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师大风潮：校风失坠之际的“饭碗问题”

1924年2月底，杨荫榆被教育部任命为女师大校长，很想整饬纪律，改进校风，为女界赢得荣誉。但她没有党派可以依靠，她潜在的对手不但强大，而且善于运动。她在性别歧视还极为严重的年代出任女师大校长，处境非常危险。

春节期间读符杰祥的《文章与文事：鲁迅辨考》（上海三联，2015年），读到《李世军日记中的钱玄同师》一章中钱玄同关于历史与小说关系的高论，尤多感触。钱玄同的日记不是写出来供人观赏的，也可以用来发扬“疑古”先生的遗意，探究二十年代北京学界真相。

1924年2月底，杨荫榆被教育部任命为国立北京女高师（后改称女师大）校长，3月初正式上任，据钱玄同日记，办理交接手续是在3月11日（1924年3月11日：“女师因今日杨荫榆接印，放假。”《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册，576页）。杨荫榆“接印”后，很想整饬纪律，改进校风，为女界赢得荣誉。在一个男权社会真正办好一所女子大学，还有诸多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女师大还没有独立性可言，教学严重依赖来自外校尤其是北大的男性兼课教师，校方应该聘请更多专任教师，由他们开课，形成自己的教学特点。但是北京国立高校自从1919年秋季以来不断爆发教师“索薪”、“发现”（给发现金）运动，有些教师领不到足额薪水，就想办法到其他学校兼课，补贴家用，这是实实在在的“饭碗”问题。女师大想专聘理想的教师，也要防备兼课教师掣肘。假使后者在北京教育界经营多年，广有培植，校方就不能有所作为了。杨荫榆没有党派可以依靠，她潜在的对手不但强大，而且善于运动。她在性别歧视还极为严重的年代出任女师大校长，处境非常危险。

国家财力不济，发不出教师薪金，固然不该，但是辛亥以来，不管由谁当政，都无法保证教育经费（甚至现在有的地方政府还欠教师工资）。借教员“索薪”之力推翻内阁的政客，自己组阁，依然欠薪。教师动辄维权停教，故意造成学生在校失学，以此为谈判筹码，在教育界内部也引起争议。比如钱玄同私下对“索薪”很有意见。1923年1月18日，蔡元培以政府干涉罗文干案为由在《晨报》发表启事和辞职呈文，钱玄同读后大有感叹：

这种表示是极应该有的，年来八校凡有对于政府的交涉，总是索薪问题，薪固该索，但大于索薪之事竟绝不闻对于政府有所交涉！蔡先生此举，不仅保存了自己的人格，实在也保存了八校的人格。那麻木不仁[的]学生和利欲熏心的教职员，被这吗啡针打了，或者可以稍稍转机，使 “五四运动”之精神复活乎！（《钱玄同日记》，中册，第500页）

钱玄同用“麻木不仁”和“利欲熏心”来形容学生和教师，说明各校校风已经很不堪了。1月23日蔡元培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见报，此文“真意究属何在”（《蔡元培年谱长编》，高平叔撰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卷，614页至615页），是当时报社记者死死追问的。宣言谴责的不只是彭允彝等“当局的坏人”，这是后来很多相关著作、论文失察的地方。蔡元培说，那些“胥吏式机械的学者”在做财政、外交和文化事业的装饰品，只要“有饭吃，有钱拿”，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他重复了自己一年前对教师罢课的态度：

去年春假，教职员联席会议，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请八校校长出席发表意见。我那时候声明我的意见，以为教育费不发，教职员无论为教课上进行障碍，或为个人生计困难，止须教员向校长辞职。若教职员辞职的多了，校长当向政府辞职。我想这种辞职的效力，要比罢课与包围教育当局还大得多。……

……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612页至613页）

蔡元培不合作，辞职离京，也是挑战“胥吏式机械的学者”：你们为什么不愿去别处高就？1917年年初以来，蔡元培一心创立一所致力于学术的大学，一再失望。在他不愿意见的人当中，难道就没有极少数能争善斗的北大教员吗？蔡元培的行动引发了陈独秀和胡适的争论，显然陈独秀还不够细心,胡适不怕干众人之怒，他在《蔡元培和北京教育界》里说出了蔡元培想说的话：“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大出版社，2013年，第11卷，103页。原文有重点号）钱玄同则从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里辨析出针对知识阶层的音调来，他在当天（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的智识阶级，是怎么样的人！劝他实行不合作主义，不但是对牛弹琴，实在还是与虎谋皮。他们除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底下一句用不着）以外，还有什么人生观！他们只会索薪罢了！要他们暂时牺牲高官厚禄，如何做得到！”（《钱玄同日记》，中册，505页）教师索薪，只为稻粱谋，钱玄同不以为然。可是当浙籍同事催他罢课，他未见得有勇气说“不”。教师失态，学生看在眼里，更无心于学。他们学问舍得放弃，文凭和资格却不愿牺牲。蒋梦麟笔下这类学生不限于北大：“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蒋梦麟：《西潮》，香港学风出版社，无出版时间，134页）校风失坠之际，教师和学生也会两相利用。

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又赖在学校不走，他们一方面“索薪”罢教，同时又在教育市场上抢夺其他学校的兼任职位。既得利益者形成排他性的关系网，四出兼课，占尽优势。钱玄同1924年4月24日的日记泄露了把持北大国文系的几位浙籍教授的机密。那天下午，北京刮风，灰沙漫天：

郑介石来柬，赴钱粮胡同之聚寿堂晚餐。初不知何事，比往，始知客人止有四人：玄同、尹默、兼士、幼渔是也，为商量保全女高师之饭碗问题，因拟先发制人，与杨为难，真是无聊之极。如此大风，叫人赶来尝此苦！（《钱玄同日记》，中册，582页）

“杨”就是新任校长杨荫榆。郑介石（1896-1968）名奠，浙江诸暨人，是钱玄同、黄侃学生，1920年北大毕业，留预科任教，后在女高师兼课。郑奠发柬联络北大师辈人物聚会，出主意的人未必就是他。“尹默、兼士”即沈氏三兄弟中的“二先生”、“三先生”，“幼渔”为多年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这时他也兼任女高师国文系主任。四位客人都是北大国文系教授（沈兼士也是国学门主任），同在女高师兼课，同为浙籍。二沈一马当时还是北大评议会成员（1923年秋至1924年秋，三沈中的老大沈士远也入选）。二十年代的北京教育文化界，浙籍的三沈五马二周势力广大，贡献则因人而异。郑奠在女师大国文系也是重要角色，继马裕藻当过主任，1925年5月26日为配合次日见报的七教授反杨宣言宣布辞职。1925年12月女师大复校，第二年年初各学科主任聘定，郑奠依然是国文学科主任，而且跻身清一色男性的评议会。从来没有人说，这是男权压迫。集体无意识无远弗届。

这是笔者看到的最早的反对杨荫榆的聚会，也是为时一年多的驱杨风潮的青萍之末。从此它将利用复杂的气温变化汇聚更大的能量“蹶石伐木，梢杀林莽”。从钱玄同的这则日记推断，席上另四位北大同事担心杨荫榆另聘专任教员，故有此举。发难的途径不外是运动教员和学生，假借名义，攻讦揭发，损坏她的名誉，动摇她的地位。他们躲在暗处观察，随机应变。一旦杨荫榆处境尴尬，自然不敢将他们解聘，甚至还会乞援。汲汲于维护兼职利益，不像正人君子，因此必须说自己讲是非，要人格，对方只计“饭碗问题”。杨荫榆从上任到辞职的这一年七个多月时间里，罪名繁多，归根结底，她是“可恶的人”，要钱不要脸。大量声讨杨荫榆的檄文都设定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的前提，着力描状她死抱“饭碗”不放的丑态：“杨氏深为利禄所蒙，希图恋栈”；“竟为利禄所蒙，置若罔闻，希图在校，日延一日”；“个人饭碗之把持”；“自拥虚号，专恋脩金”（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274、273、277、281页）。如果现在还有专家到这五位但求“保全女高师之饭碗”的学问家（或应将钱玄同排除在外）那里了解为什么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必定满载而归，复述那一大堆理由，也是很见“研究”功力的。

但是“先发制人”也必须看准时机和对象，顺势而为。蒋梦麟1919年7月作为蔡元培的个人代表到北大代理校务，以沈尹默为主脑的部分浙籍教授将蒋梦麟视为黄炎培和江苏省教育会以及以该会为中心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和中华教育改进社（1921）打入北大的楔子（蒋也是浙籍，留美归国后为江苏省教育会工作），派系意识更趋坚硬，与李石曾一系互助就在预料之中。蔡元培与江苏（当时上海属江苏）文化教育界人士比较相投，也招来嫉恨。1923年年初，蔡元培辞职未获准，南下不久竟与陈大齐、蒋梦麟发起筹建杭州大学，后远游欧洲，名义上依然是北大校长，这段时期蒋梦麟第三次代蔡元培主持校务，非常艰难。杨荫榆是江苏无锡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修教育学（蔡元培1921年6月2日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晚上出席纽约全体中国留学生欢迎会，3日晚留美北大同学会请朱经农、杨荫榆和冯友兰等人做报告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状况，蔡元培出席报告会，并将报告书携带回国。留美北大同学会为报告会周密筹备，事先请多人分担题目，从事调查，供蔡元培参考。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405页），蒋梦麟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都是在该校读同一专业获博士学位。打击杨荫榆，其实也有向蒋梦麟和江苏派示威之意。沈尹默长于机谋，绰号“鬼谷子”，钱玄同背地里说过，鬼谷子是阴谋大家，起这么一个诨名，岂不是自己去找骂（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414页至415页）。聚会那晚各人的发言，尤其是沈尹默的分析和妙计，可惜失记了。钱玄同称密谋“无聊之极”，心底里是厌恶的，但是与座上诸位同事多年，且留日时同为章太炎的门下（沈尹默并未从章太炎学，但也算是章门子弟），早已结成北大国文系的浙江帮，不便公开表示厌烦。他在鲁迅逝世后特撰《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称周氏兄弟在日本翻译《域外小说集》，“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2卷，1986年出版，519页）。在自己和朋友身上，即使看到这些恶劣品质，也不敢发露，也只会用“叫人赶来尝此苦”之类的文字马虎过去。徐志摩希望自己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他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有这样的意识，有助于形成“对事不对人”的正气。帮派成员的是非以人我而定。

钱粮胡同的餐聚四天以后，即4月28日，女师大化学教授张泽垚（复校后的评议员）联合其他十四位教师致书杨荫榆，表示不能与她共事，并列举她“刚愎背谬之点”。这背后应该有郑奠的奔走协调之功。杨荫榆的第一条罪状是“藐视评议会”：

评议会议决，否认部派董事会，致函先生，请转呈教部，即日取消。而先生置之不理，后经郑介石先生当面质问，当时先生良心未能尽泯，亦允转递，迄今多日，未见呈部，究不知先生何意也？查评议会为学校立法机关，议决之事，校长岂能压置不理，而先生竟公然谓已经置之抽屉，藐视评议会，如此尚复成何事体，其为不按章程，率意妄行之点一。（《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46页）

原来两个月前（2月23日）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规定校长可以聘任教授，而且国立大学必须设董事会，其职权要比校评议会更大。董事会由校长、部派董事、聘任董事（第一届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组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1991年版重印），174页]。教育部的本意是想主导国立高校的发展，在财务上加强管理与监督。女师大评议会拒绝承认教育部所派董事会，写成文字，特请新任校长转递教育部,此举毫无建设性，也缺少诚意，纯属刁难。郑奠公开责问杨荫榆，丝毫不顾她的体面。他资历浅，站出来说话比较方便，杨荫榆掂得出他身后那些浙籍教师的分量。这几个招数都有策划的痕迹。公开信的关键点是俄国庚款的分配，笔者已在《处事以公而转毁之曰私》（《上海书评》2015年9月13日）一文论及。十五位教授与校长吵翻，立即拿学生当人质，开始罢教，又体现了蔡元培所说的“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的基本特点。公开信上并没有四位在聚寿堂商议大事的浙籍北大教授的名字。杨荫榆暑假后组织起新的校评议会，激起更大反弹，此处不论。

5月9日，钱玄同日记有“午后郑介石至我家来访”的记载。在这次先发制人的行动中，郑奠是个重要的联络人员。5月13日的日记又出现郑奠的名字：“郑介石请在忠信堂吃晚饭，我因其必是商量女师事，故不往。”（《钱玄同日记》，中册，584、585页）这几位浙籍兼职教员聚会数次，犹嫌不足，钱玄同心里不想参加。“必”字反映了他的情绪。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发现，1924年5月21日晚，鲁迅应邀赴女师大调停，可见他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中立的，双方均可接受。究竟是否中立，不得而知。鲁迅与四位北大浙籍教授相熟已久，堪称同门，与马裕藻（以及他家人）的交情尤其深厚，闻知（或猜出）他们为兼职“饭碗”在背后“与杨为难”，也很正常。杨荫榆居然度过这第一道难关，说明得到众多同事的支持，但是她身边的定时炸弹，总是要爆炸的。

那年暑假开始了。浙籍兼职教师保住了下一学年在女师大的饭碗，还不敢造次。7月11日：“午介石请在东华吃饭，为女师事也，同席有二沈一马。”（《钱玄同日记》，中册，594页）席上的人物与4月下旬刮风沙的那天完全相同，看样子“女师事”还未消歇。此后钱玄同日记里就没有再记下这类招宴。也许他犯了好“唠叨”的毛病，不大配合，那么郑奠就不再麻烦他了。郑奠的纪念文章《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斗争》发表于1956年10月19日的《文汇报》，他一字不提自己如何先于鲁迅参与酝酿风潮，风沙天里任劳任怨，也是发扬“事事谦退”（郑奠形容鲁迅复校后用语）的风格。他在1952年加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逝世。

女师大1924年秋冬再起的学潮未见于钱玄同日记。李石曾落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首届董事会江苏人确实偏多），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出宫，易培基在黄郛临时摄政内阁出任教育部总长，中俄庚款委员会人员确定，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马裕藻、钱玄同等北大教授积极参与接收故宫，这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段。1925年1月中旬，学生自治会决定驱杨。上一年春季的风潮，由张泽垚等教师不与校长合作而起，这次学生上阵，也像有人幕后牵线（那届学生自治会成员基本上来自国文系同一班级，详见许广平《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环境变了，兼职饭碗不再是主因。春节后新的学生自治会继续贯彻反杨方针。1925年2月1日（年初九），学生自治会在来今雨轩招待新闻界，张平江为会议主席，发表驱杨第二次宣言，在第四条罪状（“援引私人排斥异己”）下，出现马裕藻和郑奠的名字：“杨氏因己无学，故特忌才，对于博学宿儒，如夏元瑮马裕藻郑奠等先生，则以异己排斥之，且誓云三数年内不招文理科，故夏马等不屑与之伍，多相继引去。”（《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79页）夏元瑮为北大理科学长，也是浙籍（夏曾佑之子）。马裕藻和郑奠与杨荫榆的对立已经趋于尖锐，但是他们留在女师大国文系教书，并没有“相继引去”，或许此时马裕藻不再担任国文系主任，由郑奠接任。

下面是钱玄同1925年日记中与杨荫榆和学潮相关的文字：

4月20日：“晚杨荫榆请在西安饭店吃饭。”（《钱玄同日记》，中册，634页）钱玄同赴宴，一般都会列出同席者的名字，这日未记，说明杨荫榆很可能只请了他一人。钱玄同不满于郑奠等人的暗中活动，或者已经有所流露，杨荫榆是否想通过他来化解矛盾？两人的对话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了。

4月24日：“鲁迅所办之《莽原周刊》于今日出版。下午在北大晤鲁。据别人说，他近来愤慨之至，大有鼓吹革命之意云。”章士钊十天前以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招致很多批评，但是他的新旧调和一说，更接近实际情形，绝对的新和旧，就像不与过去相连接的现在，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鲁迅“鼓吹革命”，当有具体所指，这是他与沾染旧习很深的鬼谷子们不同的地方，让人钦佩。钱玄同也以为新旧绝无调和余地，主张“东方文化连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盘承受”（《钱玄同日记》，中册，580页），故而日记中多有责难章士钊的文字。杨荫榆只是强调现代教育所要求的纪律，似无反对白话和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女师大学生演话剧还是出了名的。

5月5日：“午至春华楼吃饭，晤幼渔。下午在舍，精神甚为颓唐。”此前钱玄同和马裕藻数度约在春华楼吃饭（如1924年1月8日、9日，1925年1月6日），这次大概也不是偶遇。钱玄同精神颓唐，是女师大事吗？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将在两天后的女师大国耻纪念会上演讲，杨荫榆出席，被公开羞辱，遭暴力驱赶。李、吴等国民党元老默允、鼓励粗暴野蛮的一幕在眼前发生。抗议外侮的集会转化为内部无情倾轧的平台，国耻反而退居二线，这才是最大的耻辱。

5月9日：“女师因五七日开纪念会，杨荫榆到场，学生不承认她为校长，令之退席，她大怒。次日开除学生六人，遂酿风潮。学生决心驱杨。今日下午三时有赵世兰、孙觉民走访，请问意见。”（《钱玄同日记》，中册，637页）钱玄同不在现场，听人转述。“令之退席”中的“令”字用得老实，不像七教授（聚寿堂晚宴的四位北大教授加周氏兄弟和李石曾一系的李泰棻）《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中的“劝”字（“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那么文明圆滑。

5月11日：“他[黎锦熙]说女师大昨晨已开大会驱逐杨荫榆。现在学生把守大门，大门口贴有开除校长等布告。事已至此，调停亦无望。明日下午四时学生又需开大会，要请教员们到场表示意见，但这大可不必去，拟明日下午一时到女师大向自治会代表声明意见可也。”请教员“表示意见”，无非是当场逼迫他们站队。“大可不必去”五字道出了钱玄同不想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的心思。

5月12日：“一时至女师大，与劭西[黎锦熙]、逖先[朱希祖]及林砺儒四人请了自治会代表来，向她们说我们决不罢课，一定照常上课。此外暴力之来，老实说是无力抵御的。而四时大会竟不到了。”钱玄同与这三位教师约好一起向自治会代表表态，只说照常上课，仅此而已。他（们？）未出席大会，与积极支持被除名学生的教师保持了距离。学生封校长办公室时已经对室内办事人员使用暴力，故有“暴力之来”一说。鲁迅那天下午与会。

5月13日：“下午至女师大，她们说今日三四时顷开评议会，恐怕杨荫榆要来，非守门不可，故遂不上课。……本来今日国文系应于下午四时开会讨论劭西所拟之《女师大国文学系四年学程草案》，因有此变故，故由幼渔提议改为讨论国文教员对于学潮之办法。到者只有六人：钱、马、沈三、黎、鲁、王璞也。又到了理科主任文范村元模来。商量结果，先由黎、文二人以主任资格去向杨荫榆抗议开除学生之不当及违法因由评议会议决也。仍由该二人以友谊资格‘劝退’。”[《钱玄同日记》，中册，638页。根据教育部1919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第二十条，校长有权直接命学生退学。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172页]学生防杨荫榆进校，在校门里面守备，自行取消上课。马裕藻提出动议，改变国文教员开会的性质。“沈三”即沈兼士，他一直是“饭碗问题”相关者。“鲁”即鲁迅，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校潮的语境中。鲁迅两个月前已经开始与许广平通信，卷入学生自治会的驱杨倒章运动，钱玄同不知内情。当时女师大文、理两科的主任是黎锦熙和文元模，由他们出面与杨荫榆交涉，提出抗议并劝她退位，好像说得通，但是这六位国文教员都是兼职的，有何资格代表全体教师做出这个决定？女师大评议会不是非法机构，校长的去留，怎么可以完全避开评议会不顾？“以友谊资格‘劝退’”中的“友谊”一词十分醒目，可爱、阴狠。

钱玄同是署名《宣言》的七位教授之一。《京报》发表《宣言》是在5月27日，星期三。日记中不见任何关于《宣言》的记载。他乐于让老朋友借用自己的名字吗？那天钱玄同在女师大有课，但是心里不踏实：“下午女师大，因怕麻烦，故仍未去。”（《钱玄同日记》，中册，640页）钱玄同卷入风潮，心里不大情愿。他发表过很多偏激言论，不是胆小怕事的人，这时犹豫、回避，主要还是自己清楚整个事件的缘起，心里不备道义的底气。

8月1日，钱玄同从当天晚报读到女师大消息：“杨荫榆今日奉了章行严底命令，竟带了武装警察到女师大，解散自治会、开除三班生、封锁寝室、断绝饮食，荒谬至此，我何能再与她合作。拟明日在《京报》和《晨报》上登一启事，以表明态度。”晚报使用的是煽动语言。李四光是杨荫榆8月1日返校的目击者，他留下的证言却是：那些巡警是“卸除武装的”，他们“张开大口换班打哈欠”。

次日午后他到《京报》和《晨报》登一声明。“钱玄同声明：从十四年八月一日起，我不再做被杨荫榆聘请的女师大底教员。”（《钱玄同日记》，中册，649页）

钱玄同日记中没有提到几天之后杨荫榆辞职。他在8月1日晚报上等候到了杨荫榆举措不当的消息，语气顿时改变，心安理得地斥责她“荒谬至此”。以前他违心为“饭碗问题”参与煽动风潮，很不舒服，现在“利”升华为“义”，那点负罪感可以减轻了，就像甲无端陷害乙之后，听说乙曾有劣迹，大舒一口气。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诿过机制的妙用。钱玄同带着他自己将信将疑的正义感来为一年多的明争暗斗作一了结。但是“饭碗问题”还在隐隐刺激他，女师大的兼职，他绝对不想要了，这样向学生倾斜的姿态就未被自利的动机败坏。他两年后再回女师大（已改名）兼课。

8月22日：“今日阅晚报，知刘百昭竟率引警察、老妈子将女师大学生三十人拖出，拳打、脚踢，指掐，无恶不作，伤者甚多。一生本患病卧床（李桂生）亦被拖出挨打，竟日晕绝。”（《钱玄同日记》，中册，652页）钱玄同记下这段内容的时候，是非仿佛已经分明了。以巧妙手段挑动学生与校方对立，学生强占校园，逼迫校方清校，这时策划者立刻占领舆论高地。

1925年8月18日，北大评议会以可疑的程序通过脱离教育部的议决，在北大教授8月26日的反对章士钊宣言上，列有钱玄同的名字。他8月28日的日记上写道：“今日北大开评教联席会议，脱离案仍未报行。闻幼渔对于适之几致冲突云。”（《钱玄同日记》，中册，652页）钱玄同对胡适和顾颉刚的开新之学是很佩服的，与他们来往也多。他可以从女师大的纠葛中退出，但是他依然无法摆脱他所属的派系。

钱玄同放弃女师大的兼职，谈不上有什么损失。1925年暑假过后，他承担了孔德学校更多的兼课时间，他甚至搬到地段极佳的东华门北河沿孔德宿舍，长期与该校教务主任马廉（字隅卿，马裕藻弟弟）同住一个小院（钱秉雄：《片段的回忆——忆父亲钱玄同》，收入钱理群、严瑞芳主编《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55页至162页）。鲁迅1929年5月25日见到他，就是在孔德学校（《两地书·一二六》：“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金立因”原信作钱玄同。《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卷，第307页。根据钱玄同回忆鲁迅文章，见面的地方是在马廉的办公室，北大的兼课教师喜欢聚在那里聊天。孔德图书馆藏有丰富的戏曲和小说文献）。这所私立学校素以教师报酬丰厚著称，当时得法国退还庚款的资助，办学是有卓越成绩的。参与聚寿堂密议的四位北大浙籍教授都与孔德学校情谊极深，他们自己是兼职教师，孩子又在校中就读。孔德学校和中法大学（也是钱玄同兼课的学校）是李石曾的权力基地，蔡元培挂名校长而已。管理部分法国庚款的中法教育基金会中方主席是李石曾，他将应该由国家支配的资金用于自己担任董事长的私立学校，段祺瑞执政府竟毫无办法。这么一个软弱可欺的执政，还不该痛骂吗？李石曾在“三一八”之后遭通缉，与孔德、中法两校关系极深的沈尹默接任基金会主席。

第二年1月6日晚，钱玄同去看沈士远，“三沈”中的老大。日记上有这么一句：“晚访士远，他近来有感于学界倾轧之风，拟闭门读书，不问世事。我赞成他读书，而不赞成他不问世事。”（《钱玄同日记》，中册，666页）此时易培基再度出任教育部总长，两天前，以马裕藻为首的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提议以该校教育维持会正主席易培基充任女师大校长。由于钱玄同已退出女师大教师行列，校务维持会的会议和复校后的教学他一直没有参加。“学界倾轧之风”究竟如何，应该由他原原本本地道来。但是他说得也对，不热心于社会，也不可取。如何关心社会，没有固定答案，他还要用自己不很确定的良知和经验来判断。

除了学界倾轧和隐约中变化万端的人性，女师大的学风也可从钱玄同的日记看出个大概。1924年6月17日，学年即将结束，他记道：“上午9-11师大国三试验。下午本是女师试验，学生要求不考，故遂不考云。”（《钱玄同日记》，中册，590页）考或不考，听由学生决定。

1925年1月7日：“女师两班学生均打麻烦，要免考。其实予岂好考哉？予不得已也。因与之约，如学校认为可免考，必免，否则只好考。闻国三幼渔、士远不考。文预二，介石不考。然则有例可援，或可免考矣。国三学生忽要求不许讲书，要闲谈。原来伊们日前曾闻川岛夫人说钱先生甚严厉，我们一响，他便瞪眼。此说由启明转告我。我说并不如此，学生有话尽可谈天。川岛告之，遂有此闹。因之，向伊们胡说八道了一点钟。”（《钱玄同日记》，中册，第610页）

钱玄同写的是“或可免考”，是否真正免考，似难断定。这时女师大风潮已起，再过一个多星期（即寒假前夕），学生自治会就要发布第一个驱杨公告了（笔者未曾见到）。看样子钱玄同是准备将就着进行年终考试的，他肯定不知学校允许免考。“国三”指国文系三年级，学生中有许广平。“川岛夫人”则为章廷谦的夫人孙斐君，是许广平同学。章廷谦是鲁迅的同乡忘年交，也是一位敢说敢做的谋略家。马裕藻、沈士远和郑奠都主动免考学生，钱玄同就“有例可援”了（据张中行《红楼点滴》，钱玄同“向来不判考卷”，学校只得在修课学生考卷上盖一个“合格”章了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437页）。周作人将孙斐君的话传到，钱玄同不再“讲书”，“胡说八道了一点钟”。三天后，即1月10日，钱玄同下午“一时半至女师，声明所教甚少，可以不考”。这谅必是他对学校教务处说的。“所教甚少”不是自谦，钱玄同上课请假或临时取消较随意，日记中可举的例子很多。当时教师的责任心也与学生求学的热情成比例。假使一位恶婆婆模样的女校长干涉教师课堂上“闲谈”，师生两边都得罪。就在这个学期的最后几天，学生自治会驱杨的决心明朗化了。到了发布檄文问罪的时候，学生就变得非常好学了：“莘莘学子，向学情殷，风潮发生，弦歌辍响，宝贵光阴，丧于无形，精神学业，尽被牺牲，则损失之巨，岂可言喻？”（《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311页）

胡适在1934年检讨教育的失败，为《大公报》写了《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他认为全国都对教育冷了心，大致有五个原因。第一就是教育界自毁信誉：“自从民八双十节以后北京教育界抬出了‘索薪’的大旗来替代了‘造新文化’的运动，甚至于不恤教员罢课至一年以上以求达到索薪的目的，从此以后，我们真不能怪国人瞧不起教育界了。”（《胡适文集》，第5卷，390页。其他几个原因分别为教育政治化、商业化、高等教育机关发展过快、毕业生骤然增多）现代文学研究界不大愿意正视民国年间北京教育界自毁信誉、校风失坠的一面，标语口号或“铁屋”之类表达愤激情绪的词汇吸引了太多的关注，于是简单化的善 / 恶（进步 / 反动）二元对立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特征。索薪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教育界进一步分裂，兼职“饭碗”和庚款退还款的争夺大大加剧，连国耻纪念、五卅惨案也被用来激荡学潮，排击异己。章士钊在1925年4月14日以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着手整顿教育，既想规范兼课，又要严格大学考试制度（如1925年5月10日《时报》载有“教章主张试验学生成绩”的消息），在校风失坠之际，“禁止爱国”、“国贼”之类的罪名很快就落到他的头上。杨荫榆为五卅惨案捐款三百大洋，支持学生的爱国反帝游行，仍被冠以“媚帝国主义者”之名。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奇妙的转变（也许以前也是这样），胡适这段话一针见血：

[学生]来学的多数是为熬资格而来，不是为求学问而来。因为要的是资格，所以只要学校肯给文凭便有学生。因为要的是资格，所以教员越不负责任，越受欢迎，而严格负责的训练管理往往反可以引起风潮；学问是可以牺牲的，资格和文凭是不可以牺牲的。（《胡适文集》，第5卷，392页）

回顾1925年寒假前，女师大国文系四位兼课教师放弃年终大考，讨好了学生，也为自己储备了打击校长的资本。过了几个月，被除名的学生绝对不接受处分，印证了“资格和文凭是不可以牺牲的”这一原则。保有自己的一份尊严，昂然离校，那是与“小人知进而不知退”相反的一种境界。学生中其实不乏不肯牺牲学问的人，如1925年3月22日《时报》上有一条该报20日发自北京的消息，讲的是北京师大、女师大等校组织求学会，宗旨专心求学，不与外事。这样的声音，即使来自很多师生，也敲打不出轰轰雷鸣。但是为了国家的复兴，欠下的读书、研究的工夫，迟早要补足。拖欠得越久，无法追回的代价越大。蒋梦麟对学问的兴趣也许不像蔡元培那样纯粹，他说过的一段实在话却是让空喊口号的人梦醒的：“有人谓读书不忘救国，而我之主张，则为‘读书可以救国’，……不知费尽几许年月，方可发明一种器具，假使我国科学发达，工业发达，所有应用东西，国人都能自造，无须以金钱向外人购买，国家当然能够强盛，外人何敢轻侮。”（转引自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卷，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