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其人

来源：麻雀爱读书

一般人提到司马光，是想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爱好历史的人想到司马光，会同时想到《资治通鉴》和反对王安石变法。

现代的人对王安石变法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持否定态度。我对经济和政治不了解，无法判断王安石变法中的是非，所以我的笔记单从司马光的为人处世着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父亲司马池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也是宋朝官吏。

司马池幼年丧父，他们家相当富有，可司马池把家产交给叔伯们打理，自己只专心读书。

司马池第一次进京城考进士时，临考前，家人捎信说母亲病故。同窗好友接到信，怕影响司马池考试，把信藏了起来。司马池在进考试院时，突然心悸，知道是家里出事了，问好友有没有收到信。好友不得已把信给他，司马池得放弃考试，嚎哭着赶回家。

司马池在杭州任职时，有两名同事联名弹劾他，司马池被降职；后来那二人的亲戚犯法被查处，有人劝司马池弹劾那二人以报复，司马池说：“我不干这样的事。”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司马光会施加怎样的影响。

少年得意

司马光20岁时，高中进士甲科，同年由庞籍做媒，娶了朝臣张存的女儿。“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全让司马光赶上了。中了进士的司马光，按惯例先在各地担任了多年的地方官。在他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进京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司马光任史官，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之后，司马光为写史做准备，写了《涑水纪闻》来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和听闻的事。

嘉祐四友

早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司马光和王安石同在权三司使包拯手下任群牧判官，并和吕公著、韩维组成了“嘉祐四友”，四人闲暇时一起游山玩水，相谈终日。

司马光和王安石有很多地方不同甚至相反。

生活习惯上就不用说了，王安石的不讲卫生是出了名的，而且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而司马光生活严谨，严守礼法。

另外，二人看人看事的方法也大有不同。举个例子，王安石作过两首《明妃曲》，里面有“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两句后来被南宋范冲批评“因为胡人有恩，就忘记君父，这不是禽兽是什么？”司马光的和诗中，结尾说“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萧太傅是汉武帝时的萧望之，受谗言陷害，为保气节服药自杀。司马光对萧望之是推崇的，即使是受到君王的怀疑，也仍要忠于君王。这就是苏武和李陵的不同了。

还有一件事能看出二人的不同。在王安石到京的当晚，包拯设宴为他接风。包拯在席上劝大家喝酒，司马光虽不善饮酒，但因为要顾及包拯的面子，也就随众人一起喝了。但王安石不管别人怎么劝，直到席散，没有喝一滴酒。由此可知，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全是由自己内心出发，他廉洁，是因为他本来就想做个廉洁的人，而不是迫于法律的压力或者世俗对廉洁者的褒奖。再看司马光，他的正直当然也是出于内心，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比如对礼教的严格遵守，应该说就不是出于他的内心，而是无形中迫于世俗对礼教的看法。

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了变法。在变法之前，王安石本来想先开个讲席，在朝廷官员中奠定一下理论基础。因为王安石的经济理论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如果不事先给朝臣们普及一下基础知识，人们是很难一下子接受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事先铺垫确实很有必要，当时，就连苏轼那样聪明活泛的人都没能接受变法。但当时神宗急于变法，以扭转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对王安石设讲席的请求没有答应。

果然，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就在朝堂上闹得沸沸扬扬。一方面，人们习惯因循守旧，不习惯变动；另一方面，朝臣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变法让自己吃亏，为什么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中，唯一成功的就是“职田法”，因为对官员们有利）；最后一方面，剩下的那少数不计较个人利益、为国家着想的大臣们，不理解变法的意义，怎么支持？

大臣们在经济理论上无法说明变法的不合理性，于是就转向熟悉的领域——对人品的攻击上。王安石想变法，却没人做助手，孤掌难鸣，孤立无援，只好从基层选人来帮助自己。大概王安石的用人标准是用才不用德，所以他的助手吕惠卿等人，很容易就被保守派查出了人品问题，并给改革派扣上了“奸臣”的帽子，保守派自己站到了忠臣的行列。而王安石为贯彻新法，实施的对保守派的一系列打压，正坐实了奸臣的名声。其实，忠臣、奸臣哪能那么容易分辨，十几年后，程颢临终前说：“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吾党与安石等分其罪也。”这真是公允的评判。

司马光在保守派中是作为领袖、旗手的，之所以会成为保守党领袖，有这么几条原因：

第一，他敢言，在知谏院和任御史中丞期间，被他弹劾的有两府大臣，有皇亲国戚，有宦官近幸，有封疆大吏，从仁宗到神宗三代皇帝，他都有劝谏和批评；

第二，他品德高尚，两袖清风，可为保守派树一面正人君子的旗帜；

第三，他性格倔强，百折不回，能把斗争进行到底。

就这样，他和王安石站到了对立面上，并彻底绝交。

修《通志》

在英宗时，司马光为皇帝讲书。历经了仁宗、英宗两朝，司马光感到，明君是千载难逢的，更多的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是平庸之辈，需要老师的指引和教导。以史为鉴，史书是很好的皇帝教科书。只是，到宋朝初期，从《史记》到《旧唐书》的各种断代史卷帙浩繁，人们一辈子也别想读完，何况皇帝还要日理万机呢。所以，整理一部删繁就简的简明通史非常必要。

司马光和刘恕有过一次对话，基本确定了编史的大概方向，当时定的书名为《通志》。在为英宗讲书时，司马光已经完成了从战国到秦朝的编年史，并呈献给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下诏，命司马光编写《通志》。于是，司马光以刘恕、刘攽为助手，在崇文院开设编书的书局。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因为改革派当权，保守党失势，司马光离开了京城，到了洛阳。在司马光离开后，他的两个助手：刘攽，因为是保守党，而且因为诙谐得罪了人，被贬职，离开了书局；刘恕，因为要奉养双亲，也离开了。只剩下一个代替刘攽的范祖禹，而他官小，无法支撑，于是写信给司马光，请示要解散书局。司马光赶紧向神宗请示，请把书局搬到洛阳，自己继续主持修书。在熙宁五年（1072），书局正式搬到洛阳。

之后的十几年里，司马光一直埋头于修书工作，直到元丰七年（1084）冬季，在司马光垂垂老矣的时候，这部大书终于完成。司马光在给神宗的《进书表》中，说自己“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这当然不是司马光一人如此，还包括范祖禹，还有异地编书、当时已经去世的刘恕，还包括没有名字的编修者们。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我们才可以坐享其成地、方便地了解历史。

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小皇帝哲宗赵煦登基，神宗的母亲、英宗的皇后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本就反对新法，于是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在书局里禁锢了十五年，出来后还是固执地反对变法。连上了几道劄子，把新法比作毒药，请求全部废掉，“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

为废新法，司马光简直走火入魔、一意孤行，和当初执意实行新法的王安石一个样。他撤掉了改革派，换上了保守党。但这时的保守党中，也有人不同意他对新法的全盘皆废，比如苏轼兄弟。对此，他把反对废新法的人统统称作奸臣。当初，新法的执行太快，人们思想上没做好准备就被迫接受了，而一些奸邪官吏趁机作奸犯科；如今，新法执行了十几年，有些确实能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也已经习惯，却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同样地，在此过程中，又有一些官吏作奸，百姓遭殃。

司马光在废新法中的不分青红皂白，在一件事上体现得很充分：当初范仲淹在延州改变军队建制，改变了之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每战必胜。后来，范仲淹的部下蔡襄在王安石变法时，据此创将兵法，精干了军队，提高了战斗力。这件事和王安石没什么关系，但因为属于新法，司马光也将其废掉。

朱熹评价司马光“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他原本对朝廷政务就不熟悉，是一个“不任繁剧”的人（也就是干不了实事的人），又远离朝堂十几年，单凭着一腔对新法的仇恨，就不计后果地蛮干。

有人说，做宰相是司马光的悲剧。诚然，我们每个人天赋不同、性情不同，安排在一个地方能成大事，而放在另一个地方就会一事无成，甚至能坏大事。但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多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