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山西：为了不被人吃掉，这里的小孩上街都拿着刀

作者：金醉    来源：魔宙

大家好，我是金醉。

这两周很难熬，我和徐浪都得了流感，断断续续发烧。

严重得几乎要昏迷时，徐浪会问我，要是烧死了怎么办？

这种问题，我从十一岁就琢磨过，总假设自己遇上大病大灾要死掉。

这是全人类无法避免的想象，末日假设。

有这种假设，不只因为人本能怕死，更因为末日场景真的发生过。

公元1348年，蒙古人打到欧洲，将患鼠疫而死的人抛入意大利半岛，整个弗罗伦萨都被瘟疫席卷，从3月到7月，病死了10万多人。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经历了这场大灾，形容当时的场景是世界末日。后来，他写的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就以这场末日灾难为背景。

一幅表现1348年佛罗伦萨大瘟疫场景的插画作品。

在一般流通的历史书中，很少见到中国有类似大灾的记载。

但实际上，末日确实曾在中国活生生地发生。

1876年，清朝光绪二年，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山东等地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旱灾。

当时中国总人口才四亿多，这场旱灾引发的饥荒就波及了两亿人，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受灾最严重的山西死了五百多万人，占当时山西人口的三分之一。

灾荒中，原本熙熙攘攘的中原地区闭户绝烟，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说是人间地狱，形同末日，毫不过分。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末日故事：丁戊奇荒——甚至，这场灾难中出现了「丧尸」。

天降异象

光绪三年，陕西东府县，有个道士抓到了一只奇怪的动物，长得像鼠像鸡也像兔。道士把它扒了皮，发现是一只䖪鼠。

又有一些人也抓到䖪鼠，集市上甚至出现了鼠买卖。

这里很快就发生旱情，并迅速蔓延到周围。

事实上，这场大旱灾的苗头，早在前两年就出现了。

光绪元年，北方各省先后出现干旱的迹象，四季雨水都很少。

光绪二年，山西雁平道，冀宁道，河东道相继出现干旱，庄稼歉收。

近代以前，农业基本靠天吃饭，总有小灾小患，歉收也不稀奇。清朝治下276年，发生了1121次灾害，其中旱灾有201次。

但从前的旱灾，最多也就持续半年，后面有了雨水，新粮食上来，饥荒就结束了。

这回完全不同，干旱没有退去的意思，反倒有越扩越大的趋势。

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这五省的旱情最严重，很多地方“终年不雨”，不光“禾苗干槁，寸草皆苦”，连喝水的水井都干了。苏北、皖北、川北、陇东等地也被波及。

这么大的旱灾，把官员百姓都吓住了。不知道咋惹怒上天了，才降下这惩罚，想方设法求上天原谅。

各地先发告示，要民众吃素不吃肉，尤其不能吃牛肉。

山东青州知县叫人拿铁链把他从脖子到手脚全拷个遍，跟押犯人一样徒步走到城外龙王庙，对神像磕头求雨。

全城百姓也头戴柳条环，成群结队跟早后面，一起长跪表诚心。

外国传教士也参合进来。

当时有个英国传教士，挺有名，叫李提摩太，他在县衙门口贴上一些小广告，上面写着，信基督能得雨。

图为李提摩太和妻子的合影。李提摩太，英国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待了46年。签订《辛丑条约》时，李提摩太劝说列强用赔款在中国办学，这才有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中法大学等。他和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人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很多灾民真信了李提摩太的话，跪着求他指点，向基督祷告。还有一些小脚妇女走了二十多英里山路，就为找他请教。

但无论龙王爷还是洋神仙，都没能把雨带来。

粮食短缺

干旱导致地里没粮，靠田吃饭的穷人马上陷入饥荒。而山西四面环山，要把外面的粮食运进来代价太高，运费比粮食还贵。

粮食紧缺，首先反应到粮价上。

山西各个受灾县，粮食价格翻了十倍多。根据记载，永和县的小麦从前是300文一斗，灾荒中达到3650文一斗。

粮价这么贵，就算是颇有产业的富人，想吃口饭，也得卖房卖地。

然而灾荒一来，吃饭成了唯一重要的事。除了粮食，其他东西没人稀罕，物价跳崖式下跌。

当时“典衣十不付一，卖物百不给三”。

上好的木器桌椅要砸碎才有人买，因为买主都是买回去烧火的。

还有地方“四五吊钱可以买合院一座，三个馍即可得好地几亩”。

后来房子干脆成了滞销品，很多人守着豪宅，却也成了饥饿灾民中的一员。

一个传教士后来回忆说，他看见一所带庭院的巨大房子，里面有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衣着干净整洁，但是非常苍白病态。

女人的丈夫和其他孩子的尸体，就躺在隔壁房间的棺材里。

灾荒发生时，衣衫褴褛的灾民。

《晋豫灾略》中写道：“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装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

临汾县志上说：“赤地千地，饿殍盈野，瘟疫盛行，死亡过半。”

朝廷失道

山西等地的旱情传到北京，朝廷没有第一时间救灾，反倒吵起来了。

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不建议立刻救灾。因为他正在建北洋舰队，不想把钱挪作他用。

李鸿章(1823—1901年)，洋务运动领导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一生中参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

相反，清流派则坚持马上赈济灾民。不但要赈济灾民，还要停止一切洋务运动。不修铁路，不建洋厂，不整幺蛾子，这样才不触怒上天，干旱才能过去。

吵到最后，慈禧太后拍了板。

慈禧太后严正声明赈济灾民是头等大事，但她的行为却很诚实——

她从洋务经费里抽了一点钱，象征性拿去赈灾。而且只关心靠近北京和新疆的地区，没理受灾最严重的山西，河南这茬。

慈禧这么抠不是没原因的——朝廷也穷啊。

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给外国赔了无数款。国内连年战乱，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等叛乱把祖宗留的老本花了个精光。

当时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中央政府连军费都掏不出来，只好分派给各省，山西就是重要的军饷供给省份之一。

左宗棠1812—1885年），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平定陕甘同治回乱。1877年他收复新疆，推动新疆建省。

山西闹旱灾时，左宗棠正带兵收复新疆，一个劲儿向山西巡抚催要军饷，但此时的山西已经自身难保。

朝廷本就穷，山西一瘫痪，少个来钱的渠道，多个花钱的口子，日子更难过。

没有朝廷支持，山西官府财政窘迫，只能给灾民发一点钱，零星办一些粥厂。

官府的粥厂很少，灾民却太多。灾民日夜都挤在粥厂外等开门，很多人饿死在等待的过程中。

粥厂衙役把这些死人堆在一处，攒够一车就找木材铺的人拉走。百姓把拉满尸体的车叫“炮台”。

为了赈灾，山西巡抚曾国荃迫不得已推行过一种“济饥辟谷丹”——一种用黑豆和大麻子做成的团子。

据说吃一颗可以三天不饿，吃两颗四十九日不饿，吃三颗以后永远不吃饭都能活。

曾国荃（1824—1890年），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擅长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丁戊奇荒发生时，他是山西巡抚，在给两广总督的书信里他说：“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这当然是哄人的把戏，但这说明政府是真的没办法了。

官方赈济只能这样意思意思，百姓也只能自生自灭了。

瘟疫爆发

祸不单连，旱灾一来，其他灾害也跟着来了。

光绪三年，数以百万的人在饥荒中饿死，尸体也没人处理。有的地方就挖一大坑，把尸体扔进大坑拉倒。

到第二年问题就来了。

天气一暖，尸体腐烂，细菌滋生，瘟疫爆发。灾民本来就虚弱，对瘟疫毫无抵抗力，瘟疫很快波及48个州县，死者极多。

不光平民，传教士，富人及官员这些不遭受饥荒的人同样中招，“贫者既死于岁，富者死于疫”。

瘟疫还在盛行，狼鼠又泛滥成灾。

先是豺狼成群出没，见人就咬，没人敢单独出门。

那时狼叼小孩可不是乡村传说。洪洞县志上说“幼男寡女辄被食”。一个妇人抱着孩子在院里纺线，狼闯进院里，从妇人怀里把孩子叼走。

灵石县事后统计，有四千人死于狼群袭击，比干旱中饿死的人还多。

此外，山西南部的辽州等县还在闹鼠灾。

老鼠千百成群，吃庄稼，啃家具，甚至有人被老鼠咬断鼻梁。据说有人抓了一只大老鼠，一上称足有12斤。

有人抓住机会，从外地贩猫回来，一只猫能卖一吊钱，价格不菲。但猫还是太少，人们只好“制木猫、铁猫、砖猫”吓唬老鼠，但老鼠依然越来越多。

有人想了个办法，盆里装一点粮食，只要有老鼠来吃就用棍砸死。没想到粮食招来了一整个鼠群，吃完粮食就走。

灾荒时的老鼠不光不怕人，猫也不怕，反倒“伤人食猫”。

多重灾难下，灾民只要没饿死，都出去逃荒了，很多地方人口“十去七八”，留下一座座无声的鬼村。

人间地狱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光绪四年赴山西赈灾，他在日记上记录了在太原附近的见闻，完全是一个人间地狱。

◆ 1月28日

我要出城，却没法直接走到城门，因为躺着个快要饿死的人，周围簇拥着一大批人。

◆ 1月29日

碰见四具死尸，还有一个人用四肢在地上爬。

碰见一场丧葬，一个母亲抱着一位10岁左右的男孩，整只送葬队只有她一个人，送葬也仅是把这个男孩扔进城墙外面的雪里。

◆ 1月30日

在路边看到十四具死尸，其中一个死者只穿了一只袜子，看起来他的身子很轻，因为一只野狗正在拖拽他的身体。

有两个妇女似乎被举行过葬礼，尽管葬礼只是把她们的脸反转到地面而已。其中一个人还算幸运，衣服没有被路人扒走。

有一具尸体身上站满了尖叫的乌鸦和喜鹊，这个人成了群鸟的盛宴。

◆ 2月1日

半天中看到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妇女尸体。有一具在一个露天的棚子里，身上除了一条腰带，什么都没有。

一具尸体泡在水里，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被野狗撕咬的血肉模糊。

还有一具躺在路边的洞边，上半身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下半身已经快被野兽吃完。

路上有人在卖一种软石头磨的粉。人们用这种粉和草籽，草根搅在一起做成饼。我尝过，跟泥土一个味道。很多人因为吃这种饼而死于便秘。

有个矿工虚弱地下不了炕，听说我给钱救济便跑到我面前，求我帮他埋葬两个哥哥。

第一个是二十一天前去世的，他把这个哥哥上下半身分别塞进两个缸里，合上就算是安葬了。另一个只能扔在地上了。听他说，每家都有没下葬的死者。

我看见一个妇女，她试图站起来，但只有力气站起一条腿。

我看见一个笼子里装着两个劫匪的人头，这是对那些想抢劫的人的警告。

◆ 2月2日

清晨我来到洪洞县城，看到了我所见的最恐怖的场景。

城门一边堆着一堆一丝不挂的男尸，就像屠宰场里的猪似的。另一侧则是情形相同的女尸。他们的衣服都被扒光，送到当铺换钱买食物了。

大车停在那里，准备把这些尸体运到两个巨大的坑里去。一个用来扔男尸，一个用来扔女尸。

在这个地区，连续很多里的树干都是白的，树干上的树皮全被剥的干干净净，当做食物。

很多屋舍都没有门窗，因为都被当做烧火的柴火卖掉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在还，因为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屋内已经没人了。

◆ 2月3日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而且没有妇女。

因为这几天我每天都能看到装满妇女的马车，她们被卖掉了。

这里每个出门的人，哪怕是小孩，手里都拿着刀剑或者长矛。

◆ 2月4日

今天看到去北方买粮食的四十辆马车。城里街道一边竖着稻草人，一边写着两个大大的汉字“穷人”。

听客栈老板说，夜里会有父母交换孩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

煤矿工人也不敢去挖煤，因为连人带牲口会被杀掉然后吃掉。

一个在山西做生意的商人说，他坐车在回南方的路上，感觉到车下“脆折有声，异于砂石”，挑帘一看——是人骨。

走了不久，突然起大风，天上飞着“蓬松乱卷”的东西，有团状，有条状。

他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人的头发，圆的是女人的头发，长的是男人的辫子。人的尸体乌鸦和狼群吃完，只剩下头发让风吹得满天飞。

光绪五年统计，山西蒲、解、绛、平四县幸存者不过十分之三。垣曲、河津县仅存十分之一。

末日求生

大饥荒，朝廷靠不住，想活命，只能靠自己。

◆ 找到啥吃啥

想活着，头一件事就是吃饭。

灾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搜集任何能吃的东西。

干旱是蝗虫繁殖的温床，所以旱灾一般都伴随蝗灾。蝗虫咬光最后一点青苗，害人不浅。但它自己也成了灾民的食物。

蝗虫是灾民能吃到的最好食物之一，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找别的食物。

首先是树皮和草根，每次灾荒这都是最直接的救命口粮。

灾民把榆树皮和苜蓿根磨成粉蒸馍。都不说味道口感，这种馍吃久了，人脸会“黄肿”。

灾民剥树皮作为食物的场景。没有找到丁戊奇荒时灾民剥树皮的照片，这张图是1942年河南旱灾时的照片。世间苦难，大抵相似。

灾荒一久，树皮草根都成了稀罕货。大部分时候连这都吃不上。

干草和麦秸是在平日只能喂牲口。现在却拿它和干泥搅在一起充饥。显然这两样东西都没法消化，吃完“出恭时哼声不断，只憋得双面通红，眼泪不干”。

还有灾民吃一种白土，看着像面粉，实际上就是“观音土”。

吃完白土，“小便定难过，大便见阎王”，很多人都因为吃白土腹胀而死。

有妇女在街上捡枣核充饥，却被枣核“剌破喉咽”。

◆ 卖身换食物

还有活不下去的人，选择卖妻卖子。

《晋灾泪尽图》，这幅是“鬻子为奴，豪暴抑勒”。

永和县志上说，“青年妇女无人顾养”，有外来商贩收买，“佳丽者不过千钱，稍次者不值一文，人命不如鸡犬”。

有些年纪更大或者更小的女子卖不出去，被父母或丈夫抛弃了。只能站在街上“插草标”，自己卖自己。

哪怕不给钱，收留并给口饭吃就能跟着走，“不吃馍尽喝汤也喜欢”。

但事实是，“大清晨直叫到天色黑晚，满街上并无人应答一言”。

◆ 逃荒去首都

当树皮草根都吃完时，灾民就开始逃荒，当时“逃亡者已有十（中）七八”。

那时东北满洲并没遭灾，粮食土地都很便宜，但是满洲在清朝时是禁区，清政府明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

这么大灾荒，清政府还是不松口。

灾民要么逃荒到北京，要么“走西口”逃荒到蒙古。

灾民成了流民，无依无靠，只能乞讨为生。

但乞讨来的东西压根不够活命，很多人就这样死在了逃荒路上。

◆ 组队去抢劫

在生存面前，一切道德法理似乎都成了狗屁。

天一黑，有些男男女女就带着枪、绳子、鞭子聚在一起，谋些别的出路——偷窃，抢劫，甚至杀人。

他们潜入村子，先偷走屋里的粮食和所有能卖钱的东西，再扯下屋里女人身上的衣服，谁敢过来就弄死谁。

官府对这样的人都不过堂，无论性别，抓住当场处决。完了还把人头挂起来示众，就这样还是挡不住有人铤而走险。

地主富绅成了很多灾民的下手目标。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上写道：

一群妇女涌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随后又涌到下一家吃下一顿。男人看这个方法很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劫掠取食。

◆ 造反当首领

有些人造反是为了富贵，有些人造反是为了活命。

李提摩太记载，有个人曾找过他，那人说他们已经聚集了一帮灾民，准备造反。考虑到清政府怕洋人，因此请求李提摩太这个洋人做起义军头领。

李提摩太当然不同意。

但那人并不死心，甚至准备霸王硬上弓，强行把他带走。

造反无疑是用命赌博，而且大概率会赌输，这是灾民走投无路之后的选择。

◆ 吃人你会吗

历史上只要是大饥荒，都会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这次也没有例外。

一个南方人客居山西。妻子去世后，他的朋友说最近有人在坟地挖尸体吃，劝他不要哭，以免把妻子过世的消息传出去，被人盯上。

《晋灾泪尽图》，这幅是“客居新丧，噤不敢哭”。

一个村民的父亲饿死好几天，他从族侄那借来一扇门板，把父亲抬到坟地埋了。回村的时候，他看见几个人扛着锄头出去。

回家一想不对劲，赶到坟地一看——坟被扒了，尸体没了。

他赶紧回村直奔这几人家，发现父亲已经被“折为数截”。这人气疯了，找把这几人抓起来，绑到庙里。准备第二天交到衙门。

谁知道晚上，这几个人趁看守不注意，溜回家把藏好的尸体拿出来吃了。

为避免亲人尸体像这样被盗走吃掉，很多人只能把棺材放在家里，或直接在家用砖头垒一座墓室。

禁忌就是这样，一被打开就收不住。吃人肉的戒一开，人就不再是人，而是一种食物。刚开始只是吃死尸，后来就会发展到杀人吃肉。

当时人出门都必须带刀剑防身，即便这样，稍不留意还是会被拖走杀掉。哪怕亲人之间也得互相提防。

还有灾民“自嚼食其腕肉”，自残吃自己。

不光吃，还有人用人肉冒充其他肉，在集市上售卖。直到有人从中吃出指甲才被发现。

太原就有一个肉贩子挑着满担卖肉，被人发现售卖的是人肉，后来他被绑在衙门院里，活活饿死。

后来，有人唱过一首《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歌》——

东庄人，奔西庄，手拿刀剑；只恐怕，遇恶人，命不周全。

四乡里，人吃人，不分亲眷；吃人肉，只吃的，红了眼圈。
父吃子，子吃父，骨肉不念；兄吃弟，弟吃兄，夫妻相餐。

◆ 阵营争夺战

这么大灾荒，政府的赈济却杯水车薪。

民间阵营各怀目的，开始组织救援。

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外国传教士一方，知道了这次旱灾的情况，十分兴奋，认为这是“上帝在为基督打开中国内地之门”。

他希望直接参与救灾，借救灾的便利，把基督福音传给中国人。

清政府一向排斥洋教，担心洋教蛊惑民众，迫不得已才允许传教士在国内自由传教。更何况为镇压洪秀全，几乎把整个国家掏空了，因此简直闻基督色变。

图为洪秀全雕像。洪秀全（1814—1864年），太平天国领袖。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于是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自称是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弟弟。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影响深远。

从朝廷到士绅，都怀疑李提摩太的意图，但是灾区确实缺钱。

只能一方面允许洋人赈灾，一方面让地方官员盯着点，别让他胡来。

李提摩太到受灾地区一看，极为震惊。马上推动在上海成立了赈灾委员会。把灾区的消息通过《北华捷报》等报纸传到英国和美国。

报上说有饥荒肆虐整个华北地区，900万人处于赤贫状态，每天都有小孩被卖掉，呼吁英美参与救援。

赈灾委员会还出版了一个小册子——《中国之大饥荒》，把华北饥荒的状况绘成图，印发到英国当地，最终筹到20多万两银子，比朝廷的赈灾款还多。

李提摩太发现灾区交通不便，外面的粮食很难运进来，就建议山东巡抚丁宝桢修路。以后再有天灾，就不会因为粮食进不来造成灾荒，被丁宝桢无视。

不光李提摩太，其他各国传教士也在灾区赈灾传教，影响越来越大。

部分灾民（尤其是小孩）接受了传教士的好处，“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华”。

这可让朝廷和士大夫们着急了。

他们认为“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江南士绅先坐不住了，以谢家福为代表的士大夫发起江南义赈，要去灾区跟洋人打“信仰争夺战”。

谢家福说，我去灾区这一趟“为敌夷，不为赈济”，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从洋人手中把小孩争回来。

谢家福筹备赈灾时，却发现“戏子以及外国尚且捐钱源源不绝”，而他的那些“上等人”朋友在饭桌上话很大，真捐钱却抠得不行。

谢家福转了一圈也没弄到几个钱，“义赈”差点黄了。

他最后印了一堆功德册，派发出去筹款，这才有钱去山东青州赈灾。他把目光聚焦未来，只收容小孩，“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眼看洋人收容所占了上风，他开始编谣言诋毁传教士收容所。

他发现洋人的收容所基本都是男孩，就在外面散播洋人收容所的女孩都被“剖心剜眼”，还说收容所里很多小孩都被拉到上海卖了。

他还说自己抓到过一个拐卖小孩的道士，一问才知道是给洋人收容所拐小孩的。拐一个小孩能挣两千钱。

民族大义面前，谢家福顾不上什么光明磊落，只想把洋人收容所搞臭。

事实上，谢家福的思想是当时的士绅阶层的主流意见，而且确实影响了一部分灾民的态度。

山东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河南灾民最硬气，不但不接受赈济，还到处宣传洋人“居心叵测”。还威胁传教士马上离开河南，不然就有生命危险。

河南开封还贴出告示“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

在官府和士绅的排挤下，传教士被迫放弃赈济河南的打算。

虽然国内士绅们救援灾民的目的不那么单纯，但他们组织的江南“义赈”，客观上确实救了很多灾民。

谢家福找人设计刻印的《河南奇荒铁泪图》，在江浙区域造成很大反响，许多人因此而捐献钱财和物资。

《河南奇荒铁泪图》的其中一幅，表现的是灾民剥树皮、挖草根做食物的场景。

在官方无力赈济的情况下，民间救援组织有合作有对抗，部分灾民从中收益，熬过了漫长的饥荒。

光绪四年（1878年）底，灾区终于迎来降水。

逃荒的灾民开始返乡，田地开始收获，旱灾有了结束的迹象。

但第二年山西归化县等地又开始下暴雨，丰收的粮食因为运输问题卖不出去，最后只好让谷子烂在地里。

这场灾难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其中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最为严重，史称“丁戊奇荒”。

旱魃为虐

当时的媒体《万国公报》，在报道丁戊奇荒的灾情时说：“山东省今岁（1876）旱魃为虐，人民疾苦，壮者散至四方，老弱填乎沟壑。”

这里提到了一种生物，旱魃。

明清时期，民间有种说法，认为旱灾是旱魃带来的——如果新死的人被风水影响，尸骨不化，就会变成旱魃，带来旱灾。

清朝嘉庆九年（1804年），山东高密县有个李姓村民过世，恰巧这年高密县大旱，村里有人就觉得，是死去的李姓村民变成了旱魃，招来旱灾。

不由李家人分说，一群人挖坟开馆，把尸体拖出来，一把火烧了。

民间把这叫“打旱骨桩”或“焚旱魃”，认为尸骨烧完，旱魃就死了，旱灾自然就退了。这当然不靠谱。

我把丁戊奇荒讲给徐浪听，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啥一发生旱灾，马上就闹饥荒，难道大家家里就没点存粮，跟我一样月光？

这是个好问题。

华北地区一向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但在丁戊奇荒来临时，却没有存粮，面对旱灾毫无抵抗力，是有原因的。

清朝晚期，民间一直有人偷种鸦片牟利。1859年，清政府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向种鸦片征税，等于承认种鸦片合法。

鸦片收入远高于粮食，人们就拔了庄稼，改种罂粟。

比如山西，“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而且鸦片都种在“膏腴水田”，粮食被挤到“硗瘠之区”。

结果就是本地粮食产量跟着急剧下降，民间几无存粮，旱灾一来全部崩盘。

灾荒来临后，粮食极其短缺，政府一度禁种鸦片。但还是有人心存侥幸，偷偷种。

大旱、蝗虫、瘟疫都是天灾，自古就无法避免，但把天灾变成地狱的，却是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