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老长不大，男，浙江宁波人。曾经农学兵工，捎带衙门杂役，唯缺商，故无财。如今退休可闲不闲，忙孙辈、忙读书、忙信笔由缰，虽喜爱，然少才。曾经少不更事，不谙世事；如今老不成熟，依然故我，可谓老长不大也
陈布雷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有多重身份，蒋介石幕僚、国民党政要、总统文胆、报人记者、时政评论家等，但在本质上是个典型的文人，具有浓厚的传统思想。他从政后虽身处权力高层，为人性情仍不失文人本色，正是他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品德和清高风骨，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风气不满，对国民党灰暗前途的失望，又因其世界观的局限而不能陷身自拔，终于使他一步步走向绝望而自戕。
张治中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说过：＂布雷先生可惜了，他没有勇气活下来，他是真心希望中华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一个爱国书生。＂
陈布雷（1890～1948年），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宁波市慈溪县官桥村（今余姚市三七市镇）人。早年就读慈溪县中学堂（今慈湖中学），后转学宁波府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入职上海《天铎报》，以布雷笔名撰写时评，1912年加入同盟会，1920年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1948年11月13日自杀身亡。
一
陈布雷的文人底色，自当其父始抹。其父在陈布雷5岁时就开始教他识字，6岁教他诵读《毛诗》《尔雅》。陈布雷苦于《尔雅》难读难懂，要求父亲换读别书。其父不允，并告诚：＂此书非幼时先读不可，汝长自知之。＂父亲还命他读《昭明文选》《唐诗》等书必能背诵始已。陈布雷在如此严格的家教下，稚童时期就熟读了《春秋左氏传》《礼纪》《书经》《易经》《尚书》等等＂四书五经＂。陈布雷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不仅在心中埋下了儒家士人＂忠孝悌义＂的理念，也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
陈布雷的文人之路，其大哥（堂兄）陈训正也是一个有影响的引领者。
陈训正（1872～1943年），字屺怀，号天婴。同盟会元老、近代教育家、报业家、学者。早年致力报业、教育，宣扬革命，曾创办主持《天铎报》《生活杂志》《商报》等报刊，风行海内。
陈训正对陈布雷极为关爱，在学业教育上亦很用心。早在陈布雷少年时，陈训正就教他学习英语和自然科学，以增长其知识了解中外时事，给他灌输新思想、传播新事物、拓宽新视野。陈训正其时创办主持报刊和经营出版事业，输入了大量的新书及报纸杂志，陈布雷正值青春少年，求知欲强，对新事物充满着向往和探索精神。如他所说：＂常在大哥处得阅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泛滥涉猎，有如饕餮。＂以至于他大学毕业后，选择从事新闻职业也受到陈屺怀的影响与帮助。
说到陈屺怀对陈布雷文人之路的影响和帮助，陈屺怀的好友冯君木、洪佛矢，（人称＂慈溪三才子＂），对陈布雷的帮助亦功不可没。
冯君木（1872～1931年），名开，号回风，精于经史词章，治学严谨。他是陈布雷慈溪中学堂的国文老师，对布雷督严而厚望，评论布雷少年时的文章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教以选辞炼句之要，告谓＂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为陈布雷后来的雄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洪佛矢（1874～1933年），名兆麟、字允祥，博学能文。洪佛矢见陈布雷少年时早吟晚读、勤奋好学，志向远大、胸有抱负，早已青眼有加，曾有《阿雷》一诗咏之。洪佛矢任职《天铎报》时，就鼓励尚在校读书的陈布雷能课余撰文投稿，并时予刊发。这给陈布雷毕业后从事新闻事业更坚定了信心。
二
新闻事业是陈布雷的夙愿。1911年他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首选的职业就是上海《天铎报》撰述。当时报社约定他每天写短评两则，十天写社论三篇。他热爱报业，不嫌薪酬，奋笔疾书，乐此不疲。他的文章在《天铎报》刊发，置名布雷，其意来是他在高校时面颊圆满，同学戏称他＂面包孩儿＂，而面包的英语单词音译为＂布雷＂。后来又因他的文字犀利激情犹如布鼓雷鸣，经宁波天童寺僧人八指头陀（陈屺怀好友）赠诗升华：＂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于是响亮的布雷笔名盖过了他的原名。
陈布雷在《天铎报》时，与当时《民立报》的宋教仁过从甚密，相处较好。宋教仁擅长评论国际时势，其时《民立报》故以评论国际时事而著称。陈布雷年少气盛不甘人后，每值国际政治有变动时，往往抢先争发评论文章，次日《民立报》亦必有一文，相互印证以为乐。
时年秋武昌起义，事发初，报界大多犹豫观望，有的还以逆军称之。青年陈布雷思想活跃，倾向革命，具有革新精神，遂以＂革军＂称呼，连写《谭鄂》时评十篇，按日在《天铎报》刊布，传诵一时。他极力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拥护辛亥革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陈布雷初入报业，适逢时代激荡变更之局势，他借助《天铎报》这个舆论阵地布鼓雷鸣，为新生的中华民国鼓与呼，连续十篇《谭鄂》，＂鄂风泱泱，扇遍天下。＂＂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陈布雷亦随之名满天下。
他后来在1944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对这段往事回忆道：＂当年武昌起义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谭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
陈布雷政论时评犀利透辟，亦精熟英语。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将孙中山代表的临时政府用英文撰写的《告友邦人士书》（对外宣言），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为世人所重。
1920年，汤节之、陈屺怀等人在上海创办《商报》，邀陈布雷任编辑主任。他每周写评论五篇，星期日短评一篇。有同事说他在编辑部边写时评，边吸烟喝浓茶啃馒头，三件东西落肚，掷地有声的雄文既成，可见其文案（工作）之辛劳，才思之敏捷。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期，中国各地军阀割据，内战混乱至极，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扩大殖民势力范围，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与呼声，成为社会的风向标。
1923年，曹锟进行贿选。他揭反对之帜，不避艰危，力持正论，甚为社会所重视。
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把握问题的中心，支持工运，每天撰写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评论，对＂五卅＂及以后各处发生的惨案，竭力主张惩治凶手与撤消外国领事裁判权。这些反对帝国主义及同情工农的鲜明立场，与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基本相符，有些文章还被共产党的刋物《向导》所转载。
陈布雷在这一时期是名勇敢的民主斗士。他在《商报》上写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说理透彻周全，文笔犀利刚健，为打倒军阀、驱逐列强、建立民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郭沫若推崇此时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
邹韬奋评价他：＂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其时新闻界更有＂南陈北张＂之称，北张为天津《大公报》季鸾，南陈乃上海《商报》布雷。张季鸾的文章以雄伟富有情感见称，陈布雷的文章以分析绵密鞭辟入里见长。两位报人曾对中日山东问题交涉案观点不同有过笔战，后因彼此倾慕，以文会友，结为至交，终生不渝。
三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攻克武汉、南昌后，蒋介石开始筹划＂反共＂阴谋，建立自己独裁政府。他除了手里掌握军队的武装力量外，廹切渴望身边有一些具才华而不傲慢、善谋划而能体会朕意的幕僚。为人品行端正、性格温和谦恭、撰文才思敏捷、处事严谨周全的陈布雷，是他喜欢的人选之一。蒋介石为笼络人心，委托邵力子将其签名＂弟蒋中正＂的照片赠予陈布雷，并转达他对陈有仰慕之意。时年冬，蒋又托人邀请陈去南昌，表达他有渴望相见的诚意。
1927年初，陈布雷与潘公展到南昌谒蒋。蒋为延揽人才，表现出谦逊姿态，待布雷以＂先生＂称之。陈为蒋的＂礼贤下士＂所感动。
蒋又留陈南昌数日，每三四日必招陈谈话，劝陈加入国民党，间亦嘱陈代拟文字。陈即按照蒋的要旨，遂作《告黄埔同学书》一文，深得蒋介石的赞赏与欢心。
蒋介石有意要留陈在身边的北伐军总部工作。陈婉言推辞，仍回沪办报纸作记者。
1928年春，蒋介石再次邀陈布雷任北伐总司令部秘书长。陈坚辞不受。蒋问陈愿任何职？自择之。陈说：＂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生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然机关重任，则非所胜也。＂尔后，陈只在蒋处待月余，就回上海做《时事新报》总主笔，同时又与戴季陶等人创办了《新生命月刊》。
陈布雷以文人从政，除了被蒋介石征召的因素外，与他追求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态度有关。陈的志向虽在新闻报业，愿以言论报效国家，但他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介书生，摆脱不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出相入仕名利思想。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延揽人才，对陈布雷尊重信任，恩宠有加，视为亲信。陈对蒋则有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将后半生全身心托付于蒋。
综观陈布雷的人生轨迹，1927年南昌谒蒋是他命运的分界线。虽然，他开始并不愿意从政当官，也不想留在蒋介石的身边，只是蒋有重要事情时叫他去撰写文章而言，但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后，就一直在蒋身边，成为＂领袖文旦＂，竭尽全力，忠心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布雷后来在《感想杂记》中不无悔意地说过：＂以余之个性，实只宜作乡里之散人，或藉教读以自给，乃少时不知自觉，好为文字议论时事，自受知于蒋公，竟充其愚画，许效驰驱，然个性对于复杂之政治环境，实绝对不相适……信乎择业之宜慎也。＂遂后又补记：＂自十六年（1927年）至南京后，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
陈布雷从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视野开阔，具有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布衣报人，到进入国民党政坛中枢，从属依附于独裁者蒋介石，最终难以摆脱人生的悲剧。时耶，命耶；幸乎，悲乎。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字生涯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我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中旬，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工商界等名流230多人，在庐山召开谈话会。蒋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篇讲话出自陈布雷手笔，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国内外舆论所重视，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广泛传诵，极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决心。
1938年7月，陈布雷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中说：＂我们民族有一句古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何等壮烈的气慨！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民，决不会被敌国凶暴所畏摄，而且是敌人愈凶暴，我们愈能坚忍。我们要自信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中华民族消灭的。＂全文六千多字一气呵成，引经据典，气势宏伟，并以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向世界表明中国不管遇到怎样艰难困苦，付出如何巨大代价，都要决心抗战倒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陈布雷此文和张子缨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壁＂。著名报人张季鸾评论此文：＂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陈布雷虽然为国民党蒋介石服务，但在抗战时期面对日本的侵略，恪守民族主义立场，用如椽之笔，写了许多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激发了民众爱国抗日的热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颁发给陈布雷一枚纪念章。陈布雷的后人将纪念章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当时各类媒体纷纷报道后，人们才知道陈布雷是位爱国抗日的有功人士。
当然，陈布雷跟随蒋介石二十多年，为蒋的独裁统治服务，作为蒋的幕僚长，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负责人，任职期间参与和写过不少反对共产党的文章。他反共信念坚定，曾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鼓吹＂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等反动言论，把蒋介石打扮成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竭力宣传蒋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
他还遵照蒋的授意，编写了《西安半月记》，尽管他写歪曲事实的此文心有不满，也在日记中吐露过自己矛盾与愧怍的心情：＂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巳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但他还是惟命是从，为蒋涂脂抹粉、美化贴金，减轻民众与媒体对蒋的舆论压力，缓和蒋的不利处境。
可见，书生入政，为人捉刀，心理扭曲，信念冲突，难免随波逐流；若不，则难逃悲剧命运。
陈布雷跟随蒋介石二十多年，是蒋身边须臾不可或缺的智囊＂文胆＂。蒋的文告训词大多数都由他执笔，文章按蒋设定的旨意写，蒋对每篇文章都要反复修改，少则二三次，多则十多次，并在修改过程中还会突然增加新的想法与观点。为此，陈布雷总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词斟句酌，谋篇周密，使文章更趋完美，真可谓耗尽脑力和精力。陈的脑力劳动长期处于这样高度繁忙紧张的状态下，神经衰弱病症日益严重，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1948年秋，国民党败局已定，前方辽沈战役国军节节败退，军事形势逆转；后方发行金圆券限价的经济政策失败，物价暴涨，官员腐败，民众怨声载道。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体力日衰，病情加重，心中抑郁，不能自解，长期陷入深重矛盾与苦恼中的陈布雷，于1948年11月12日晚上服安眠药黯然自杀。
陈布雷为何要自杀？一直以来有多种说法。他的死因确有复杂性，但我认为，他死前的多封遗书应该是探究其原因的最重要史料和依据。
陈的自杀不是突然决定的，而是思之已久。他在自杀的前几天，借上海的外甥女结婚为由，特意支开夫人王允默去上海参加婚礼。他在自杀的那天（11月12日）上午特意理了发，晚上关照下属不要上楼来不打扰他，深夜连写了十一封遗书，分别向蒋介石剖明心迹，恳求谅恕，向夫人深情泣别，对子女嘱咐后事，向朋友珍重道别，对同僚交代工作。这一切可见他用心至细，思虑周全，俨然是一个读书人的做派。
陈给蒋的《上总统书》说：＂今春以来，目观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我心纯洁质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在此，陈布雷除了对蒋剖明忠心外，更有腾出位置留给别人效力国家，以及彻底摆脱自身病体痛苦折磨的心情。
陈给夫人王允默遗书说：＂我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我一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陈布雷决断绝命别离爱妻时之遗言，自当最为真实真切真挚，其真情、其安然，亦足见其心胸之谈定。
陈对子女的嘱咐：＂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的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於国族，自立於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由此可见，陈对蒋的独裁统治和反共做法是忠实拥护的，同时亦嘱儿长进，寄于厚望，牴犊之情，跃然纸上。
陈给同僚和朋友的遗书中，也均说明自已极度的神经衰弱，累月不痊，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而离世之意。他还坦然地表白：＂一生自问无愧做人之道，无负于友朋之期望。＂
从陈布雷临死前给多人的遗书看，他的自杀主要原因是：一是身患长期神经衰弱病症的不断加重，难以再为蒋介石工作（当笔杆子），既有腾出位置给他人效力国家，又有彻底摆脱自已的病痛折磨；二是看不到国民党前途，他的理想信仰在现实面前彻底崩塌，心境恶劣，不如一死，以求解脱；三是文人节气所致，他从小在旧的思想文化体系熏陶下成长，性格温顺驯服，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摆脱不了封建意识的羁绊，明知政治肮脏却不能脱离自拔，在那个政治与社会不正常的时代，只能以悲剧告终。
陈布雷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国史上的一个悲剧。
蒋介石挽他：＂一代完人。＂并赞誉：＂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才之廉，足为人伦坊表。＂当然，蒋是从自身立场利益上表述的。
李宗仁挽他：＂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赤心谋国，渊谟忠荩炳千秋。＂
张治中和陈布雷私交甚笃，他对陈评价极高：＂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如凤毛麟角，我内心敬佩他。＂
陈布雷的私德操守是令人崇敬的，爱国家、尚气节、讲道义、尊师友，廉洁淡泊、正直俭朴，公以处事、诚以待人，躬行实践、忠于职守，不以权谋私、不拉帮结派，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府中，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不卷入任何派系斗争。据资料称，他曾向蒋介石表明过不参与陈果夫、陈立夫CC系的中统组织。他对《商报》旧同事多年老朋友潘公展加入CC后，有意渐渐疏远。他还在亲人中私下说过，他只愿与德操相同的人交往，孔祥熙宋子文等一批人即使到他家来，也会不接待。所以，他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具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周恩来对陈布雷的为人也是赞许的。他在重庆时曾托陈布雷的外甥翁永泽（时任郭沫若秘书）转话给陈：＂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是敬佩的，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综观陈布雷的一生，论秉性操守，在国民党混沌的政界中独守清白之身，论风骨气节，在国民党腐败的政府中有几人能出其右。应该说他是一个传统旧文人的楷模，但遗憾的是历史给他安排了一个错误的角色，知识分子本质是要独立的、批判的，而卷入政治漩涡，尤其是为蒋介石握笔杆子，是要听命上峰的、服从政局的，这是他所面临的困境，愈到晚年冲突愈激烈、心情愈痛苦。因此，他在体力、精力、脑力耗尽、政治退路断绝后，无奈选择了自杀，这既是悲剧，也是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