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首个开眼看世界的贵州人

低者：林文钦    来源：文史天地

一

春光中，我步入遵义新舟的古村，去拜访沙滩先贤。

登上沙滩村边的禹门山岭，此处不需要以鸟瞰大地的高度，即可整体打量沙滩文化发展的大致源流。放眼那条陪伴村庄成长的洛安河，流淌着黔地水系特有的仁慈柔情。沙滩人文之所以兴盛百年，学者雅士接连涌现，有赖于山水之助。我想正是这条绵长的小河，默默哺育着当地人的灵性和血性，也拓展了他们眺望诗和远方的目光。

从山上转到沙滩路，路旁春花盛放着，馨香沁人心脾。在碧波绿涛的小路尽头，浮现出一座清代公馆——“钦使第”。那房子的青砖、粉墙、黛瓦、廊檐，依稀可见历史的留痕。墙角壁缝因潮润而长出的青苔，显出历史的沧桑和荒寂。时光永逝，公馆的印迹早被风雨洗涤净尽，入驻心田的是沙滩大儒、清代驻日公使黎庶昌。

“钦使第”是黎庶昌的人生起点，也是他的生命归宿。房屋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散发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格调，透射出高雅的人格魅力。沐浴在木质气息中，我品赏着中西合璧的庄园风格，清雅中透着一丝文韵。仰视门楣上的各式木雕，它们彰显着这房子拥有一套独立完整的审美体系，折射着主人高雅别致的情趣。在这里，曾洒下了黎庶昌的儿时欢笑和读书声。他有幸生长的这个沙滩村，是黔北渔樵耕读、文风鼎盛的一方沃土。在这里，他饱受大表哥兼启蒙老师——“西南大儒”郑珍的严谨教示，在程朱理学和经典诗书中汲取营养，在父辈兄长的博识远见中启发心智，终成名闻黔北山乡的学霸。在宽厚的家学家风的熏陶中，他在耕读传家的训导声中成长，立下了“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的少年宏愿，养成了洞察时弊、观事幽微的超强眼力。

走进“拙尊园”，这里是黎庶昌的书房。书橱嵌进墙壁，高达天花板，架上排列着两万卷藏书。拙朴的书桌上，犹摊放着主人翻阅过的卷帙和图册。别小看了这间书斋，当年，它曾被一些学者誉为”黔北文化思辩中心”。如今喧嚣隐去，辉煌谢幕，但风范仍在、馨香长存。主楼外侧，有一条供游客休憩的长廊。来到长廊，向东南方凝望，近处绿荫芊绵、如绣如染，远处池塘波光粼粼，水岸古树参天，天然一幅灵秀风景。自11岁起，黎庶昌就随兄长生活在这房子中，这里的风光渗透他的骨髓，染绿他的神经。无怪乎他在异地为官时，曾无数次发出感叹：在故乡，再没有比沙滩村更心仪的地方了。

乡村的水木清华，滋养了黎庶昌乐于探究的活跃因子，培育了家国大爱的情操。令人称奇的是，山里的狭小空间非但未阻隔他前行的勇气，却挑动了他探索世界的长远目光。

二

徜徉在黎庶昌的书房里，我的目光被壁柱上的《上穆宗毅皇帝书》所吸引，笔风犀利，展现出“为社稷勇谏言、为万世开太平”的书生气概。

出身于厚学重教的书香之家，黎庶昌在少年时代就接触到儒家经典和国家时事，初步认识了清末内忧外患的国情，使得他不断开拓阅读视野，育成奋发进取、刻苦钻研的优秀品质，树立了领土主权、民生教育等文明观念，萌生了立志报国的初心。随着阅历的不断加深，黎庶昌目睹了内兄莫友芝屡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失败，自身也屡遭进京应试的挫折，愈发感到科举制度埋没一流人才的积弊，不时陷入深刻的思考。

遥想1862年9月下旬，正是“狂涛醒乱世”的晚清之秋。此时，黎庶昌已经历了两次乡试的落第，苦于报国无门的他，却意外等来了朝廷下诏求言的转机。客居京城民宅的时日，他满怀壮志地推窗望远，不时甩开长辫子，将其牢缠脖子上。思索多日后，黎庶昌下定决心应诏，以廪贡生的身份写下万字谏言：“窃以为今上乐于求才而疏于识才，急于用才而略于培才，然不知法弊不变，则不可守……”文中一鼓作气陈述了兴利除弊、科学选才的方略，穿透千古，启迪未来。正是这篇唯一应诏的《万言书》，其“为国荐举良才”之建言得到了朝廷破天荒的重视，之后都察院命黎庶昌再添十多条举措加以完善。“昧死而为陛下一言”，“不惟书、不惟上、只唯实”，黎庶昌与因循守旧的王公贵戚们沉默抗争，跟皇帝主宰的专制王朝抗争，展现出沙滩“黔男子”据理抗争、不惜献身的血性。

一纸铮铮谏言，为黎庶昌创造了人生的首次转机，开启了候补知县的宦游路。在入幕曾国藩江南大营的秘书班子后，他历经曾的几番悉心考察，并深得曾氏古文的嫡传。在担任曾的幕僚期间，黎庶昌开始接触西方的“奇技淫巧”，在洋科技中大大开眼。从嵇察保甲到四品道员，黎庶昌以其办事的务实高效，接连得到曾的五次举荐重用。

入仕后的黎庶昌仍多年葆有文雅气度。因饱受沙滩文化洗礼，无论是在知吴江、青浦两县任上，还是出使海外的任上，他都以知书达理的本色担当使命。

   三

回溯历史，时光像掉落的花瓣只留下些许气味，无影无踪，无形无声。又像枯树只留下枝干，那细小的叶片埋进尘封的历史深处，无法触摸，无法捕捉。

徜徉在黎庶昌故居前，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了。

黎先生的半身铜像立于乌亮大理石基上，他望着前方，英气逼人。先生的盖世才华和生花妙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震铄了近邻东瀛，竟奉为“东方奇人”。在引以为豪之时，我又不由思忖：是其高洁的人品陶冶了他的散文随笔，抑或是他字字珠玑的文章抬高了他的人品；或是个人修炼所致抑或是时代风尚使然？对黎先生的一生来说，举足轻重的究竟是外交成就还是文学造诣？我想，当你读过黎庶昌传世文学著作，对他的影响力自有判断。

1876年10月17日，是中国外交史上不平凡的一个日子，这天加速了晚清文化人开眼看世界的进程。

当日，富于挑战的黎庶昌做出了仕途中最明智的选择，转任驻英使馆三级参赞，让中国增添了一位学识渊博的近代外交家。而说到出使海外，在清末的守旧时势中是需要勇气的。时年的士大夫阶层常自诩身处“天朝上国”，并嘲笑出使者的“不可思议”。一些原本入围出使名单的官员，因无法忍受保守同僚的耻笑，心生胆怯而退出。赤心耿耿的黎庶昌则无惧周边的嘲讽，毅然果敢地远渡英伦，成为首个开眼看世界的贵州人。

胸怀远方的黎庶昌，就此走进了中华历史。

沐着西风洋雨，黎庶昌燃起了满腔豪情，其智识也渐渐开悟。在黎的故居展柜中，我看到了颜色泛黄的《奉旨伦敦记》一书，文中记载了黎庶昌出使英国的所观所感，抒写其观念由保守向开放转变的心路历程：“英国之强盛，议者徒知其船坚炮巨，逐利若驰，故尝得志海内；而不知其国中之优游暇豫，乃有如是之一境也。”他参观了兵器、印刷、纺织、造船、制瓷等工厂，看到了各种机器制造业确是富民强国之基础，见证了民主政体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同时看到了西方资本家虽“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但腰缠万贯后却能主动捐助办学、参资公益；感受了英国两性交往不囿“授受不亲”的放达之风，领略了西方男女平等、婚恋自由的文明时尚……在欧洲十国游历中，黎庶昌不由萌生疑问：“引西风东渐海内，戒改国人之陈习，亦复不可？”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原先自己眼中的西方“奇技淫巧”，却是振兴国家急需借鉴的先进技术。

1878年春季，在参观巴黎世博会后，黎庶昌将所见所感记入《巴黎大会纪略》一文，成为我国对海外历届世博会最详尽的中文文献。参观期间，他还登上氢气球，体验了一把凌空飞升的惊险滋味，之后详细记载了气球形制、重量及用法。这次激情的空中经历，强烈激发了他的科技报国之心。

 四

目睹西方近代民主文明后，黎庶昌的观念豁然开朗，不仅消除了原本视之为“夷狄”的成见，还产生了向往倾慕之情。

发现了清王朝与西方国家的文明差距，黎庶昌陷入了沉思，深感祖国被世界潮流远抛后头。于是，他分析出近代中国屡战屡败、弱于列强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以人工， 西人用机器”，机器生产“辟天地未有之奇”。同时，他深感中国落后的体制根源就在于西方是“民政之国”，而中国是“君主专制之国”。

为向国人推介西方风俗民情，黎庶昌编写了图文并茂的《西洋杂志》，广泛传播西方诸国政情、民风民俗、文教科技、礼仪节制、维新变革等新风成就。其中详细描述了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等大城市的繁华，介绍了街道、公园、下水道等建设情况，为学习西方先进技艺起了促进作用。难能可贵的是，饱受儒家理学教化的黎庶昌并不迂腐固执，在汲取接纳西方文明时，没有厚外薄中、扬此抑彼，却谨记托承传统文化之精义，做到了中西文化的兼收并蓄。

作为使馆参赞，黎庶昌受邀观摩了法国议院开会议事和选举的场面，这让素有“师夷之长以自强”的黎庶昌眼界大开，亲见了多党议会制中民主决策程序的开明之象。他将此事记入《西洋杂志》中，向国人提示了“西洋风俗画”呈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背后的政体支撑，急切表达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由此加大了对大清国自强开放的探寻与呼吁，从中萌生推动大清统治者变法革新的民主意识。

因其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狂飙时代，黎庶昌终未能用西方民主科学挽回大清危局。但瑕不掩瑜，他编写的《西洋杂志》逐渐打开了国内进步人士的眼界，为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做了积极的推动，不仅在国内掀起一股思想狂潮，更引发了热血青年远赴海外留学的文明浪潮。

于此，欧美学者对黎庶昌的评价显得较为客观，他们视其为外交精英和学术大儒，在后来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给予高度赞誉：“他或趋向中庸的改良，但吹响了呼吁改革的号角，以否定的辨证法推动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纪元。”

 五

1881年夏日，黎庶昌由天津港起程出海，以坚毅的信念漂向日本。这是他首次担任驻日公使，以二品顶戴之衔出使海外。

他这一漂，就是将近六年，漂出了东渡扶桑的文化外交传奇。

黎庶昌在日本广交朋友，不设界限，且坦诚相见，以其优良的个人修养、博学识广征服了上下文人学士。驻日期间，他与一些日本友人切磋文章，掀起了一股日本雅士对中国诗词、歌赋、书画的学习热潮。当时日本研究汉学的文士对黎庶昌的学识文章和温雅举止十分钦佩，均以能与之结识为荣，纷纷将自己的诗文集求证于黎庶昌并请其作序，其中有《尊攘纪事序》《海南文集序》《燕集三编统序》等篇什。他经常设文化酒会，与日本朝野文士把盏言欢、探讨诗词，从收集的作品中整理出《黎星使宴集合编》，为此深得当地人士敬慕。与日本的文学交往遵循了“经世致用”的理念，促进了黎庶昌与当地上层社会的密切接触，由此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情报，大大改善了对日外交的质量，甚而阻止了一次即将触发的朝鲜国“壬午兵变”。

需大书一笔的是，黎庶昌一些矢志爱国的文化作为，彰显了学者本色。在当时日本友人的帮助及自身努力下，黎庶昌筹措资金搜罗散佚岛国的中国资料，编撰成一部被誉为海外奇宝的《古逸丛书》两百卷。该丛书不仅搜罗了国内遗失的古书逸篇，且在版本目录学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今人编校古籍古书起到重要参考作用，积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对日文化的密切交流，促进了黎庶昌文化外交风格的日臻成熟，这在他服完母丧后二次出使日本中尤为彰显，他的思想由轻视夷狄”之邦迅速转变为重外学中渐。在驻日任期将满时，黎庶昌受到了日本天皇接见并获“旭日大绶章”嘉奖。他启程回国时，送行者纷纷与其握手流涕。后人黎汝谦将其目睹的时年盛况，记载在《黎公家》中：“去之日，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饯至数百里外。泰西各国使臣啧啧称叹，谓为从来使臣返国所绝无也。”由此可见，黎庶昌与日本文人学士的交情之深！

在黎庶昌故居展馆，我见到一块1982年出土的石碑。该碑长一米、宽半米，碑上的铭文婉约清丽、情感真挚，书风颇有行云流水之美。听故居管理者黎培理老人介绍说，这碑文和书法皆出自一位叫藤野真子的日本女子，碑文后面藏着动人的中日民间交往故事。原来黎庶昌出使日本时，与当地汉学家藤野正启相识相知。藤野先生病危时，向黎托付孤女真子。藤野病逝后，黎庶昌夫妇践其信诺，为藤野送葬、树碑、撰墓志，并收养真子姑娘，视同己出。1890年，黎妻赵氏在回国途中染上严重风寒，不幸病逝于湖北嘉鱼。当噩耗传至日本，真子惊叹若狂、不胜悲痛。她为养母赵氏撰墓志铭，记载黎氏夫妇与其父亲的情谊和对她的养育之恩，盛赞赵氏的温厚豁达、勤功书史和治家有方。

碑文中的这一佳话，佐证了黎庶昌文化外交的斐然实绩，更是对日本“学士大夫略涉文墨者，以不知黎公为耻”之说的生动注解。

 六

纵观上下五千年，所谓“大师”者，即指其不仅能洞察所处时代的形势流变，更能预测未来世界的潮流走向。

黎庶昌，就是这样一位有前瞻眼光的大师。身处清朝的晚期，他预判了自己百年后子孙后代的高度和远度。他认为后世人要看得高行得远，需先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良知，方能培育健康成熟的文化人格。

苦于上述的初衷，黎庶昌立即想到要增强国人文明素养，首先要实行国家教育变革。在对封建教育制度有了更多切身体会，加上出访外国见闻的长足积累后，黎庶昌的观念逐渐孕育出变革体制、兴邦强国的思想。为此，他反复上书朝廷、独抒己见。

在故居展馆中，我见到了1883年黎庶昌上书清廷的《敬陈管见折》影印件，其中提出了若干改革国策的意见建议，并创办学堂将其教育改革之构想付诸实施，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开设外语、讲授自然科学知识，这对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及教育实际而言，不啻是一个文明创举。“即异日皇上亲裁大政，顾问亦有折中；自强之本质在于是……”这个大胆的革新建议，较清廷在1901年被迫全面推行的“新政”，足足早了十八年。

1891年，黎庶昌自日本任满回国。他在转任川东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后，效仿西方学制创设川东洋务学堂，“聚颖秀之士凡二十人肄业其中，习中文、英文、算学三科”，以英语、数学为主科，聘请饱学且通洋务者为师，甚而他自己亲自授课，讲解东西洋各国概况或讲授古文等传统文化。后又出资创建云贵会馆和洋务学堂，选拔优秀学子赴伦敦留学，开西南子弟留学的先河。这些洋务学堂中，造就了邹容、杨沧白、蒲殿俊、杨锐等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把中国的文明史翻至新的一页。

1896年，黎庶昌因甲午之战清廷战败，忧愤至极而致病，未久在沙滩老家郁郁而终。他谢世后的次年，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若说这次变法是对社会彻底变革的呐喊，那黎庶昌历次上书又怎不是社会革新的舆论先声，谭嗣同诸革命志士洒下的碧血中，又何尝没有他的一脉热血呢？

有人或许会发问：黎庶昌并未为变法作出直接贡献，何来民主革命“先声”之美名？我想说的是，思想先于行动，黎先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去积薪引火，旨在让接力者点燃希望之薪。而这引火者，有如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可谓功莫大焉。

若说沙滩文化是遵义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人格的坐标，我眼中的黎庶昌就是这坐标上的一座灯塔，其民主科学的思想辉耀着无数的后来者。君不见，他身后的黎汝谦、黎尹骢、黎焕颐、陈沂等一批沙滩籍学士大师如雨后春笋长出，其家学文脉绵延至今？

走出沙滩村，已近中午时分，太阳的手轻轻地抚过我的头顶。我的思绪仿佛如茧抽丝绵绵不绝。山，到达一定高度已不仅仅是一座山；人，进入文化境界已不单单是一个人。黎庶昌离世虽已逾一百二十年，而先生那如炬双眼发出的深邃眸光，正照耀着我们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力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