火花而已。

1968 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为游泳池落成剪彩。由于不满大学对于男生访问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一些学生围住部长，德裔无政府主义者、人称“红毛丹尼”的丹尼·科恩－邦迪质问“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部长轻率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立即回应“这是法西斯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唯一答复”，被激怒的学生们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不知所措的部长匆匆离去，学生们的反抗开始了：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政府，和众望所归的领袖——红毛丹尼。

3 月 21 日，一支左翼突击队占领了巴黎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的持续，警方拘捕了 6 人，其中一人为楠泰尔学院学生，次日，科恩-邦迪率领学生占领楠泰尔学院行政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教育行政机关。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纷纷云集楠泰尔学院，并成立了以“红毛丹尼”为首的“ 322 运动”组织。

骚动起来的不仅仅是学生，2 月，文化部长马尔罗解除了德高望重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朗格鲁瓦的职务，愤怒的电影界人士成立了“捍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要求马尔罗辞职。4 月 21 日，马尔罗恢复朗格鲁瓦职务，却以中断资料馆政府资助作为报复，这一行径遭到了电影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弹，也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红五月”里坚定站在了学生的一边。

5 月 2 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并责令科恩－邦迪等 8 名学生骨干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次日，巴黎大学学生到索尔邦大学总部门前集会抗议，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和校长让·罗什担心引起连锁反应，出面邀请大批警察入住索邦校区。这是巴黎大学 700 年历史上第二次被关闭，上次是因为纳粹占领，且根据法国传统，警察不得进入校园，这些行动不但更加激怒了学生，也使得大多数教授、学者站在了同情学生的立场上。

当天下午，1600 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 300 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学生和围观青年随即在卢森堡广场垒起了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垒，战斗开始了。

5 月 6 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8 日，萨特等一批名人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学生和警方在圣日尔曼大街的激烈冲突导致 422 人被捕，超过 900 人受伤受伤； 9 日，萨特等再联署“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宣言，拉丁区爆发更大规模示威抗议，而警方则封锁塞纳河上桥梁，双方展开激烈冲突，导致数百人的受伤、被捕，冲突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电影界的积极介入使得“五月风暴”的消息迅速传遍法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起响应，拉丁区更成了街垒的世界，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11 日晚，出访归来的总理蓬皮杜宣布警方撤出索尔邦校区，13 日，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 80 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社会党、共产党的著名政治家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罗歇等也出现在行列中；示威者随即进驻索尔邦，并在此后一周内相继占领了拉丁区大多数公共建筑。

戴高乐总统对五月风暴最初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的，并坚持于 14 日出访罗马尼亚。次日，法国国家剧院、法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均被示威者控制，戛纳电影节也为声援学生草草中止。一些学生组织开始奔赴工厂和全国串连，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法国。18 日，法国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彻底瘫痪。

21 日，政府下令将科恩－邦迪等驱逐出境，次日，爆发了反驱逐的大游行。24日，回国后一直保持缄默的戴高乐发表讲话，同意改革，建议公民投票，示威者以“再见，戴高乐”的呼声回应，总统的支持者向示威者发起攻击，并导致两人死亡；

25 日，政府和公会开始谈判，并于 27 日达成一系列协议，却遭到大多数工人的拒绝，示威者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的、类似 1936 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

29 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 5000 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 1000 万工人罢工，300 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 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就在同一天戴高乐突然失踪，甚至有传言他已自杀。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秘密飞赴德国，会见了法国驻军司令马索，并取得军方效忠；胸有成竹的总统当即飞回，并于 30 日 16 点 30 分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次日，组织了支持戴高乐的游行。

示威者试图抵制大选，并愤怒高呼“青年人已在街垒上投出了他们的一票”，但政府方面已夺取了主动权，6 月 1 日，示威和集会被禁止，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在此后的冲突中死亡。

10 日，大选投票开始，就这次选举一些学者嘲讽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何不解散人民，再选另一群人民呢？一些运动组织者仍在做最后努力，但已无济于事，参与者和支持者都已精疲力竭。

16 日，示威组织宣布解散，并撤出索尔邦等公共设施。这一天整个巴黎被装点成标语、口号、传单、红旗的海洋，人们用欢呼、呐喊和歌唱，给“五月风暴”的失败，画上了“精神胜利”的喜剧性句号。30 日，选举揭晓，戴高乐派大获全胜。

这次法国的文化革命造成了 1000 多万法国人被卷入，1500 万工作日丧失，直接导致几十万法郎的物质损失，一名总理和一名教育部长的下台，5 人死亡，而它在法国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深远影响，则远非物质与金钱所能衡量的。

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

法国作家埃尔维·阿蒙在其《那一代人》书中把“红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现在且让我们认清这一面面在街垒上飞舞的旗帜吧。

虽然中国“文革”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更多是精神而非实际上的，但在运动的早期和关键时刻，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都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号召，起初茫无方向的学生们几乎立即学会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国同志的方法去做，虽然那不过是这些法国毛派分子们想象中的“中国方法”而已。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了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他们不但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试图这样去做了——尽管这样做的并不只是他们，在运动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比毛派组织更活跃、更有号召力的是托派。早在运动伊始，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风暴的即将到来，并连夜从布鲁塞尔驱车赶往巴黎，赶在街垒之夜前夕召开了托派学生组织会议，并旋即扩大为全体学生的大会，曼德尔在会上所作《从反对资本主义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说，被公认为将五月风暴的重心由校内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冲锋号。会后，曼德尔冲上街垒第一线，直面警察的警棍和催泪瓦斯。为阻挡警方的进攻，他指挥学生们点燃汽车作为路障。望着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万丈地高呼“多美啊，这就是革命”，全然不顾自己的汽车就在这些被点燃的车中。

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是此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红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虽被法国政府驱逐，却又设法潜回巴黎，意大利诗人夸鲁奇更是在街垒中完成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部纪实诗篇，被誉为“五月风暴的最佳报道”。

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这些组织的成员都以“纯粹革命者”自居，推崇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道德规范、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风暴给当时和后来人的印象却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松散、无拘无束甚至纵欲，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们只是运动的参与者，而绝非运动的操纵者和多数，整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无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自发参加、自觉推动的结果，他们的口号从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从女权主义到环保主义；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鲁迅、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骑在同伴肩上、高扬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 23 岁女子卡罗琳，更是被推崇为“红五月姑娘”，她的这一造型也成为“红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结构的逆反，和对物欲横流当代社会的反思。

法国学联和全国中高学校教师工会在其领导人索瓦捷奥和阿兰·吉斯梅尔的倡导下积极投入运动，成为罢课运动的组织者；此前历次工人运动的主力、有浓厚法共背景的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劳工同盟则和学生组织共同发起了 5 月 13 日大游行，并推动了此后的全国罢工潮。

和这些组织、个人相比，传统左翼政党、政客反应要慢得多，13 日的大游行才首次出现了社会党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和法共总书记罗歇等人的身影。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左翼中的右翼”的社会党此番表现更激进，“红毛邦迪”曾高呼“让我们和孟戴斯站在一边”，密特朗则干脆当众呼吁戴高乐辞职，由法朗士担任总理，他自己出面竞选总统；而法共则显得拘谨保守，在整个运动中并无突出表现，其所影响下的总工会更毫不含糊地拒绝考虑任何以暴力夺权的想法。

绝大多数知名学者、教授站在了学生一边，如利奥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尔、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等，米歇尔·比托尔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领作协办公室表示了对学生的响应，年逾七旬的著名诗人阿拉贡甚至在“红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广场当众演讲。素以“介入政治”的态度闻名的哲学家萨特更是积极参与，不但多次发起倡议、参加访谈，更以平等的姿态热情鼓励、赞扬学生，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一个“与父辈不一样的将来”，他不但呼吁知识分子支持学生，甚至坦诚地自我反省，声称“尽管我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尽管他坦称自己并未完全弄懂学生们的诉求，但仍毫无保留地支持、参与这次运动。

当然并非每个学者都如此，哲学泰斗阿隆、楠泰尔学院教授莱维纳斯、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等就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莱维纳斯每天夹着皮包按时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又按时下课离开，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萨特反目成仇，唇枪舌剑。比较特殊的是哲学家德里达，他积极参加了最初的集会，但很快选择了游离和躲避。

对于学者的不同立场，学生们作出了情绪鲜明的反应。萨特受到了热烈追捧，他演讲时，能容纳 3000 人的会场挤进了 7000 学生，“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为了抗议阿隆的亲美立场，学生们甚至拒绝他在巴黎高师作学术报告。对于曾去过中国，并向学生们宣扬“中国革命优点”的罗兰·巴特，他们则辛辣的嘲讽“结构主义没上街。”

由于朗格鲁瓦事件，电影界积极响应了学生们的运动，特吕弗、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等四名戛纳电影节评委喊出“要电影更要革命”的口号，迫使电影节中止；《电影手册》杂志主编杜比亚纳和“真理电影”学派的电影人们也公开声援学生。在索尔邦，电影人、影评人、观众、影院职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讨法国电影的种种问题并汇集成册，被后人称之为“法国电影史上的三级会议”，更多电影人直接投身运动，他们所拍摄的“红五月”胶片据说长达几公里，而正如贝特鲁齐电影《梦想者》中描述的，让-皮埃尔-雷奥手中的传单如烽火般燎动了索尔邦，最终与学生运动联合演变成“五月风暴”。

被五月风暴触及的还有艺术家们，著名的“情景主义国际”出于他们批判现实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和想象力，创造出许多生动形象的、被称为“涂鸦”的街头宣传画。该组织代表人物德波和范内格姆还创制了整个“红五月”中绝大多数最著名的标语口号，如“让想像力夺权”、“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等等，他们甚至主张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艺术家们的头脑，甚至走到了“革命学生”的前面，这也充分体现了五月风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质。

“一切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

如果说还有哪一位当时的政府官员比戴高乐对“红五月”感触更真切、更深刻的话，那一定是蓬皮杜了。早在运动开始初期，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受到冲击的不是政府，不是制度，甚至也不是法国，而是当代文明。就在风暴在“胜利般的失败”后逐渐归于平静后，他又公开预言：一切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

是的，一切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

戴高乐虽然以强硬的手段渡过难关，却因此大大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声望，在不到一年后的公民投票中黯然下台，继任者正是蓬皮杜。虽然戴高乐一手创建的“保卫共和联盟”仍是法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党派，但戴高乐的时代已经谢幕了。

五月风暴里不同政党的表现，令此后法国政坛格局完全改变。社会党取代了共产党，成为左翼的中坚，在运动中当众高呼“戴高乐辞职”，宣传自己将竞选法国总统的密特朗，于 1981 年的“红五月”成为第一位社会党总统，并连任达 14 年之久。

戴高乐时代的法国是国际舞台上卓卓不群的另类，他们敢于在北约和防务问题上和美国唱反调，敢于不顾美国的反对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兰西人一直骄傲地恪守自己特色鲜明的生活习惯和节奏，顽固地抵御着英美现代文化的入侵。五月风暴改变了这一切，从这一刻开始，法国人的思维、感觉、谈吐、服装，或是对孩子的教育、夫妻生活以及度假休闲都与以前不同了，这场风暴一下子改变了法国人的文化，使它一下子接近美国和西欧其它主要先进国家如英国的文化。这样的变化在战后欧洲乃至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发生着，但法国，惟有法国，才会用“文化革命”的非常方式，把其它国家十几年才演完的节目集中在一个月里上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五月”以浓厚的反美色彩闻名，最终却为法国带来更浓厚的美国色彩；他们在运动中对美国喊出的“不”甚至比对戴高乐喊出的还要多，但结果却是令此后的法国政府对美国说的“不”越来越少，越来越温柔：虽然还有许多步调不一的地方，但自那以后，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法美两国政府的立场都远比戴高乐时代接近得多，法国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多扮演美国盟友、而不是戴高乐所说的“诤友”的角色。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剧变，产业工人在数量和比例上不断下降，而知识、技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直到“红五月”，法国乃至西方各国的政坛，仍遵循着传统的左右翼规则，右翼代表资本，而左翼代表“无产阶级”，这样的政治格局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变化，正如一位学者在“红五月”前所言，假如知识与科技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机，恰如资本积累是旧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所占据的地位不就应该和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一样么？新社会的学生运动不就和过去工人运动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么？正因为看到这点，才会有形形色色的青年人投入到运动之中；正因看到这点，他们才会把失败演变成狂欢，并高呼“这只是开始。”

这的确只是开始，虽然大学和学生运动并未如所预期那样，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但左翼的构成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往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再流行，“砸碎旧制度”的口号也被社会改革的呼声所取代，许多左翼人士开始主张，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先打破旧的一切，然后再建设新的东西，而是一边建设新世界，一边消灭旧世界，资本主义也只有通过“依靠现有社会的成果、需求和潜力”的斗争才能“超越”，而不能被“打倒”，更多的人则开始质疑和反思马克思的学说，出现了形形色色“后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只剩下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这毫不足奇，因为左翼的群众基础已不再是产业工人和“无产阶级”，而是主张对现实改革的新兴白领和知识阶层了。在这种思想倾向的推动下，法国社会发生着一系列深远的变化，法国高等教育法、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私人电台和电视台法等的出台无不由此，而这一切又无一例外地可追溯到 1968 年 5 月，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文化革命”，尽管这些变化未必符合当初组织者们的初衷。

高呼着“继续革命”的毛派人士和积极分子们开始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国，期望从中国的“文革”和革命实践中得到更多启发和经验。但出乎他们自己意料的是，他们对中国文革的了解越多，怀疑和失望也越大，他们越来越发现，真实世界的中国与他们想象中的有天壤之别，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沉默了，或是躲进书斋，从事纯粹的思考和研究，另一些人，如索勒尔斯、吉斯梅尔，则改变立场，转而对“文革”和旧我进行尖锐的批判，这导致 70 年代后整个西方“毛派”的迅速式微和边缘化。

西方左翼政党的传统盟友：无政府主义和托派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不为多数人所关注。取而代之的是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绿党主义者这些新兴力量，他们的诉求更切中后工业时代的时弊，能得到更多当代人的理解和共鸣，也更贴合追求自由、主张个性的当代生活理念。“红五月”里，他们的旗帜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出现，此后则成为西方世界集会游行的主力军，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红五月”是各种新思潮登场亮相的大舞台，他们正在全球范围内，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五月风暴对法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按照福柯的说法，在“红五月”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新的关心个人兴趣的政治文化倾向开始产生。利奥塔等一批原先沉浸于“学院体制”的学者开始对后现代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摈弃了传统的注重宏观、注重结构模式，而以“不相信宏大叙事”的精神对主导西方哲学界数百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反思；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以及被欧美一些传统哲学流派所轻视，却有着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的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无不打着深深的“红五月”烙印。

作为五月风暴的反对者和冷眼旁观者，那些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法国学者，如拉隆、利科等，在此后忍受了漫长的鄙夷和孤独。由于请求警方进驻校园，利科在“红五月”中被迫辞职，并被斥为政府走狗，受到法国知识界的强力排斥，不得不远走海外；而公开指责学生们“什么也不能改变”的拉隆则被法国高师拒之门外长达 10 余年，在欧洲许多国家，他的著作被束诸高阁，他的名字也很少被人提起，直到前苏联“古拉格群岛”的曝光，和西方对中国红卫兵运动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人们才重新正视这些学者的声音，承认他们同样是有严谨治学态度和杰出成就的学者，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无法和萨特相提并论。

萨特在“红五月”之后仍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左派组织接触，参加雷诺工厂集会抗议，甚至亲自上街兜售左派的《人民阵线报》(尽管他并不完全认同该报的立场)，尽管附和存在主义学说的人在减少，但他的坚持为他赢得了战后法国哲学界最高的声望。不论赞同也好，反对也罢，他的思想至今影响着法国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是“红五月”的胜利者，但由于他们坚持“不能把卢梭投进监狱”的做法，整个法国知识界的左倾传统仍然保持着，虽然此左倾已非彼左倾了；相反，站在政府一边的少数学者却几乎无一例外受到排挤，道理很简单：在 68 年以后的十几年里，当年“红五月”的骨干，逐渐成长为法国乃至欧洲各大学、各学术机构的中坚。

与“红五月”关系最密切的法国电影界在“红五月”之后一度掀起了政治狂潮，一些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小组，如“鲁迅·意识形态行动小组”、“麦德维金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小组”等纷纷成立，他们推崇古巴革命或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但这股风尚在 73、74 年便很快遏止了，正如杜比亚纳所言，作为革命青年，他们对中国的一切充满热情；但作为电影人，他们对中国“文革”电影和样板戏的艺术性大感失望。一度非常政治化的《电影手册》迅速重返艺术领域，而形形色色的小组也迅速消失。但法国电影却从“五月风暴”后彻底改变了面貌，艺术家们似乎从革命中找到了艺术与生活、个性与商业化、思想性与可看性和谐统一的真谛，法国电影也继续扮演着与好莱坞文化分庭抗礼的重要角色。同时，表现、反思“红五月”的电影也在几十年间不断涌现，从 70 年代初的《妈妈与妓女》、《内心的创伤》，直到上世纪末的《法兰西之歌》、《梦想者》和《戏梦巴黎》。

五月风暴里的宣传画、涂鸦和口号令行为艺术名声大噪，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然而对这一切贡献最大的情景主义国际却在“红五月”后不久解散，按照德波自己的话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理论上虽然正确，但实践手法却远不成熟，所以组织应该结束了，因为“情景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他们所创作的那些极富感染力的宣传画，如今正被无数仿冒者复制、模仿，投入到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市场，去赚取原创者们所坚决反对的“商业利益”。

工人也许是这次运动中最失意的一群，他们的参与者最多，坚持时间最久，付出代价最大，但提起“五月风暴”，人们总会自然想起学生而忽略了他们。“红五月”之后，学者们仍然可以治学，政客们仍然可以从政，回到课堂的学生们毕业之后，仍然可以按部就班地从他们所反对的“制度”里找到自己的职位和前途，被开除的工人却很难再寻回丢失的饭碗。更让他们困惑的是，此后的发展使得整个产业工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本身在就业比重中的急遽下降，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法共在左翼主导权的丧失。对法国以至整个西方而言，工人运动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什么都不会改变”

什么都不会改变。这是坚决反对五月风暴的阿隆在“红五月”后所说的话，他认为“所有的法国革命最终都强化了政权体制，恶化了官僚的集权化”。

几十年过去了，阿隆、萨特这一对昔日的挚友，后来的学术对手已相继作古，虽然至死也没有宽容对方，但他们都终于获得法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郑重对待和怀念；阿拉贡、德里达、福柯、利科，这些和“红五月”密切相关的名字也一个个出现在讣告上，思想巨人的时代结束了。

以前的学生会领袖雅克·索瓦捷奥成了雷恩的艺术学校校长，因校园活动入狱的阿兰·吉斯麦当过法国教育部长的高级顾问，前马克思主义者艾德威·布莱内则是法国领导主流社会的《世界报》的主编，“红毛班迪”则成了欧洲议会负责德国绿党事务的议员，在他自己的回忆录《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中，干脆把当年的行为斥之为“傻事”。他们有时也会聚会，纪念那段峥嵘岁月，但无一例外演变成功成名就人士回忆草根时代的盛宴狂欢……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五月风暴里积极要求改变制度和结构的先锋，如今却成了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毫无区别的权势人物，《新闻周刊》在介绍这些昔日闻人时用了充满嘲讽的标题：让我们不要改变这个世界。

风暴的策源地楠泰尔学院，如今的大学生在接受关于“红五月”感想采访时都不愿透露姓名，他们说“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奋斗，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有人评价道，1968 年的孩子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而 1998 年的孩子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30 年前的激进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使如今的学生更了解自身的局限性，时代的压力，就业前景的不容乐观，让他们远离了浪漫的乌托邦主义，对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找个饭碗”，而五月风暴，“不过是遥远的民间传说而已”。1998 年，已是成功人士的“红毛班迪”重返楠泰尔，试图向学弟学妹们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却在一片哄笑中被人朝脸上结结实实扔了块奶油蛋糕。有人“什么都不会改变”么？不，其实这就是改变。

虽然许多当初反对体制的激进分子如今成了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红五月”这场文化革命所揭著的推崇个性、张扬自由、要求变革的思想，却深深植根于法国甚至西方各阶层的心灵。新一代学生掷向昔日偶像的蛋糕，不正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体现么？

当代的法国社会仍存在着种种社会矛盾，青年就业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都影响着千万人的生活，一旦这些矛盾激化，“红五月”的幽灵就会再次游荡在巴黎街头，去年和今年发生在法国 93 省和巴黎街头的反移民法案、反新就业法的示威和骚乱，也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五月风暴这场文化革命所掀起的巨澜和回声，已经、正在并仍然改变着法国和西方世界的面貌，尽管这种改变，未必是当初的组织者、参与者们所预料、所期待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