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纳粹女子集中营里的“兔子”们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是纳粹德国时期唯一一座专门关押和处决女性囚犯的集中营，位于柏林以北90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村附近。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建于1938年11月，1939年5月启用，关押对象多为妇女。

“二战”期间，这里共关押过13.3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他们被强迫在纳粹军工厂从事修路等繁重的、高强度的劳动，还有部分妇女被用来进行医学试验。每天，女囚们的生活就是做苦工。那个时候，西门子公司在集中营旁边建了一个工厂，女人们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到了晚上，整队精疲力竭的女囚就被赶回早已人满为患的板房里。在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这里之前，大约有9.2万名囚犯死于饥饿、疾病、疲劳过度和活体试验，幸存下来的仅有约3万人。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小说《失去名字的女孩》（Lilac Girls）便是以此为历史背景的小说，书中的卡洛琳·菲芮戴、赫塔·奧本赫瑟尔、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工作人员以及卡洛琳的父母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今年是“二战”爆发8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这本小说对于我们了解那段残酷的历史无疑是一种帮助和启示。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那样黑暗的时刻，仍有潜流暗涌的善意支撑着人们生存下去。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德国商人辛德勒用他的善意，为受到屠杀的犹太人搭建了一所“诺亚方舟”。而在这本小说《失去名字的女孩》里，一位美国女性卡洛琳·菲芮戴也用她的善意，安抚了纳粹集中营里受迫害的“兔子”女孩们。作者便是被这位女性所吸引，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下面是经出版社授权选摘的作者玛莎·霍尔·凯莉的小说后记。

《失去名字的女孩》，作者：【美】玛莎·霍尔·凯莉，译者：高心悦

文 | 玛莎·霍尔·凯莉

拉文斯布吕克是希特勒设立的唯一一座女子集中营，犯人在那里的生活无疑取决于她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关系。甚至在七十年后，集中营幸存者仍将当时的同伴称为“姐妹”。因此，我认为可以用一对真正的姐妹作为故事的主线。卡茜亚和祖萨娜这两个人物的原型是妮娜·伊万斯卡和她做医生的姐姐克里斯蒂娜，两人也都是集中营人体实验的对象。同时，所有集中营内女子的形象都是根据现实中的七十四名波兰“兔子”描绘而成的。

部分兔子女孩原型

初次了解卡洛琳·菲芮戴（Caroline Ferriday），是通过一篇由《维多利亚》杂志发表于1999年的文章：《卡洛琳：美丽的紫丁香》。这篇文章展现了卡洛琳在康涅狄格州的白色大宅，他们家称之为“海屋”，而现在人们叫它贝拉米-菲芮戴之家。文章还附有她家花园的照片，里面种满了古式玫瑰和品种优良的丁香花。因为我是一个丁香迷，所以我一直随身带着那篇文章。由于那时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年幼，我的空余时间很少。但在几年后，我还是去参观了她家的宅子。那时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次旅行的结果，即你现在握在手中阅读的这部小说。

一个五月的星期日，我驱车来到伯利恒，驶入屋前的砾石车道。那天，我是唯一的访客，所以我得以感受到这座房屋的精髓。卡洛琳死于1990年，当时她已经离开这里很久了，只见到褪色的墙纸、她的大床、她母亲手工缝制的窗帘。

在参观即将结束时，导游带我们走到二楼主卧。在她的书桌上摆着打字机、她的奖牌和戴高乐将军的照片。导游拿起一张黑白照，那上面有三排微笑着的中年女子。

“这些就是卡洛琳接到美国做疗养的波兰女士。”她说，“在拉文斯布吕克，她们被称作‘兔子’——首先因为她们都只能单脚跳着走路；此外，她们是纳粹的‘实验兔’。”

代号为“兔子”的女孩们被当做试验品。纳粹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在健康女孩原本强健的腿部制造并加重创伤，女孩们的小腿肌肉渐渐萎缩得像一条干鱼，染上疾病和死去的人不在少数，每个人都遭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最后，我带着我购买的丁香花从塔科尼克公园大道驶回家。那些花是卡洛琳种植的丁香的后代，我的车里充满了甜美的芬芳，而她的故事也一直吸引着我。卡洛琳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她的生活经历也很迷人。一个前社交明星和百老汇女演员退休后，主动投身支援妇女的慈善活动中，几乎忘却了自己的私人生活。显然，她受到她那坚决支持废除死刑的伍尔西家族祖先的影响。此外，她还帮助哈莱姆区建立起第一家黑人很行，但为什么似乎没人知道她的事？

卡洛琳·菲芮戴（Caroline Ferriday, 1902-1990）

我利用空余时间研究有关卡洛琳，拉文斯布克集中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一旦有空闲的下午，我就会前往海屋的旧谷仓，如它已成为卡洛琳故居的接待中心。我在那里阅读一些书信，就这样逐渐了解了卡洛琳的过去。康涅狄格州地标建筑网站的管理员克里斯汀·哈维尔帮助我整理了这些资料，编目后统一放在档案箱里，以供我随时梳理。此外，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和巴黎郊外南泰尔还有更多关于卡洛琳的档案，这些线索仿佛都在召唤着我跟进。

当我熟知卡洛琳的生平后，我发现它与其他人的经历交织在起，密不可分，特别是与那些从集中营幸存的波兰妇女。于是，我开始通过回忆录和其他档案研究她们的那次美国之旅，并逐渐了解到卡洛琳是如何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们。我把那七十四位波兰女士的照片都贴在我的办公室内，并计划造访波兰，调查当初被捕的女孩们都是怎样生活的。

在我研究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不断地出现，她就是全营唯一的女医生，在纽伦堡受审的赫塔·奥本赫瑟尔。她怎么能对其他女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事呢？我把她的照片也保存下来，和其他拉文斯布吕克营工作人员的照片一起贴在一面单独的墙上，我决定在我的小说中加入赫塔的故事。

2009年，我从康涅狄格州搬到亚特兰大，然后开始写作。起初我坐在我们家后面的水泥狗舍里写，希望这个环境能唤起被囚禁的感觉，以便更好地感受拉文斯布吕克女因的情绪。但当我读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我意识到我不需要坐在笼子里来体验她们的故事了，我已经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关于未知的恐惧、失去姐妹与母亲的痛苦，还有饥饿。我发现自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忍不住吃东西——为了她们的饥饿感而进食。

接下来的夏天，我去了波兰和德国，并让我十七岁的儿子作为摄影师与我同行。2010年7月25日，我们降落在华沙，在我们可爱的翻译安娜·沙堪维斯的陪同下开始了旅程。

我们走过我在幸存者回忆录中读到过的地方时，那些文字活了过来。我们走过宏伟的卢布林堡，在那里，被抓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人遭受了第一次囚禁。我们还花了一个下午参观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钟下”博物馆，在那些斗室当中，许多波兰地下党的特工被酷刑折磨过，在那里你还可以看到一名女孩向世界揭露纳粹人体实验恶行的密信。我穿过克拉科夫的大门，那里经受住了纳粹的轰炸。我走过曾经是犹太贫民窟的广场。这一切景象都给了我新的决心，要确保这个世界铭记历史。我们走到哪里，都有卢布林人告诉我们自己在战争年代、卡廷森林大屠杀、斯大林统治时期和冷战期间的亲身经历。

在华沙，我有幸采访了一位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艾丽西亚·库巴卡。她在集中营的亲身经历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同时，她对施暴者的宽容态度也使一切都变成真正的历史。她怎么能够不怨恨、不厌恶德国人民？她怎么能做到不仅原谅他们，而且还应邀每年访问德国呢？

我的儿子决定乘坐火车模拟“兔子”们的可怕日子——1941年9月，她们被运往集中营。我们从华沙坐车到柏林，波兰简单的火车站与德国现代化的车站相差甚远。在我们到达德国总站时，那里井然有序的场景与先进的工程规划无不显示着波兰的发展被铁幕时期大大地阻碍了。

我们踏上了前往菲尔斯滕贝格的火车，与被带往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士们走上了同一个站台——这个时刻显得如此不真实。我和儿子在那条女囚们曾被迫踏上的路上行进着，随后，营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入口处的金属门和一排排营房已经消失了，但高墙壁仍然矗立着。焚尸场也还在，但曾经被伪装成油漆棚的毒气室已经拆除。枪决囚犯的墙还在，附近的湖泊仍然搅动着犯人们的骨灰。司令的住所仍俯瞰营地和工作间，曾经用来储存纳粹掠夺物的庞大建筑群也仍然存在着。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回到美国后，我花了三年多时间撰写这部小说，其间我又来到巴黎旅行，研究卡洛琳在那里留下的档案。那时我找了一位法国翻译，他给我读了卡洛琳的每一封信，其中大多都是她和安妮丝·波斯特尔·维奈的书信往来——她是卡洛琳慈善事业的搭档之一。我每天都乘地铁从南泰尔返回鲁特西亚酒店，而且我就住在一个曾经作为难民营幸存者医疗中心的房间里。

那年我还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待了一段时间。在华盛顿，我找到了关于卡洛琳的第三份档案，上面提到她不仅致力于帮助“兔子”，还与她的法国朋友共同组织了ADR，一个致力于援助集中营幸存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驱逐出境者的法国组织，该组织曾帮助追捕克劳斯·巴比（1942年11月到1944年8月间担任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设在里昂的安全警察局的头目，他以残酷著称，被称为“里昂屠夫”）。

我的写作目的是以小说的形式向读者揭示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历史，我希望他们能沉浸到“兔子”们的经历当中，让这个远离公众视野的故事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当我向人们讲述“兔子”的故事时，有很多人都想知道赫塔·奥本赫瑟尔后来怎样了。实际上，在纽伦堡审判中她和弗里茨·费舍尔都逃过了一死。她被处以二十年徒刑，但在五年后，于1952年偷偷获释。她的刑期是被美国政府调停而减免的，也许是政府迫于冷战压力而讨好德国人的举动。她出狱后以家庭医生的身份重新在德国北部的施托克塞行医。但后来，赫塔被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认出，卡洛琳和安妮丝与一批英国医生一起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吊销她的行医执照。

赫塔背后有着势力强大的朋友，但卡洛琳用她的文字游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媒体。1960年，赫塔的执照被吊销，她永久地不允许行医。

在卡洛琳、诺曼·卡曾斯、希里格医生和本杰明·费伦兹律师的共同游说成功之后，1964年，西德政府终于同意给予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妇女赔偿。这是卡洛琳获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而且斗争过程尤为艰苦。只因为当时波兰处于苏联控制之下，德国人拒绝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卡洛琳一直和许多“兔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她经常在家中招待她们。在往返书信当中，她们称卡洛琳为“教母”。她自己也写道，她觉得她们就像自己的女儿。

而书中卡洛琳与保罗·若蒂尔的爱情故事则是虚构的。保罗是一个我想象出来的角色。我创造他是为了增加卡洛琳去法国的动机，以及为情节增添戏剧化转折。我想，她应该也不会因为我为她虚构了位英俊的伴侣而愤怒的。

1990年，卡洛琳去世。她珍爱的家成为康涅狄格州的地标建筑，因此，正如卡洛琳所希望的那样，这幢屋子得到了很好的维护。此地在任何时候都值得一游，尤其是在5月下旬，丁香花盛开之时，如果你看到那个场景，我想你会明白为什么卡洛琳和她的母亲都不愿离开她们心爱的花园。

如果我讲述的故事使得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丁香女孩的资料并进行深入阅读的话，还有许多相同主题的优秀历史小说和回忆录作品，例如微拉·洛什卡编纂的《女性在大屠杀中的抵抗运动》（Women in the Resistance and in the Holocaust）、罗谢尔·G.萨德尔著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犹太妇女》（The Jewish Women of 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萨拉·赫尔姆著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