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作者简介：任文利，哲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宋明儒学、明史。

关于传统书院之研究，今人多强调其相较于官学教育的社会化属性，特别关注于二者之歧异。论者则以为，书院教育与官学教育的目的相同，均在于“养士”，即预养未来承担公共治理、政治治理的士君子。同时，书院教育对象之主体，亦即官学教育之生员，二者教育对象高度重合。并重点探讨了书院教育较官学教育的优长之处，借此点明其所以能够补官学教育不足之处。官学教育乃传统教育的基石，书院教育乃传统教育的点睛处，二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一、书院与官学教育的目的均在于“养士”

与现代有所不同，古典政治不徒有“选士”，而且有所谓“养士”，这就是古之官学教育的目的所在。这里包含了两个古今之异。

以教育而言，今日世界是高度知识化、专业化的时代，教育也主要围绕知识教育、专业教育展开。古之官学、学校教育则有所不同，它是专门培养“士子”、“士人”的，也就是培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的，谓为“养士”。与官学教育相匹配的，则为科举考试，从科举考试的内容，如经义（包括四书义）、诏诰表等应用文体的写作、策论等，我们可以窥见官学教育的大致内容。

以政治而论，今日世界有选官，而无古之养士机制。今日无论何种形式的选举，选出的官员并未受过特殊的养成教育。他们同样是自专业化教育之途出身，在公共事务中历练，崭露头角，终而经过某种选举形式进入政府。虽不必然，遽而在公共事务、政治事务中历练，与时与世浮沉，其生命形态很可能成为“政客”形态的，如此洵非美事。如何将古之“养士”，纳入现代教育体系，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至明而臻于成熟，其标志则为“县学”的普遍设立，有县皆有学。我们翻阅某地县志，“公署”、“学校”始终居于某县的核心地位，它所指涉的正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教”领域。公署所居一县之长，本亦出于学校；学校所居生员，乃未来可能的某县之长，或其他政府官员。这一政教系统，乃地方风教所关。县学生员额定者二十人，兼以增广等生员，总亦不超过百人。由此可见，它仍然是一种精英化教育，而非今日之普及教育。有明之政府亦倡导于乡里立社学，此则偏于普及教育、启蒙教育，以无常态化的财政支持，存废不常。

官学教育因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可供选拔的人才，此为特色所在，然亦因此，可能沦落为功名利禄之学。与此相为辅翼的，则为自宋而来，勃然兴起的书院教育。书院之兴盛，或足以纠官学教育流于形式化、沦于功名利禄之学之偏，更易于畅发“据于道”的士人的生命形态。如官学与书院均要讲学，所讲均为圣人之学，虞山书院之院规，即道出其间意味之不同：

学道堂讲书，是讲求圣人当日之学，亦开今人学圣之路，与儒学行香讲书了故事者不同。若不就各人身心上理会，若不就今日眼面前提掇，恐是一场闲话也。今日会讲一番，是此等人，明日会讲一番，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讲。[1]

所云“儒学”即指官学，“行香讲书了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官学讲学之可能流于形式化、格套化。“身心上理会”，“眼面前提掇”，道出书院讲学寻求躬行践履之实情。何以会有如此之不同，我们将于后文详论。官学教育，为举业而设。书院教育，其直接用意并不在举业，但如虞山书院院规举王阳明所言“打蛇得七寸”之譬喻，真实于身心上理会，眼面前提掇，举业反而可能是水道渠成之事。如此，则书院教育于应对科举而言，倒可谓为打蛇而得其七寸。

二、书院教育对象主体即官学教育的生员

与官学教育相较，书院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开放性的，但书院的常态化教育对象，或者其教育对象主体，正是官学教育之对象，生员。

明嘉靖时，吉安知府重建白鹭书院，罗钦顺《城南白鹭书院记》如此道其用意：

阆中何侯抑之守吾吉之明年，百度一新，尤加意学校。恒念诸生散处，躬劝弗克周，乃作书院于城南，聚九邑之士敏于学者，食而教之。劳来殷勤，亦以为散处者劝也。[2]

如前所言，官学教育可能流于形式，不能聚生员而教养之。就官学教育自身而言，于制度内解决这一问题或尚有可为者。书院之纠官学教育之偏弊，更在于教育之实质。万历时，钱启新重修白鹭书院，王时槐《重修白鹭书院记》言其情形如此：

万历丙戌，邑侯毗陵启新钱公，潜心正学，重念诸生徒以剽掠枝蔓，缀饰浮词，以徼进取，不知反躬以自尽人道，而一尊孔孟之道矩。是以士习日污，民俗愈敝，家鲜孝弟廉靖之风……以移风易俗，当自士始。乃政暇则临学宫，横经讲授，命题课艺，第其等差。复集两庠博士诸生，月再聚于院中，以正心修身之学，俾实体力行，以追迹濂洛，而上溯周鲁。……[3]

所指者，即官学教育之生员，所习者多流于文辞之学，而不似书院教养强调回到儒家“正心修身”之学的本来面目，侧重于“实体力行”。至此，我们须申明一点的是，官学教育，其本来亦立基于此，如王时槐所论：

窃维国家定制，俾诸生治六经四书，以圣贤之言，反诸身心而实践之，且联师儒以督其盛。以为士能是，则退而处，为乡之善人君子；出而仕，为世之良臣名吏。此国家造士之本意也。世降道衰，士之所学，直曰文辞，博进取云尔，不知有所谓反身实践者。师之所教，亦姑听诸生自为文辞已耳。甚则诸生有累年不见其师长者，即月课犹为旷典，又安能责其反身而实践也？教学之法，名存实亡。[4]

此中所言“国家造士之本意”，也就是官学教育立制的本意。之所以可能沦落为博进取的文辞之学，王时槐归因于“世降道衰”，或为一因。然自笔者看来，与书院相较，官学教育有其先天不足之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论。

以上是白鹭书院教养官学生员的情形，石鼓书院亦如此，明王大韶《重修石鼓书院记》称其“盖为诸生讲学读书、进德修业基也”，[5]“诸生”并非泛指，乃官学教育生员的特称。天下闻名的白鹿洞书院则有所谓“洞生”，“洞生”正是于官学教育的生员中所择优录取者，并因此形成了一些相应的考核办法。提学副使郑廷鹄《酌定肄业诸生》云：

今后仰府一以考案为主，该府并属县生员，考一二等者，报名等簿，发洞肄业，不愿者听。[6]

此则以考试为办法，府学、县学生员只有考一二等者，方能录为“洞生”，入洞学习。然于书院教育而言，考试不一定为选士的良法，亦失“养士”、“养贤”之意，故后来的提学副使冯景隆于“教条”中如此纠其偏：

此惟修身履德义，入斯洞而无愧于圣贤之徒者，方可与焉。彼以考案居优取入者，已非养贤初意矣。……今后有贤誉著闻，足为后学楷式者，该府即以礼延入，报知本道。次则本道于诸生中访有德行者取入之。又次则本道考其文之极优者，间取一二入之。……[7]

此则有取于汉之“察举”制，侧重于“贤誉”、“有德行”者。强调“以礼延入”，则意在凸显“养贤”。而将“考其文之极优者”，列为最次的选项，所取者亦有限。须指出的是，书院所取生员，自以本县、本府为主，然其同样对外地生员开放。白鹿洞书院即对南康府之外的生员开放，明常熟虞山书院亦完全开放于游学者。

三、书院与官学教育之比较

官学教育是制度化的教育，与此相较，书院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也更富于千姿百态的个性化特征，此为书院足以补官学教育之优长处。这也可能成为书院教育的劣势，使其足以补官学教育之不足，却不能完全取代官学教育。先言其优长处。

其一、书院延聘主教席者，更为灵活，更有可能使贤者居之。

官学教育主教席者，如县学之教谕、训导，本身即隶属于古之官僚机构，其遴选有相应规制，难以突破。书院主教席者之延聘，则无相应规制约束，更可能使贤者居之。如布衣陈献章于广东白沙乡居之时，江西方面官员，曾遣两名白鹿洞洞生，备礼币，不辞千里至白沙延聘其主白鹿洞教席。此事虽最终以陈献章留洞生盘桓论道月余，终辞教席而告终，然足以成书院延聘教席之一代故事。与王阳明同时从祀孔庙的明儒胡居仁，亦曾两度出为白鹿洞洞主，主书院之教席。以王阳明本人而言，于谪官龙场驿丞时，为提学副使席书礼聘主贵阳书院教席，教育诸生。据笔者所见，礼请直道而行获罪的谪官入主书院教席，于明代而言，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此足见书院于“作养士气”方面之功效。如此诸般，对于官学教育学官之遴选而言，均是无法想象的。

其二、书院延聘主教席者，更能凸显师道尊严，作养士气。

官学学官，因官僚机构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于礼仪而论，须尽属官义务，难于体现师道尊严。书院主教席者则不同，由前面所言礼聘陈献章入主白鹿洞书院教席故事，可见其一斑。而阳明至贵阳书院，时为提学副使的席书亦以“所事师礼事之”，而无关于官阶之高下。仍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其洞主虽常于南康府、县学学官中择优兼任，然于相应规条之中，亦特别强调“待以宾师之”。《知府罗辂洞学榜》即有如是条目：

尊师道。迩来书院之师，就委本府儒学教官兼摄，上司所以责望者，每在迎送奉承之间，以致屈抑之态，无所不至，无以示诸生之观望，而起严惮敬畏之心。自今议定，或在儒官内选取，或访聘隐逸耆旧，抚按两司入洞学，待以宾师之礼。[8]

同时，书院被定位为谈经论道之所，一切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至此皆为减省。如《巡抚都御史邵锐依拟洞学禁约》之首条即云：

上司来视书院，皆以论道讲学为心，以培养士气为志。洞中师生，迎送拜揖，毋得辄自屈膝，以负上司期待作养之意。其迎送悉照正统间广东李提学龄旧规，以枕流桥为止。[9]

此中特别道明其志在于“培养士气”。为师者如此，为诸生者亦如此。《知府罗辂洞学榜》有相应规条云：

节迎送。洞学诸生，谢绝人事，远来就学，比诸在府州县者不同。一切迎送之礼，各宜报罢。迩来凡遇上司临府，师率弟子入城参谒，至候送之期，动经数日。凡一临洞，成行导引，终日趋承。不惟防废学业，抑且沮抑士气。自今上司临府，免其迎送。入洞之时，止令参见。谈经讲道之外，一切虚礼尽革。[10]

指出迎送之礼可能会“沮抑士气”，要求尽革“虚礼”，同时，亦强调指出在这一点上与府州县学之不同。

其三、书院教育形式更为灵活多样，最著者如明之会讲。

书院除有山长、洞主主日常之教席外，过其地之贤者，必至书院讲学，也成为传统书院的惯例。朱子请陆象山至白鹿洞书院讲义利之辨，并刻其讲义于石，被传为千古佳话。《石鼓书院志》“人物志”中“寓贤”一门，所列多为至其地而于书院讲学者。其中，不乏韩愈、朱晦庵、张南轩、黄勉斋、邹守益、赵贞吉、湛若水、蒋信、王宗沐、罗汝芳等名世大儒。[11]而其“述教志”之“寓贤述教”，则部分收录有他们当时的教语，足以再现其当时书院讲学之风采。

如所周知，明儒书院讲学之盛，盛于会讲。会讲则一时之名流毕至，或就某一段经文，或就某一切于身心践履的话题，切磋琢磨，尽丽泽之谊。而书院诸生，亦为会讲之参与者，他们的角色，更多地是会讲中的“切问”者。同时，明儒之会讲，亦有意识地完全开放，老少咸集，一时乡里农夫，贩夫走卒，乃至僧道之流，皆与其中，兴起其地一时风尚。

其四、书院集资渠道灵活多元。

官学教育出于政府财政支持，稳定性强。官学皆有学田，一般由官田拨置，以资养士。官学之修建多出于官费，亦有官员、士绅、乡绅善款资助者。书院之修建资费，亦有出于官帑者，然以官员、士绅、乡绅捐资者为多。书院院田，或有官田拨置者，然出于捐赠者多有。两相比较，书院募集资金渠道更为灵活多元。

院田作为书院的不动产，于书院的持续性发展，至为关键。一般是将院田租与农民，收取田租，作为书院日常开支、养士之费用。书院田地等不动产，于传统社会而言，与寺院之不动产性质一样，其所有权不因改朝换代而有变化。至少，因故流失的不动产，只要有充足的证据，即使时移世易，仍可以主张其所有权。因此，书院院志、碑刻，会详细记录所有田产数目、方位与四至，作为其所有权的证据。之所以会有诸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经历数朝，依然长盛不衰的天下知名书院，这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如白鹿洞书院洞田在明朝盛时，有三千余亩，洞租非常可观，以至于产生了府县学乃至府外官学挪用其资产的状况，江西巡抚邵锐特于《洞学禁约》中申述相关禁令云：

先贤买田积租，专以养士。近因生徒不至，将累年储积，发修府县两学，甚至他郡亦或请租修学，殊失先贤买田本意。今后仰府储积洞租，专留养士。养士羡余，止许支修白鹿洞学。其修府县两学，仰府自行措置，毋得辄支洞租，以缺养士之谷，以负先贤之志。[12]

在此《禁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白鹿洞藏书甚富，乃至江西科场用书，多取借于兹，因此至洞书损毁、流失。《禁约》于此特申明江西科场用书须自备，不得动辄借用洞书。于此亦可见白鹿洞资产较官学丰厚之一斑。

其五、书院历史渊源绵长，人文底蕴深厚，兴起地方人才易。

书院之历史渊源，人文底蕴，具于书院祀典。官学建置乃学庙一体，有学必有庙，庙则为文庙，一体崇祀至圣先师孔子。书院亦为院祠一体，除白鹿洞等天下闻名之书院有资格建置孔庙之外，其他书院祀典所崇祀者，则为与书院渊源颇深的乡贤、名宦乃至于曾经过化之大儒。而某些书院，即以乡贤、大儒之名命名，或因其而立名。如横渠书院、二程书院、濂溪书院等，皆因大儒而命名，或因产于其地，或因曾过化其地。常熟之虞山书院，前身曾为子游书院，而子游亦为虞山书院祀典之核心。阳明弟子遍天下，他去世后，弟子们于其所过之地，随处构阳明祠，同时兴书院。

官学教育文庙祀典乃天下通祀，体现的是道统之尊。以先儒过化之地兴书院，并崇祀其人，于兴起士子之敬意而外，拉近了地方向学之人与古先圣贤的距离。儒先圣贤本曾与我们同处斯地，居其地，想见其为人，希圣希贤，不再遥不可及。

其六、学生参与书院事务管理，所谓事上磨练。

官学生员于学习、备考而外，亦参与一些地方事务，主要如地方志的编纂。明代方志，多由地方官主其事，官学教授、教谕率生员具体承担编纂之事。书院生员，同样任书院志编纂之事，如现存三部明代《白鹿洞书院志》，其中两部均主要由洞生参与编纂之事。方志、书院志皆属于历史范畴，而历史本身，即为古典政治治理的要事。

学生参与书院事务管理，比较典型的如虞山书院，有“三纲”之设置。[13]“三纲”指文纲、学纲、会纲，“文纲以督文词”，“学纲以研道妙”，“会纲以定众志”。三纲除少数官员任其事外，大多任事者乃举人（可视为广义的生员）、生员。钱谦益即曾以举人之身份，于虞山书院任文纲之事。虞山书院之“三纲”，可视为书院生员自治的一种尝试。

以上几个方面，乃笔者所见，书院教育较之官学教育之优长处。然其优长之处，实则系之于人，书院之兴衰，存乎其人。其人或为书院之山长，如胡居仁之于白鹿洞，王阳明之于贵阳书院。或为地方主政者，如知南康军的朱子之于白鹿洞，常熟知县耿橘之于虞山书院。或为抚按官员，或为提学官，如巡抚两广之王阳明于敷文书院。兴衰系于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则为某种必然。书院之优长处，亦是其缺憾所在。即如白鹿洞书院之闻名，无人兴起，亦难免于一时之衰落。当然，书院亦须良好的制度，其制度之肯綮处亦在于规划书院长久之计。此长久只能是主于维系、保持，而书院之真正兴起，则仍然有待乎其人。

官学教育，则以普遍的制度为依托。假相关制度，保证官学教育的普遍性，稳定性，乃至于基本的公平性。较之书院教育，其优点在此，其劣处亦在此。以此而论，书院教育足以补官学教育之不足，然不足以替代官学教育。如喻传统之养士为画龙的话，书院教育乃点睛之笔，为其精神魂魄之所在，然遽以为其可替代龙之全体，则无谓。

结语

传统官学教育与书院教育，于今日之启示良多，此处只谈两点。

其一，如何定位今日教育主体？尽管有“养士”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内容不同，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之对象不同，传统官学教育对于我们国家今日教育之主体定位亦有其启示。今日教育之主体，姑不妨权且视之为一种官学教育，其定位当在于普遍性教育，其目的在于充分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并保证其可以持续的稳定性。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投入力度不够，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差异过大，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对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教育不必期望过高，只要能充分保证基本的普遍性教育，并兼顾于基本的公平性原则，也就难能可贵了。进一步的成才乃至于成圣成贤，则取资于个性化的社会化教育之补充，于此，当下个性化的书院教育大有可为。对于书院教育，官方应借鉴于历史经验，应当予以大力扶持，而非漠然无视，乃至打压。此扶持，是于资金、政策上的扶持，而并非干预书院教学事务。

其二，我们前面提到过，选举制的古今之辨，在于古典政治既有基于科举制的选士，亦有基于官学与书院教育的养士。今日政治，无论中西，则或只有选举机制，而没有预养之制度，所选举之人，或难免于政客之生命形态。子路曾向孔子发出如此疑问：“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斥之为“贼夫人之子”。以其未经预养，而贸然谋求出仕也。古之官学与书院教育，自其本意而言，即在于假修身之道，预先养成士君子人格。同时，依托于儒家公天下的政治理念，作养士气，培养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担荷天下的责任意识。这一点，于我们今日之政治治理而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于此，今日社会化的书院教育，于当下或亦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