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文明战胜野蛮”

明治维新以后，最早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做出自己的独特分析的，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作为文学家，福泽谕吉为创造日本近代的平易畅达、富于宣传效果的评论、政论和随笔散文等诸种文体，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这样的文体，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所做的分析，他那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意识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日本历届政府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中国的看法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中国观的终结，并为日本近代的中国观奠定了基调。

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把世界文明分为“文明” 、“半开化” 、“野蛮”三个档次。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最野蛮的国家。”在这里，福泽谕吉还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了同一个档次上，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极个别的人，文学家们大都对中国充满着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启蒙还是以中国为榜样的。福泽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是文明国。福泽谕吉则明确地从文明理论上把中国的“文明”档次降了下来，为他的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做了铺垫。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而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这也就是他后来提出的“脱亚入欧” ；其次，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虽然日本和中国一样属于“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他的依据是：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是一个天皇的“至尊”与武士幕府政权的“至强”相配合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比中国容易。”（《文明论概略》）而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就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国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了。

就这样，福泽谕吉把中国几千年来在东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么，现在应由谁来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正在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 ，因此自然应该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亚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于是，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等国家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干预朝鲜事务，并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张和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他甚至画好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图”。他积极鼓动对中国清政府开战。当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胜利之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 、“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