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怀柔”阿美士德

清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六（1816年8月28日），英国政府派遣的以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清官方文书译作罗尔美都）为首的使团一行七十五人，继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戞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之后，出现在北京皇宫门口。这时已是初七拂晓，嘉庆皇帝先召见“国舅”承恩公、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询知他们并未预教“英吉利进贡使臣”演习跪拜礼（实则阿美士德听从副使斯.当东（G .T .Staunton）的意见拒行跪拜礼），已经龙心不悦。及至正式登殿，召见“贡使”，却闻和世泰奏报“正使病倒” ，再令副使二人进见，又闻奏“副使俱病”。那当然是国舅爷的谎言，因为阿美士德拒绝觐见的理由是“礼服未备，国书未带”。皇帝在满朝王公大臣前大扫面子， 这一气非同小可：“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于是立即降旨，“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著即发还。”

如前已述，满清这位“睿皇帝”，很自负有深虑，也很会自我检讨（见本专栏前刊《清帝的罪己诏》一文）。他怒逐英使，却很快得到近臣密陈和世泰等如何捣鬼。他当然不会忘记那几年内外多事。就在嘉庆十三年（1808）英国兵船还曾攻破澳门炮台，尤其是两年前还在追查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涉案权贵。 因此，他不禁又吃起后悔药。只过一天，即七月初八，便派总管内务府大臣苏楞额，追到良乡，对正副使臣示恩，说是虽因他们无礼，以致瞻觐未遂，“但念尔国王数万里外奉表纳赆， 尔使臣不敬恭将事，代达悃忱，乃尔使臣之咎。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陆理图、画像、山水人像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 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

自从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将《四书》译介到欧洲，东来的欧人大都知道所谓怀柔，即“柔远方，怀诸侯”，是用软硬兼施手段使远方异域归附中朝天子。然而清康熙帝，已知世界有五洲万国，应该区别所谓藩部、属国和西洋外国，而对西洋诸国要看作“敌体”即与我对等的国度。哪知康熙的子孙，随着满清在全国统治日趋稳定，却越来越复归亡明中叶列帝那种虚骄心态。嘉庆帝分明知道俄、英都是强敌，却仍然自称“天下共主”，便是显例。

不待说自欺必欺人。嘉庆帝才驱逐阿美士德使团，转眼就自悔孟浪。不宁唯是，他还下一“敕谕”，急送两广总督蒋攸铦，命其面致阿美士德，带交英国国 王。按中世纪传统，敕谕是皇帝告诫臣下的特定文书。嘉庆帝以这种形式答复英王的国书，不是把英国视为藩属么？然而这道敕谕，除了列举收礼回礼的清单，还居然替英使因拒行跪拜礼而到宫门不肯觐见的行为辩解，说“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就是说皇帝假如早知阿美士德及其副使不肯照中国礼 仪觐见，那么也可宽容，不会不给来使面子。

此前蒋攸铦曾上密折，说是准备在阿美士德使团到粤后设宴送别，并请求皇帝另颁谕 旨，“宣明该贡使等失礼之咎，令该国王自行查办”。很明显，其意在为皇帝补过。不料又引起皇帝紧张，速发密谕制止，承认自己上了“庸臣误国”之当：“总之，此事苏楞额一误在前，和世泰再误于后。朕权衡裁度，恩威并济，厚往薄来，办理已为允协，此后勿庸多烦词说。该贡使如此狡诈，即颁发谕旨，伊归国后亦岂 不能隐匿，捏造虚词以自文其过？竟当置之不论，较为得体。”

汉军镶黄旗人蒋攸铦，在满汉旗籍文官中号称“精敏强识”， 任粤督期间尤以善办对西洋外交著称。但嘉庆帝竟在密谕中不厌其烦地教训该督，宴请“贡使”席上说什么话，怎样说话？总督只好照本宣科，遵谕宣示英夷在广州通商，年年得中国大利，却碰了英使一个大钉子：“互市，中国与本国两利，毋徒为我计也。”（以上引文，均见《国朝柔远记》、《清史稿》。）

人们感兴趣的，当然还有阿美士德使团内部的回应。该团副使斯当东，早在二十三年前，由于其父老斯当东充当马戞尔尼的副手，以随从来华，充当马戞尔尼侍从，时年十一岁，并因在途中学得汉语，在觐见乾隆帝时大出风头。他十七岁即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由书记、译员而晋升大班，于三十五岁（1816） 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阿美士德的副使。清廷早就注意这个中国通，曾拒绝他随使团入京。但他声称，他只服从英王的驱使。使团由天津而通州到北京，顽强拒绝苏楞 额、和世泰等要使团“演礼”，最后托病拒绝觐见皇帝，都出于他的主意。

使团被嘉庆帝逐出北京，连阿美士德也垂头丧气，但斯当东却从皇帝派大臣追示“怀柔”，又受蒋攸铦礼送，看出帝国色厉内荏。事后他致函向阿美士德祝 贺，认为嘉庆帝的上谕“表现了追悔之意，一位专制君主能这样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中特别强调对付满清帝国的策略：“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转引自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中译本，页578。）

很不幸，清廷当年没能制止小斯当东入京，的确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时过二十三年，正是这个斯当东，又促成英国发动对清帝国的鸦片战争，似乎证明其预言并非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