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公公俞大维

作者：郑培蒂

曾国藩后代

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总把曾国藩说成是“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是“曾剃头”，我从小母亲就再三警告：万万不可泄露我们是曾国藩的后代，我乖乖地从不提这个“家庭背景”。曾几何时，曾国藩又被推崇备至，不仅连篇累牍地称赞他是英明的政治家、军事家，还出版了《曾国藩家书》、长篇小说等等。“文革”后有人披露：毛泽东早年写给黎锦熙的信中称：“吾于近人独服曾国藩……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设使易以他人，岂能若是？”舅公公俞大维用拳头捶着我的肩膀，笑著用湖南话说“莫讲你是曾国藩的第六代孙啊，他们会打脱你的腿！”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都是清代有名的人物。纪泽，字劼刚，担任过清朝驻英、法、德、俄公使，曾与“面冷词横”的沙俄大臣据理力争，收复新疆伊犁，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外交家。光绪十三年正月，翁同龢曾描述春节招待会：“总署拜年，各国来者，曾侯纪泽与作夷语，啁啾不已，余避而遥望焉。”纪鸿，字栗诚，一八四八年生于北京贾家胡同寓所，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纪鸿是一位性格内向，不喜炫耀，但秉性极为聪明的人，精通数学、天文和英文。一八七五年，纪鸿以“月余之力推得圆周率百位”，也就是将圆周率求到小数点后100位。这是继祖冲之、朱小梁以后，中国在圆周率计算上的一个大飞跃。可惜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曾纪鸿不能潜心于数学研究，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立足于社会，在湖南老家的“芳记书楼”，他“晨兴即入书室，终日危坐案前写作不缀，苦寒盛暑亦不间断”，而他偏偏又屡试不中，一八八一年郁郁而终。

曾纪鸿与夫人郭筠，生五子一女。长子广钧是“湖南四公子”之一，著有数学研究《曲线洛罪级》一书。他的女儿曾宝荪一九一六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应用数学学士，在中国女子中是第一位。回国后，在长沙创办了“艺芳女校”，为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自古三湘盛文物，弦歌声里对诸生”。纪鸿的女儿曾广珊，别号“心杏老人”，生于同治十一年，擅于诗文，有《鬘华仙馆诗钞》留世。曾广珊、俞明颐婚后，生了十三个儿女。除了三个早夭外，其余十人为：大维、大纶、大绂、大絜、大纲五子，大缃、大绚、大缜、大絪、大綵五女。安俞家大排行，俞明颐之兄明震、明观已先有三子，所以俞大维排行第四，成为“四哥”。我母亲称他“四舅”，我便叫他“四舅”外公。大维先生非常喜欢京剧《四郎探母》，不仅因为这部戏故事感人，还因为他本人就是“四郎”哩！

“娘亲、舅大”

曾广珊的长女大缃早亡，次女大绚，也就是我的外婆。他聪慧端庄，能写诗填词，能刺绣绘画，还专门跟英国老师学过英文。俞明颐之兄俞名震与汪都良之兄汪贻书以及谭延闓（陈诚岳丈）是同期翰林。俞、汪二人决定结成姻亲，介绍了彼此的侄辈：俞明颐之女愈大绚、汪都良之子汪沛玉。这门亲事，曾广珊很不赞成，但拗不过大伯和丈夫。一九一四年左右，愈大绚嫁给了汪沛玉。一年后得一子，皆大欢喜。一九一六年冬，汪沛玉正在湖南雅礼大学读书，准备赴美国深造，愈大绚产下一女。当时她竟不知道自己怀的是双胞胎，起身收拾，尚有一男婴留在腹中，二十分钟后接生婆才发现，男婴因倒置气绝，大绚也因流血过多身亡。留下的女婴便是我的母亲，取名为“忆慈”。汪沛玉骤失爱妻，大受刺激，昏倒多次，大学也不上了。在我母亲十四岁那年，红军火烧长沙，外公又惊又怕，死在祀堂里。

我母亲不愿庆祝她的生日，因为她的生日就是她母亲的忌日。一九八九年十月，在我年逾古稀的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我从香港去台湾替她拜见了她的四舅俞大维先生。母亲常说，“娘亲、舅大”，对这位四十多年不见的舅舅，她总是十分惦念。舅公公退休后作为“总统府资政”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一座日式平房里。进门便是客厅，一半成了书房，到处放满了书，写字台上也堆满了书，看来主人很久不伏案写作了。舅公公的坐椅就在书本的包围之中；坐椅后方的书架上是曾国藩的画像，两旁是他留下的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萁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大维先生的父母以及岳父陈三立（散原老人）的照片也立在书架上。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观音像，是一九五八年南投县忏云法师手绘的。

舅公公那天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短袖运动衫，九十二岁的他显得分外精神，看见我，他站了起来。我急忙走上前，扶他坐下。上一次见到他是在南京，他是当时的“交通部长”，我才五、六岁，母亲常带我们去看望他和曾外祖母。四十多年了，我终于又见到了四舅外公。我端详着眼前这位矮小的老人，在他脸上，我不仅看到了我母亲的影子，更看到了我从小就熟悉的六舅公俞大绂、姨外婆俞大缜、俞大絪的影子。他们真是十分相象啊！一样样的眼睛、鼻子。听母亲说，他们的眼睛，都传自曾国藩哩！

舅公公已耳聋、眼花，要用高倍放大镜看东西。一九五四年，他因腮腺瘤动过手术，结果左脸肌肉受了伤，嘴歪在一边。见到我又能说湖南话、又能说英文，舅公公很高兴，他觉得讲国语费劲。他笑着告诉我：“嘴歪了，不能讲VERY GOOD，只好讲QUITE GOOD,洋人听了莫名其妙，后来也跟着我讲QUITE GOOD！”他记得我母亲的小名“小毛”，是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外甥女；记得我父亲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至于我，他老人家记忆中仍是在南京时的模样：“又黄又瘦，梳两条小辫子，很活泼！”我简直被他超人的记忆力折服了！

亲情

我外婆俞大绚按俞家大排行为“四姐”。舅公公记得四姐出嫁时的情形，他和几个弟弟妹妹当时还小，穿着新衣跑出跑进。还记得他四姐夫（我外公）的名片是带金边的，这在当时很希奇。大绚去世的事，俞明颐一直瞒着妻子，但他的贴身怀表里珍藏着爱女的照片。五舅俞大纶，勤奋好学。一九二六年初夏，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保送美国留学。临上船前到房顶天台收拾晒好的衣物，不幸失足身亡。此事发生在家中，无法隐瞒。俞明颐决定将四小姐已去世十年的事一并告之妻子。曾广珊当即晕倒，诱发心脏病，多年不愈。他为大绚写了一首挽诗：

诗卷犹存未忍看，何年窃药下尘寰。月因雨过常生晕，花怯风侵每亦残。

书幌燕归金篆冷，画楼人去玉萧闲，堪怜失母遗雏小，遥望阊门肺腑酸。

这“遗雏”便指我的母亲。母亲十四岁那年，才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她的外婆。那情景，跟林黛玉见贾母相似，祖孙二人抱头痛哭。不同的是，林黛玉的父亲还健在，我母亲可是父母双亡了；林黛玉还能在贾府住下，我母亲竟未被留宿，只能寄居她伯父家，后来仍是回到了长沙，直到跟我父亲结婚。此乃后话。

七舅公俞大絜，才华过人，却体弱多病，二十岁时，在庐山牯岭疗养医治肺痨时身亡。由于大缃、大绚、大纶、大絜的去世，大维便成了长兄，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这六个人在一九四九年后，分割在海峡两岸，再也未能相见。

日本投降后，我们全家到了南京，曾广珊，我称“老外婆”，因为她是我母亲的外婆，常常叫我们去玩，她那时住在俞大维家里，房子很大，花园里可以“藏猫猫”。 我跟弟弟是她的第一个重孙辈，她非常喜爱，给我们讲“聊斋”的故事，猜谜语，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母亲是她最大的孙辈，我父亲多年来自食其力，从不趋炎附势，更不拉关系、靠亲戚，老外婆自然另眼相看。她给我母亲写了一首诗，褒奖我父母的清高，母亲裱起来挂在墙上，“文革”时被抄走。我只记得这四句：

花间每觉蜂衙闹，南天遥看燕阵忙。安得大风起萍末，披襟吾欲濯沧桑。

她还赐一屏给“忆慈外孙女”：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心杏老人时年七十有三书”

这幅屏，我母亲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床头，勉励自己，也勉励后代。

曾广珊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因心脏病久治无效在香港病逝。她的遗骨，葬在香港薄扶林道华人基督教永久坟场戊段五级A3706号。我在香港定居后，母亲嘱咐我每年清明一定要给老外婆扫墓。花岗岩的墓碑上，刻着“俞母曾太夫人”的生卒年月以及下葬时在世的六位儿女的名字 男：大维、大绂、大纲；女：大缜、大絪、大綵。一九八九年，我父母由京到港小住，全家一起祭扫了老外婆的墓，并用红漆将墓碑上剥落的字一一描过。母亲说，老外婆地下有灵，一定会保佑我们大家的。

半生读书

俞大维五岁启蒙，他的老师是湖南一个举人，但他瞒着老师看了许多“闲书”，如三国、红楼、西游、隋唐演义等等。家里还请了英国老师教他们姐妹兄弟学英文。十六岁进上海复旦中学，家住在英租界唐山路，他常常跟附近英国孩子一起玩耍，英语能力大大提高。从复旦中学跳班毕业时，俞大维英语科第一名。十八岁进入复旦预科，他选修了德语、经济、数学、化学等科目。后来因肺病休学，在家养病期间，他自学了微积分。两年后，他插班考入圣约翰大学三年级，必修课程中有逻辑学、社会学、国际法、哲学史等，开拓了他的视野。

一九一八年，俞大维负笈留洋，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哲学。三年一共十二门课，他统统都拿的A。他告诉同学们他的“秘密”：“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他认为平时应该认真读书，不要等考试才“临时抱佛脚”，功夫全在平时的孜孜不倦。在哈佛三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希尔顿旅行奖学金”。用这笔奖学金，他到了柏林大学，攻读德国哲学和数学，并聆听了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一九二五年，俞大维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刊登在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上，成为在这本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几年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数学现况》上发表了论文，成为“第二个中国人”。后来，他俩结成好友，只要见面就谈数学，没有任何客套话。抗日战争时期，愈大维在重庆任兵工署署长，华罗庚一家逃难也到了重庆。俞大维帮他找了房子，两家人住得很近，便于时时探讨数学问题。

俞大维学成毕业，柏林大学请他留校任教，他婉言拒绝了，但他学到的知识却终身不忘。（他九十岁那年，摔了一跤，后脑勺摔破了。医生治疗后，说问题不大，但他自己不放心，叫人从书架上找了本尘封的微积分书，说：“你念一道习题，我来做做看。”结果答案完全正确，老人很得意：“我脑子没跌坏！”）一九三零年，俞大维第二次留学德国，这回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弹道学，他用德文写了四十多本笔记。后来他回忆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德国前参谋本部军令署署长是他的楷模，他把自己以后的生涯定位成：“做一个没有姓名的参谋官。”

半生行伍

一九三二年，俞大维自德国学成回国。次年，他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抗日战争期间，兵工厂都迁到西南大后方，保证了武器、弹药的供应。他当了十二年兵工署长，后来又担任军政部常务次长，自己开玩笑说他是在“打铁”。一九四六年五月，俞大维接任“交通部长”，不仅修复了浙赣铁路，还修建了内地到青海的一些公路，改善了邮政系统。我记得当时有一组漫画，描写“国家要人”，有一幅是俞大维跨骑在一列火车上，大头小身，维妙维肖，配的诗则忘记了。（另一幅是宋庆龄，有“可怜国母宋庆龄”的句子，至今记得）他担任交通部长两年零八个月，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下野”，俞大维正因病住院，辞去交通部长职务。

一九五零年三月，俞大维在台湾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不是黄埔出身、不是国民党员，一介书生当了国防部长，是很罕见的。一九五四年初，他因恶性腮腺瘤在美国治病，想辞去国防部长一职。但是后来发生了大陆炮击大、小金门岛的“九三炮战”，俞大维只好继续国防部长职位，亲自到前线视察，并下令“报复性”炮击大陆沿海各省。后来，他几乎每两周就去视察一次大、小金门及大担、二担岛。有一次为抢占高登岛，他被吊车吊上悬崖峭壁。高登被驻军官兵称为“大维港”以感念这位身先士卒的将领。他带领士兵们用“马其顿防线”方法挖坑道、筑工事；亲自参加侦察飞行，有时深入到福建机场上空；他肯定两岸即将发生战争。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俞大维正在大金门视察，三千多发炮弹从对岸呼啸着射过来，死了好几个人，俞大维脑部中弹，血流披面。后证实他脑后有一弹片，差一点便没了命，那弹片一直没取出来。他带着伤指挥了金门海战。那年我正在读大学，跟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唱着一首新歌：“大炮封锁了金门岛，吓得敌人钻坑道。刚想伸伸乌龟头，（白）‘预备！开炮！’乌龟的脑袋就报销了！”

台湾在一九八八年发行纪念“八二三炮战”三十周年的邮票，上面赫然是穿着军服的俞大维在金门前线向蒋介石“汇报”的情景！

俞大维通过接见美国记者，要求美国出兵干涉。美国果然又发表声明、又派了飞机“支援”，还送给俞大维一批“响尾蛇导弹”，导致“九二四空战”。巧的是，对面海峡指挥战争的也是个湖南人：国防部长彭德怀。有人说湖南人嗜辣，所以火气大，两岸打得不亦乐乎。渐渐地，大陆改为单日射击，节假日停止射击，直到完全停火。一九六四年底，俞大维再次请辞国防部长，并极力推荐蒋经国接任。从此，结束了他的行武生涯。他说：“当了十几年的国防部长，我没有交白卷。”而赤胆忠心、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彭德怀呢，也正在这个时候被“拉下马来”，最后落得个悲惨下场。世事难测，俞大维当年对李登辉说的那番话，说明他认识到几十年来两岸、世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妻与子

俞大维在德国期间，爱上了美丽的钢琴老师。那位德国姑娘珠胎暗结，父母却不允许她嫁给这个身材矮小、貌不出众的中国青年。孩子生下来，是个漂亮的男孩。俞大维根据德文名字的发音，叫他“扬和”；又依照俞家族普中“文、明、大、启、声、振、家、邦”的排行，给儿子起名为“俞启德”，一方面纪念他的德国母亲，一方面希望儿子德才兼备。扬和由谁来抚养呢？跟俞大维同时在德国留学的表哥陈寅恪建议带回中国交给他妹妹抚养。

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嫡亲姑母俞明诗；父亲是著名学者陈三立，号“散原老人”。陈寅恪行六，有个九妹陈新午，小名“九毛毛”，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哥哥作主，能干泼辣的陈新午以未嫁云英之身做了扬和的母亲，俞大维也顺理成章地娶了表姐为妻。婚后他仍以早就习惯了的称呼“九姐”称自己的太太，夫妻鹣鲽情深。因为是嫡亲表姐弟，他俩的第一个儿子方济天生弱智，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一九八九年我见到他时，送他一盒装潢美丽的巧克力。我那五十多岁的方济舅舅笑得像个孩子，将巧克力紧紧抱在怀里。他们的小儿子小济早年来美国，虽已成家，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两袖清风的俞大维不得不变卖多枚勋章支援小济。

我第一次见到陈新午是在重庆，我们在战火中颠沛流离、衣不遮体，看见雍容高贵的四舅外婆，小小的我喊了出来：“你真好看啊！”她听了非常高兴。到南京后，她常常叫人接我父母去陪她打麻将，我们当然也跟着去玩，他夸我父亲“牌风甚好”。两岸分割后，彼此失去联络。她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大维先生对老妻关怀备至；她住院后，俞大维风雨不改每天去探望。俞夫人去世后，每年忌日，大维先生一定前往祭悼，手扶骨灰罐，流着泪对亡妻喃喃细语。

四舅公公对我说，如果有来世，他也想当一名教师。他很欣赏他的岳父散原老人的集句：“凭栏不尽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对他目前的情况则自讽为：“几时春暖秋凉日，一个冬虫夏草人”。我喜欢这几句诗，当场跟他讨了一张印着“俞大维用笺”的纸抄了下来，保留至今。

亲家

俞扬和一九二三年生于德国，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生。他二十岁时，在美国鹿克战斗机飞行学校完成了高级飞行训练，回到中国，参加中美联合飞行大队，对日作战。战斗基地在湖南醴陵，扬和的英文好，给队友们的相互沟通带来很大方便。他参加空战三十多次，最后一次被敌机击落，跳伞受伤，为醴陵游击队抓获，以为他是日本人。想不到扬和跟他们大讲湖南话，问他们：“难道有会讲湖南话的日本人吗？”游击队员们弄清他的身份，赶忙抬她去医院治疗。可惜扬和的伤残已不能再服役，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空军，后来一直担任民航驾驶员。

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上海都见过扬和舅舅，当时他显得高大英俊，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配上高高的鼻子，但是脸型和嘴都是俞家的标准模样。他讲一口道地的湖南话，叫我母亲“大姐姐”，十分亲热。他那时的妻子是个不会说中文的华侨，名叫IRIS，扬和跟她说英文。一九四八年底，我父亲到香港办事，扬和开着汽车陪“大姐夫”玩遍了港九。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他，听说他离了婚，一直在美国。一九五九年圣诞节，正在美国读书的蒋孝章在华盛顿俞家邂逅了俞扬和，一见钟情。他俩谈婚论嫁的消息传到了台湾，蒋经国愕然，要求爱女三思而行；俞大维泰然，认为儿女成年，有权利婚姻自主。一九六零年五月，扬和、孝章在一间小教堂悄悄结了婚，双方父母皆不在场。一九六一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祖父俞大维为孙子取名“俞祖声”。祖声的出世，不仅得到祖父母的欢心，也得到外祖父蒋经国、曾外祖父蒋介石的宠爱。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墙上，有一幅大照片，蒋介石坐在当中，怀里抱着的便是祖声。将、俞两家就这样成了亲家。

扬和被外界称为“神秘人物”，他与孝章婚后一直住在旧金山，深居简出。令孝章痛苦的是，她的兄弟孝文、孝武、孝勇至死没有接受扬和这位姑爷；甚至有人寄过一封带子弹的恐吓信给扬和。夫妻俩保持低调，从不在媒体上曝光。四舅公告诉我，每当美国出了新书，扬和便立刻买下寄到台北让老父先睹为快，是个孝顺的好儿子。四舅公生前留下遗言：

“余无长物可以遗子孙，惟忘身报国家训而已。余去世后，遗体火化，不得举行任何弔祭或纪念仪式。骨灰由长子扬和驾机飞洒于金门海面。”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扬和亲自将父亲的骨灰洒到了金门外海面上，俞夫人陈新午的骨灰也一并海葬。俞大维生前信佛，去世前的五个月正师皈依佛门，法号“净维”。他的遗骨火化后，出现数十粒舍利子，令人称奇。我来旧金山定居后，跟扬和舅舅见过几次面，他似乎不象我记忆中的那么高大了，但仍是和蔼亲切。他不肯合影，也从不邀我去他家。我至今没有见过表舅母蒋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