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法国大革命时代被推上断头台的女人

文：邵建

如果读史便知，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是从1789年7月14日开始的，但人们往往把时间后推到九三年。当然，恐怖主要是指断头台，只是1789年断头台还没问世。那时只有路灯杆。把贵族高高地吊上去，或许还让他摔下来。这是民间私刑。

1792年4月25日，断头台第一次启用（据马迪厄），受刑者是一名刑事犯。到了九三年春夏，雅各宾全面当政。这一年不仅因为后来雨果的同名小说而著名，更因为“革命广场”的断头台而著名。

这时断头台已经成为镇压工具，和它连线的是不断输送人头的“革命法庭”。从九三年下半年到九四年罗伯斯庇尔死亡，偌大巴黎，工作最忙的就是这个断头台了。

这是数字：“新五月之起首二十二日，杀三百八十一人”。这仅仅是一天的工作量。往前溯，“共和二年新二月杀的是一百十六人，新三月杀一百五十五人；新四月杀三百五十四人，……自从颁行新例四十七日之内，就杀了一千三百六十六人。”那个掌管断头台的刽子手叫桑松，他手上的人头就有两千六百二十五个。[1]

这里共和二年新二月，即1793年10月22日至11月22日。余类推。

九三年，人头滚滚落地，不妨从1月21日路易十六开始。

虽然共和已在1792年9月22日宣布，但还缺乏君主头颅的祭祀。可以参照的是，1649年的英伦，共和也是用查理一世的脑袋祭刀。还是在中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围绕君主制产生一种带有神学性质的政治理论，即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之体”，一个是“政治之体”。前者可以朽坏，后者则永恒。这里永恒的不是君主人本身，而是君主所由代表的君主制。无论查理一世还是路易十六，他们必须死，因为共和必须踩着君主的头颅登场。那两颗带血的头颅具有象征性。被斩掉的不仅是君主肉体，而是由它所表征的“政治之体”：君主制。

所以，路易十六蒙难之后，马拉不但高兴，而且放心：“暴君的头颅，已经在法律的利刃下落地；这一击，已经完全推翻了王权在我们之中最后的根基。现在，我终于相信共和了。”[2]。

法兰西迎来共和不假，但续集中，却是恐怖和灾难。断头台上那闪着寒光的刀锋，在切了路易十六的头之后，还有什么脑袋不可以成为刀下物呢。这个断头台不仅吞噬君王，也吞噬革命者。同样，它不仅吞噬男人，也吞噬女人。

可以比较的是，英国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涉及民众，更不涉及女性。法国革命是社会革命，男女民众大量卷入。正如盛赞这场大革命的米什莱所说：“男人攻占了巴士底狱，但女人却抓住了国王”。[3]所以，只要卷入政治，男女平等，都有上断头台的福利。这里不妨述略九三年下半年被推上断头台的几位女性。

1.

第一位是来自诺曼底地区的夏洛蒂·科黛。科黛1768年7月27日生，1793年7月17日上断头台，时年25岁。这位姑娘本来名不见经传，但因为刺杀马拉而汗青留名。

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当刺客？而且她并非不知其后果。

19世纪的米涅是一位自由主义左翼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持认同态度。他在1823年的《法国革命史》中保留了这位少女在革命法庭答辩的几句话：

问：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

问：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答：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她接着大声说：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4]

米涅笔下的科黛是“勇敢美丽的少女”；那么马拉在米涅那里是什么形象也就可想而知。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马拉却是最受巴黎底层拥戴的政治领袖，号称“人民之友”。他死后，人们在广场上呼唤着他的名字。很多民众团体都安放着他的半身像。他的灵柩后来进了“先贤祠”（当然雅各宾失势后又被迁出）。特别是雅各宾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现场创作的《马拉之死》，更是让马拉彪炳留芳。

然而，在人物评价上，科黛和马拉必须相反。马拉伟大，该死的就是科黛。科黛勇敢，马拉就是邪恶的。

这里没有事实判断，这里只有价值判断。科黛杀人，无须争议；但，是杀得好还是杀得糟，取决于判断者自身的价值观。

以上所言“5月31日”是当时主政的吉伦特派蒙难日。吉派原先也属于雅各宾，但先是被雅各宾驱逐，这次则是被雅各宾夺权。其中起推手作用的便是马拉。马拉成了吉伦特派的仇敌。

科黛虽然出身一般贵族，但那个时代的阅读流行病造就了她（也造就了下面将要述及的另两位女性）。她们一是读普鲁塔克，二是读卢梭。前者让人产生英雄主义，后者让时人也包括她们堕入政治浪漫主义——认同和支持根本不合法兰西历史传统而且她们自己也不懂的“共和主义”。

1791年君主立宪之后，是吉伦特派继续革命，盲目推进“共和政治”。这一轮政治革命率先由吉派主导而非雅派，这是法国大革命中政治浪漫主义的最重要的表征。因为只有共和（而非君主）才能真正实现卢梭的“人民主权”。马拉就是一个狂热的人民主权论者。在“政治正确”上，马拉是无可非议的。

科黛自认共和派，为了吉伦特的共和，要向吉派的首敌马拉行刺。自5月31日之后，吉派首领大部被拘，剩下的逃出巴黎，会集在诺曼底的卡昂，打算召集兵力进攻巴黎。但在检阅队伍时人数寥寥无几，无法向巴黎进军。这局面反而激发了一个女孩子的勇气——普鲁塔克笔下的希腊罗马英雄激励着科黛决定只身前往。

荒诞的是，马拉其实比科黛更“共和”。吉派的共和只是推翻君主后的“精英共和”，马拉和雅各宾要的是卢梭意义上的“民主共和”。但，吉伦特和雅各宾，它们自己就不能共和，互相残杀：这正是法兰西共和无以避免的吊诡（这种情形在后来的历史上也一再发生）。

但这不妨碍科黛独自上路，临行前给父亲留下一份道歉性质的告别信。

到了巴黎，她先见了一位吉伦特派的议员，建议他迅速离开巴黎。可是那位议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议员岗位。科黛知道自己行刺后，他必然被累及，因而几乎是哭着央求他在明晚之前必要逃走。那位议员不为所动，当然他也不知科黛此行目的。结果科黛行刺后，他果然束手被执，后来随前期被捕的吉派首领一道上了断头台。

7月13日，科黛购买一把普通的厨房用刀，去拜访马拉。声称有关于吉伦特的情况报告，马拉让其进了门。马拉是一个严重的皮肤病患者，浑身长疮。此时正浸泡在注满药水的木桶中，这方便了科黛。当马拉说这些吉伦特派过不了几天就要上断头台时，科黛动手了。她并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一刀下去，正中心脏。一个裸体小个男人就这样横尸浴缸。行刺成功，科黛并未离开，只是平静地站在一边。随后赶到的民众几乎要撕碎了她。

7月17日，是她上断头台的日子，她的表现依然很平静。“临刑前她一直带着微笑。刽子手高举起她的头颅，向人群展示。不仅如此，大概是出于对马拉的崇敬之情，刽子手还狠狠扇了这个头颅一记耳光。据说，科黛两边的脸，无论是挨过耳光一边还是没挨过耳光一边，都变红了。”[5]

科黛刺杀马拉，在雅各宾史学那里，科黛自然是阴险而又邪恶。但在认同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史学那里，比如上文提到的米涅，他对马拉的态度可以见诸他对科黛的赞美。如果放在保守主义史学那里，科黛不论，马拉就是一个恶魔。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因人而异。但，无论马拉恶魔与否，科黛的行为其实不值。杀一个人无以解决问题，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关键在制度。

法兰西正常社会的恢复，要到拿破仑终止法国大革命之后，更要到1814年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复辟之后。复辟乃由英伦主导，复辟后的君主制已不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这正是一百多年前英伦的道路。

2.

1793年10月16日，是路易十六的妻子、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于1755年11月2日）上断头台的日子。

安托瓦内特不是法兰西人，是奥地利人。她与路易十六成婚，是典型的政治婚姻，目的是“和亲”。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嫁到法兰西后，因为生活奢侈，遭到巴黎人普遍的痛恨。又因被指为私行欠佳，更受到巴黎人的唾骂。

还是在法国革命前，安托瓦内特就成为巴黎地下色情小册子和春宫画（漫画或版画）的要角。她去世那一年，情势更甚。流传的版画中不仅仅是正常的情爱，更有滥交的场面。在巴黎民众和革命者那里，这女人已被妖魔化为一个糜烂的“子宫热”。不仅淫荡，而且乱伦。这是影射她的句子：“这里躺着荡妇曼侬/她在妈妈的肚子里/就知道什么姿势更好/即使是跟她老子”。[6]

在这里，真正下流的并非安托瓦内特，而是那些猥琐的写画人。

她被送上断头台是注定的，罪名和她丈夫一样：叛国罪。这个罪名也曾被扣在当年查理一世的头上（这如同说一个君主自己叛逆自己）。如果国王双身，政治之身与自然之身二位一体，因而非死不可；那么路易十六已经临刑，安托瓦内特只是一个寡妇，必也非死不可吗？

但，整个巴黎都不会放过这个女人。她是个外国人，人们对她的痛恨超过了路易十六（其实人们并不恨路易）。多年来，毒化的舆论，早已把她杀死，断头台不过是补刀。然而对安托瓦内特来说，丈夫已去，儿子被雅各宾劫走。生无可恋，死亡并不是威胁。然而，雅各宾并不放过她。临死前那场审判，还要从身心两面摧垮她。

由于长期关押和折磨，安特瓦内特身体持续出血。两天的审讯，第一天15小时，第二天12小时。打的就是疲劳战。王后是用不屈的尊严支撑着自己，也透支着自己。然而比身体出血更可怕的是心灵出血。她的不到九岁的儿子在关押其间被强行带走交给一个叫西蒙的鞋匠，说是要用无套裤汉的方式培养小王储成人。结果一天发现小王储手淫。西蒙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当时的副检察官埃贝尔。此人是科德利埃俱乐部主要成员，主办当时影响很大的《杜歇老爹报》。在埃贝尔的审讯下，小王子声称是他母亲和姑姑所教。她们经常让他睡在她们两人中间，以这种方式取乐。

埃贝尔以小王子的签字在法庭上指控安托瓦内特。这样的打击对王后来讲是致命的。这是来自儿子的指控，史传未有。

安托瓦内特是女人，对她的审讯自然引来大批妇女旁听。据当时的《箴言报》，面对指控，安托瓦内特一言不发，神情轻蔑而又漠然。同样，旁听的女子也一反往日的喧闹，沉默静场。埃贝尔遂把此事往政治上引：“大家可以设想，这一罪恶的享受并非由娱乐的需求所决定，而是有其政治目的，想在肉体上使这孩子神经麻木。原来卡佩的遗孀是希望，等她儿子一旦登上宝座，她就可以通过这种阴谋诡计，有权力控制她儿子的行动方式。”[7]

陪审团里有人要求庭长让王后回答，王后这才张口：“我之所以没有回答，因为人之天性让我拒绝对这样一种针对母亲的控诉作任何回答，我在这里向在场的所有母亲求助。”（同前718页）

在场的女人依旧沉默，但也分明意识到，这样侮辱一个女人是在侮辱整个女性群体。埃贝尔没有达到目的，指控不了了之。非但如此，此举反而使不少人同情安托瓦内特。据说，罗伯斯庇尔对此非常恼怒，认为埃贝尔太愚蠢，白白让安托瓦内特加分。

生命还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安托瓦内特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写信。她写给自己的小姑子、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公主。在那个匪夷所思的指控中，除了自己，还有小王子的姑姑。她要替儿子向伊丽莎白道歉，并请求她的宽恕，同时她也表示宽恕一切加害她的人。她信中设想小王子还会活下去，希望他长大后永远不要想到为父母的死亡复仇。

只是，和她一样身陷囹圄的伊丽莎白公主并没有读到这封信。她自己后来也上了断头台。那位号为路易十七的小王子亦于1795年莫名死去。至于这封信被一位国民公会的议员截留，它在安托瓦内特死去十几年后被送到路易十八手里。

临刑之前，囚室内的安托瓦内特需要换一身衣服，因为连续出血，衣裤尽染，她要干干净净上路。她请求看守她的卫兵回避。卫兵受命并不理会。她只好蹲在床和墙壁的夹档里更衣。好在监狱管理人的女仆这时挡在她和守卫之间。

行刑路上，一身白衣的安托瓦内特给路人的感觉是高贵而漠然。那位画出“马拉之死”的大卫也在街角咖啡馆为她留下了最后的肖像。

虚弱的王后自己登上断头台，一言不发。刽子手桑松从背后抓住她把她推到木板上，刀片旋即而落。桑松高举起滴血的头颅，广场四周高呼“共和国万岁”。

《杜歇老爹报》的埃贝尔也在现场。此人办报走无套裤汉路线，语言亦如无套裤汉一般粗鄙（因而该报最为畅销）。王后之死，用他自己的话说，恨不得把王后剁成肉酱做成馅饼：“我看见那个否决权娘儿们的脑袋掉进口袋之中，这只母老虎坐在这辆装着三十六根棍子的车里穿过巴黎的时候，他妈的，我真想描写一下无套裤党人的欢欣鼓舞，……她那该死的脑袋终于和她那婊子脖子分家，共和国万岁的喊声不断，真见鬼，弄得空气里雷声隆隆。”

几个月后，果真见鬼。埃贝尔也上了断头台，坐的也是安托瓦内特坐过的那辆车。只是和安托瓦内特相比，他因为惧怕生死而丑态百出（同前746页）。

3.

这次走向断头台的是一位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1748年5月7日-1793-11月3日）。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启蒙主义的影响。

这位女子是一名伯爵和已婚少妇的私生女。父亲扬长而去后，德古热跟母亲生活在一起。17岁出嫁，丈夫出走后，她只身从法国南部来到巴黎。由于她同时具备漂亮与聪明这两个优点，因此在巴黎生活得有声有色，出入具有自由思想的沙龙，喜欢去国家剧院去看戏，造访女伶，甚至结识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

生父去世那年，她出版了自传性质的《瓦尔芒女士回忆录》。受启蒙时代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她又写出了同情殖民地黑奴的剧本《黑奴制度》。大革命爆发后，这部剧还在国家剧院上演。

1791年9月3日，一份君主立宪制的宪法由国民会议推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该宪法的前言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但，这里的人权和公民权主要是针对男人而言，宪法里的公民投票权也没有女人的份。启蒙运动以来，女性也受到启蒙理性的召唤；大革命发生后女性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789年10月上旬，是妇女去凡尔赛宫请愿，等于是把国王一家押回了巴黎。但尽管如此，女人的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相对于男人始终并不平等。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不是没有女作者，而是不允许有女作者。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不仅男女不平等，就是博爱也是把女人排除在外，它指的是男人之间的兄弟爱。

因此，宪法甫出，奥兰普·德古热针对《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写出了“妇女与公民权利宣言”，为女性政治权利呼吁，一份寄给国民议会，一份寄给当时还是王后的安托瓦内特。另外，她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号召女人“在哲学的大旗下联合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

当时确实也有不少女性热衷公共领域，在巴黎成立了各种女性政治俱乐部。但，男人，不管是保守派，还是吉伦特派，抑或雅各宾，对女人参政，却高度一致地否定。1793年秋，国民公会代表艾玛就妇女参政发言：

“妇女自然命定的天职与社会的总秩序息息相关；这个秩序源自男女天生的不同。每一性都有天赋适合的职分……一般而言，女人则缺乏高深思想即严肃思考的能力。如果说古时候的女人即因天生的胆小怯懦，无法出门抛头露面；那么时至今日的法兰西共和政体，难道就愿意看见她们登堂上台、开会演讲跟男人一样参与政治吗”。[8]

最后议定的结果是，女人应该回家，所有的妇女团体均违法。

奥兰普·德古热为此饱受诟病，人们指责她是首创妇女团体的第一人，弃家庭不管，在公告场合鬼混。她被形容为又老又丑的女人，早已头发灰白，没有男人追捧，只好靠文字谋生。

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奥兰普并不理会。在政治上她是共和派，认同吉伦特，反对雅各宾，尤其反对罗伯斯庇尔，反对他的滥杀和恐怖，当然也反对对路易十六的处死。1793年7月某日，她写了一条标语让人张贴上墙：“一个风中旅人的三个投票箱，祖国的福祉”。这三个投票箱分别是指三种制度：共和主义制度，联邦主义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

并不清楚德古热自己是如何思考的，但在雅各宾执政之下，提倡君主制是死罪，被指为联邦主义的吉伦特也身陷囹圄，此时再讨论君主立宪和联邦主义，那直接就是在反雅各宾。7月25日，她同另一人在城墙上张贴标语时被抓现行，送入监牢后，德古热用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并没奏效。

11月2日，革命法庭对她发起控诉，没有任何意外地，她被判处死刑。

次日出门前，德古热最后一次照镜子：“上天保佑，我的容颜未改，没有丢脸。”到了断头台上，“她没有反抗，任由别人拖到木板上，身躯被塞进机器，露出的头颈由一个半月形的木质护圈固定。远处塔楼的时钟敲了四下。刽子手桑松扳动操纵杆，不到一秒钟，斩首机呼啸一声落下，奥兰普的头颅滚落在一个准备好的筐里。人群中爆出一阵呼喊：‘共和国万岁！’掌声响亮，群情欣悦，几顶礼帽被抛向空中。”[9]

这是11月3日。

4.

几天后，11月10日，一位更加著名的女士也走上了断头台，她就是罗兰夫人。

罗兰夫人的著名是因为她在断头台上那句广为人知的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罗兰夫人所以出言如此，是因为她看到了断头台边的自由女神塑像。

断头台所在的广场原为路易十五广场，广场上竖立了一座国王骑马的雕像。法国大革命期间，广场改名“革命广场”。路易十五的塑像被推翻，代之以一座自由女神手持宝剑的坐像。罗伯斯庇尔死后，断头台被移出广场。督政府期间，该广场改名为协和广场。今天，它早已成为游览巴黎的一座名胜。

由于此前就罗兰夫人写过《一个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女人》，这里不再赘言。

5.

1793年下半年到1794年，送上断头台的女人当然不止以上几位。

12月8日，早已过气的路易十五的情人杜芭丽伯爵夫人被送上断头台。

紧接着是八位修女死于断头台。

当然死于断头台的还有娼妓。

1794年5月，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公主同样上了断头台。

九三年以来的断头台应该是巴黎劳动模范，它比夜间睡觉都睁眼的罗伯斯庇尔还勤奋。监狱里人满为患的囚犯对上断头台已经不以为恐了，围观者更是习以为常。当时有外国人看到上断头台的人大都那么从容（其实是麻木），感到十分惊恐。

断头台的历史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如同标配，断头台边喝彩的声音总是“共和国万岁”。从君主立宪到共和，法国大革命一路偏斜，日益变成“魔鬼的事业”（迈斯特语）。雅各宾诚然是短命的，雅各宾的幽灵却从未随雅各宾的短命而命短。在世界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中，人类目睹了第二代雅各宾和第三代雅各宾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