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尸悬案：有个中国人被美国警察刑讯逼供判死刑，却推动了司法进步

作者:老金和小伙伴    来源:魔宙

大家好，我是金醉。

今晚「北洋奇谭」，讲一件谋杀案。

这案子发生在100年前，至今没有相关的中文记载。

我找了大量外文资料，还原出整件事情的始末，讲给你们听。

案件的主角，叫宦祥生，1916年留学美国，随后被指控杀了3名中国外交人员。

作为中国留学生，他成了华盛顿监狱待得最久的囚犯。

为了让他认罪，美国警方想了各种法子“折磨”他。

为了脱罪，宦祥生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政府正面硬刚，最后成功无罪释放。

宦祥生（右一）和律师在谋杀案审判中

这桩一百年前中国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的案子，促进了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警告」的诞生。

很多人也许没听过「米兰达警告」，但你肯定听过这样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供证。”

这句话，就是警告的核心。

这个故事，要从100年前讲起。

1919年1月31日，中国传统大年三十。

美国华盛顿特区，一个发际线挺高的小伙子，来到了卡罗拉马路2023号的一栋红砖别墅前。

2023号是民国驻美学生监督处，离民国公使馆几分钟路程。

小伙子叫李冈，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他有个在这上班的同学，已经几天没回学校上课了。

驻美学生监督处是设在美国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派出机构，负责与美国大学交涉及留学生管理。平日负责对留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监督与管理。

监督处大门紧锁，台阶上垒着摞报纸和牛奶。小伙子按了按铃，没人应。

他决定进屋看看，正好窗户没关，就从窗户爬了进去。

摸黑一开灯，小伙子当场吓坏了，地板上躺着一具死尸，大衣盖住了脑袋，现场家具一片混乱，一盏黄铜灯倒在地上，灯泡碎了一地。

他赶紧报了警，警方赶到后，发现死去的正是43岁的驻美学生监督黄佐庭——身中两枪，一处在腋下，一处在心脏。

没多久，警察又在地下室里找到两具腐尸，头对着头，倒在壁炉前。

这俩人也是留学生，32岁的谢昌熙和21岁的吴炳新。

左：吴炳新，监督处秘书，北大学生，和发现尸体的李冈是同学。右：谢昌熙，监督处财务主管，做过胡适的英文老师。

吴炳新头和胸口各中一枪，谢昌熙头部中枪，脸上盖着一块白色枕套。

有两具尸体都被盖住了脸，警方觉得这点意义重大。

“这是中国才有的古老习俗，杀人后，马上用东西遮住死者的眼睛，以免被记住长相。”

在他们看来，凶手一定是个中国人。

验尸官表示，谋杀发生在两天前，也就是1月29日晚上10点左右。

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民国留学生宦祥生。

据发现尸体的李冈回忆，凶案当天下午，他来监督处取快递，开门的就是宦祥生。

当时他问吴炳新和黄佐庭在不，宦祥生粗鲁地回了句不在，一把摔上门。

此外，警察在现场翻到一个快递，收件人也是宦祥生。

他们很快抓来了宦祥生，开始审问。

宦祥生当时得了流感，肚子痛，经常吃完了就吐，而且还便秘，全靠灌肠吊着一口气。

警察请了个医生，不过这位医生主要负责保证“患者不会马上死亡”。

据《晚星报》后来报道：

 “几个小时中，警方采用灯光和其他方法，重演了谋杀当晚的场景。”

警方押着宦祥生，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上下楼梯，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整个过程持续了12个小时，最后宦祥生认罪了。

当时的新闻报道，左上是黄佐庭，右下是宦祥生

宦祥生认罪前，「三尸案」上了华盛顿新闻的热门话题。

有人说凶手是唐人街的黑帮，也有人说，巴黎和会正召开，日本间谍错杀了黄佐庭。

甚至还有报纸猜测，因为黄佐庭负责义和团导致的庚子赔款，所以义和团的人不远千里漂洋过海杀了他。

凶手到底是谁，是不是宦祥生，他有没有杀人动机，这事儿得从他和三位死者的关系说起。

宦祥生的父亲宦维城，是清朝第三批留美幼童，35岁时早逝，留下老婆和四个孩子。

宦维城，清同治四年（1865年）生，抵美时只有10岁，是第三、四批留美幼童中年龄最小的成员之一。

来美国之前，宦祥生在有着“东方哈佛”之称的圣约翰大学读书，这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顾维钧、宋子文都是从这毕业的。

宦祥生从小由妈妈抚养长大，没爸爸管教，一直游手好闲，到处惹事，妈妈就掏钱给他收拾烂摊子。

久而久之，宦母做了个决定，送儿子去留学。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庚子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

这笔钱帮中国办学，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从1909年开始，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

但当时能通过庚款考试的都是学习成绩顶尖的学生，宦祥生根本不达标。

宦母就找了一位老朋友帮忙，同是圣公会教堂教友的黄佐庭。

黄佐庭当年40岁，曾是清朝举人，因为工作出色，被安排为民国留美学生的总监督。

黄佐庭

除了当监督，他还是个翻译家，1901年起，他跟人合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第一次把Sherlock Holmes翻译成“福“开头的休洛克·福而摩司。

黄佐庭爽快地答应了宦母的请求。

那会儿想留学美国，并不简单。

1904年，美国国会宣布无限期延长《排华法案》，使原本不受排华法案影响的商人、学生甚至外交官都受到牵连。

《排华法案》，1882年开始实施，是第一部限制特定族群移民，并禁止其成员入籍的美国法律，在此之前，美国还出过《佩奇法案》，基本禁止华人女性进入美国。图为加州一处移民中心的妇女和儿童。

因为黄佐庭的帮助，宦祥生才突破了种种限制，去了俄亥俄北方大学，在那读了一年书，算上国内的学分，终于拿到了学士学位。

1917年6月，他转身去了纽约，找弟弟宦中英。

比宦祥生小3岁的宦中英

两人没什么经济压力，宦母时不时打钱过来，支援两兄弟的日常支出。

从1918年的7月开始，宦母分两次寄了2500美元，作为学费。这在当时是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30万人民币。

这些钱一般寄到监督处，由黄佐庭亲自转交兄弟俩。

圣诞节那天，黄佐庭专门跑去纽约请宦祥生吃饭，顺便把宦母寄来的包裹、200美元现金给了他。

不过黄佐庭生活节俭，看不惯宦祥生大手大脚。

宦祥生也不喜欢被念叨，两人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俩兄弟也试过赚钱。

1918年9月初，宦祥生拿着母亲给的钱，做起了投资人，他掏了1000美元，投了一个濒临破产的电影院。

免费看了两三周电影，因为付不起租金，电影院就关门了。

当时的电影，也侧面反映了美国人的“黄祸恐惧”，1919年上映的电影《红灯笼》，讲了一个中英混血女子，尝试融入西方社会失败后，参加义和团反抗的故事。

投资失败后，宦祥生又找了份新工作——给当地著名记者休·A·奥唐纳当侍从。

奥唐纳很喜欢衣着时尚、说话温和的东方人，宦祥生正好符合——他很注意个人形象，喜欢穿西装打领带，戴翡翠领针，鼻梁上驾无框眼镜，特别斯文。

工作不难，每天就是整理下邮件，打打杂，但宦祥生很快离职了。

据奥唐纳后来回忆，一种原因是，有人送了块猫眼石给宦祥生，他觉得这东西邪门，非常害怕。

第二个原因更实在一些，宦祥生染上了正爆发的西班牙流感，虽然没死，但身体虚弱。

到了1918年年底，宦祥生彻底没钱了。可能是好面子，他没找母亲要，也没找人借。

两个星期以来，他只能吃黑咖啡和面包，兄弟俩时不时还吵上一架。但房子毕竟是弟弟租的，宦祥生没钱，也没地儿去。

随着病情加重，他连下床都困难了。

快过年了，一个朋友寄来封电报，让他过去住几天，随后，又寄了一张50美元的支票。

据宦祥生后来供述，这钱不是白给的，得为朋友做件事——从驻美监督黄佐庭的抽屉里，偷一张庚款支票出来。

这位雪中送炭的朋友，叫吴炳新。

1916年4月，宦祥生坐着俄罗斯皇后号去美国，在船上，认识了吴炳新。

吴炳新毕业于北大，梳着中分，脸很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书，平时兼职黄佐庭的秘书。

他很喜欢交朋友，尤其喜欢交女朋友。

当时的吴炳新，喜欢戴着白手套，捧着花，在“欢乐之家”门口等女演员下班。

“欢乐之家”是一家著名的滑稽歌舞杂剧院，身材丰满的姑娘们穿着紧身衣，表演带有性暗示的舞蹈，深受当时工人阶级男性的欢迎。

1918年某天夜里，他正挽着个金发女郎在街头散步，突然被人拦住了。

是黄佐庭，他刚从南京餐厅吃完饭，回家路上撞见了自己的秘书。

黄佐庭很生气，当面质问吴炳新：这是哪来的女人？

在他看来，一个剧院女演员，不适合做外交人员的女伴。

吴炳新没有这份顾忌，继续过他花花公子的日子，钱很快挥霍一空。

据汤姆凯利《华盛顿谋杀往事》记载，吴炳新穷得受不了了，都不能去欢乐之家看舞蹈了，就偷走了驻美学生监督处的现金。

主管财务的谢昌熙很快发现，再跟黄佐庭一说，俩人迅速报警。

警察啥也没查出来，但黄佐庭有了自己的结论，这楼里就住了仨人：他自己，财务主管谢昌熙和秘书吴炳新。

很快，他就在办公室和楼下大门上装了新的耶鲁锁。

偷来的钱没撑多久，吴炳新就有了新打算。

他盯上了那笔作为留学生学费的庚子赔款，监督处把这15万美元存在银行，取钱的支票就在二楼的抽屉里。

或许是为了撇清自己的嫌疑，他想找一个帮手。

随后，吴炳新用两封深情款款的长信，一张50美元的支票，打动了身患西班牙流感的宦祥生。

1919年1月22日，宦祥生拎着行李进了监督处，黄佐庭冷冷地表示欢迎。

吴炳新专门搬到了二楼，照顾还在生病的宦祥生。

据宦祥生后来供述，他搬来没多久，吴炳新就公布了他的计划。

首先从支票簿上偷一张空白支票，填上5000美元，然后伪造签名去兑现。

或许是太过缺钱，宦祥生答应了。

1月25日，两人迈出了第一步——偷走支票。

不过第二天，黄佐庭就发现少了张支票，第一时间通知了谢昌熙。

随后在第八街的布拉斯劳熟食店，找到了正吃午饭的吴炳新和宦祥生。

两人面对面坐着，啃着手里的咸牛肉三明治。

黄佐庭走上去，大声质问吴炳新，为什么要偷支票。

吴炳新腾地站起来，说我没有！然后拽着宦祥生就走了。

黄佐庭没追上去，跌坐在凳子上，有些沮丧。

谢昌熙干脆叫了午饭，俩人闷声闷气地吃了饭。

吃完饭一回去，发现宦祥生正在大厅等着他。

宦祥生说，自己准备回纽约了，但他压根没离开华盛顿。

1月27号上午，宦祥生坐出租车到了联合车站，没上火车，而是住进了对面的哈里斯酒店，房费一天1.5美元。他在登记簿上留了真名，还留下了“上海“作为家庭地址。

1月29日，按照约定，宦祥生偷偷溜回了监督处。

这天黄佐庭带着谢昌熙吃饭去了，只有吴炳新一个人在。

据宦祥生后来供述，俩人走到二楼办公室，开始商讨他们的发财大计。

宦祥生填了支票，吴炳新盖了公章，还起草了给银行的信。在信中，他模仿黄佐庭的口吻，吩咐出纳员把钱交给拿信封的人。

一切完工后，俩人走到地下室厨房，开始讨论谁去银行取钱。

突然传来开门的声音，有人回来了。

晚上22：30左右，在一楼的大门口，谢昌熙正背过身子放外套，吴炳新趁机从口袋里掏出了枪，砰！

一枪没中，谢昌熙想逃进厨房门口的炉子间，吴炳新马上跟上。

发现尸体的炉子间

又传来两声枪响后，吴炳新回了厨房。

他关上门，从厨房抽屉里取出新的子弹。

两个人没说话，静静地坐在地上。

吴炳新开始自言自语，说他一直讨厌谢昌熙。

没人提刚才杀人的事儿，过了一会儿，有人起了话头，两人又开始讨论怎么取钱。

半小时后，门口又有了动静。

“黄佐庭。”吴炳新小声说。“他来了。”

黄佐庭脱下外套，先是沿着楼梯上了楼，10分钟后，走进了地下室，接着走进了厨房，惊讶地发现了宦祥生。

宦祥生说他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吴炳新已经拔出手枪，对着黄佐庭的胸口来了一枪，枪口的火花烧焦了黄的背心。

宦祥生惊呆了，眼睁睁看着中了枪的黄佐庭逃上楼梯，眼镜掉在地上，被追在身后的吴炳新踩碎。

接着，楼上传来厮打声、喊叫声，黄铜灯被打碎的声音。

枪声过后，现场彻底恢复平静。

发现尸体的一楼大厅

直到此时，宦祥生似乎才真正意识到，偷支票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

他说那一刻，他做了个决定。

吴炳新过了很久才出现，他换了身衣服，把枪放在厨房桌子上，示意宦祥生到边上坐下。

他说，他俩刚刚杀了人。但宦祥生不同意，说人是你杀的，我没动手。

两人吵了起来，宦祥生想直接走人。

吴炳新想让宦祥生留下，但屋子里没生火，很冷，而且谢昌熙的尸体就在门外，他不想陪两具尸体过夜。

宦祥生起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偷偷在抽屉里拿了几颗子弹，和放在一旁的手枪，趁着吴柄新没注意，装上子弹。

他喊了声吴炳新，说屋子里太冷了，让他给外头的炉子放些煤。

吴炳新起身照做了。

宦祥生紧跟后头出门，对着吴炳新后背，砰！

枪响过后，吴炳新面朝下倒在地上，几乎贴着谢昌熙的头顶，两人头对头。

宦祥生把吴炳新翻了个面，对着脑袋又补了一枪，随后他把枪放回椅子上，走到厨房的水槽前，反复搓洗沾满血迹的双手，完成这一切后，他关上地下室的灯，走上楼梯。

在看到黄佐庭尸体的那一刻，他失控地痛哭起来，流着泪，关上门，离开了监督处。

当天晚上，宦祥生的病情加重了，开始腹痛和呕吐。

他连发两通电报，让弟弟赶紧过来。

意识到哥哥情况危急，凌晨，宦中英到达了华盛顿。在他的照顾下，宦祥生稍微好了点。

1月30日星期四，上午9点刚过，兄弟俩在联合车站上了一辆出租车，前往白宫附近的里格斯国家银行。

宦祥生病恹恹的留在车里，弟弟走到银行大厅，递给出纳员印着监督处标志的信封。

里面有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还有一封签名信，要求出纳员把钱交给“持票人”。

出纳员觉得不对，把一笔巨款交给一个陌生的“持票人”，这很反常。而且信上的字迹也和之前对不上。

宦中英被叫进办公室，他拿出了吴炳新的名片，让银行打电话问问监督处。银行官员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通。

银行告诉宦中英，想拿到钱，唯一的办法是黄佐庭亲自来一趟。

宦中英只好拿着支票出了门，和哥哥回了酒店。

下午5点，他们坐火车回纽约。

在确定不可能兑换支票之后，宦祥生把那张支票撕得稀碎，冲进了火车站马桶。

1月31日，发现尸体当晚，两个警察和目击证人李冈，乘坐火车前往纽约。

第二天一早，警察敲开了宦祥生家的大门。

警察说，当时宦祥生坐在床上，他弟弟在一边。

对于谋杀案的消息，两人并不惊讶，还交换了下眼神。

宦祥生说他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接着递过一张纸，说是给使馆的吊唁电报。

警察后来在法庭上发誓，说他们先进了宦祥生家，那时李冈还在外面，警察一进屋询问，宦祥生就说自己回到纽约的时间是1月27日，也就是搬出监督处那天。

随后，等李冈进了屋，警察再问的时候，宦祥生马上改口，说自己回来的时间就是案发当天。（警察虽然发了誓，但我还是存疑，毕竟宦祥生的举动太不符合常理了）

兄弟俩回忆，警察掏出枪，指着他们，要求交出武器。

没有搜查令的警察翻乱了宦祥生的行李箱，另一个警察甚至撕开他身下的床垫，想从里头找到武器。

宦中英说他哥还病着，想让对方温柔点。直到确定没有武器，警察态度才缓和下来。

宦祥生说他想去华盛顿，协助警方调查，但他苦于自己生病了，也没钱出门。

警察说别担心，他们出路费，直接把宦祥生带到了华盛顿。

宦祥生没想到，他一下火车，就被关起来，接受盘问。

在警察医院里，一个探长直接指控他是凶手。

然后，他还指控宦祥生伪造支票，想盗走监督处在银行里的存款。

案发第二天，里格斯银行就通知了警察，有人拿着监督处支票来取钱这事。

宦祥生立马否认，当天负责接待的银行出纳员过来辨认，发现的确不是他——拿支票那人比他矮，看着也更年轻。

警方突然想起，宦祥生还有个弟弟宦中英。

于是想了个理由，派人通知宦中英，说你哥病了，过来照顾吧。

在来的路上，警察特意问宦中英，中国人是不是有遮盖尸体的习惯。想通过这种方式验证先前的猜想。

天亮前，警方在杜威酒店3层开了间房，把宦中英关了进去。

未来的一周，兄弟俩一直没见着面，也不知道对方在哪。

其实，宦中英就被关在他哥哥房间正下方。

两兄弟后来在法庭上回忆，这一周里，警察常常辱骂他们，逼他们认罪。

警察骂他们是“黄老鼠“和“chink”，同时还动手，对着病号又掐又推。

几个目击证人又来了酒店，这次银行职员很肯定，拿支票的人就是宦中英。一位出租车司机还说，他去银行的时候，他哥哥一直坐在车上等他。

宦中英没再挣扎，承认了。

这时候，警方觉得，该让两兄弟见面了。

2月8日晚上七点，宦祥生被紧紧捆着双手，悄悄押进了驻美监督处的红砖楼。

两兄弟刚见面，记者就找上门了。

一群人堵在门口，不停按门铃和车喇叭，甚至有人还不断打监督处电话。

在此之前，很多媒体都猜测，凶手是唐人街的黑帮，或是日本间谍，甚至还有人分析：因为黄佐庭负责义和团导致的庚子赔款，所以义和团的人不远千里漂洋过海杀了他。

现在，警方抓到了嫌疑人，记者自然闻风而动。

有的记者为了找到被藏起来的宦祥生，都钻进警察的汽车后座蹲点了，最后被警察叔叔捎回了家。

在驻美监督处三楼，比对完支票存根之后，宦祥生承认，那是他写的字，但他不承认杀人。

警察干脆暗示他，是不是吴炳新杀了其他两个人，然后他出于自卫，杀了吴炳新？

宦祥生还是不承认。

警察开始轮流盘问，宦祥生后来说，当时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被允许睡觉。

警方开始重演谋杀当晚的场景，他们押着宦祥生，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上下楼梯，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整个过程持续了12个小时。

他们还暗示宦祥生，如果你不认罪，我就把你弟弟当作杀人凶手。

最后，宦祥生认罪了。

2月10日，法庭上，宦祥生承认自己只杀了吴炳新一人。

当陪审团认定他和弟弟宦中英都要为三人的死负责时，宦祥生不服气，决定请个律师上诉。

宦祥生没啥钱，银行账户上只剩41.07美元，没办法，只能靠法官指派。

9月30日，大陪审团指控宦祥生杀了三个人，不过这次弟弟撇清了关系，只被指控伪造支票。

两兄弟还是不服，决定继续上诉。

此时警方手里不仅有宦祥生的口供，17个目击证人，甚至还有一份他亲笔签名的认罪书。

这场官司有多难打，《华盛顿时报》这么比喻，说像是一个美国男孩，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因谋杀受审，还要和一堆中国人打官司。

在《排华法案》施行的当年，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打赢官司的难度。

法庭现场，右二是宦祥生

事实证明，找律师是对的。当李冈出庭作证时，律师直接说，这人这么配合警方，其实是为了转移警方视线，直接把李冈暗示成了真凶。

宦祥生接着否认了当初的供词，说自己之所以认罪，是因为警方使用了刑讯逼供。

警方非法囚禁了他和他弟弟，他当时病得厉害，被殴打和恐吓，说如果不认罪，警察就杀了他。

最后给认罪书签字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濒死状态”。

但可惜，当时美国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小手段没啥问题。法官甚至表扬警察，称其用了“不一样的侦探技巧”。

到了次年5月，五四运动在国内进展开来，5月14日当天，宦祥生被判处绞刑。

他被转移到监狱的死囚房，据说狱警觉得这人挺乖，允许他做些小买卖挣外快，比如卖些苹果派给其他囚犯。

到了1921年5月，法官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行刑的日子直接延期了。

11月，又赶上华盛顿废死运动，一个代表团冲进美国总统办公室，要求给监狱里四个死刑犯减刑，其中一个就是宦祥生。

时任美国总统沃伦·G·哈丁没同意，这时候，宦祥生的前雇主，就是那个喜欢东方人的记者奥德唐纳站出来了，帮忙找来了著名律师詹姆斯·诺兰。

1924年4月，宦祥生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始和美国政府正面刚。

他向最高法院表示，自己的供述有被逼迫的成分，不靠谱。

一开始，大伙都觉得法官不会理这个中国小伙，但法官却受理了。

而且他还得出个结论，宦祥生的供词不是自愿的，不应当被采用。他还借此明确一项原则：除非自愿的供词，否则联邦法院不得采用。

所有人都没想到，最高法院推翻了之前的裁决，下令重新审判这桩案子。

官司一直打到1926年，警方的供词不能用了，一些证人回了中国，几位当事警察也去世了。

为了打这桩官司，政府已经花了15万美元，约等于现在的200万美元。但现在没有可用的证据，宦祥生很难被定罪。

6月16日早上，审判室挤满了人，观众甚至坐在了窗户上。

他们倒不期待什么剧情反转，只是想见证一下历史时刻。

接近23小时后，陪审团主席宣布，宦祥生无罪释放。

宦祥生和律师，最右是宦中英

重获自由的宦祥生兴奋地走出法庭，微笑着和记者握手致意。

他已经在华盛顿监狱待了7年125天，创下了这个监狱有史以来最长的入狱纪录。

出狱后，借着在监狱里做买卖的经验，宦祥生开始给监狱供应食物。

随着生意扩大，最后，他还建了一家名叫“Wan’s Mandarin Creams”糖果工厂，虽然后来倒闭了。

1929年，他回到上海，结了婚，生了三个女儿。

但后来的日子并不顺利。日占时期的宦祥生丢了家产，一家人陷入了贫穷和饥饿。

战后，他在政府对外关系办公室找了份工作。后来他还尝试申请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但对方告诉他，没有空缺。

1949年，宦祥生丢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转头去了一家茶叶出口公司。

两年后，56岁的宦祥生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牺牲品，被送回江苏省“劳改”去了，从1951年到1964年，劳动改造了整整13年。

1968年6月，宦祥生去世，终年73岁。

而其他人的命运却不相同，黄佐庭的遗孀薛葩和女儿创办了黄氏女学，张爱玲是该校最出名的校友。

黄氏女学创办人：薛葩（中）、黄倩仪（右）、黄倩鸿（左）

黄佐庭另一个女儿黄倩英，因父亲去世，穷到要辍学，当时的留美学生联合请求驻美学生监督处，最终黄倩英被补录为官费留学生。

当时的目击证人李冈回到中国，成为了上海耳鼻喉科名医以及清华医院主任，和清华校长周诒春之女结为夫妻。

后来由于留美监督处资金管理混乱，1928年，当年的留美学生梅贻琦，接任留美学生监督一职。直到1931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剩下的庚子赔款被清华存在美国银行，设立“清华基金”，至今此基金利息仍每年由银行拨付给国立清华大学。

对于这桩一百年前的谋杀案，到底谁是真凶，直到现在也没人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有人觉得真凶就是宦祥生，为钱谋害监督处三人；也有人怀疑是最早抵达命案现场的李冈，从留下的资料和新闻报道里，大家各执一词，事件陷入罗生门。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起案件明确了供词的自愿性质——除非供词是自愿的，否则联邦法院不得采用。

1966年，在米兰达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4次援引宦祥生一案，明确了嫌疑人拥有“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最终促成了「米兰达警告」的诞生——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