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民国第一大劫案,匪徒绑架200多人质却不愿要赎金,为何?

来源:历史揭密

前言:

1923年5月5日夜间,一辆从南京浦口发出的火车正飞速往天津前进。

这不是一辆普通的火车。

它的车厢由全钢打造,车身涂着蓝漆,人们都称它为“蓝钢皮”。这是交通总长吴毓麟花大价钱从美国购买的豪华列车,当时整个远东地区也只有这么一辆。

列车除了普通的二三等车厢外,还设置了三节头等车厢。

车豪华,车票自然也便宜不到哪儿去。

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吴虞,曾在日记中提起自己坐这趟列车的经历,说连火车票在内,总共花了49块大洋。

这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那时一块银元可以买18斤大米,或者7斤猪肉。毛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月工资也不过是8块银元。

可想而知,能坐得起这列火车的,非富即贵;能买得起头等车厢车票的,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是超级有钱的中国商人。

那一天,在“蓝钢皮”的头等车厢中,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

还有一群新闻界人士,比如《大陆报》记者李白斯、《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等,他们是到山东境内进行采访的。

其中,有位身形微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的男子,他名叫鲍威尔,是美国《密勒士评论报》驻中国记者。这天凌晨两点多,鲍威尔正和一位名叫贝吕比的法国人聊得火热。

鲍威尔已经在中国待了近6年,对这块土地了解得比别人多。他告诉贝吕比,火车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山东境内,目前正位于在三省交界处,有大批土匪聚集在这里。

“我们现在正待在土匪窝里呢!”两人哈哈大笑,打趣一番后,便各自洗洗睡了。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真的遇到了土匪、还在土匪窝里度过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日子。

鲍威尔

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凌晨2点50分,睡梦中的鲍威尔突然被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惊醒,列车开始剧烈摇晃,鲍威尔迅速起身,一边掏出手枪一边向外张望。

此时,列车正停在一处荒野中,有群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朝这边奔来,他们边跑边胡乱放枪。

很快,这群人便闯进了头等车厢。一位罗马尼亚乘客不甘心被劫,抄起手边的茶壶砸向对方,还没等茶壶落地,他身上便挨了好几枪,随即倒地身亡。

再没有人敢反抗。

鲍威尔和贝吕比乖乖地上交了手枪。他们知道,这下真的是遇到了土匪。

土匪在车厢里四处翻找,将乘客们的财物洗劫一空,就连床单、被子和罐头都没有放过。

有个土匪把车厢里的灯泡摘下,塞了满满一口袋,还有的找到了一件外国女人的胸衣,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把它围在腰间做口袋。

被劫的乘客之中,有一位叫露茜的女人,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在她后来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曾详细记录了自己被抢的经历:

“一个匪徒拿走了一条玉串,我设法要了回来,但一转眼就被另一个匪徒抢走了。他把我的手指掰开……抢夺中,珠子洒满一地,我大怒,要他把这些珠子全给捡起来……他用左轮手枪指着我的头……”

后来,这封信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题目就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

洋票指的是外国人质,相对的,中国人质就叫“本票”。

鲍威尔手上的戒指被强行拽走,打字机也被扛走,不过后来土匪觉得这玩意没啥用,把它砸成了一坨废铁。

当时,火车上除了30多名洋票,还有200多名本票,他们大多是富商、外国人的译员、学生等。

车上乘客被逼着在铁道边站成一列,他们手中的车票如今成了衡量自己身价的凭证:三等车厢的乘客每人值2000大洋、二等车厢的乘客每人值1万大洋、头等车厢的乘客最贵,每人值3万块大洋。

车票丢了?没关系,没车票的一律按头等车厢的价格算。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只针对中国乘客。对洋人,不管他坐几等车厢,赎金都是一样:每人5万块大洋。

将几节车厢洗劫一空后,为首的一个年轻土匪一挥手,下令带着乘客们一起上山。

此时,天色已经微亮,一千多名土匪走在旷野中,他们大多拿着旧式的日制枪械,有的扛着“战利品”,有的催促人质们前行,这些人质在睡梦中被赶下车,一个个衣不蔽体,走得异常艰难。

土匪们要去的地方,名叫抱犊崮(音“故”),崮是指四周陡、顶上平的山。

之所以叫“抱犊崮”,就是因为这座山上有400多亩良田,但是山势极陡,只有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通往山顶,牛上不去。为了便于耕地,百姓只好先抱一只小牛犊上山,将牛犊在山上养大后,再用它来耕田。

如今的抱犊崮,已经被开发为AAAA级旅游景区

抱犊崮顶上有个巢云观,是一座荒废多年的破道观,三面都是峭壁。土匪们就驻扎在这里。

抱犊崮是山东的地盘。以前张敬尧担任苏皖鲁豫四省交界督办时,原本应该负责剿匪工作,可他对土匪一律采取安抚措施,因此很多匪徒被收编,摇身一变,成了张敬尧手下的兵。

后来,张敬尧因为横征暴敛、作恶多端,遭到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毛主席等一大批湖南有志之士赶往北京,连续7次向当时的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撤掉张敬尧。

最终,张敬尧灰溜溜地逃离了湖南。他一走,兵又变成了匪,再加上张勋等人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也分散在鲁南山区,所以这一带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土匪窝。

张敬尧

此次劫列车的土匪头子,名叫孙美瑶。早年,他的哥哥孙美珠集结了七八千人,在抱犊崮安营扎寨,落草为寇。他们的队伍中,就有不少是张敬尧的手下。

1922年,孙美珠在与官军的交战中被射杀,孙美瑶接任一把手。劫持“蓝钢皮”,是孙美瑶谋划许久的行动。

津浦线在临城那一段,早早被孙美瑶手下挖开,他们事先埋伏在铁路两旁,静静地等着列车出轨。

“蓝钢皮”被劫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

还没等北洋政府反应过来,外国驻中国公使已经乱成一团,他们以为这是“义和团”事件的重演。

说实在的,洋人并不把当时的中国政府看在眼里,但是,他们不敢招惹中国百姓。

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政府,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情况。

等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得知是土匪们干的事儿后,外国政府稍微松了口气,转而逼迫北洋政府,要求他们立即解救被绑人质。

“蓝钢皮”上有英、美、法、意、比的乘客,这五个国家提出抗议倒也在情理之中。

让人不解的是,日本政府表现得非常激动,事发当天,日本的4艘驱逐舰便开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们甚至登岸游行,抗议劫持事件。

可是,被劫持的乘客中并没有日本人。

更让人起疑的是,据鲍威尔回忆,车上原本有几个买了从北京到上海全程票的日本人,但在事发前的半夜,这几个人在徐州跳下了车,而根据列车时刻表显示,徐州并没有停靠站。

如果把全世界的国家比作人,那日本绝对是个极度讨人嫌的小人。

在日本政府的撺掇下,其他国家争相表态,英美扬言要出兵中国、亲自处理临城大劫案,意大利表示要对中国铁路、军队、关税、交通等进行全面托管,他们甚至声称若是5月12日之前没有将人质解救出来,每过24小时就要增加若干赔偿金。

北洋政府倍感压力。

为了让洋大人们满意,北洋政府抛开其他一切事务,将所有精力集中在这桩火车大劫案上。

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出两万人马,将抱犊崮团团包围。

田中玉

大军还没开始围剿,外国公使团又提出抗议,说强攻会危及人质生命安全。

正在犹豫时,田中玉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中说道:

“建国自治军的首领让我给你们写这封信,要求你们立即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掉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写信的人是鲍威尔,“建国自治军”是孙美瑶等人给自己队伍起的名字。土匪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便让他做代言人,给田中玉写了这封信。

鲍威尔同意写信,但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放走。

土匪同意了。

田中玉收到信后没多久,几个外国妇女便被土匪送下了山,其中就包括露茜。

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其实土匪当时还释放了一些其他人质,比如和孙中山的国民党有关系的、曾经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田地不足40亩的、大夫、手艺人……若是一家人同时被掳,只留一个,留父不留子、留兄不留弟、留夫不留妻。

孙美瑶这么爽快地放走一批人,尤其是连女人都没有留下,似乎在表示他们这帮土匪和其他土匪不一样。

此时,孙美瑶手中,还有30个本票和20个洋票。

而另一边,各国政府纷纷强迫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绝对不能使用武力!

打不能打,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可是,一开始谈判才知道,原来土匪们想要的根本不是钱。

左一孙美瑶

送吃送喝

在正式谈判前,各国领事都来到山东,为出面调停做准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商界还派出代表,试图接济衣食、营救中国人质。

他们想得还算周到。山上的孙美瑶,此时正为吃的发愁。单靠巢云观储存的粮食和水,根本不够几千个土匪和人质撑多久。

鲍威尔和露茜都曾在回忆中提到一种食物,鲍威尔说是“薄饼”,露茜说“他们给了我一张包装纸式的饼,还给了一些大蒜……”

他们吃的,应该是山东特产——大煎饼。

鲍威尔等人还经常吃一种食物,里面有洋葱、大蒜和“肉糜”。他们吃了很久,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馅儿,问土匪时,对方掀起一块石头,找出一只大蝎子,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

有一次,露茜发现有个土匪拿着一罐润肤膏,不知道是不是能吃,当露茜比划着表示这东西是用来涂脸的时候,土匪立即就把它丢到了一边……

还有一次,有个年纪不大的土匪拿起一个粉盒,将里面的香粉吃了个干净。

人质们在意吃的是什么,土匪在意的却是什么能吃。

孙美瑶等人的处境,可想而知。

所以,当山下要求给人质们送补给粮的时候,孙美瑶表示:送粮食可以,也得顺便给我们送一份。

很快,红十字会的代表克劳答应了孙美瑶,他们雇了一支苦力队,成箱成箱地往抱犊崮送食物。

箱子里有面包、牛肉、罐头、国外产的葡萄干,当然,还有专门“献”给土匪的米面,连帐篷和蚊帐都有。

大家的生活瞬间舒坦了许多。鲍威尔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在山野郊游一般。

肉票还被允许和外界通信,负责运送食物的克劳和助手充当“邮差”。

不过,这俩人很精明,他们利用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的心理,制作了一种“土匪邮票”,要求人质寄信必须先购买“土匪邮票”。

当时,临城大劫案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大案,这些来自土匪窝的邮票立即成了不可多得的珍品,价格飙升。很多人甚至写信给克劳,想要高价购买。

克劳两人本来只是想赚点小钱,没想到求购信一封接一封,俩人赶紧加印邮票,狠狠地发了一笔大财。

如今,“土匪邮票”已经是收藏界的抢手货,一枚小小的邮票,可以卖上1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发生后,山外很多人不仅不咒骂孙美瑶,反而称赞他为“义匪”,甚至还有不少人称赞他们是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革命团体。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孙美瑶让洋人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颅。单从这一点而言,孙美瑶这帮土匪就比当时的北洋政府要强得多。

只不过,孙美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反帝”实在不搭边。

洋票虽然被囚禁,但他们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至于那些一同被劫持的中国人质,根本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

5月15日,也就是劫案发生的第10天,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谈判正式开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有田中玉(山东督军)、熊炳琦(山东省省长),土匪方面派出的代表是周天松,此人心狠手辣,劫持火车的主意就是他和孙美瑶一起商定的。

周天松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政府撤军;二、收编土匪队伍为一旅,并任命孙美瑶为旅长;三、为土匪补充军火。

这三个条件一提出来,孙美瑶做下这次劫持案的目的便完全暴露了。

原来,自打田中玉担任督军以来,土匪们的日子便更加不好过了。田中玉处置起土匪来毫不手软,孙美瑶等人几乎被逼得弹尽粮绝。

他们之所以策划这次火车大劫案,目的不是为了要赎金,而是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

对于土匪而言,活路无非就是“被招安”。

可能大家觉得孙美瑶这种想法非常愚蠢,但在当时的中国,当土匪也是一种谋生之路。

那时曾流传一句话“快枪一拉栓,银元两三千,清早拉杆,到晚是官”。由土匪头子变成军官,是很平常的事儿。

据说冯玉祥的队伍里,就有至少10万人是从陕西、河南一带收编的土匪。

所以,对于政府而言,除了“补充军火”那条不能接受之外,其他两条并没有什么难度,田中玉等人爽快地答应了。

只是要签字的时候,周天松表示一定要有外国人、附近士绅一起签字作保,不然不签。

原来,早在民国八年,也曾有支土匪队伍劫持人质,政府曾答应“释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编招安”,结果,等人质被释放后,这些土匪被全部剿灭,一个不剩。

说白了,孙美瑶之所以让外国人一起作保,就是不信任政府。

对于匪方的这个要求,田中玉也同意了,双方签字画押。

眼看谈判成功,在山东“督阵”的交通总长吴毓麟赶紧往北京发电报,说自己愿意入山代替洋票当人质,好让洋票们早点被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附和,表示愿意和吴毓麟一起去。

吴毓麟

这两人的“仗义”之举让北京方面大为感动,总统黎元洪立刻发嘉奖令,一群官员马上出言相劝,生怕吴毓麟冲动行事。

其实,吴毓麟只是说说而已。

他到山东之后,每天就是打打牌,别的什么也不管,只等时机成熟,往北京发个言辞漂亮的电报,等别人一劝阻,他立刻收拾收拾返回北京了。

还好吴毓麟跑得快,不然他真得去土匪窝里走一遭。

因为,孙美瑶变卦了。

一去不返

5月16日,也就是谈判成功的第二天,田中玉下令解除对土匪的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

但是,孙美瑶不仅没有释放人质,还当着官员的面,撕碎“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已经签好的条约。

孙美瑶为什么变卦?

说到底,还是官方答应得太爽快,让孙美瑶觉得条件开低了。

其实,土匪里面也是各有打算。有人主张适可而止,有人则认为有洋票在手,政府不敢使用武力,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笔。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孙美瑶提出了新的条件:

一、把张敬尧请回来,由他担任山东督军;

二、将自己的队伍改编成两个师;

三、将滕县、邹县、峄县划给土匪,政府军撤出百里之外。

田中玉一听,火冒三丈。他极力主张出兵剿匪,内阁总理张绍曾也同意这种做法。

但是,还没等田中玉开始行动,这个决定便泄露了,各国使节纷纷阻拦,死活不许中方动用武力。他们甚至找到北洋政府内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能出面阻止武装行动。

曹锟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借助洋人巩固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于是,他和美国公使达成了一项交易,一方保证不使用武力,一方承诺若是曹锟当选民国大总统,就会为他提供一些帮助。

此时,这场大劫案已经成为各方势力达成自己目的的工具。

就这样,在曹锟的极力反对下,出兵剿匪的计划被压下了。

此事过后,曹锟赶走了黎元洪,就任总统

田中玉没办法,只好亲自去见曹锟,将自己的真实用意告诉了他:明面上宣称使用武力,暗地里仍然以安抚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没有错。

眼看官方不答应自己提出的条件,抱犊崮上的土匪们开始着急了。

他们先是挑出了一个中文名为裴雨松的法国人质,让他下山,带着新的条件去和官方沟通。

之所以选中裴雨松,是因为此人曾在一战中得到过勇士勋章,土匪们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守信用的人。

结果,裴雨松一下山,便失去了踪影,再也没有回来。

土匪们既吃惊又着急,大骂“原来外国人也会不讲信用!”。

其实土匪冤枉裴雨松了,这位“勇士”刚一下山就得了重病,只好在山上一座小庙里养着,正巧被黄金荣率领的法租界侦探发现,随后便被接回了上海。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黄金荣官运亨通,没过多久便成了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

黄金荣

总而言之,裴雨松一去不返,土匪们懵了,只好另寻人选。

这次,他们选中了鲍威尔。

在举手宣誓自己一定会回来后,鲍威尔带着土匪们提出的新条件下了山。

除了“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这条之外,土匪们还要求官府“发放6个月军饷”。

土匪们的请求再次被拒绝,鲍威尔信守承诺,当天便返回了抱犊崮。

次日,前往北京汇报情况的田中玉赶了回来,按照事先和曹锟商量好的,田中玉一边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边安排飞机往抱犊崮上投放传单。

孙美瑶更慌了,他让鲍威尔再次下山,提出了两个让步条件:

一、官军撤退;

二、收编以两旅为限(之前是两个师)。

田中玉毫不退缩,也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先释放三分之二的洋票;二、有多少支枪,就收编多少人。

土匪并没有立即给出回应,但没过两天,他们便释放了一位体弱多病的英国人质史密斯先生。

这位史密斯先生原本是为了治疗自己的失眠症才到中国旅行,我们不知道这段被劫持的经历对他的失眠症有没有作用,只知道史密斯的中国之旅原本还有东北一站,但当他得知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后,立即收拾行李,头都不回地离开了中国。

史密斯回国后,曾表示这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但是,哪怕有人给自己100万美元,他也不愿意再有这种经历了。

另一边,尽管土匪做出了释放人质的举动,但双方依然出于胶着状态。

怎么做才能打破这个僵局?

很快,一个关键人物站了出来。

幕后之人

此人名叫陈调元,当时在江苏担任徐海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分区司令)。

按理说,山东发生大劫案,怎么也用不着他一个江苏官员出面,但是这个案子拖得实在太久,所以上面便委派陈调元前往山东,帮忙处理此事。

陈调元抵达山东之后,很快便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官方和匪徒互不信任。

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官方这边派出一名代表,亲自去土匪窝走一趟,表示官方的诚意即可。

派谁去?谁会愿意去?

之前那个拍胸脯说要用自己交换人质的吴毓麟,此时早已不知道躲哪儿逍遥去了,陈调元稍一思索,决定自己去。

6月1日,陈调元带着商会代表、附近两县士绅以及美国人安德臣等20多人,前往抱犊崮。

表面上,他们声称是去接人质下山,实际上,就是拿自己充当“抵押品”。

陈调元可不是“傻大胆”。

陈调元有个孙女,名叫章含之,她和前夫离婚后,嫁给了乔冠华。她与前夫生下的女儿名叫洪晃。

来山东的时候,他带了两个旅的兵力。如果土匪如约释放人质,而田中玉反悔,那这两个旅就会向田中玉发起攻击;如果土匪既不释放人质、也不释放陈调元,那这两个旅就会攻击土匪。

就这样,陈调元底气十足地到了土匪窝。

不得不说,陈调元虽然经常被人说军事才能一般,但他在为人处世上却不是一般的熟稔。

刚到山上没多久,陈调元就赢得了土匪们的好感。他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好似家人一样。

看孙美瑶眼睛红肿(愁得睡不好觉),陈调元立即拿出一副名贵墨镜送给孙美瑶,让他好好保重身体,把孙美瑶感动地差点落泪。

光是这还不够。

陈调元上山时,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孙美瑶的族叔孙桂枝委婉表示:

“我们这里岗哨多,绝对不会出什么事儿,请您带来这几位弟兄最好别出去,以免发生误会。”

陈调元一听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爽快地让警卫们把武器卸下,交给了孙桂枝。

事后才知,原来这个孙桂枝才是真正的幕后人物,孙美瑶对这位族叔言听计从,土匪们的大事儿小事儿全靠孙桂枝从中主持,向官方提出的那些条件,也大都是由他制定。

只是此人很善于隐藏,总是躲在别人身后出谋划策,从不轻易出面,所以官方最初并没有注意到他。

直到后来,谈判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土匪答应先释放一批肉票,在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名叫秦榛元的肉票,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还被拦了回去。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土匪背后的真正主事人,正是这位孙桂枝。

总而言之,陈调元的到来,让土匪们放下了心。双方很快达成一致:

土匪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免死,不愿入伍的可以带上个人财物回家。

孙美瑶的“建国自治军”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任旅长。

此外,政府要支付八万五千元大洋,作为赎金。

关于赎金金额,鲍威尔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之前政府原本表示支付100万赎金,却被孙美瑶拒绝。比起钱,他更想被收编。

协议终于签订完毕。

土匪们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正规军军装(陈调元上山时顺便带了2000套军装),爽快地释放了最后一批人质。

洋票们早已等不及,想要赶紧离开,土匪们却坚持准备轿子,非要把他们一个个抬下山去。

6月24日,鲍威尔等人终于坐上交通部提供的特快列车,结束了这段惊险刺激的土匪窝之旅。

这场历时37天、轰动世界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终于宣告结束。

但是,故事并没有真正结束。

下场

做下惊天一案,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摇身一变,从土匪头子变成了正规军将领,这让25岁的孙美瑶如何不得意?

只是,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直系和皖系的斗争旋涡中。

临城大劫案,使得属于皖系的田中玉被迫辞职,继任者则是直系干将郑士琦。而孙美瑶等人极力推崇的张敬尧,不仅是皖系出身,还是直系吴佩孚的死对头。

这些,孙美瑶一概不清楚,他只觉得自己已经成功“洗白”,不仅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行事还越发张扬。

在攻打其他匪徒时收缴的枪支,他只上交一小部分,其他的都私藏起来。

这些,别人都看在眼里。

1923年12月19日,也就是大劫案结束6个月后,孙美瑶接到衮州镇守使张培荣的电话,对方请他带上旅里的高级军官们,到中兴煤矿俱乐部玩,顺便化解下孙美瑶和吴可璋的矛盾。

(吴可璋是田中玉的心腹,也在枣庄一带驻防,他曾经举报孙美瑶私藏军火,孙美瑶则表示“我就是要造反,你能拿我怎么样?”)

之前,孙美瑶为了找靠山,曾经拜张培荣为师,如今师傅邀请,他自然要去。孙美瑶挂掉电话,便兴冲冲地赶去赴宴。

谁知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一把石灰便撒在了他的脸上,紧接着,孙美瑶被按在墙上,一人摁着他脑袋,一刀砍了下去。

孙美瑶死后,他的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不过孙桂枝没有选择留下来,他带着一帮人,继续流窜在鲁南山区,官府也拿他们没办法。

后来,孙桂枝带着儿子孙美泰加入中共党员领导的“邹坞暴动”,一步步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后记:

清末民初,流民遍地。想活下去,要么当兵、要么当匪。不过,从当时的某些方面来说,这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孙美瑶和哥哥孙美珠原本也是出身富贵之家,家中有300多亩良田,孙美珠还曾考中秀才,结果照样受官府迫害,逼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

至于孙美瑶手下的那些土匪,除了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外,还有留过学、在冯玉祥部队做过军官的人,他们身份复杂,做什么的都有,却都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当土匪这条路。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