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翰林批评皇帝的后果

翰林院，又称词林、玉堂、馆阁、翰苑，是我国唐朝初期设立的一个集学术、政治、文化功能于一体的官僚机构。它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立而出现，并不断完善，不断强化，亦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废止。从唐至清，绵延了一千多年。唐代的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虽非正式的官职，但是接近皇帝，常与皇帝在内廷商议朝政，草拟诏书，权力很大，号称“内相”。宋代，设立了众多的殿、馆、阁，并且任命一批学识渊博、声誉卓著的文人士大夫担任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且殿阁大学士地位之崇高，俸禄之优厚，仅次于宰执大臣。元代虽为蒙古人入主中原，但是依然设立了翰苑机构，号称翰林国史院，其掌院大臣称翰林院使，秩正一品，有权参议朝政。明代以降，科举制度高度发达，翰林院的地位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明成祖朱棣设内阁，都为翰林院官员参与机务提供了契机，使得翰林官员的政治地位陡然提升。

早在朱元璋攻占南京、号称“吴王”的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在自己的辖区内，便设立了全套职官机构，任免人才，巩固统治，这其中，就包括了翰苑机构。《明史》卷七三《职官二·翰林院》记载：“吴元年，初置翰林院，秩正三品，设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其后，建文朝、永乐朝，对于翰林院的官制多次调整。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京官”记载：“翰林院，设正官，学士一员，侍读学士两员，侍讲学士两员。首领官，孔目一员。属官，侍读两员，侍讲两员，博士五员，典籍两员，侍书两员，待诏六员。史官、修撰三员，编修四员，检讨四员。提督四夷馆官一员。”因为《大明会典》为明代官方所修的政治制度典籍，非常权威，其记录的制度较《明史》更为可信，由《大明会典》可知，明代的翰林院设官，多为文学侍从之臣，从官职的名称上可以看出翰林院是朝廷专司笔札文翰之事的机构，如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修书之事，皆奉敕而统承之。但是，明代帝王高度重视的翰林院，职掌非常广泛，远非单纯的考证制度、典章研究、经筵日讲。这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赐给翰林官员的《御制诰词》中可见一斑。明代大儒、曾执掌南京翰林院的黄佐在其所著的《翰林记》中收录了这些诰词，“国初百官除授，各有诰敕，循宋制也”。赐给翰林侍讲学士朱升的诰词曰：“备顾问于内廷，参密命于翰苑。”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授翰林学士陶安诰有曰：“国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辅，用能张其纪纲，宣其表仪，正其名位，善其辞命。基图以大，国家以安。”又曰：“开翰林以崇文治，立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用是擢居宥密，俻职论思。兹特赐以宠章，用贻国典。尚其勤于献纳，赞我皇猷，综理人文，以臻于至治。”这些诰词虽然有点文绉绉的，但是诰敕中所提到的“备顾问”“参密命”“张纲纪”“崇文治”“论思献纳”“赞翊皇猷”等等，无疑十分明确地点明了翰林官员执掌之重要。如果说，明朝建立之初翰林职掌还偏重于“综理人文”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在洪武朝后期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翰林记》卷八《责尽言》记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编修戴德彝晋升侍讲，朱元璋告谕他“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镋论，补益当时，名闻后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朕擢用之意。”可见，连乾纲独断的朱元璋，都鼓励翰林官直接参与政务。

而鼓励翰林参政的趋势，在洪武之后，仍在持续并有所发展。明惠帝朱允炆即位不久，即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旋晋侍讲学士，“国家大事辄咨之”，并很快成为建文朝的决策成员之一，经常命方孝孺在御前批阅群臣奏疏。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选解缙、黄淮等心腹翰林七人，入直文渊阁，参决机务，“六部大政，咸共平章”，解缙、黄淮这帮翰林儒臣侍候朱棣左右，以备顾问，经常通宵达旦，即使皇帝已经睡下了，他们也不离左右，坐在皇帝龙榻之前，与皇帝商议军国机密，由此可见，解缙、黄淮等人已成为永乐帝的心腹和决策参谋。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三人与翰林儒臣的亲密关系及其授予翰林近臣们的权力来看，明代翰林院的职掌非常博杂，涵盖了制作诏令、修著国史、参议朝政、平驳奏章、经筵日讲、备皇帝顾问，此外，还包括纳谏忠言、品评人物、荐举贤才、提点科举等。由此观之，明代的翰林院职掌广泛，政治地位崇高，不是一般的衙门可以相提并论的。故明代的士人中进士之后，最期望得到的职官就是翰林官，其次才是科道官，再次为部属官，最末才是州县官。

待到洪熙、宣德及正统朝前期，更是有了杨荣、杨溥、杨士奇担任内阁成员的“三杨内阁”，他们以公孤官（三公、三孤等一品荣誉官职）的官衔入阁办事，朝会时位在六部尚书前面，加之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君臣关系融洽，亦师亦友，所以使得翰林官员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号称“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在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之后，内阁大学士已成为事实上“百官之表率，朝廷之观瞻”的辅弼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而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多由翰林官升任，使得内阁大学士几乎成为明代翰林官员的专利，因此明代翰林官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翰林官员作为皇帝的清华近侍，既以论思、纳谏、备至尊荣顾问为职，那么针对重大的朝政问题，出于报效朝廷、尽忠皇帝的本意，向皇帝上疏纳谏，依旧会有着极高的政治风险。毕竟并非明朝的每个皇帝都是明君，也并非每个明代帝王都能察纳雅言，善于改正施政的不足与过失。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癸酉，翰林院修撰罗伦上疏议论大学士李贤的“起复”事件，因为言辞激烈，在议论李贤的同时，也间接批评宪宗皇帝，导致明宪宗勃然大怒，特旨调罗伦于外任，圣旨内容为“罗伦枉妄粗疏，难居近侍，吏部其调除外任”，遂黜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在这起事件中，当事者有三人，一为精明的大学士李贤，一为昏庸的宪宗皇帝，一为憨直的新科状元罗伦。大学士李贤，历仕明英宗、景泰帝、明宪宗三朝，不仅为官资历老，而且熟悉国朝典章制度，为人聪颖机智，有治才，故居内阁重地，且颇得帝王信任。但因为父丧，需要守制。而宪宗下旨夺情起复，引发了朝臣的议论。宪宗皇帝因为刚继承大统没有多久，需要大臣李贤来帮助处理内阁政务，治理国家，故命令李贤夺情起复。刚刚进入仕途，没有丝毫从政经历的罗伦，凭借一股书生气，对宪宗皇帝上疏劝谏，在得罪大学士李贤的同时，亦得罪了宪宗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罗伦被迁转外官，由近侍之职的翰林修撰外迁担任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可谓不幸至极，同时也导致罗伦之后的仕途也是异常艰难，很难有大的起色。罗伦事件，属于典型的忤逆圣意，内批外转。

明宪宗朱见深实属昏庸，可是当时的翰林官员群体却多耿直之士，大明成化三年（1467年）十二月辛丑，翰林编修章懋、黄仲昭，翰林检讨庄曰永等三名翰林官员，从“国家多难，民力维艰”的角度出发，要求明宪宗取消元宵节的灯展，原本是一项比较好的提议，却引来宪宗皇帝的不满，认为章懋等三人，不通典故，有违人伦，不配职居近侍，他说：“元宵张灯，儒臣应制撰诗，历代有之。祖宗以来不废此典，朕今视旧减省，止存其概，以奉两宫圣母，岂至妨政害民？懋等不通典故，妄言讥议，难居文翰之职，命杖之，调外任。”在《明宪宗实录》卷四九“成化三年十二月辛丑条”这则史料中，三位翰林院官员，以当时复杂的军情（今两广弗靖，四川未宁，辽东贼情难测，北虏尤当深虑）、灾荒（江西、湖广亢旱数千里，民不聊生）、财政匮乏问题（公私匮乏计无所出，可为寒心）为出发点，替朝廷着想，不计个人安危、前途，向皇帝进言，建议取消上元节的灯展。却被昏庸的明宪宗认为是妨碍自己给皇太后尽孝，以这三名翰林官员“不通典故，妄言讥议，难居文翰之职，命杖之，调外任”的结局来收场，真的是令人非常痛心。

宪宗朝如此，武宗朝又如何？正德九年（1514年）九月庚午，翰林编修王思被正德皇帝朱厚照中旨降为广东潮州府三河驿丞。由清华的近侍官，被外转担任远方杂职，令人感慨万千。原因很简单：“时上狎虎被伤，阅月不视朝，群臣无敢言者。思谓同官曰：臣事君犹子事父，父有疾子不可不问安，有过不可不谏！即具疏以上，待命数日留中不下，但降旨令降远方杂职，前此言事谪官者，内降率有谴责语，至思不然，盖讳之也。”在这则史料中，耿直忠心的翰林编修王思因为针对荒唐的正德皇帝玩弄虎豹而被咬伤，整月不上朝的胡闹以及怠政行为上疏忠谏，但是却并没能引导武宗皇帝回归正途，自己也被武宗皇帝内批外转地方担任驿丞。不过，武宗皇帝到底心虚，虽内批外转王思任地方杂职，但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谴责这位翰林官员。王思不计个人前程，为国尽忠的做法，无愧于翰林官作为皇帝近侍的特殊职责，以忠言谏帝，力图补益时政，虽没有成功，但是却在尽臣责的同时，成就了自己的名节。王思祖籍江西泰和县，为明朝吏部尚书王直的曾孙。被贬为潮州三河驿丞后，政治上陷入失意状态。当时名动天下的阳明先生王守仁刚好在赣州讲学，于是王思便跟从游学，双方结下师生之缘。之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守仁讨伐宁王朱宸濠叛乱时，曾檄令王思参赞军务。明世宗继位后，王思被召回翰林院恢复原职，并充任经筵讲官。

相比于喜欢游猎、不重社稷的明武宗，以“兄终弟及”方式继承大统的嘉靖帝则醉心修道。但是嘉靖帝权力欲望强，也富有政治手段，性格呈雄猜独断之势，对于敢向自己提意见的翰林官员，惩戒手段更加的惊人。他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登基不久便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内阁文官集团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严重争议，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继嗣”派要求明世宗以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为皇考，改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而明世宗则坚持以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当时观政进士张璁揣摩嘉靖帝的心意，上疏指责内阁群臣的非礼，提出了“继统”的理论。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为生父兴献王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杨廷和之子、状元、翰林修撰杨慎亦称：“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翰林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随后200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意图使皇帝屈服。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8人，下诏狱，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86人停职待罪，因廷杖而死的共16人。这16人中就包含武宗朝被外转、嘉靖朝召回不久的翰林编修王思。而“继统”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大学士、六卿，如张璁、桂萼，二人因迎合嘉靖帝而被从南京闲曹召还京师，先后以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和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秉持国政。

明代主政时间最长的明神宗朱翊钧对待官员群体的纳谏则比较另类。万历朝的前10年，在帝师张居正的主持下，施行新政,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号称“万历中兴”。但是在太师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则有了怠政的嫌疑。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朱翊钧蛰居后宫，轻易不与朝臣见面，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产生争执，索性30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翰林出身的礼部尚书冯琦在奏折中评价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怠政：“夫朝政未肃者，病在人情之惰；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风之贪；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行迹之疑；而其要在于服人心。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结之人心，一朝令其涣散至此乎？古称成汤改过不吝，非是圣人无过，惟圣人乃能改过耳。汉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经乱而悔，千古更有何人？以圣主当盛年，一日不悔即汉唐，一日悔即尧舜。章疏可一日发，缺官可一日补，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罢也。陛下何惮一日之发，不以成万世之业，立万世之名乎？”在这则奏疏中，冯琦针对朝政弊端，提出了解决措施，并希望明神宗能效法前代明君，追悔过往，奋起改革，勤于朝政，批阅大臣章奏，补充空缺职官，革除骚扰百姓生产生活的弊政，以收拾人心，澄清吏治与朝政。可谓衷心一片，但是上疏却泥牛入海！

明代翰林官员给皇帝进谏，是有传统与和渊源的，《翰林记》记载：“圣祖（朱元璋）立国，不设谏官，使人人皆得以尽言，而尤责备于近侍。”明太祖不设专门的谏官，从而使得人人都可以给朝廷建言，以开言路，以广聪明，翰林官作为皇帝最为亲近的近侍官员组成部分，尤为受到皇帝的关注和器重，因而太祖鼓励翰林官给皇帝进谏。但是朱元璋之后的明王朝的历代帝王，性格各异，对于翰林官员群体发挥的政治作用，也都持不同看法，如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都非常重视翰林官员的辅政、进谏、论思、备顾问的作用，这些帝王对于心腹翰林儒臣的建议，绝大部分能都接纳施行，而到了明宪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之际，帝王们权力意识大涨，多为乾纲独断之主，耽于享乐、游猎、玄修、理财，不能说是无心治国理政，却也称得上一心多用，绝非英主。秉笔太监主导的“司礼监”与大学士们主导的“内阁”成为了代行皇权的两个顶级中枢机构，翰林官员群体所能发挥的辅政、进谏功效，则日益削弱。因此明代中后期帝王们对于翰林官员的建议，多持排斥态度，如明宪宗、明武宗将上书劝谏的翰林官员外转，明世宗杖杀劝谏的翰林官员，明神宗虽然不像祖父明世宗那样杖杀翰林官员，侮辱士大夫的人格，但是数十年不上朝，对于正直翰林官员的章奏一律留中不发，因此也属于不重视翰林官员群体的一位帝王。

翰林官员群体作为皇帝法定的智囊、顾问、秘书群体，权司颇重，但是在帝王专治的皇权时代，能否真正地发挥辅弼朝政的作用，依旧需要依赖皇帝本身。皇帝本身如果贤明勤政的话，翰林官员群体就会对朝政发挥良性的辅弼作用。但是，如果帝王昏庸无道，作为皇帝智囊、顾问、秘书群体的翰林官员们为了朝政的良性发展，亦必然会与皇帝发生冲突，从而成为明代帝王外转、贬斥、打压的一个重要群体。

作者：石 磊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