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鲁迅与陈独秀

文:孙郁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便由上海来到了古都。那时候的鲁迅还在教育部工作，每日除上班之外，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到了抄古书、读旧籍之中。和陈独秀、胡适这些人比，完全在两种状态下。那一年鲁迅的日记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墓志等等。书账所记，全是古书，毫无现代气息。 8月27日，钱玄同突然出现在鲁迅兄弟的面前。这位老同学那时都谈了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恰恰是他把鲁迅、周作人拉到了陈独秀的营垒里，于是鲁迅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被友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中。

没有什么资料能看到鲁迅与陈独秀见面的地点与场景，以及彼此的心境。鲁迅日记大量记载了与钱玄同、刘半农的交往。和陈独秀、胡适只是通信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和陈独秀有些隔膜也是自然的了。

为鲁迅与陈独秀牵线的钱玄同，比周氏兄弟更早地注意到了陈独秀和胡适，早在1916年，已对《新青年》发生了兴趣。钱玄同虽留学日本，与鲁迅、周作人一起随章太炎学习文字学，但视野只停留在章太炎的周围，远无周氏兄弟和陈独秀、胡适这一类人那么开阔。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未到北大之前，钱氏主要埋头于文字学研究，友人不过是沈尹默、马幼渔等，圈子毕竟是狭小的。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情况便发生了一些变化。钱氏意识到了新学的力量。也可说，对陈独秀发生了景仰之情。

陈独秀来北大不久，便和钱玄同成为朋友，两人较为投机。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大鲁迅两岁，原名仲甫，家谱名庆同，笔名实庵等，安徽安庆人。钱玄同小陈氏七岁，生于1887年，原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号疑古，浙江吴兴人。两个人兴趣不同，但性格均属豪放一类。陈氏很是欣赏钱玄同的爽朗、勇气。而钱氏对独秀先生的学识、看法亦多拥护，有敬佩之态，且看钱氏日记的片断：

“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研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当矣。”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

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来到鲁迅、周作人居住的绍兴会馆时，亦不掩其故态。鲁迅对他的性格说不上是欣赏和讨厌，但周作人对他却有着很大的兴趣，此后便与钱氏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还是后话。他的造访绍兴会馆，大约一是叙同窗旧情，二是拉周氏兄弟入伙，一同参与《新青年》事宜，钱氏后来回忆说：

“我十分赞同（陈）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以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勇他们给　《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

开始的是时候，鲁迅对《新青年》并无大的热情。每每谈及到此刊，态度平平。周作人回忆说：

“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周氏兄弟如此平淡的对待《新青年》，钱玄同有些憾然吧？当他看到了鲁迅终日抄录古碑的时候，内心是层层疑惑。于是便是一番长劝。《呐喊》的自序里记载了这些。钱玄同的话，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知道，自己和钱玄同、胡适、陈独秀比，并不是同一类的人。因为在他眼里，改变中国的现状，是大不易的事情。在一间铁屋子里，一旦将昏睡的人们唤醒，但看到并无可走的路，不是更为苦痛么？

1917年的整整一年，周氏兄弟还像个看客，离陈独秀、胡适的世界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倘若不是《新青年》迁到了北京，周围又是些活跃的北大友人，也许鲁迅还和弟弟周作人过着寂寞的生活。在钱玄同看来，这两位兄弟倘不出山，实在是太可惜了。

绍兴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鲁迅1912年来京时，就住在这里。1917年4月，周作人由绍兴到北京，也与鲁迅在此同住。关于这个地方，鲁迅有过描述，印象是阴森森的，颇为压抑：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在这个环境里读书写作，与北大诸人的状态自然不同。不过，由于周作人开始执教北大，《新青年》的信息也渐渐多了起来。北大一些学人的故事，大概都从周作人那儿听来的吧？看那时鲁迅的日记，似乎未被《新青年》所感动，生活得很压抑，或者说，颇像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笼在一片阴冷之中。

周作人曾说，“我那时在国文学系与《新青年》社都是票友资格，”即为“票友”，看人看事，就不那么热情，对待问题，好似也能拉开点距离。也就是说，不是以陈独秀的是非为是非。这个态度，我以为也是鲁迅的态度。你看他那时交往的人物，除旧友、同事之外，主要是青年，并不是走红的人物。只有蔡元培是个例外，因为是同乡，又有知遇之恩，走动略有一些。但大多也止于礼节，以书信传达音信为多。鲁迅在与人交往上，有时倒是显得有些谨慎。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中，曾纠正了鲁迅的回忆，以为有“小说”笔法。他一再强调，兄弟二人在《新青年》杂志属“客师”地位，并未参加具体的会议。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且不管它，周氏兄弟已与《新青年》有了深切的关联，是不容质疑的。而且，鲁迅对陈独秀的看法，倒好于胡适。许多年来，鲁迅挖苦胡适多多，惟不抨击陈氏，那是把他视为独立的斗士吧？鲁夫子对陈氏，有着感激的情感。是他把一个绝望的人，引上了人间大舞台，而且与一个时代，深切地融到了一起。道不尽同，心却有着牵连。在他眼里，陈独秀比许多文人更为可爱，至少，身上没有教授气与导师气。其身上的匪气，恰是士大夫之流颇为缺少的。

陈独秀并不漂亮，说话还带着家乡的风味儿。但他的坦率、真挚，透着明朗之气。他谈事，不吞吞吐吐，快言快语。有时过于尖刻，也不免得罪他人。沈尹默曾回忆说，陈独秀曾直言他的字太俗，让自己颇有些下不了台。因为过于语直，有时也道出玄机，很是中肯。比如他说自己的友人苏曼殊的文笔不行，刘半农没有什么底气。此类狂话，未必不对，都有些道理，陈氏谈话是才华横溢的，卓见常常闪烁在文字之间。不过有时有一点独断，则不被周氏兄弟所喜欢。比如讨论文学改良时，只允许赞同，不容反对派讨论，在思维方式上，就走了一条绝对主义之路，这模式，至少在周氏兄弟看来，亦形成众人的专制，根柢是反人性的。不同的声音，有什么不好呢？可在陈独秀看来，变革时代，反动思潮，不可姑息，否则新派则难以立足。

周作人后来对陈独秀这种模式进行过质疑，曾在一封信中有过交锋。鲁迅却没有出来臧否陈氏。原因呢，大概理未能注意，二是心以为然。他主张痛打“落水狗”，内心也有绝然的一面。在四面还是黑暗的时候，他是不太愿去说先驱斗士的弱点的。鲁迅知道，既然是进入了助威的行列，自己只好“听将令”了。

我们至今看不到一封鲁迅致陈独秀的信，也看不到陈氏给鲁迅的手札。要不是周作人写过一篇《实庵的尺牍》，陈氏对鲁迅的看法，则永远不会被世人所了解。陈独秀是赞佩鲁迅的。他们彼此远远地望着，各自都知道对方的劳作，对于中国，都是切迫的。在直面生活的时候，两人不自觉地站在了同一个地方。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的到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心以为然，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

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延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惟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惟鲁迅一人。所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鲁迅在《新青年》作文，一开始就未有扬名的意愿，他的小说、诗、随感、调子都很压仰，即便像《随感录》那里明快的行文，也不时可嗅出苍凉的气息。在鲁迅看来，看书不过是呐喊几声，凑凑热闹。至于那声音能否引人注意，青年人能否听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自己尚且不知道怎么走路，怎么能去引导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