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捷克蔓延到全德意志的战火，浅析欧洲三十年战争

前言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欧洲从封建时代跨进资本主义时代，中世纪国际关系转入近代国际关系交替时期在欧洲所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国际性大冲突，这场战争的主要特点就是奥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政权轴心同新教国家及法国作战。

三十年战争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不仅有德意志新旧教诸侯参与其间,而且欧洲主要强国法、英、荷兰、丹麦、瑞典、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等都曾直接或间接的涉足战争的泥潭沼泽；这场纵横捭阖、错综复杂、旷日持久的战争，既是宗教冲突的重要表现，也是国际政治和利益矛盾的直接体现。

首先,宗教分裂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因素。早在1517年马丁·路德就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对于腐败的天主教罗马教皇出售’赎罪券’募集钱财,以及丑陋的敛财手段进行无情的揭露。他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不需要在上帝与人们之间设立沟通的中介,以教皇、教士作为人神之间的媒介只会徒增层层盘剥、教会腐败和社会混乱。

为此,他提出‘因信称义’的宗教主张。这在中世纪天主教势力一统天下、思想禁锢的时代是惊世骇俗之举,对天主教罗马教廷是沉重一击。自此以后,天主教宗教权威被震撼、欧洲宗教一统的局面逐渐动摇,新教成为一种有生力量与旧教———天主教进行抗衡,基督教世界开始分裂。然而欧洲曾经长期的宗教一统局面,使得这样的观念占主导地位:一个国家中只能有一个宗教。因此宗教上的少数派时常处于威胁中,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懈战斗。三十年战争正是在这种宗教背景下大爆发的。当时在德国七大选侯中,位于北部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和帕拉亭三选侯是新教,而处于南部的巴伐利亚、美因茨、科隆和特里尔和波西米亚四选侯是天主教。

波西米亚国王是由皇帝马西亚斯兼任,波西米亚国内的新教势力却十分强大,皇帝作为狂热的天主教徒,害怕新教力量过于强盛,加紧对他们的迫害,这受到国内新教徒的激烈反抗。

1618年新教徒们冲进王宫,把国王的两个钦差从窗口投入城壕,由此’掷出窗外事件’成为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其次,利益矛盾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是各种利益冲突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宗教以外,德意志更有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帝国皇帝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当时的德国皇帝来自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并未能控制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只统治着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等地。但哈布斯堡家族的直接领地在德国各邦中是最多的，且其傍支统治着西班牙，为此其并不甘心整个帝国的松散结合体模式。

因而皇帝一心指望能够发动战争,获得权力的加强,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此时各诸侯也希望以宗教的名义,可以扩张领土和加强势力，却并不希望有个强大的帝国皇帝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如1608年结成的新教联盟,有着路德教与卡尔文教的矛盾，这并不仅是宗教教义的不同引发的，更是加尔文教未获得如路德教同等的地位和利益所导致的冲突。而1609年建立的天主教联盟同样也各有矛盾,主要体现在巴伐利亚公爵与哈布斯堡家族对于利益的争夺中。

再次,国际政治的博弈是战争爆发与持续的主要因素。宗教因素在三十年战争的开始是主导因素,但也渗透着各种政治因素,促使战争向更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发展。当时哈布斯堡家族和法国王室的战争仍在继续，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也未结束，因此三十年战争也就必然与这些国家有着一定的联系。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西班牙因为宗教与政治利益的相同，支持着天主教同盟，而法国、荷兰与英国则为着各自的国家政治利益，支持新教同盟。

故法、荷、英希望德国陷入战争的泥潭，致其国力衰退,而能坐收渔翁之利。他们预期当德国成为欧洲国际冲突的主战场时，它的广大领土也可能被众人瓜分。如法国与德国相邻,在处理与德国关系时的主要政治思想据《全球通史》所写即是:

“法国最可靠的安全保证在于德意志的涣散和分裂。”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战争爆发并持续数十年。虽然参战各方并未能预见这场战争会如此耗费时日和人力、物力,但涉足其间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还是向人们展现了其超越世人的睿智,《西洋军事史》指出:

‘所有在欧洲的一切战争都会融合在一起,而变成一场单独的战争。”

而究其根本原因这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据《欧洲国家关系》所说是因为:

‘ 17世纪上半叶罗马教廷和罗马帝国相结合的神权政治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新教力量日益壮大,它开始否认教廷的正统地位。同时,国家和主权至上的观念已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宗教矛盾、德意志内部矛盾、诸强国争夺地区性霸权的矛盾,以及封建王朝同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等因素交互作用,终于酿成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欧洲争’。

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经过

三十年战争持久、漫长,作为全欧战争应该说在中世纪是创纪录的。这场欧战虽战役不断、冲突无数,但仍可根据参与国的不同、战场的不断迁移将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这几阶段前后相继，性质鲜明，中心一致,即紧紧围绕着国家利益、国际政治与宗教信仰。

一是波西米亚—帕拉亭作战阶段(1619-1625年)。波西米亚不满皇帝马西亚斯对新教的迫害，以‘掷出窗外事件’公开对帝国皇帝进行斗争。

公元1619年皇帝马西亚斯死后，继任者斐迪南继续对新教的迫害，于是波西米亚国会推举新教同盟首领帕拉亭选侯腓特烈为国王，对皇帝斐迪南作战。在经历了先期的胜利后，1620年天主教联盟大败新教首领腓特烈，帕拉亭为西班牙占领，选侯爵位归巴伐利亚公爵,波西米成为奥地利一省。

在新的形势下,法国与荷兰感到了哈布斯堡家族和西班牙的威胁,而英国、丹麦和瑞典也都不愿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对全德进行有效统治。1625年英、荷、丹在法国枢机主教、首相黎塞留倡议下结盟反对哈布斯堡王室,丹麦则在英荷的金钱许诺下与北德诸侯联合对帝国皇帝作战,开始了三十年战争的第二阶段。

二是丹麦作战阶段(1625-1629年)。丹麦国王克里斯丁四世愿意出兵，一方面是荷兰、法国、英国的军费支持为其出师提供了金钱保障，另一方面其本人兼任德意志荷尔斯泰因公爵，作为德意志诸侯也希望在战争中获得自己的利益。

在此阶段战役中与丹麦交战的主力是蒂利伯爵指挥的天主教联盟军。丹麦军队不敌联盟军于1626年被击溃，退回本土尼德兰岛。第二阶段战争中帝国方面起主要作用则是波西米亚总督瓦伦斯坦，他为皇帝免费提供一支军队,并获得对军官的任命权，同时还被赐予弗里德兰公爵衔。他的军队由此成为帝国的军事支柱，不断扩大军事成果。

此后,瓦伦斯坦即向北奔赴尼德兰以7万大军打败丹麦国王。迫使丹麦于1629年签订《吕贝克和约》,同意不干涉德意志事务。法国对于丹麦的退出,深感一个强有力的日耳曼帝国的威胁,于是鼓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参与战争。

三是瑞典作战阶段(1630- 1635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于1630年率领瑞典军队1.3万人登陆德国,开始了三十年战争的瑞典作战阶段。瑞典参与战争有其自身的目的,即不让哈布斯堡王室控制波罗的海和海峡。因此进入德国后,首先巩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此作为瑞典的政治与军事前沿阵地,为瑞典以后立于不败之地打下基础。

在经历了一年半的攻城掠地之后,他与帝国总司令蒂利进行了正面交锋。这是一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战斗,也是闻名世界的、近代第一次大规模陆上战役——布莱滕菲尔德战役,在战斗中传统的西班牙战术与古斯塔夫新型线型战术进行了殊死的较量。

瑞典军队充分利用优势火炮,大大消耗了帝国军队实力。蒂利副将巴本海姆率骑兵冲向瑞军,但骑兵手枪难以抵挡瑞典步兵的密集扫射,连续七次冲锋被逐退。在帝国军队全面进攻时,瑞典骑兵、步兵的机动战术与炮兵火力的完美配合,把帝国军队击溃,蒂利损失全部火炮,伤亡1万多人。这一胜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创,机动、火力战胜了数量和长矛,天主教同盟力量被粉碎,并使日尔曼成为不再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新教地区。

1632年古斯塔夫再次击败蒂利,帝国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因居功自傲辞职的瓦伦斯坦为波罗的海将军。1632年11月古斯塔夫与瓦伦斯坦在吕岑进行对决,古斯塔夫亲率骑兵冲入敌阵,不幸被枪击中头部阵亡。

然其部下却在狂热的复仇心理中不惜牺牲,越战越猛,终致帝国军队溃不成军。1634年,瓦伦斯坦因权势逼人,且并不能保障帝国的稳定,在皇帝斐德南的默认下被刺死,帝国军队一度陷入混乱。但重整的帝国军队于1635年在纳德林根会战中获胜,与信奉新教的日耳曼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签定了《布拉格和约》,第三阶段战争结束。

四是法国作战阶段(1635- 1648年)。这是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与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一同对敌的瑞典并不认可《布拉格和约》,于是战争继续进行。这一阶段法国人从幕后的策划走向前台演出,亲自参与了最后阶段的战争。法国与瑞典为一方,另一方为奥地利与西班牙,这时已演化成为一场侵入与征服,野蛮与残酷、黑暗与血腥的战争。

双方已经抛弃了最初的理想,只是被利益驱使,是波旁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争权夺利的战争。在这漫长的14年中,战争的主要操盘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德南、法国首相黎塞留、法王路易十三相继亡故。战争的最后决战是瑞典军队1648年对布拉格的围攻。由于帝国已成为一片废墟,帝国军队无以维系与抵抗,不得不与法国、瑞典和谈,并与1648年10月24日承认失败,分别与法、瑞签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场最终长达30年之久的欧洲大战结束。

首先,军事改革方面的意义。三十年战争对欧洲军事方面的改革是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瑞典参与三十年战争以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对军事的改革。确实如此,古斯塔夫因在三十年战争中卓越的战功、独特的思想、先进的理念而被誉为现代战争之父。他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实施义务兵制

他以义务兵制改变欧洲雇佣兵模式,征召瑞典自由民为常备军,进行严格、系统的军事训练。其军队建制以省份为基础,使士兵既有归属感、亲和力,又有同心抗击强敌的信心与决心,这为瑞典陆军成为取代西班牙’步兵之花’的欧洲最强大陆军奠定了基础。

• 二是整顿军事纪律

军队的军纪在中世纪,尤其是三十年战争中是被人们强烈诟病的,如三十年战争中的帝国将领瓦伦斯坦维持军费的方法是’以战养战’ ,也就是大军所到之处,必横征暴敛,抢劫烧杀,这样的军队军纪是可以想见的。瑞典古斯塔夫对于雇佣军普遍存在的军纪涣散的致命弱点进行改革,整顿军纪:军营严禁赌博、酗酒、口出脏话,不得容纳娼妓、游民等。

与此同时军法严明,犯有偷窃、抢劫、临阵脱逃、侵犯妇女者,一律极刑处罚;并规定在城中设防,不可骚扰居民。由于军纪、军法的严格贯彻实行,军队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

• 三是善于运用火器

火器的运用在欧洲中世纪中晚期已经出现,但是火器与步兵能够完美进行结合的只有瑞典的古斯塔夫。火器在他的改革中不再是单一作战的兵种,而是长矛兵和火枪兵混合编队,作为一个作战单位,长矛兵居中,火枪兵在两侧。

由于编制合理,火力加强,更适应战争的实际,使有限的兵力获得极大的战斗效力。同时,火炮的威力巨大亦在改革后凸显出来。他加强火炮的机动力,以攻城炮、野战炮、团属炮形成火炮系列,以不同的作战目标灵活运用火炮。并对炮兵进行专业训练,使之与步兵协同作战,使这一犀利的战争武器真正体现出不同凡响的巨大威力。

• 四是实施横队战术

‘古斯塔夫横队’是知名的战斗队形,目的是使中世纪的三个兵种,骑兵、步兵和炮兵能协同作战,很大限度地发挥战争效益。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揭示了其相对与西班牙方阵的横队战术精粹,他认为:

西班牙方阵战术只是用来保护宗教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军事表现,代表了在宗教组织之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体所吞噬。而古斯塔夫新军,证明除非以有个性的智慧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主义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莫不皆然。

• 五是欧洲宗教观念的变革

三十年战争以宗教分歧为开端,而在成为一场全欧战争以后,宗教的影响仍在持续。战争使新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不仅使一些新教国王以此作为工具,充实自己的力量,而且他们在没收教会财产中增强了自己的财力,在对付帝国中更加壮大。此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因为新教承认新的经济条件,不反对高利贷而拥护它。

此外,也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众认为,这种教义可以使大家获得自由和放纵。正是在征战中新教力量进一步壮大,宗教并未退居战争的边缘,战争结束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有对新教势力的肯定。其对宗教信仰以条款形式确认了信仰自由原则。这即是加尔文教获得与路德教、天主教同等的宗教合法地位和权利,致使’`宗教改革’获得了合法的根据’,对以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

• 最后是促进了国际法的构建

三十年战争以《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签署为和平标志。但和约作为一个体系,应以《奥斯纳布吕克条约》、《明斯特条约》以及此后于1657年签署的《比利牛斯条约》内容和精神构成。这一条约的签订对于国际法的建立以及国际法权威的确立意义非凡。

通过条约欧洲地图得以重新划分,法国取得阿尔萨斯、瑞典得到日耳曼的一部分领土、荷兰和瑞士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地位得到承认;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各选侯、邦君和各邦享有一定的主权。由此可见,从国际法意义而论,这些条款是对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国家享有主权的确认。

三十年战争推动了具有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的民主国家在欧洲的出现,致使中世纪’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神权大一统的社会局面得以终结。不仅如此,传统的基督教帝国观念也逐渐被近代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取代。

当然这场战争在具有正面意义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以德国为例,战争死亡人口为800万,战场上被杀者达35万,在波西米亚200万人口则减为70万，且越是富饶地区,损失越是严重。

同时,国家主权意识的提高,也并未使一个强有力的德国兴起,反而使其在战后成为一个落后、分裂的国家。其数百个邦国、上千个骑士国，使统一的德国成为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