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举子争解元

来源:《文史天地》

在明清科举中，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人所习知，而“解元”一称最早源于唐代的取解试。在唐代，凡举子要参加常科（明经、进士等科）考试，必须要取得户籍地的解送（晚唐以后不限于本贯取解），先由县级考试选送至州府，再由州府考试选拔若干名解送礼部，故取解试又称为州试、府试或乡试，考试官一般由当府当州的司功参军或属县主簿与县尉担任。到中晚唐，又以道为单位举行考选。取解试名列第一就叫解元、解头或府元。由于唐代科举看重举子的社会声誉，而各州府的乡贡名额分配十分有限，且多寡悬殊，因此各地解元在礼部试中的竞争力较强，其中京兆府（长安）和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今陕西华县）的解元，参加礼部试几乎十拿九稳。因此在唐代的取解试中，举子争当解元的情况较为常见，尤其是京兆府的解元。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说：“抢夺京兆解头，就成为唐代士子们的一场激烈的争斗。”本文先说唐代举子争解元的具体事例，再谈争解元的原因。
唐代举子争解元，大多是在考场上凭借诗赋才学来争夺。据王定保《唐摭言》卷二“争解元”条，唐宪宗元和中，令狐楚镇守三峰（华州），时逢取解试，令狐楚因每年到华州取解的举子人数较多，为了提高门槛，就有意增加考试分量，“特加置五场”（一般考三场），考诗、歌、文、赋、帖经。结果吓退了不少远道而来的举子，只有卢弘正（卢纶第三子）一人应考，令狐楚特命安排饭食酒馔，还让华州的文士都前来观场。卢弘正自负才华横溢，独步文场，两场考完后，以为解元非己莫属。中途突然有位举子马植要求参试，因马植是将家子弟，令狐楚的幕僚都不禁窃笑，令狐楚则认为此人既然敢来，或许有些才华，便准其入试。既而试《登山采珠赋》，马植赋曰：“文豹且异于骊龙，採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令狐楚大为叹服其精当，于是便夺卢弘正的解元给了马植。马植后中元和十四年（819年）进士，卢弘正中元和十五年进士。卢弘正本来已拟自丞郎改判盐铁，结果又被马植所据。遂以手札戏谓马植云：“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鹾务，又中老拳。”卢弘正受知于李德裕，马植则被令狐楚与白敏中所提携，戏言之中也隐约透露出牛李党争的消长。
同条还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江东举子慕其文采，都奔赴杭州取解。当时张祜颇负诗名，自以为解元非其莫属，谁料又来了一位徐凝与之争解元。某日白居易邀请张、徐二位参加州里的宴会，有意借此机会让两位当面比试。张祜对徐凝说：“我做解元最合适。”徐凝问：“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徐凝说：“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愕然无语。于是满座为之倾服，解元遂被徐凝所夺。
张祜徐凝争解元之事，还见于范摅《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条，说张祜和徐凝都想做解元，白居易就令二位比试诗赋，出题曰《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结果以徐凝为解元，张祜名列第二（又称解副）。白居易还十分欣赏徐凝描写庐山瀑布的“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两句。但后来徐、张二人都放弃了参加礼部省试，“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赋者矣”。
盛唐王维多才多艺，但他争解元不在考场而在会场，不以文章而靠乐章，不凭实力却凭势力。据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维年未弱冠即以文章得名，且以音乐才华游历长安豪贵之间，尤其得到岐王李范的赏识。当时宰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举进士，声望很高，又通过关系找了某贵公主的门路，某公主以词牒告知京兆府试官，命以张九皋为解头。王维遂请李范出面相助，岐王了解公主的爱好，就让王维将佳作预先抄成卷轴，并谱写一曲琵琶新声。几天以后，公主举办家宴，李范又让王维精心装扮成乐工，本来就年轻俊美，混在乐工之中就格外显眼。王维当众演奏了新谱的琵琶曲《郁轮袍》，满座为之动容，公主大奇之。岐王乘机向公主介绍说，王维不仅精通音律，其诗歌更是无出其右，并让王维递上卷轴，公主展卷一读，惊讶地说：“这都是平日所诵习者，本以为是古人佳构，没想到就是你的大作。”遂让王维更衣升座，优礼有加。岐王见时机成熟，便对公主说：“今年京兆府若让王维当解头，才堪称为国增光。”公主问道：“何不让他应举？”岐王说：“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听说今年的解头公主已经许给张九皋了。”公主笑曰：“这都是受人所托，如果王维愿意就试，我可以帮他如愿。”于是立即派人召京兆试官至府，让宫女给他传话。王维不仅争到了京兆府的解元，而且一举登第。经傅璇琮先生考证，《集异记》所说王维与张九皋争解头之事不属实，但同时也认为“它写出了当时文士争解头的活动，写出了贵戚之家对科举考试的干涉”，“从这点来说，《集异记》所写的又合乎历史的真实”。
《唐摭言》卷二又记载，宣宗大中年间，纥干峻与魏■争府元，而纥干峻屈居其下，翌日魏暴卒。当时纥干峻之父纥干臮正任岭南节度使，因此被无名子（匿名造谤者）四处散布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阙之前，未消一捻。”似暗指纥干峻用毒蛊害死了魏某，迫使纥干峻兄弟皆罢举。虽然无名子的造谤多系捕风捉影，但也反映出晚唐科场对解元的明争暗夺。
范摅《云溪友议》“去山泰”条记载，举子宋嶽久困科场，后改名宋言，于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参加京兆府取解试，冯涯为考官，取宋言为解元。而京兆尹张毅夫认为冯涯考试徇私，奏贬冯涯为澧州司户。再试，乃退宋言为第六十五名，但宋言于大中十二年（858年）考中第四名进士，对冯涯颇为感恩。又据黄璞《王郎中传》记载，咸通二年（861年），王棨“初就府试，冯涯为试官，《三箭定天山赋》当意，为涯所知。欲显滞遗，明设科第（置等第）。以宋言为解头，公为第二。时（张）毅夫中丞尹京兆，怒涯不取旨撝，命收榜，扱破名第申省。其年等第虽破，公道益彰。凡曾受品题，数年之间及第殆尽。前今舆论，莫不美冯公之善得其材，荣公之获任其选”。两处记载相差了四年。据《旧唐书·宣宗纪》，张毅夫任京兆尹在大中十一年四月，而大中十二年宋言已中第。则《云溪友议》所载似较可信。
据《太平广记》卷一五六，刘禹锡之子刘咸允多年科举无成，到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吏部尚书崔群因与刘禹锡交情素深，就想帮助刘咸允中第。这年京兆府的试官张正谟，正巧是崔群的门生，崔群特意将张正谟召至府中，当面以刘咸允相托，想让刘当解元。等到榜出，刘咸允的名字却较为居后。崔群十分恼怒，对阍者说：“张正谟要是再来，不要通报。”据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自注：“张秀才正谟，荥阳公首荐登第也。”（《元稹集》卷十二）则张正谟本人就是由解头而及第的。他能不顾座主的情面，秉公选拔，这在晚唐科场十分难得。而刘咸允没当成解元，进士登第的愿望再度落空了。
又据《幽闲鼓吹》记载，中唐名相裴度征伐淮西时途经洛阳，河南尹张正甫（前文京兆尹张毅夫之父）设宴府西亭，席间裴向张称道一位举子有词艺，是个好解头。目的是帮此人争解元。但张正甫正色道：“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河南府解头？”一句话说得裴度颇为惭愧。裴度是唐代中兴名臣，为官正直，乐于助人。就连他也为举子说项求解元，可见科场风习影响至深。
《新唐书·选举志》说：“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特别是举子交结宦官或强藩，以求取解及第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有所谓的“芳林十哲”（由长安芳林门入内苑，因此得名），皆与宦官交游，以希博取科第。其中有蔡铤和李岩士两人，带着东、西神策军的推荐书，奔走华州以求解元，时谓对军解头。（《唐语林》卷四）解头只有一位，想必这二人之间也定有一番争夺。又据《唐摭言》卷九，刘蜕之子刘纂，乾宁中（894-898年）困居长安，与某医工为邻居，关系十分密切。此医工是宦官首领的门徒，他借着给京兆尹李知柔看病的机会，替刘纂鸣不平。李京兆以为这是权宦的意思，就要求试官必取刘纂为解元。刘虽然得了解元，却接连数举落第，因为在中晚唐时期，南北衙积怨颇深，凡与宦官沾边者，多被舆论所不齿。别人替刘纂争得了解元，反而让刘纂蒙受了羞辱。
唐代京兆府的取解试，有所谓“等第”的成例。《唐摭言》载：“神州（京都）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礼部侍郎）倚而选之，或至浑化（全部录取）。不然，十得其七八。”又元和元年《京兆等第榜》曰：“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抟跃云衢，阶梯兰省（秘书省），即六月冲霄之渐也。”柳宗元《送辛生下第序略》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登贤能之书，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为举首者，仍岁皆上第，过而就黜，时谓怪事，有司或不问能否而成就之。”也就是说，京兆府荐送的解头，每年都能中第。如果遭黜落，就被视为不正常。赵璘《因话录》卷三也记载，太和六年（832年），唐特任渭南县尉，为京兆府试官。京兆尹杜悰（杜牧从兄）想为亲友求等第，便将唐特召入府中茶酒款待。但每当杜悰提到举子，唐特就退居阶下，俯首不语，杜悰始终不好意思明言。结果这年上等取了三十馀人，数年之内全部及第，赵璘本人就在等第之列。由上可知，京兆府的解元、等第优势明显，自然成为举子争夺的主要目标。
对于唐代举子争解元、争等第的现象，有识之士多致批评。宣宗大中七年（853年），京兆尹韦澳主张废除等第，于试前张榜告示举子曰：“近日以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官之日。曾非考覆，尽系经营。奥学雄文，例舍于贞方寒素；增年矫日，尽取于朋比群强。中选者曾不足云，而争名者益炽其事。”（裴庭裕《东观奏记》中卷）在韦澳前后，京兆等第或置或废，但终唐之世，举子争解元、争等第的现象基本没有改变。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

首先，解元参加礼部试中第的保险系数高，尤其是京兆府与同、华等大州的解元。《东观奏记》卷中还记载：“词科（进士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为梯级。建中二年（781年），崔元翰、崔敖、崔备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贡举，放及第，并依府列。盖推崇艺实，不能易也。”京兆解的前三名便是礼部试的前三名。《唐摭言》云：取解试“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同华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常年以清要（显要官员）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元稹在同州作《和王侍郎酬广宣上人观放榜后相贺》诗，自注：“进士李景述以同判解头及第。”（《元稹集》卷二十一）“同判”谓同州判官，即同州取解试考官，诗题中的王侍郎是王起，长庆二、三年连知贡举。元稹长庆二年六月至三年八月任同州刺史，此诗当作于长庆三年春。李景述该年以同州解元中第，作为同州长官的元稹自然感到高兴，与知贡举赋诗相贺。可见京兆府的解元、等第以及同、华的解元，在礼部试中几乎是稳操胜券。相比之下，其他州府的解元则没有这个优势，即使是河南（东都洛阳）这样的大府，其解元也难免落第。如大历九年的河南府解元卢景庄，虽然是“大府首荐，声价已振京洛”，但仍然因帖经未过而遭黜落。（《登科记考》卷十引《乾馔子》）再如中唐的吕温，曾以河南府试第一名荐送，到省试依然落榜。《唐摭言》卷二中还开具了一份“府元落”的名单，共计九人，但其中的好几位旋即考中了进士。例如元和元年落榜的郭求，后登元和三年制科；元和九年落榜的高釴早在元和元年已中进士，当系误记；开成二年落榜的郑从谠后于会昌二年中进士；乾宁二年落榜的韦瑑疑即韦彖，后来考中乾宁四年进士。这说明解元中第的几率还是较高的。总体而言，唐代解元在礼部试中占有明显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能中解元是举子词艺才学的体现，是荣誉的象征。王维争解元虽然不在考场上，但打动某公主的仍然是诗歌和音乐才华，而且王维是非解头不入试。裴度推荐某举子当解头，也因为此人有词艺。解头不仅被别人所羡慕，也能使自身激情充沛。中唐赵嘏的《赠解头贾嵩》诗云：“贾生名迹忽无伦，十月长安看尽春。”这位贾嵩不知是京兆解头还是他州解头，但都要在十月底前赶到长安，向礼部投送文解和家状，虽然已是“落叶满长安”的初冬时节，但在解头的心中依然春意无限。《刘宾客嘉话录》记载：李绛因其父李元善任襄州录事参军，遂在襄州取解。判官张正甫为考官，一来与其父是同僚，二来也赏识李绛的才干，对其前程十分看好，便对襄阳节度使樊泽说：“举人中悉不如李某秀才，请只送一人，请众人之资以奉之。”这实属非常之举，但樊节度欣然允诺。此年襄州只解送一人，李绛自然就是解头，并且获得了丰厚的资助，可谓名利双收。李绛后登贞元八年（792年）龙虎榜，宪宗朝官至宰相，对樊泽之子照顾有加。
唐代各州乡贡十月底以前到达长安后，还有元日引见的仪式，就是将各州的贡品与举子列于王庭，由皇上临视，表示接受。该仪式的具体情形缺少明文记载，但想必各州解头引见时应当位于前列。降及五代北宋，因为乡贡人数过多，就只让解头作为代表参加皇上的接见了（参阅《登科记考》卷二十五和《梦溪笔谈》卷九）。
第三，唐代解元往往能获得较丰厚的经济利益。《唐摭言》卷十“海叙（指普通乡贡）不遇”条记载，欧阳詹之孙欧阳澥薄有词赋，但出入举场二十年而不第。曾向韦中令（韦昭度）行卷十余年，虽从未谋面，但韦中令家凡有忧喜之事，欧阳澥均庆吊不亏，因此韦公很感念他。唐僖宗中和初（881年），韦公随驾到成都而拜相，打听到欧阳澥正流寓汉南（今湖北宜城市），便写了一封私信给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希望他关照欧阳澥。刘巨荣也乐于借此讨好宰相，对欧阳澥待以厚礼，拔为解元，还赠送了千馀缗资费，并设宴为其送行。只可惜欧阳澥命蹇，病死于赴考途中。
唐末的江西团练使、镇南节度使钟传，是绿林首领而归顺朝廷。他虽然出身商贩，却能礼贤下士，重视文教。黄巢起义之后，州县多停解乡贡，唯有江西解送三十年而不辍。每逢取解试，都举行乡饮酒礼，供应丰盛的茶水食物，钟传还亲率僚属临场。到发解之日，再次设宴送行，并给每位乡贡赠送柴米与资费，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海送（普通乡贡）每人不少于十万。因此有很多举子携带公卿的书信，不远千里来江西求解元（《唐摭言》卷二“争解元”条）。江西的解元赴礼部省试，不见得能必中，举子到那里求荐举、争解元，大约更看重优厚的经济奖励。

唐代举子争解元的现象，说到底是当时社会风尚与士人心态的反映。唐人非常看重科举，尤其崇尚进士科，视进士及第为“登龙门”。《新唐书·选举志》云：“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舒元舆称进士科为“圣朝取士首科”（《登科记考》卷十八）。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争解元并非唐代举子的最终目标，因为要想进士擢第，还必须参加礼部试，在几乎百里挑一的激烈竞争中，去争及第，争状元。为了能博取一第，鱼跃龙门，唐代举子们不惜动用种种关系，采取一切手段，（参见拙文《唐代科举及第之怪现象》，载《寻根》2010年第6期）甚而为之拼搏终生，“赚得英雄尽白头”。
如今的高考状元与唐代的解元颇有相似之处。其被名校争夺的程度，其受媒体和民众追捧艳羡的热度，其所获得物质奖励的力度，同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解元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者亦有三点：一、不叫解元而称状元；二、每省不止一人而至少有文理两名，甚至还有市状元、县状元；三、唐代的解元仅取得赴京考试的资格，而今的状元则多被京城名校收入囊中，成为“国子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