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际刘师培入川的来龙去脉

作者：杨毅丰    来源：文史天地

1912年，在当时新办的四川国学院教师队伍里面，迎来了一位在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学者：刘师培。对于四川国学院的发展和四川传统学术界的学术进步而言，刘师培的到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刘师培能在四川国学院任教，在某种意义上讲完全属于意外，这并不是之前他本人所计划安排好的。历史的一段因缘巧合，使得作为学者的刘师培和四川学术界有了一年多时间的学术交流，他为四川的学子教授了具有“前瞻”意味的传统学问。刘师培在四川任教的一年多时间，同时也是他人生之中一段极为重要的学术转型和总结时期。刘师培为何在辛亥之际入川？他入川后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曲折？为什么说他在四川一年多的时间，成为了后期学术的转折点之一？下面就详细讲述辛亥前后，刘师培入川的来龙去脉。

▲刘师培

一、刘师培与章太炎的交恶

刘师培因端方之事到四川，追根溯源与他和章太炎从交好发展到交恶也极有关系。刘师培原本和章太炎关系甚好，章太炎对刘师培年纪轻轻就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深感佩服，同时也敬佩刘氏家学，这些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忘年交。而刘师培早年对章太炎等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也极为认同并亲自参与。两人情同手足，在1903年“癸卯定交”后，章太炎以革命者的名义，对刘师培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学术研究的进步起了指导作用，往往是章太炎提出对某一问题的基本论点，刘师培凭借自己对传统经史典籍的丰富知识予以充分发挥，使这个问题被较为完美地诠释。比如，他们共同提出国粹主义的文化观，1907年，又共同对国粹派文化观作了大幅度的调整。然而，在性格上，章太炎是一个排斥异己、控制欲极强的人。在他对廖平的态度上，就体现出这一性格特征。在经学门户之见上，章太炎因“苏报案”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国粹学报》刊载了廖平的一些文章，廖平在文章中大谈孔子的“微言大义”。后来章太炎出狱后，看到了廖平的这些文章，他立即致函《国粹学报》负责人邓实等人，要求立即纠正这种倾向。因此，在1907年以后，《国粹学报》不再刊登廖平的文章了。这说明，章太炎对《国粹学报》具有极大的控制。
章太炎在政治和学术上这种霸道的做法，逐渐也为刘师培所不满，两人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缝，但还没有导致两人彻底决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导致两人关系急剧恶化，产生交恶的原因却是因为一件家事，起源于刘师培的夫人何震与汪东的表弟汪公权两人关系暧昧，行为极不检点。章太炎也是在无意中发现此事，为了顾及面子，他私下告诉了刘师培这件“家丑”。不料，刘师培的母亲知道后，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造谣离间、挑拨刘师培夫妻的关系。刘师培在家里“惧内”，因而在母亲和妻子的煽动之下，他也误读了章太炎的用心，并开始反击章太炎的思想学说，从仅仅一件家事就肆意扩大到对章太炎的各种不满。况且，这件事仅仅是刘师培对章太炎产生不满的一个导火线。就在误解发生之后，章太炎后来也曾给刘师培、何震夫妇一连写了五封信函来澄清自己，但并未得到刘师培夫妇的回应，他们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化解。
实际上，在革命前途和个人的人品上，刘师培早已对章太炎等人的学说和为人处事产生了动摇。刘师培在上海《神州日报》说：“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经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言语间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章太炎等标榜革命的人，其实对革命的前途认识极为模糊，很难成就什么大事。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刘师培决定与他们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决裂，重新回归书斋，一门心思做学问。客观地讲，刘师培指出章太炎等人对革命前途的迷茫和信心的不坚定，也不无事实。章太炎在得知孙中山将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对中国革命的赠款2000元，擅作主张用作《民报》经费的事情后，对此很不满。他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他们的品格不足以当楷模。章太炎由此对革命深感失望，甚至一度打算去印度做和尚。

▲章太炎

当然，无论是家丑的揭发还是政治上的迷失，都不是章太炎和刘师培决裂的根源。有学者就认为：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学术分歧，是促使刘氏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人虽基本属于古文家，但两人的学术差异甚大。这些差异是刘师培离开反满的革命阵营、经历政治态度转变的基础。学术的差异对于学者而言，才是最为本质的分离。不过，刘师培“家丑”之事发生后，章太炎还是多次希望表示愿意与刘师培和好，但刘师培夫妇依然不断攻击章太炎，双方都动用各自的社会影响力，攻击对方是卖国、背叛革命的小人，使得两人关系如同水火，一度很难重归于好，这也直接导致刘师培对革命丧失信心，后来投靠端方。不过，后来两人又再次重归于好，也与刘师培入川后任教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上的转变密切相关。
尽管刘师培后来公然叛变革命，投靠了端方充当幕僚，作为曾经挚友的章太炎依然对其才华感到可惜，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他迷途知返，回到正常的学术研究道路上，不过终没有效果。关于刘师培政治上的变节，有学者认为：这与他出身书香门第，一生以考取功名为首要，对于权力有一种痴迷的态度有关。章太炎独断专权，刘师培则把功名利禄看得极为重要。刘师培虽然进入以“革命”著称的同盟会，但多次提出希望通过重组同盟会，使自己也能获得革命领袖的殊荣。由此，因内部的权力之争，刘师培难免与章太炎等人产生分歧，在“革命”内部的权力斗争受挫之后，“革命”立场并不坚定的刘师培，很容易被作为“革命”对象的端方拉拢。另一方面，实际上，章太炎等革命领袖自身的人格矛盾，也给刘师培造成了负面影响。早年刘师培以章太炎为楷模，在政治上处处模仿章太炎。而章太炎在1907年前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前面所讲，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矛盾加剧，于是便托刘师培夫妇充当自己与端方的联络人，与其所谓的“革命道德”形成鲜明反差。刘师培后来攻击章太炎，有一条就是他与端方有多封书信往来，这对年轻且政治资历尚浅的刘师培打击很大，严重动摇了刘师培的革命信心。
刘师培后来变节后，不仅完全脱离了革命队伍，而且也开始丧失对学术研究的兴趣，这对他的学术生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他在学术上越来越回归传统，逐步落入到乾嘉学术的窠臼。

二、端方对刘师培的拉拢

在章太炎和刘师培之间，端方充当了一个很诡异的角色。他是章、刘等“革命党人”要打击的对象，却和章、刘两人关系甚密。章太炎很早就和端方有接触，刘师培和端方的关系也极为巧妙。曾经还是革命党人的刘师培，对于端方这样的清廷权贵是十分鄙夷、不屑一顾的。在其1904年所写的《与端方书》中，刘师培严厉告诫端方投降归顺革命党：“玄烨、弘历诸酋尤为失德，诛亡之惨，淫暴之祸，诚所谓折南山之竹书罪无穷，罊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矣。值此诸夏无君之时，仿言论自由之例，故近年以来，撰《黄帝纪年说》、撰《中国民族志》、撰《攘书》，垂攘狄之经，寓保种之义，排满之志，夫固非伊朝夕矣。故为尔辈计，莫若举西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授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这个时候的刘师培，还充满着革命精神的大义凛然情怀，对于革命对象清廷权贵端方的态度是极为鄙视的。刘师培坚定地认定他们终究是要灭亡的，敦促他早日顺应形势发展，还许诺如果端方投靠革命，不仅赦免其无罪，还将封官授职，在革命党中继续任职。

▲端方

不料，到了1908年，两人的关系却来了一个大逆转，以“革命”著称的刘师培却主动投靠了“腐朽没落”的清廷大臣端方。这不仅让端方本人感到意外，也让革命党人深感震惊。王汎森认为：1908年冬，像刘师培这样性急无恒的青年，完全陷入黑暗的深渊中，革命既陷入胶着，而无政府运动亦遭日警连根除去，既然无政府社会显然没有实现的希望，那何不回到中国过旧生活？端方的诱引遂使他迅速地转变了。刘师培性格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心理，是他在政治立场上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朱维铮指出，只要略加考察刘师培的那串脚印，便会发现他显示着双重轨迹：一行属于学术的，特色是“不变”；另一行属于政治的，特色是“善变”，而且是倒行式的变化。双重轨迹的反差如此分明，令人不由得产生一种奇异的联想：这个人的两只脚，踵尖位置似乎生来是互倒的，并且各自为政，因而在各走各的路。纵观刘师培的一生，其学术水平的确值得称道，但其人品和政治立场却不敢恭维，两方面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三、端方被杀及学界营救刘师培

刘师培背叛革命后，就成为了端方的幕僚。刘师培1908年入端方幕府之后，其学术风格由原来意气之争式的与今文学立异、格义中西甚至中西附会，转向回归朴学。尽管有此学术转变，但成为端方幕僚后，刘师培成天忙于应付政治上的事宜，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他的“副业”了。此后，刘师培便随端方在各地任职，并为端方在镇压革命党起义上出谋划策。1909年夏天，江浙革命党人策划起义，被刘师培得知，便向端方告密，端方立即通过上海英租界当局破坏起义机关，使得起义失败。光复会地下领导人王金发盛怒之下，立即抓住刘师培和汪公权，决定枪毙他们。刘师培吓得魂不附体，被迫下跪乞命，并保证说服端方饶恕被捕党人首领性命。但他没有保住汪公权的性命，汪被王金发当场击毙。刘师培虽然安全回到端方身边，但他毕竟属于投机心理，没有什么风骨可言，经历此事也吓破了胆，便以“正人心”为名，向端方建议开办学堂以培养教员。从此他随端方赴天津、至四川，都以“存古”的经学教师面目出现。可见，刘师培尽管希望在政治上谋有一席之地，却没有胆识和大无畏的勇气，其气节之差可见一斑。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2日，端方奉旨南下，强收粤鄂川湘四省铁路公司。时年28岁的刘师培与其母李氏由天津抵上海，其母由人护送回扬州一直居住至老死，刘师培夫妇则随端方赴四川。11月17日，端方在资州被部将所杀，刘师培被资州军政分府拘押。关于端方被杀的详细经过，《蜀报》刊登《记鄂军杀端方实状》：“武昌起义，久有密约。当端方奏请谕带鄂军剿四川时，各军士悉有死方于途之心，以行辕为驻，标兵前后开行，未能骤集也。及抵重庆，正欲举大事，而内部组织未完全，虑有不测，或致生灵涂炭，咸以是劝其少待。方颇自疑惧，命人检查各邮局信函，凡语涉川鄂大事，止不发交。以是武昌八月十九日之事，遂不接于军士耳目。会上下交迫，方不得已起程赴省会。沿途逗留，有以武昌之情密输军士者。至资州，又闻重庆独立，成都亦将宣告独立。各军士相互谋议，咸谓时不可失，此时不杀方，不特不足以信川人，更不足以报鄂军政府，遂议杀方之法。议定，众皆书押。脱去肩章，剪去辫发。军士借要饷为名，直入方坐帐。先一日，方之幕僚、镖客已尽逃，独方与其弟二人在帐中。方见军士怒目直立，骇然曰：‘军士意何为？’曰：‘发饷。’曰：‘已预备十万金，由自流井盐厘解来，不日可到。’曰：‘不足。’曰：‘二十万可乎？’曰：‘犹不足，请至天上宫，与众谋之。’天上宫者，行营之所在也。方欲命舆，众曰：‘今非往昔比！’遂挟方与其弟偕行。至天上宫，当门有木长凳一，方坐，其弟亦坐，神色沮丧，泣谓军士曰：‘吾本汉人，陶姓，投旗才四世。今愿还汉，何如？’众曰：‘晚矣！’方又曰：‘吾治军，始湖南，而两江，而直隶，待汝弟兄不薄。今之入川，尤特加厚。’众曰：‘诚如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国也，不得顾私恩。’三十二标军士荆州人卢保清者，素骁健，挥刀直劈其颈，断其半，遂仆。更截之。其弟骤欲奔，任永森拔指挥刀自后击之，应手头落。是日也，军中欢呼雷动，而资城人民安堵如垣。同时，四川军政府宣示端方罪状。”端方被起义的军人杀死了，刘师培被扣押，一度生死不明。

▲陈独秀

在当时，刘师培毕竟在学界的名声已经很大了。他的失踪引发了几乎整个学界的惊慌。就在端方被杀后，刘师培的踪迹就成了学界极为关心牵挂的事情。刘师培的学生刘文典，就曾请章太炎向四川都督尹昌衡打听老师刘师培的下落。刘文典后来回忆道：“章先生不久也就回国，住在上海哈同花园里。我因为太忙，只去看过一次，是为刘先生的事。那时候，申叔先生正在端方的幕府里。端方被杀后，刘先生下落不明。我怕刘先生有危险，求章先生打电报给四川都督尹昌衡。章先生不待我说，慨然说道：我早有电报，并把电稿给我看。我记得电文上有这样几句话：姚广孝劝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杀方孝孺，杀方孝孺，则读书种子绝矣。又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可见，即使章太炎和刘师培交恶甚深，但对于刘师培在学问上的敬重，使得章太炎不计前嫌，全力营救刘师培。1912年1月11日，章太炎、蔡元培联名刊登《求刘申叔通信》，查询刘师培下落。信中称：“刘申叔学问渊博，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载绝学，而申叔消息杳来，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章太炎、蔡元培同白。”25日，《民立报》刊载消息称：“刘光汉在资州被拘，该处军政分府电大总统请示办法。”26日，章太炎、蔡元培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保护刘师培性命。2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大总统府分别致电四川都督府，保释刘师培。大总统府电报云：“四川资州军政署鉴：刘光汉被拘，希派人护送来宁。勿苛待。总统府。”教育部电报云：“四川都督府转资州分府：报载刘光汉在贵处被拘。刘君虽随端方入蜀，非其本意。大总统已电贵府释放，由贵部护送刘君来部，以崇硕学。教育部。”最终，在学界学人奔走努力之下，刘师培得以保住性命，从资州脱身来到成都暂住。
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初，得知刘师培被扣留，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闻讯后即与李光炯等人联名致电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实际上，陈独秀致电孙中山时刘师培已经获释，并应老友谢无量之请去成都任教于四川国学院。尽管因信息不畅使此举劳而无功，但可见陈独秀对刘师培的学问的敬重之情。冯自由在《记刘光汉事略补述》写道：“辛亥，从端方入蜀。端至资州为民军所杀，光汉遂只身流亡入成都。蜀名士谢无量邀主四川国学院，与著名今文大师廖平角立。手订所为辞赋诗文若干首，成《左盦文集》五卷。”他的夫人何震得知刘师培在川，由阎锡山、南桂馨各赠川资一百元，自太原出发，南下赴川至成都与刘师培相会，并随之居蜀中。

四、刘师培脱险后任教四川国学院

由此，在历史的因缘巧合之下，使得当时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刘师培在四川有一年多时间的暂住。同时，在四川学界的邀请之下，刘师培先在四川存古学堂任教，出任学堂的学监，后又在四川国学院任教，并担任国学院副院长和附设国学学校的校长。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时任国学院院长的吴之英之所以执意挽留刘师培，目的是为了让他与廖平对抗。吴之英在给刘师培的书信中说：“盖王骀鼓舌论道之日，正支离攮臂分米之年。不意张生肆挥今文，竟于通校《五经》之刘騊余，同此玄解，美夫造物者之于我拘拘也。唯幼舆断谋东归，意将长寄邱壑，方谈天人之际，胡叟宁何远适邪？正赖惠施，深契庄子。傥为支老，更愁谢公。足下肯曲此达情，浼之赞助否？望深望切。”吴之英所说的礼制问题，正是源于其对廖平所创“分今古”颇不以为然，希望刘师培入校任教能扭转国学院中“肆挥今文”的学风。

▲吴之英

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有失偏颇，刘师培作为当时的国学大师、著名学者，到四川后自然会受到四川学界的重视。吴之英作为国学功底深厚的教育家，希望刘师培进入国学院任教，自然是希望其能给国学院带来不同的学术观点，但要说目的是为了打压廖平，恐怕多少还是有一些不妥。
在成都做了一年学问后，刘师培携家人离川前往上海。在四川国学院任教的这一年左右时间，刘师培本人能有充分时间静下来整理和思考自己的学术成果和人际交往，他也逐渐改正了入川前的轻狂焦躁习气，开始寻求内心的平静。对于过去的挚友章太炎，刘师培也认识到是自己的鲁莽行为给两人关系造成不必要隔阂。在刘师培因端方之事落难时候，章太炎不计前嫌地奔走营救他，刘师培内心对章太炎的仗义之举还是心存感念之情。两人在上海举行会面，冰释前嫌，恢复交谊，“申叔殊感枚叔厚谊，复言归于好”。在上海与章太炎会晤之后，刘师培又赴山西投入阎锡山幕下，再次投身政治之中，成为阎锡山的高等顾问。在刘师培的余生之中，再也没有像在四川国学院任教时完全潜心学术的安静岁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