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交礼仪巡礼

来源: 明清史研究辑刊

编者注：在满洲传统礼节里本无下跪礼，但入关后，吸收明朝各种儒家传统礼节，把下跪礼当成外使见皇帝要行的国礼，也因此跟西方各国产生冲突。

李鸿章觐见英女王(绘图)

出处：文史天地     作者：路卫兵

傲慢与偏见

1675年3月，俄国沙皇派尼古拉使团来华。觐见康熙帝时，清朝的礼仪官按惯例要求尼古拉行三叩九拜之礼，尼古拉大摇其头，他的理由很充分：在俄罗斯他只在上帝面前跪倒双膝，即便对沙皇也只行单膝跪地的吻手礼。

礼仪官们懵了，如此失礼之事前所未有，大家好话说尽，哄了尼古拉半天，有个官员还差点给他跪下。尼古拉最后勉强同意双膝下跪，却提出了个附加条件：清国需安排隆重的仪仗迎接他。这个自然好说，就是他不争取，这仪仗也草率不了——如此露脸而又弘扬国威的机会怎能轻易错过！

觐见那天，康熙帝端坐在大殿北侧，面前隔一道帐幕，尼古拉双膝跪倒，斜对着康熙帝迅速低了下头，还没等康熙帝喊“平身”便径自站了起来。事后康熙帝大摇其头，毫不客气地给了尼古拉一个差评：“该夷不知礼数，言多狂悖，盖因声教不及之故，不必与其计较。”这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俄使不懂礼数，说话也不着四六；二是分析了俄使不懂礼数、说话不着四六的原因，即“声教不及”，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到家。

对俄国“声教”的重任后来落在康熙帝的儿子雍正帝头上。俄国新沙皇安娜·伊凡诺芙娜登基后，雍正帝派理藩院侍郎托时前去恭贺。使团出发前，雍正帝再三训令，说以前俄使到中国傲慢无礼，咱们不能那样，要懂礼数，让外国人好好学习学习。

圣彼得堡觐见，托时奉上国书，率使团成员行叩拜之礼，场面恢弘，让女皇和俄臣着实惊了一下。俄外交委员巴什罗夫宣读清朝的国书时，托时等人仍长跪不起，女皇示意他们站起来，托时不同意，说这是大清的礼节，请女皇不要勉强。托时等人直到巴什罗夫宣读完毕，才在“吾皇万岁”声中轰然起身。觐见完毕，女皇让使团回宾馆休息，托时等人又统统跪下，行大礼表示感谢，然后才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小心离去。

1793年，英国王室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使团刚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了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英吉利贡使”的彩旗，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热河行宫觐见时，马戛尔尼坚决不行跪拜礼，“大度”的乾隆帝并未深究，却一口回绝了英使的建交请求，发诏说：“……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

嘉庆时，不死心的英国人又派阿美士德勋爵率团来访。这次清朝大臣们强烈要求英使者行跪拜礼，阿美士德自然不肯，随后场面出现了混乱：大臣们推的推、拽的拽，连唬带劝，非要他们学习叩头不可，阿美士德等人则坚决抵抗，并提出严正抗议。抗议报上去，嘉庆帝龙颜大怒，敕令英国人立刻离开北京，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们。

“理智”与情感

国道中落，道光、咸丰两朝再也没了祖宗的威风，咸丰帝不得不在他临死前半年多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应对日益紧迫的国际局势。然而清政府思想上并不能与形式上的开放同步，在外交上的表现便有些不伦不类。

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总理衙门打交道的一些见闻，比如说：“中国的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的外交部完全不同。凡是各国使臣到总理衙门办事，对方一定端上茶果，然后由王公大臣陪坐，边喝茶边说话。”又说：“中国官员虽然有分工，但大臣们仍然不敢各抒己见。每次外国大使问话，大家都会观察别人的表情，大臣看亲王的眼色，刚入衙门的新官则看老臣们的眼色。如果亲王说什么话，大臣们不管对不对，都会轰然响应，连说‘对对对’。如果亲王不说话，诸大臣谁也不敢先说话。”

日记还记载了一桩他亲身经历的事：“一天，我去衙门办事，诸大臣谁也不敢先说话，我等得不耐烦了，便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想到诸大臣谁也不说话，最后还是一个姓沈的老官员打破了沉默，说‘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诸大臣纷纷作答‘今天天气确实好’，之后又没了声音。”

如此“理智”的表现也难怪被西人冠以“儿戏外交”的名号，用威妥玛的话说就是：“总理衙门里的大臣，不过都是一些喃喃学语的小孩子罢了，打他们，他们就会哭，哄他们，又会把他们惯坏。所以，用左手打他们，再用右手去抚慰他们，是对付中国外交家们的最好办法。”

清朝有个驻日公使便经常遭到戏耍，那些外国同行喜欢用手指弹他的额头，一边弹还一边揶揄：“贵公使真是福人福相啊，小脸儿光滑圆润，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接着又扯着他的朝珠说：“贵公使既然有这样的宝物，应该像小孩子得到好吃的一样，每天拿着它玩就行了。”一个俄国公使与总理衙门的大臣交往，则经常会随手扔些零钱，说：“小孩子，拿去买馒头吃吧。”

观察廷枢唐景星因熟悉欧洲事物，于同治初年被选入总理衙门，他对外国公使那副专横跋扈的嘴脸很不感冒。一次威妥玛因一件小事大喊大叫，还拍了桌子，吓得中国官员噤若寒蝉，两腿打战，唐景星却忽然握着拳头站起来，怒斥道：“威妥玛先生，你凭什么拍桌子？”威妥玛更加生气，说：“你凭什么这样没礼貌，敢直呼我的名字？”唐景星说：“这是办公场所，你居然敢拍桌子，怎么要求我对你有礼貌呢？”威妥玛一时语塞，气势顿减。

情感的外露与个性的张扬向来是中国官场的大忌，外国人不敢拿唐景星怎样，清廷却容他不得。那些唯唯诺诺的上司们怕他多事，到底找了个理由把他调出了总理衙门。

喧哗与骚动

1866年，总理衙门以英国人赫德为向导，准备派出一支赴欧考察团。然而对于这种现在看来露脸的事，当时的大小官员却避之不及，纷纷以乘船“眩晕”为由推却。只有赫德的中文秘书、年届63岁的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慨然愿往”。

斌椿被临时授予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的身价，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清朝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但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却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搜集情报的观光团，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官方性质。考察团回国后，详细记述了诸如风土人情、高楼大厦、电梯、机器、煤气灯等欧洲见闻，对政治制度则一笔带过，还真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旅行观光团。

1905年12月，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游历欧美15个国家，全部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有红毯铺地，民众欢呼，国家元首亲自迎接。热闹的迎宾场景却催生了载泽的自卑，在他看来，这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是强者对弱者怜悯的优待，是居高临下的外交。并由此顿悟：只有改行宪政，那些“鄙我者”，才能“转而敬我”。

清朝试图适应世界，却走得异常艰难，好似一乍见天日的软体动物，始终不能挺起身板。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人员也只能靠一些小聪明来弥补外交上的大缺憾了。有次李鸿章接见俄国使节，想临时学几句俄语，孰料这俄语极绕嘴，一时半会儿掌握不了。李灵机一动，便在纸扇上写了几句俄语的音译，以应不时之需，如“请坐——杀鸡切细”、“谢谢——四包锡箔”、“冷——好冷得哪”、“好——好老少”、“再见——达四维大理也”。俄国人听后居然连夸地道。

1896年的7月13日，李鸿章访问法国，法国外长汉诺威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按照法国礼仪，在检阅仪仗队时，两国首脑要高唱各自的国歌。中国当时没有国歌，李鸿章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一段家乡合肥的小戏庐剧：“三河镇十字路开了门面，东边卖的是瓜子，西边卖的是香烟，中间卖的酒和面。针脑线头样样全……”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同治帝六岁即位，按例应接受外国使臣的拜贺，可外国人始终不肯磕头，清朝也早没了强制他们磕头的底气，这事就有些难办。总理衙门征求意见，两江总督曾国藩主张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免除跪拜礼，却遭到保守派大佬们的坚决反对，说不能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祖宗的规矩。最后争执无果，总理衙门只好以皇帝年龄尚小为由，拒绝外国使节觐见。

觐见一拖再拖，直到1872年同治帝大婚都未解决，当时为了回避礼宾，各国的外交官均未在邀请之列。翌年同治帝宣布亲政，各国使节再三提出觐见请求，总理衙门实在搪塞不过，只好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最终同意外使入觐可行鞠躬礼而不必磕头。

清廷为了维护面子可谓极尽能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成为常态。可官员们却大玩文字游戏，对赔款，不论公文还是私信，心照不宣地以“抚恤”二字代替。中日甲午开战后，湖南巡抚吴大澂慷慨誓师，在檄文中提到1842年和1884年的两次赔款，说中国军队战胜了外夷，但出于大国恩威，最后出钱“抚恤”他们。此檄文被上海《申报》引用，几家外国报纸也进行了翻译转载，英、法领事看到后，马上致书清廷质询：“你们‘赔款’的文书都还在呢，怎么反成‘抚恤’了？”清政府赶忙解释，说这是个误会，并委派苏松太道专门致函道歉，这事才算过去。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清廷也开始向西方派驻外交使团，但这些官是不被时人理解的。1876年郭嵩焘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时，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嘲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籍。老友刘坤一也质责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驻俄大臣曾纪泽回国后，衣着起居均染欧风，全家老少也跟着效仿，对此京朝人士深恶痛绝，说“父亲（指曾国藩）以道学闻名于世，儿子却要用夷俗改变国习，简直是大逆不道”。一时物议沸腾，几乎要鸣鼓而攻之了。

这也不变那也不变，变的就只有尊严了。1898年夏，清廷派黄遵宪出使日本，总理衙门撰写国书，开头为“大日本国皇帝”云云，光绪帝字斟句酌，又提笔在“大日本国皇帝”上加了“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个字。当此之时，大清朝当年的冷漠与高傲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可怜与可恨了。

罪与罚

清朝官员既不熟悉外交事务，也不了解外国风俗，中国的驻外使节们也由此遭遇了许多尴尬。比如驻日公使杨枢，某年元旦向日本天皇朝贺时便闹出了笑话。

按日本惯例，凡外国派人朝贺，天皇都要面朝南立于桌内，使臣则在离桌子一丈来远的地方向北三鞠躬，再趋步走到桌前与天皇握手，然后立于桌侧，说明随行各官同贺之意，并依次唱名，向天皇介绍参赞以下各官。各官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即上前朝贺，礼节与前面相同。日本人握手都是出右手，握左手则有亵渎之意，参赞汪度误举左手，天皇便把手缩了回去，不和他握。一旁的杨枢大惊失色，赶忙拽了下汪度的右臂，暗示他出右手。没想到大殿地面甚是平滑，加上杨枢因着急用力过猛，汪度也没想到杨枢会拽他，一惊之下，被宽大的衣衫绊倒在地，场面甚是尴尬。

每年的樱花节，日本天皇都要召集百官，设宴赏玩，各国大使以下各官也应邀参加。宴会采用的是西方礼仪，饭菜并不端上桌，而是放在大盆里由个人盛取，类似现在的自助餐。于是便出现了下面的状况：占了座位的，没有饭吃；去取餐时，座位又被别人占了。清朝使臣的衣服都很宽大，袖子也很长，不利于操刀拿勺，每每行动迟缓。而宴会的时间又很短，使臣们往往刚盛好食物，还没来得及吃，宴会便结束了。

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非李鸿章莫属，他多次代表大清朝出访欧美、日本，期间也曾闹过不少笑话。1896年3月，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庆典，俄皇后向李鸿章伸出手来，李不懂吻手礼，以为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诧异地将戒指戴上，说了声“谢谢”，再次伸出手来。李鸿章觉得皇后很贪婪，一时又无物可送，只好愣愣地站在那里。

在赴英国女王御宴时，因为杯中咖啡太烫，李鸿章便将其倒入小碟，一口一口从容呷之，座中宾客无不窃笑。女王怕李鸿章难堪，便也将咖啡倒在小碟内，陪李鸿章一块儿喝。李鸿章率性而为，也算一种外交上的“胜利”吧。而他对日本的外交，则是建立在鲜血之上了。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谈判异常艰难，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李鸿章无计可施、疲于应付。3月24日的下午4时，在马关举行完第三轮谈判后，李鸿章坐轿子返回驿馆，途中突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的袭击，左颊中弹，倒在血泊里。重伤之下，李鸿章竟能保持头脑清醒，叮嘱随从人员不要洗掉黄马褂上的血渍，说：“此血可以报国矣！”

藉着挨了一枪的主动，李鸿章终于换来了日本的休战协定。《马关条约》的签订，让长期闭关自守、屡屡丧权辱国的大清帝国在经历了傲慢与偏见、喧哗与骚动、侮辱与损害之后，承受了从外交到内政上的罪与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