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中西学术观

作者:邓建华

如何认知中国传统学术,如何认知西学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困扰晚清学术界的重大历史课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古今(新旧)中西”之争,是晚清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平心而论,在那场争论中,表现杰出的学者不多,而王国维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王国维的中西学术观可简述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王国维不仅对当时学者热衷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现象大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将学术强分为“古今中西”毫无道理。他在《国学丛刊序》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王国维的“三无”说依凭的是理性分析方法。他从学术分类的基本原理入手,肯定人类学术具有通约性。他指出,一切学术依其功能都可以归为科学、史学、文学三大类,“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在他看来“科学”的出现,起源于人类对事物“尽真”、“求是”的需要,“史学”的形成,导因于人类探求事物的变迁轨迹以及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文学”是人类“表情感”、“求诸想像”的产物,而人无分古今中西皆有此三种需求,因此,“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

由此出发,王国维提出“学无新旧”说。他指出,学术研究的宗旨在于求事物的“真”与“是”,但事物的“真”与“是”是相对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在他看来,任何既存的学术物态,都是人类认识史中的必然一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是那些一时被视为“谬说”、“空想”、“弁髦”的东西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无新旧”之分。而以时间序列来划分学术的新旧古今,实际上是以今人的价值判断,作为学术取舍的标准,这显然有违为学宗旨。王国维要求人们以辩证发展的观念看待全部的学术发展史,以获取学术研究的真谛。

王国维也反对学分中西的说法。他指出,之所以说“学无中西”,乃因“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这些学问,无论中西“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他进一步指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在他看来,中学与西学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相反,作为世界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两者盛衰与共,“互相推助”。比如西人的推算日食方法,可以与中国传统历算术相互验证。他断言,只有“兼通世界学术”,才能“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王国维力图在中西学问之间构建起一座平等交流的平台,其意在拆除中西学术之间的藩篱,消除时人对西方学术思想的隔膜和敌视,为中西学术的融会贯通,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

当然,王国维并不否认中西学术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多流的。以哲学为例,“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学术文化的多元性,使不同学术体系产生差异,但这种差异,只是“广狭疏密”之别,并不意味有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各有短长。王国维指出,中西国民素质“各有所特长”,其学术思想自然有所不同,“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中学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其短在于“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故“抽象与分类”,“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论新学语之输入》)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出现于晚清学术界的“古今中西之争”,源于甲午战败引起的传统文化失落感、失败感。在这种学术文化困境中,有的人以“保存国粹”为旗帜,试图以此复兴传统,有的以“西化”相号召,唯中是弃,唯西是从,有的则以“中体西用”为名,企图在不触动传统学术根本的前提下,汲纳西学中的“器用”之学。旗号虽有歧异,但共通之点都在于以某种学术的价值体系为参照系,去观照、评判、取舍异质学术。显然,这种学术价值一元观既不利于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也妨碍了不同学术间的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王国维对中西国民特质和中西学术短长的分析或许不尽科学、精确,但其中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多元观,是一种颇具世界意识的现代学术观念。

与“学无新旧、无中西”说相联系,王国维还特别针对以“有用”、“无用”作为学术分类与取舍标准的肤浅时论,提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说。“用”即价值。学术之“用”有两层含义,一为学术的自身价值,一为社会价值。王国维认为学术的自身价值与其社会价值有联系,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价值,“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遍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学皆无用”。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知事物之“曲”“全”、“释物”、“断事”、求“宇宙人生之真相者”,进而“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这是学术本身价值之所在,也是学者的使命所在,这是学术的真正之“用”,是一种“无用之用”。可见王国维并不否定学术之“用”,他反对的只是打着“有用”、“无用”旗号,把学术视为实现某种社会功利的工具或手段,要求学者以非功利的纯粹“求真”精神从事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论近年之学术界》)

王国维中西学术观中所展示的理性分析方法、学术价值多元观、辩证发展观念、纯粹“求真”的学术诉求,为当今学人构建现代学术大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