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内部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反思

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世多以英人船坚炮利来注释清廷之败。

但在当日，清廷的前方官员与将领，很少向朝廷谈及英军的斗争力。他们将大量的文字，花在了描述“汉奸”若何若何疯狂。

清廷官员对“汉奸”的界说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即已风行于清廷高层。

1831年，御史邵正笏给皇帝上折谈“夷人”不守礼貌的问题，个中提到：

“又有汉奸……贩买年**子，售与夷工资婢。……当地书籍，禁绝出洋，近则汉奸多为购置，并有汉奸在夷处，课其后辈。”

察其语境，凡为洋人购中文书，教洋人进修中文，即属“汉奸”——意即“汉人中的奸类”。

林则徐给“汉奸”下的界说则是：

“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当地名曰‘汉奸’。”

意即凡不经由官府而与洋人有往来者，满是“汉奸”。

林氏赴广州禁烟，曾公开透露，第一件事，就是抓“汉奸”：

“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

林氏亲自开列了一份近百人的“汉奸”名单。名单附有具体住址，责令广东布政司、按察司挨个抓捕。禁烟时代，林氏先后七次向朝廷奏报其整肃“汉奸”之功效。

朝廷上下争说“汉奸”

鸦片战争爆发后，各地官员以“汉奸可恶”为大旨上呈的奏报触目皆是。

譬如：

广东方面，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等奏报称：“省城巨细衙门，俱有汉奸密查信息，传送夷人。”琦善奏称：“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

浙江方面，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称：“查逆夷踪迹诡秘，江、浙一带，汉奸极多，往往窥探军情，造言惑众”；“惟查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密查，布散大话，煽惑人心”；更声称宁波等地“情面**，半系汉奸”，战事失利，全因“汉奸”损坏：“曹江以东，四处汉奸充溢，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自兵过曹江，所有兵勇多数，俱为汉奸逐队细数，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

钦差大臣裕谦报告定海之战失利，也同样奏称：“因该逆使令闽粤汉奸，舍死登陆，众寡悬殊，乃至失事”；“至登陆逆匪，身穿黑衣黑祷，皆系闽、广亡命，夷匪随后批示……约计总有万余人”。

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也离别奏称：“汉奸之潜滋，随处皆有，查之无从查……”；“臣观该逆手法，总以汉奸为虎伥，失事遍地，均有汉奸内应”……

林则徐也不破例，将“汉奸”当成了广州方面战事失利的主因。1841岁首，广东大角、沙角炮台失守，林氏在给长子林汝舟的家信中，明确将此事归罪于“汉奸”。家信称：

“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泰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此次廷寄（处所给朝廷的公文），此间竟不敢转行，然处处皆有汉奸密查事情，不出数日，自必尽知”。

在家信中如斯描述，可见林则徐是真的深信鸦片战争的败因在于“汉奸”。

道光皇帝的“汉奸惧怕症”

雪片般的奏折里，满满的满是“汉奸祸国”，忍不住深宫中的道光皇帝不信“广东沿海遍地，汉奸充溢”，遍地战事晦气，“均系汉奸助逆”。

因为深信“浙省打点军务，不克到手，皆由汉奸充溢，助逆肆凶”，这位以勤勉、俭约著称的皇帝，给身处浙江前方的扬威将军奕经出了一个主意，要他致力于对“汉奸”的策反工作，政策上要出力宣传“予以改过，悬以重赏”，如斯“必有自拔来归，为我奸细者。”

跟着战事的推进，各方奏折里的“汉奸祸国”愈演愈烈，皇帝甚至起头担忧起国都的平安。在给军机大臣的一份谕旨中，皇帝稀奇交待，要紧紧捍卫住国都大门户天津城，万万不克让“汉奸”潜入城中，与洋人里应外合。谕旨说：

“倘若这些逆贼因海口防御细密，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身手人等式样，潜入城中，作为内应，我军纵能环卫城垣，力御外寇，而匆急之际，这些逆贼汉奸在城内干扰，或放火延烧，或冲门横突，若何才能抵当？穆彰阿你等要妥帖讨论，设法谨防，断弗成查办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草草了事。须派出得力人手，处处留意，机要侦察，使奸徒无处安身，方为周妥。”（注：本段资料引文较长，为便于阅读，笔者稍作通俗化处理，下同）

数日后，皇帝再发谕旨，提醒军机大臣，不只要预防“汉奸”混入天津城，还须预防“汉奸”窜入天津郊外村庄。谕旨说：

“（天津）所有南北两岸炮台将士，……必需派员细密稽查，勿令汉奸混入。天津五方杂处之地，最易藏奸，处所官已在城内城外，密派人手，分派街道，专司伺探，无论居民、铺户、店寓、寺观，一律编列保甲；并令处所绅士耆老协同稽查。方式已很周密。但自天津府城至大沽沿河两岸村庄，火食浓密，军民良莠不齐，也务当设法时时访查，弗成令汉奸匪徒潜入。所派人手，务须暗加伺探，弗成草草应付，日久生懈，是为至要。”

被恶意强调的“汉奸”问题

鸦片战争的首要败因，真的是“汉奸”吗？

当然不是。

首先，官员们对“汉奸”的描述，有一部分是属实的。

综合起来，清廷官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对“汉奸”的指控，首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1）救济英军，向其供应生活物资——如林则徐曾声称“销毁救济匪船二十三只”。

（2）煽惑民心，漫衍大话——如奕经奏称：“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密查，布散大话，煽惑人心”。

（3）充任文字翻译、占领区服役人员及后勤劳役——如英军占领宁波后，曾在本地招募数十人，“帮同处事”。

（4）为英军汇集谍报，充任奸细——如镇江守将齐慎奏称：“奴才访得英夷疯狂，实由汉奸为之耳目，我兵勾当，彼皆先知”。

（5）充任领导，为英军带路——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奏称：英军“有汉奸为之扶引，遍地门路较我兵反为熟悉”。

（6）充任内应，四处放火——如奕山上奏谈广州战事晦气，称：“汉奸四处窃伏，乘机放火”。

（7）直接参战，攻城拔寨——如前引林则徐所言：“爬沙角后山之人，泰半皆汉奸”。

这些指控，并非全然毫无依据，部门内容能够获得英方资料的佐证。

好比，介入此役的英国水师军官Bingham，J．E．，在其《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叫“布定邦”的中国人，曾为英军供应过不少物资救济，Bingham说：

“大班(即布定邦)已经在十七日被中国人擒获……在他被擒以前，因为他的原因，粮食的供给是很充实的。”

从这段记载中，能够看出“布定邦”所供应的救济量不小。

其时的通俗商民，大多并不隐讳在战争时代与英军做生意。如厦门失守后，英军“曾出重价买猪羊牛只，牟利奸民及穷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

充任翻译、应募占领政府、经受后勤劳役，甚至充任领导，也实有其事。但因这些工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当清廷遵循道光皇帝谕旨，起头严峻惩处“汉奸”后，沿海公众经受这些“汉奸”工作的积极性很快跌至冰点。

西方布道士昔时所办《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曾揭橥过很多关于鸦片战争的报道。1841年9月份的一篇英军回忆文章，曾如斯描述中国公众拒绝合营英军的景遇：

“对吃力力的招用如今已经起头了，假如要抓任何吃力力，那么只有正规军队才能进行。即使如斯，他们一旦发现能平安地逃跑，就会立刻逃之夭夭。有一次两个书记员被带进了县衙，他们偷了要他们写字的笔和墨，然后拿了他们手能触及的衣物逃跑了。还有两个全日热闹的厨子，他们逃脱时带走了所有厨房器具，好象这些器材是他们的，理应归他们所有。……全城竖立警察的筹算被证实是不成功的，要享受这种高尚声誉的候选者其实都是些大混混，他们全然不晓得对他们谄谀是要他们为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办事。在好几个峡谷里还有一些受人敬服的本地人被推选出来担当了同样的职务，他们一声不吭地接过了印刷的委任书，但却一点也没把它放在心上。”（《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

对此，英国人给出的注释是：“中国政府无声的影响力”，即对“汉奸”的严峻惩处政策和无处不在的“密探”，给本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些密使被派了出来，以死威胁那些胆敢以给养支撑英国人的居民”。

为英军充任奸细者，因工作的机要性质，则没有雷同的压力。据英军回忆：

“（清廷的）主要国度文件都是很细心地传到了（英国）内阁成员的手里，然则由谁传递的我们不能说出来。这些师长们给我们的谍报是如斯之正确，后来我们与广州获得的各类文件比拟较，竟发现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

英军可以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对谍报的正确掌控，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出于推卸责任的目的，以及捕风捉影的心态，清廷上下严重强调了“汉奸”问题。这种强调，普遍存在于前方官员的奏折里。

好比，在谈及沿海居民与英军之间的生意时，林则徐认为，只要不准此种“汉奸生意”，即可“以绝夷人之生路”；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则称：“查英夷之四出干扰，全赖沿海市侩交通商业，于是米谷牲畜，不虞缺乏”；镇江守将海龄亦称：“该逆……若非偷买当地米粮，何能救济？且市侩惟利是图，获有重价，自必潜订交易。”……

上述诸人，无不把沿海居民与英军之间的生意，当成英军赖以生存的最首要的物资供给手段。

事实上，整个鸦片战争时代，英军几乎没有在给养增补方面碰到过难题。基本原因在于英军掌握了制海权，有一条相当平安通顺的补给线，其军火、粮食等物资并不依靠于战地供给。

以战争初期为例，参战英军仅兵船二十五艘，汽船十四艘，悉数海陆军总人数仅四千余人，同时却有二十八艘运输船自孟买输送补给，且二十余天即可抵达广州。清廷既无力与英军在海上争雄，想要经由不准“汉奸”与英军之间的商业来“绝夷人之生路”，无异于天方夜谭。

此外，所谓“煽惑民心、漫衍大话”，也未必是英军指使“汉奸”有意为之。战事既起，无须“汉奸”鼓噪，谣言必将四起，近代以来历次内争、外战，无不如斯。“充任内应，四处放火”，同样未必是“汉奸”所为。时人笔记与英军回忆录中，均保留有不少关于中国乱兵、乱民趁乱放火掳掠的记载。

至于英军武装“汉奸”，批示其直接介入对清军作战，则属荒唐不经之事。一者，面临不知近代战争为何物的清军，英军并无武装“汉奸”来增加其斗争力的需要；二者，即便英军有意武装“汉奸”，临阵磨枪教他们若何使用近代新式枪械、若何听懂近代新式术语，也是一件极其头疼、得不偿失、缓不救急的事情。

最主要的是，史料并不支撑“汉奸直接参战”这一指控。譬如，前引林则徐所指控的英军曾组织“汉奸”军队攻下沙角炮台一事——“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近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即属不实之词。据茅海建查询中、英两方资料的考据结论，这支攻击军队属于英军第26步兵团 、第49步兵团等正牌英军，并非“汉奸”军队。最早将其称作“汉奸”军队者，是镇守炮台的关天培；关氏在炮台失陷后，如斯申报给上级琦善，林则徐是从琦善处听来的新闻。至于钦差大臣裕谦等人奏折里动辄声称“汉奸”军队“数千”“万余”，则有为推卸战败责任而说谎的嫌疑。

除了推卸战败责任，捕风捉影的“满汉之别”，也是“汉奸”论大盛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比，其时的“乡勇”多系汉人，难获朝廷信任，故屡屡被官员们针对，指其做了“汉奸”——琦善说大角炮台失陷是数百名汉奸兵所致，裕谦赞同“注释”称“奏中所云汉奸，即系散遣无业之水勇，不言而喻”；奕经同样赞同：“另有福建乡勇……狼子野心，当官兵接仗时，诱惑逆夷爬城放火，即系此辈。”

与“乡勇”一般首要由满人组成的“绿营”，也屡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在广州用马桶和女人尿迎战英军的参赞大臣杨芳，曾向道光起诉，将关天培之死归因为绿营官兵做了“汉奸”，不愿向英军开炮。道光闻知后龙颜盛怒，下旨严责，要缉捕不愿点炮的绿营士兵枭首示众：

“粤省汉奸景遇……可恨之至！所称关天培阵亡，因将弁不敢强兵点炮，关天培亲手执火，而大炮火门早已透水。着即切实访查，不愿点炮及火门透水之兵丁，细密查拿，即行枭首示众，惩一儆百。”

事实是：虎门炮台的士兵不愿点炮，乃是因为大炮质量差劲；虎门六炮台之一的威远炮台在苦战当日，因质量问题倏忽炸裂，就地伤毙官兵500余人。这一事变给镇守炮台的士兵造成了极大惊恐。此事在广东流传甚广，时人梁臣相在《夷氛闻记》里说：

“（关天培）手燃巨炮，忽至炸裂，兵无人色，皆走。”

然而，大炮质量差劲这种事，又若何可以写进奏折里呢？所以，这位马桶将军杨芳，只好将锅扣在绿营士兵头上，让他们莫名其妙做了一回“汉奸”。

雷同者，还有金应麟对镇江绿营的判断。金说：

“窃臣籍隶浙江，闻镇江未失之时，凡兵丁衣帽，该夷以洋银购置，乃至镇将摆布均属汉奸，其炮被盐汁浇灌，不克点放。”

最为捕风捉影者，莫如镇江守将海龄。他与1600余名驻防旗兵悉数战死或自杀（包括其家眷）于镇江；死前，海龄紧闭四门，在城内大杀“汉奸”。英勇战死，可见其对爱新觉罗政权的忠诚；大杀“汉奸”，可见其对镇江汉民的严重不信任。

奕山密折里的总结

1841年3月26日，道光皇帝的侄子、靖逆将军奕山，上奏“密折”，具体谈了他对这场战争的认知，以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奕山说：

“粤省景遇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乃至富，佃民藉夷以滋长，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个中之狡者布为奸细，凡在省各衙门，一举一动暗为通知，捷于影响。且水师一营自兵丁以至千把总，前此无不藉偏护鸦片认为生理。用兵以来，于逆夷，惟恐其不堪；于烟禁，惟恐其不弛。故上年十二月，逆夷攻破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奋勇牺牲，而兵丁与难者寥若晨星。乌涌之败，实因内陆兵丁望风先逃，乃至湖南兵弁失陷，总兵祥福受伤落水身故。虎门之失，夷船近在咫尺，兵丁并不点放炮位，各自逃脱，提督关天培手斩数人，不克禁止，是以被夷炮打伤而亡。并访闻与逆夷接仗，兵勇脱逃改换民装，佯为观望；不然仓皇落水，夷匪捞救送回，并不加害，致令海口炮台十余座，炮位千余尊炮，望风而靡，尽行化为乌有，本省兵船既不胜战，前督臣林则徐收买夷船一只亦被销毁。各种情由，实堪憎恨，使各兵稍有天良，何至逆夷长趋直入也。然急则生变，诛不堪诛，又非敏捷所能图治。而夷匪专用小恩小信整顿人心，内陆匪徒结伙抢掠，夷匪反用炮轰击，认为珍爱，是以安业之民惟恐主战，而恶棍之民又惟恐不战，不得藉以行劫也，情面若此，深为可虑。省城巨细衙门俱有汉奸密查信息，传送夷人，每纸卖银二十元，甚至闭门造车，以惑众听，阴谋多端，机事不得不密……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患不在外而在内”，“ 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实质上是将全体国民（旗人或许除外）置于“汉奸”的嫌疑之地，视作第一顺位的提防对象。

奕山之说在其时极有市场。好比，并未亲历战事、纯粹依靠耳闻的翰林院编修吴嘉宾，曾如斯反思这场战争：

“今之议者，皆曰外夷为患，不知（真为患者，）非外夷，乃内民也。……今为患者，外夷止十之二三，内奸则十之六七。”

道光皇帝对奕山的奏折深表赞许，谕旨各地增强对“汉奸”的抓捕，“擒获后即行处死”。

“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遂成了清廷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最焦点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