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为什么成为了细思恐极的一年

来源：朝华读书

万历十五年三月初二，早春的北京有些寒意。

按常理来说，街面上应该相当冷清，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京城百官突然接到消息，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所谓午朝呢，早先不过是简单的御前会议，只有张居正等少数高官才能参加，而且荒废也有多年了。

眼见着日上三竿，却接到这样的旨意，大家都有点猝不及防。来不及整理袍服的官员们，一路奔向皇城，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到了皇城外，守卫的禁军却完全没有听说这回事。城内的端门、午门气氛也十分平静，丝毫没有朝会迹象。官员们面面相觑，这么大的阵仗，难道只是一场无头无尾的闹剧？

 

了解一点明史的人多半知道万历皇帝是天启、崇祯这对难兄难弟的爷爷，他坐享太平四十余年，在位时间，明朝第一。

不过呢，万历皇帝也是另一项记录的保持者，他二十多年没有朝见群臣，死后为自己儿孙留下了天下第一的烂摊子，最终搞得天崩地裂。

 

四百多年后，当我们打开《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开篇就是这次午朝大典乌龙事件。作者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一年，大明王朝有点不灵了。万历十五年就是大明宝船触礁前的最后记录。

 

作者黄仁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先从事明代财政制度的研究，参与过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编纂。数十年的海外经历又使他跳出功过是非的道德观念，换个角度看大明王朝的历史。

为此呢，黄仁宇挑选了六个关键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还有思想家李贽，分析他们的言行、心理和人格，做成了传记，在传记里交代了这些人悲剧收场的命运。

 

说了这么久啊，也许大家很困惑，为什么偏偏是万历十五年呢？

 

由黄仁宇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年是公元一五八七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出征在即，而这一年的大明在史学家看来平淡无奇。不过黄仁宇并不同意，他觉得那些被忽略的小事，表面上看似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关联着明朝未来命运机缘。

 

那么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小事？黄仁宇所说的症结是什么呢？这些又如何预演着明朝未来的命运？下面咱们就通过一组人物的分析，来看看万历十五年前后大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一组人物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万历皇帝与大臣申时行。

 

开国皇帝朱元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明太祖朱元璋的万历十五年，这个说法看起来非常古怪。明朝一三六八年建立，到万历十五年的一五八七年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这本书里也很少提及。但为什么他会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在黄仁宇看来，明代制度有着许多弊病，而这些弊病基本上又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搞出来的。

所以明代制度有这位专制帝王的影子，而明代政府的稳定，与朱元璋本人的性格和经历有着很大的关联。

 

朱元璋年轻时出身低微，所以对社会的中上阶层有着天然的不信任。为此，他举全国之力修建南京的城池，消耗社会上层阶级的财力，强令他们迁往凤阳等地，让他们在流动中失去地位。

对于跟他发迹的那些官僚和军人，他也不能放心。他先后两次掀起大案，诛杀了宰相胡惟庸。不仅废除了宰相制度，还把功臣集团彻底剿灭。

在政府的建制上，他为了避免环节过多造成的贪污，他让南京的纳税人直接把粮米送到五千个卫所士兵家里，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收支体系，由中央政府进行全国的划拨。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的这些行为创造了红五星社会，这也就是万历十五年中反复出现的本朝体制。这是个社会扁平，政府规模极小而且缺乏应变能力的社会。除了维持小农经济的基本安全，任何复杂抽象，环节极多的事情都不可行。

 

朱元璋关于小农社会的这些思想，一再经过儒学的包装，成为全国提倡的道德标准，读书人想要谋得官位，必须认同这种道德。于是最后大明就只有朱元璋一个人是道德偶像、权力还有制度的设计师，其他任何人不得染指。

 

他还强行规定他的这一理想必须得到尊重。后世有敢于倡议制度变革的大臣必须处以极刑，但是很多制度只有朱元璋自己才能坚持下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拿每天的早朝来说，废除宰相之后呢，朱元璋每天都要在早朝上处理大量公务。

到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时，就做了简化。官员们有事早奏，无事退朝，不必每天汇报。

到了朱元璋孙子辈的人，因为皇帝起不了床了，早朝已经无法定时举行了。再到后来皇帝，直接把事情交给内阁，自己几十年不和大臣见面都是有的。

 

不过，不论这套制度怎样的退化，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它依然是所有人呼吸的空气和头上的那片天，超越这个你就没法生存。

当然，所谓的祖制不能变，你就只能承受它带来的各种弊端。这就成了明朝的一个症结，也是这本书中黄仁宇大历史观的体现。

 

万历皇帝与申时行

我们再来看万历皇帝与申时行，这是两位平庸而值得同情的人。万历十五年时，申时行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和张居正彻底撇清了关系。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正在巅峰。同样是这一年，万历皇帝对文官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开始走向虚无。

 

申时行一生为万历皇帝做了三件事，一是清算张居正，二是取消皇帝原本需要定时出席的课程，三是帮助皇帝减轻来自大臣的压力。

申时行曾经是张居正的手下，办事得力，得到张居正的赏识，在见识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之后，他非常清楚自己不仅不能做张居正第二，而且还要寻求更加四平八稳的办法，说不定还能全身而退。

自当上内阁首辅之后，申时行选择了牺牲原则的办法，取得万历皇帝的信任。这确实让申时行获得了一线生机。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之火，最后确实烧到了他的头上，官员们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在张居正当朝期间，他的几个子侄纷纷通过了科举考试，三个成了进士，两个在翰林院，这一定有问题。

申时行按照惯例退避家中等待责罚。当万历皇帝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还派专人请他回内阁办事。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

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中，万历皇帝震惊的不仅仅是张居正的阴阳两面，还有检举官员的鸡零狗碎，无所不用其极。这让皇帝意识到他成了官僚集团手中的皮球，这让他找不到自我。紧随其后的另一件事情，让他彻底放弃了驾驭朝政的理想。

万历十四年，与皇帝情投意合的郑贵妃生下了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被李自成割肉的福王朱常洵。

但不幸的是，这名男婴不是长子，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又没有魄力实现这个想法，而是接二连三的把其他皇子封为亲王。但就是迟迟不宣布太子的人选，他希望把整个事情拖下去，从而找到转机。

这种做法很快遭到了文官的抨击。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一旦确定就要送出深宫外，为未来接班学习。这在万历皇帝看来，就是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送给一群自己不喜欢的人去培养，到时候再来和自己作对。

 

后来，各部的大臣干脆把册封皇太子的典礼策划交给万历，万历当然很不高兴啊，决心把这个事情彻底拖下去。在这个节骨眼上，内阁提交了一份奏疏，旧事重提，希望刺激皇帝尽快给出答复，上边也有申时行的名字。

但当时申时行正好在家休假，他又私自报告皇帝，表示不会反对皇帝的做法。结果呢，这件事被善于和人作对的言官知道，有人立即参奏申时行首鼠两端。

 

在这个问题上，申时行不论是否真的圆滑，都已经伤害到他在皇帝和群臣间的信用，眼见火要烧到自己头上了，识相的申时行干脆上表辞职。万历皇帝也做个顺水人情，顺便平复一下群臣的怒气。

申时行希望促进皇帝和文官之间的和解，但最终里外不是人，他既做不了权臣，也做不了弄臣。而万历皇帝此时也已经厌倦了，没了申时行作为通讯桥梁，他与群臣基本失联，大家各行其是，万历皇帝再没出过紫禁城一步。

 

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人物，全部出自万历十五年前后参与到历史进程的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还有海瑞、戚继光和李贽。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善终。

黄仁宇放宽了历史的视野，把这些人的悲剧命运，与一个有着两百多年历史、刻板粗陋的僵硬制度联系在一起。任何技术性的尝试最终都被道德的评判体系掐灭。

正如黄仁宇在这本书的结尾所说：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