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维新:’脱亚教父’福泽谕吉的’东亚共荣梦’

作者|萧西之水    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我国没有时间再去等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

节选自《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社论——《脱亚论》。

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发行宣告日本“脱亚入欧”开始，也宣告日本决心抛弃亚洲落后国家、彻底变革为与欧美先进国家比肩之强国。而由于《时事新报》主办人为明治时代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自然也会认为这位“一万日元爷爷”意在“脱亚入欧”。虽然近年来围绕《脱亚论》作者是不是福泽谕吉一事有所争论，但既然这篇文章能成为《时事新报》社论，起码是获得了福泽谕吉默许。

当然，从福泽谕吉本人经历来看，所谓“脱亚”并不是地理意义上“脱离亚洲”，而是在思想高度上“脱离顽固守旧”。此“亚”非彼“亚”，也造就了福泽谕吉对于亚洲的矛盾态度。

带剑横行：支援朝鲜开化运动

“异客相逢君莫惊，今吾自笑故吾情，西游记得廿年梦，带剑横行龙动城。”

这首汉诗作于1880年4月。当时朝鲜第二次修信使金弘集来访庆应义塾，福泽谕吉看到朝鲜“开化派”虚心求教、积极寻找朝鲜近代化改革的办法，颇为欣慰，也让福泽谕吉怀念起1860年、1862年两度访问西方国家、寻求国家改革的岁月。所谓“西游记得廿年梦”，便说的是这件事。

二十年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变成致世良师，见到另一个东亚国家的使者远道而来，寻求国家改良之路，便仿佛看到了过去自己曾经“带剑横行龙动（伦敦）城”。

以金弘集来访为契机，福泽谕吉开始正式接待朝鲜留学生。1881年12月，朝鲜“绅士考察团”来访日本，并于1882年2月访问庆应义塾。福泽谕吉与考察团里的金玉均颇为投缘，留他在身边四个多月，期间将毕生关于政治改革的心得悉心传授，并答应金玉均要帮助朝鲜走向独立，走向开化。

1882年7月，朝鲜爆发“壬午军乱”，朝鲜旧式军队攻击日本训练的新式军队与日本公使馆，清廷为了平定军乱而派遣淮军将领吴长庆抵达汉城，将幕后指使者兴宣大院君押送回天津。事后，日朝签订《济物浦条约》，强迫朝鲜赔款50万日元（约合今2亿元人民币）。为减轻朝鲜压力，1882年9月，福泽谕吉主动出面联络外务卿井上馨，帮助朝鲜争取了10年的还款时间，并以自身名义从横滨正金银行贷款17万日元赠给金玉均。

17万日元里，5万日元用于偿还当年赔款，其余款项则用于派遣留学生。1883年5月12日，开化派人派遣徐载弼、徐载昌等17名留学生来到庆应义塾；7月4日，又有朴泳斌、朴准阳、俞亨睿等12名留学生成为了福泽谕吉的门生。一时间，庆应义塾成为了日朝民间来往的重要根据地。

与此同时，开化派核心人物朴泳孝担任汉城判尹（市长），庆应义塾弟子牛场卓造、高桥正信、井上角五郎三人也来到朝鲜，创立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汉城旬报》。在福泽谕吉弟子指导下，朝鲜人开始将朝鲜语以汉字、韩字混写的方式写作出来，将大量日语译词输入朝鲜。今日韩语语法、词汇与日语颇有类似，也肇始于此。

从对待朝鲜的殷切态度上看，福泽谕吉不但没有“脱亚”之意，反而有着“兴亚”之心。同一时期，日本民间组织“兴亚会”及其后身“亚细亚协会”都邀请福泽谕吉担任顾问。

但也要注意，与兴亚会积极倡导联合清帝国、朝鲜有所不同，福泽谕吉却只将帮助对象定为朝鲜，对清帝国却有着敌对态度。

其实之所以支持开化派运动，福泽谕吉的思路是支持朝鲜从清帝国朝贡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日本一样形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在这个大前提下，急于在朝鲜扩大影响力、抱持亚洲旧传统的清帝国自然成为福泽谕吉“文明开化”思想的对手。

不解之矛盾

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趁着汉城邮局落成典礼之际发动“甲申政变”，推翻了闵妃政权。但没过两天，代表清朝驻在朝鲜的袁世凯就率军2000人攻克朝鲜王宫，并将掳走三年之久的兴宣大院君送归朝鲜扶正，迫使朝鲜政府大规模搜捕开化派成员。

由于犯了“大逆之罪”，朝鲜对待反叛者的手段也极为残忍：1885年2月，金玉均、徐载弼、徐光范等开化派成员的家人全部遇害；已经去世的洪英植从墓里被挖出来戮尸。金玉均、朴泳孝等人被迫来到日本，在福泽谕吉资助下开始流亡生活，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金玉均在上海遭到朝鲜间谍刺杀身亡。

这段时间里，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里对朝鲜政府与国民大加批判：

“朝鲜国民数百年来沉醉于支那的儒教主义，已经失去了独立精神；近年来的内政外交事项中，朝鲜更是受到支那的干涉，已经失去了独立国体。无论有形无形都学习支那之风，百般人事都听从支那指挥，不知自身为何、不知国家为何，只能每况愈下，逐渐走向野蛮。”（《朝鲜独立党的处刑（前编）》，1885年2月23日）

“不妨说明：朝鲜朝廷的事大党如果不想独立党成为祸乱，那么必须尽早去除落后的儒教主义，转为西洋的文明开化。”（《朝鲜独立党的处刑（后编）》，1885年2月26日）

“如果一国不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能保护国民独立，那么这种国家不如灭亡了好。”（《为了朝鲜人民，恭贺其国灭亡》，1885年8月13日）

虽无证据显示福泽谕吉参与1884年甲申政变，但从事后反应来看，他显然反对朝鲜政府采取如此极端的报复行动。正因为“甲申政变”失败，福泽谕吉对援亚行动颇为失望，从此不再支持任何国外改革运动，《脱亚论》这样的极端文章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得以发布（1885年3月17日）。

综览《脱亚论》与同一时期《时事新报》社论，虽然笔触激烈，但福泽谕吉均把批判对象定于“儒教主义”，这也与他一直以来倡导“实学”的教育理念相一致：“无论是天地之间有形之物、还是无形之人事，文明之进步都在于寻求其运作旨趣、发掘真理”，然而“亚细亚诸州人民”不但“一时听信所谓圣贤者之言”，“到了万世之后依然无法跳出其范围”，与西方国家人民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福泽谕吉《劝学篇》）。

很明显，在福泽思想里，文明就等于西方，不文明就等于亚洲。虽然这个等式为很多人所唾弃，但在19世纪末期的世界，西方的文明程度、科技水平都强于东方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也基本只有西方列强能够保证国家独立，这就让人把文明、独立、西方这些字眼全部并列到一起。在这个逻辑体系里，“脱亚”也就是脱离亚洲陈旧的科技体系与思想体系，维护国家与人民独立。

《脱亚论》也提到：“如今支那、朝鲜不但对日本没有任何帮助，而且由于三国地利相接，西洋文明人会将三国同样对待，很可能会带着对支、韩两国的评价来看待日本”，“与恶友亲近的人也会被看作恶友，我在内心里谢绝东亚恶友”。

基于相似理念，福泽谕吉更支持日本与“东亚恶友”之间的战争：1894年7月29日，就在甲午战争丰岛海战结束之后，《时事新报》称“日清战争”是“文明开化谋求进步之国与阻碍其进步之国的战争”；随后福泽谕吉与三井、三菱等财阀结成“报国会”，自身甚至拿出一万日元支援战争；战争结束前后，他又给友人写信提到“没想到如今眼前竟有此盛事，能将邻国支那、朝鲜都包罗在我文明之中，实为必生之愉快”。

仅从对甲午战争的态度来看，福泽谕吉非但不是一位谆谆导师，反倒像是一位侵略战争的吹鼓手，这种形象矛盾不仅是福泽谕吉对亚矛盾态度的体现，也反映出“文明=西洋”的理论矛盾。

从现代角度看，近代“西洋”在制度与科技上的贡献的确可以是“文明”的重要象征，但同样由西方“发明”的殖民统治、侵略战争却并不能纳入到“文明”范畴之中。然而在殖民危机盛行的19世纪末期，为了独立自强，日本也必须接受“文明=西洋”的逻辑套路，这就不仅让他们学来文明开化，也让他们学会了殖民统治、侵略战争。一旦强大起来，日本就不免抱持着“胜者为王”的理念，复制欧美列强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

这一点也在《脱亚论》里有所隐喻：文章一方面提到清帝国与朝鲜“过不了多少年无疑亡国，国土为世界文明各国分割”，另一方面却建议日本“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起码在《脱亚论》作者眼里，“文明国家”有权“分割”那些不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