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使臣记录的那些事儿
作者：张亦霆
赵永春 编著
读解人：张亦霆
如果世上有一本“使节史”，那么中国篇中，最有趣的部分很可能要归于两宋与辽金之间。两宋在所谓大一统诸朝代中疆域最小，文兴武弱，同时或先后面临着与辽、西夏、金、蒙元的外交关系，无论战与和，都需要大量的信息沟通。从北宋与辽建立对等使节制度之始，到南宋称臣于金以后，双方使节频密，一年数十度南来北往。其间种种繁文缛节，礼仪应对，风土民情，政事人物，都在这些使臣们回国后上奏朝廷的“语录”和行程录中得以保存。
有一句名言贯穿两宋，也是历史借用一位使节的耳朵流传下来的。
公元974年，本已向宋称臣的南唐派元老级使节徐铉入朝，希冀能保留藩属国地位。宋太祖赵匡胤对着地图玉斧一挥，用优美的外交辞令道出一定要灭掉南唐的原因：“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160多年后，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南渡杭州，与金议和，靠着半壁中国又挺了100多年。如果南唐君臣看到这一幕，也不难设想，宋太祖的子孙们不就是鼾睡在金朝这头巨兽的卧榻之侧，如痴如醉不知归处么？
当然卧榻之侧，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睡的，也不是什么卧榻都能容人来睡。历史尽管相似，其事机却截然不同。南宋与金既是敌国，亦是相互撑持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也只此一回。王夫之所谓“宋之为宋，一女真也，女真之为女真，一宋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南宋与金本是同一事件（金灭北宋）生出来的两个头，二者之间一百余年的纠缠史，战争与和平，红脸与黑脸，一方由必欲灭之而渐渐慵怠，一方满怀复仇情结而终于无力，最终便演成了卧榻之侧且容与一席之地的互谅格局。
时间轴后进至公元1233年，被蒙古大军打得顾头顾不上腚的金哀宗从汴京南逃蔡州，派人向南宋乞粮求救，示以唇亡齿寒之理。南宋一方想的却是君子报仇，天道往还，不但不借粮，而且派孟珙率二万大军与蒙古夹攻蔡州。当然南宋未必会忘记当年北宋与金夹攻辽国的前车之鉴，那场仗输阵又输人，辽亡而旋即宋倒。但这种历史的巧合大约总是没人当真，北宋与南宋的两次背盟也如出一辙，损人而不利己，正应了那句话，没有人会吸取历史教训，这就是历史惟一的教训。
而在此之前，南宋每年在泗州边境上向金交纳岁币，银绢各25万两、匹，先以臣、后以侄国的名义呈递表和国书，已经92年了。历高、孝、光、宁、理五朝，主动与金动过两次手，都没占到便宜。金军对宋边境的侵扰时有发生，但大的交战都集中在高宗朝，因此双方大的格局仍是银绢换和平。
南宋虽然在法统血统上承接北宋，但无论其版图还是统治心态，都无法再以中原政权自居，在姑苏余杭的柔风中，它默默地接受了自己已经不是北宋这个事实。宁宗朝权相韩侂胄开禧北伐时，朝野早已安于东南风物，人心厌战，韩兵败后被政敌史弥远截杀于花园中，函首送给金军以求和：岁币增到了30万，并赔上十倍于此数的军费。
南宋纸币会子
南宋与金的纠葛太深，双方起初都有一些错觉和误判，在高宗建炎到绍兴年间的宋使记录中屡屡可见。金军的战争机器锐意吞宋，寻找各种借口南侵，而宋廷内部战和不定，又深忌诸将拥兵，结果是终于达成了一个双双渴睡互换枕头的面子工程。当时金军虽占领中原，但在两淮和鄂豫战场上都吃了败仗，士气低落，军中骡马吃光，已经开始吃人。与秦桧暗中求和相呼应，盘踞汴梁的金帅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也忘了自己要“以靴尖踢倒顺昌府”，甚至在“金人元帅第三书”中，开始用帮忙的语气引诱赵构：“既能尽以小事大之礼，货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岁币额）为定。……既盟之后，即当闻于朝廷，如有封建大赐，又何疑焉。”
1141年和议由宋高宗与秦桧和宗弼一力促成，年初打胜仗，年中收兵权，年底杀岳飞，春节就派使节去金国签约。金熙宗册封赵构为大宋皇帝，归还其生母韦太后，并徽宗榇宫（金俗火葬，无棺，徽宗帝、后遗体皆裹以生绢而葬，此时已历六年，发墓时惟裹泥土，至燕京方制棺如柜），宋向金割地、赔款、称臣。
北宋原有的版图，比起汉唐，已经像给剃了光头，现在连上半身也不保了，只剩100多个州府，700余县，整整失去了632个县的土地。赵构在给金熙宗的誓表中自称“臣构”，称金为“上国”，称宋为“敝邑”。这是史上惟一一个在任的中国皇帝向敌国称臣，对于皇权，可以说是自我否定到了极点，甚至在宋方的档案中，它被不明原因地遗失了。但《金史·宗弼传》特意为高宗保留了它。
以上便是宋金间使节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与辽相似的是，金人也会使用一套话术，大意是“夷狄”之人岂能久居中国，中原之位还是要中原人来坐。但实际上，胃口是决定于其能力大小的。辽在后晋时攻陷洛阳，呆了半年撤走，浅尝而辄止，因其未脱游牧习性，但对燕云十六州，也是始终不肯放手。金比辽更进一步，前后扶持伪王与南宋对抗，又废刘豫直接占领中原，并下令汉人剃发，不得着汉服，违者死罪。不过四十年，淮河以北民间尽随胡俗而改，当时诗人范成大出使燕京途经汴梁，看到城市依然残破，满街都是剃光头顶脑后留小辫的汉人男子，深为震惊。
宗弼还在他1145年的遗言中留了一手牌，说如果宋背盟，就立天水郡公（钦宗）在南京（汴梁）为宋主，以扰乱宋朝形势。“遗言于汝等，吾没后，宋若败盟，推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惑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有术付汝等，切宜遵守，勿忘吾戒。……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公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
钦宗死于1156年，在海陵王时期的一场马球会上坠马而亡。若宗弼的遗言变现，还真是高宗最害怕的结局。如果说高宗还需要徽宗的遗骨来祭天地祖庙以克承大统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异母长兄，我们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高宗的想法的。因为他什么也没做。他的想法就暴露在了这无为之中。
高宗母韦后从东北南归之日，钦宗曾挽其车轮，卧车前泣曰：“归语九哥与丞相，我得一太乙宫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卧于轮下也好，以手挽车轮也好，绝望的程度是一样的，他可能也清楚“九哥”的和议遣还名单中为什么没有他，但惟有发一声呼号哀告，别无他法。
直到高宗禅位于孝宗那年，钦宗的灵位才得以进入赵宋祖庙第十一庙，这时他已死去七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根据排序的需要而得到了“钦宗”这个庙号。
而金直到其惨烈的灭亡，始终是个复杂的国度，民间胡化，宫廷内却日渐汉化，也许我们今天可以将之称为融合，因为两者似乎也是一回事。在辽和北宋相继消失的地方，金人也盖起了一重重宫殿，仿照汉式官制，开始学习各种繁琐的礼仪，征战掳掠所带来的快乐仅消散于一两代原始股老兵之间。金没有消失，在另一边的南宋人眼中，它也没有逐渐远去，而是直接在淮河对岸存在着，是一个看起来和平、有法度和礼仪的互相致问之国，这就是双方都认可的既成事实。
金代的起止年份是史上最好记的：1115到1234年。
河北至今仍然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搞笑博主史里芬盘过的河北西洋景里，这是一个集雕塑、杂技、武术、建筑、旅游、娱乐于一体的辣眼睛仓库，关二爷和狮身人面像，哥特式城堡与儒释道大宗师，各路江湖人士，神头鬼脸，在平庸的生活模式表面，掼上了一层中华魔性的奶油。而在摇滚基地石家庄，“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突破雾霾暗夜的小号声，又提示着另一种彼岸的可能：关于失败、压抑、逃离所指向的理想空间，其实正是这一片尘土与苦寒之地的相关赠品。
《万能青年旅店》
燕赵之地以慷慨悲歌侠士刺客著名于历代。中国在三千年历史中，政权中心由西向东移动，从西安到洛阳、开封，从金代起，始以北京为都。河北作为北直隶，则在明清两朝，庞大的中央集权灯影下，河北较之于其他省区身份模糊，存在感不强。心理空间上的虚弱状态与地理上的重要程度形成张力，也伴随着仓惶的变形。比如清初圈地，京城贵族尽占直隶田土，导致大量农民失地，于是河北人往山西内蒙逃荒者最多，民生无计，跑江湖，演杂耍，撂地摊，算八字，已经和燕赵侠士相差万里。甚至某些州县成为太监的重要来源，也是其中一个怪异的例子。
在金人进入中原之前，山西与河北北部属于辽，其核心即今北京，在辽称燕京。宋人自然不会跟着辽人叫燕京，只称燕山府。司马迁曾论说：燕北迫蛮貃，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太史公是说这地儿挤得慌，东有海，西有太行，北边是蛮族，南边的山东豪杰更多，只能战，不可守，只能作缓冲，不可当基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北直一章列举了汉代以来被消灭在这块土地上的霸主们，臧荼、卢绾、彭宠、公孙瓒、王浚、段匹磾、杜洛周、葛荣、高开道，还有河北三镇发动过十七次叛乱的节度使们，加上五代刘守光，最后则是契丹与金。
《读史方舆纪要》
魏晋南北朝以来，鲜卑人势力渐侵燕赵，唐代则有契丹，其祖先也出于鲜卑宇文部。唐安禄山在此地发动安史之乱，败亡后，其降将成为成德、魏博、卢龙三镇节度使，河朔割据之势传染到全国藩镇，中央政府累年与各大军区鏖战内耗。其中成德节度使前两代李宝臣、李惟岳是奚人家族，后三代王武俊、王士真、王承宗是契丹家族，最后一任王庭凑、元逹、王镕则是回鹘人。魏博方面也曾有奚人统帅，数代世袭，中央政府无力控制。
五代时期总共53年的乱局，除了后梁和后周，中国北方大部为西突厥别部的沙陀人所统治，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与后汉政权，最长的后唐14年，最短的后汉不过3年，他们均以河东节度使起家于沙陀人的大本营山西太原，其逐鹿中原的标志则是入都洛阳。
洛阳地区历代都邑分布图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其后一直未能收复，此地遂成为中原与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960年，北宋代周，平蜀，下岭南，收江南，灭北汉，强弩之末，与契丹争夺燕京，败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太宗大腿中箭乘驴车逃出战场。时在979年，自此无复北伐之举。1004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入寇，宋真宗不得已亲征于澶州，两军各有胜负，辽统军使萧达凛被宋军伏弩射杀，和议始定。澶渊之盟后，宋辽以河北中部的白沟河为界，易州属辽，霸州归宋，相安无事120年，宋向辽提供岁币银10两，绢20万匹，边境设榷场进行贸易。这是北宋与辽建立使节制度的开始。
北宋既自居中原正朔，视辽为夷狄，使臣的举动便不得不多加小心，稍与对方接近，就有通敌之嫌。仁宗朝名臣余靖因能习外国语，作蕃语诗，契丹爱之。出使辽国时，辽主命其作胡语诗，诗成，辽主应诺饮尽一觞酒。余靖回来因而被贬，表面罪名是出使失礼。实际上让仁宗不舒服的是大臣与对方的亲近，反衬出了自身威权的冰冷与距离。这种色厉内荏而不顾彼此风情差异的统治心态，放大来说就是北宋皇朝一以贯之的自闭性表现。
有宋一代，人口繁盛超过汉唐，城市扩张，商业发达，社会流动加速，门第势力衰退，高山流水的诗赋蝶变为更世俗化的词曲，传唱之间，口语俚俗已将士人心绪稍稍偷换。理学家们提出“读书人人有份”，可见普通阶层的上升路径基石已成，中间阶层边际漫溢，这是宋代的大势。
《宋史》有传的人物，仅看北宋，从太祖至钦宗朝，共1194人，其中名族公卿279人，中等家族343人，寒素出身者多达543人。仅布衣出身的宰相，就占一半以上（《中国社会史》，梁庚尧著）。
那为什么还要说其自闭呢？众所周知，宋是个不爱武装的朝代，其实不是不爱，只是害怕武装在别人手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个看起来具有美颜效果的故事，表面上解决了五代以来藩镇祸乱之源，用文臣知州，选州兵充禁军，许边将以便宜，强干弱枝，并沾沾自喜，实际上导致了宋代兵制与统帅权的双双衰落。宋神宗时对交趾和西夏用兵，两败而还，甚至用亲信宦官为帅，当时受命制置兵马的宦官李舜举就对宰相王珪说，四效多垒，此卿大夫之耻，内臣正宜供禁廷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这位太监是个明白人，却装糊涂，明明是皇帝不信任文臣武将，他却只好埋怨国中无人。
与辽国打惯交道的北宋在徽宗末年遇上了新问题，这就是正在崛起的金。宋主动与金密约夹攻辽国，约定得手后收复燕山府，结果弄得翻了车，不但自己被强弩之末的辽击败，还被金人一路看扁，终于找了个借口，在一年之间两渡黄河，灭宋掳走徽钦二帝和一万六千多宗室宫人，史称靖康之祸。其间有郑望之的《靖康城下奉使录》，李若水的《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马扩的《茅斋自叙》，许亢宗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等。
金灭辽与北宋形势图
许亢宗（执笔人实为从官钟邦直）起始便说：金人既灭契丹，遂与我为敌国……，他的使命是在1125年与金议和，带了八十位随员和大量礼物，金人表面上许和，但归途中许已看到战争的迹象，金人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燕人亦屡屡言其将入寇，而秋天回朝后，许大使不敢发一言，因有御笔在先：敢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许大使省了三千贯，徽宗自己陪了一条老命。
当然，徽宗是公认的天才画家。如果没有绘画天赋，他的悲惨结局就和其他亡国之君一样，无法引起那么深的同情。而如果他不是皇帝，仅仅是个画家兼亲王，与其身份俱来的惟一性和创造力，便不能那么主观地得以呈现。
徽宗题画的花押很有名，简笔的“天下一人”，四个字只用三笔组成一个符号，这当然是他做了皇帝之后的设计，以最少而包含最大，既有至尊唯一的自矜，也有道家的自省与自觉。他自创的瘦金体书法，将汉晋唐以来书法中的骨肉血气一一剔去，独留其翩然神往之姿态，只可见其势所必然，一如冬天树枝尽露，方见树的想法。
北宋灭亡三百多年后，另一个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尤爱徽宗书画。
妥懽帖睦尔蒙语意谓“铁锅”。后世传说他是被元世祖发到西藏当了喇嘛的宋恭帝赵㬎的儿子，这事基本靠扯。不过这口锅热爱文艺，手中不乏徽宗真迹，则可以坐实。蒙古灭金，再灭南宋，大元享国97年，1368年，明军打到大都（北京），铁锅打算北遁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侍臣泣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铁锅这时说了一句让徽宗都不得不伸手点赞的话：“今日岂可复作徽、钦！”说完就跑了。
不知他跑的时候有没有打包徽宗的画。
前面提到孝宗朝以范成大为资政殿大学士，出使金国的事，他于1170年6月出国门，渡淮河，在边境泗州河口，由金国兵部尚书郎中田彦皋等接伴，带银牌，上有“准敕急递”字样及阿骨打花押。一行途经安徽灵璧和宿州，有民众从窗户偷看使者队伍，数位父老在路旁望着车辆潸然泪下，入东京汴梁，金改称南京，城门皆荒墟，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皇宫曾毁于大火，金海陵王时重修，崇饰比旧宫更加壮丽，但民间荒残自若，有人甚至在新城内犁田，旧城内粗有市肆，苟活而已。
范成大所见的剃发与易服令执行之彻底，恐怕已被明末清初的同一道命令遮盖了。剃发令还真不是后金的发明。金太宗天会七年（1130）下削发令，并禁止着汉人衣冠，不如式者死。代州一军人顶发稍长，被州官斩于市。河北有小民着犊鼻（大裤头）者，亦斩之。各地被害者甚多。一时布价腾贵，穷人无力置换新衣，坐困于家，不敢出门。
《范成大笔记六种》
其时淮河以北的男子，大概发式为脑顶剃光，椎髻于顶后，包以罗巾。到了村落间，连头巾也没人包了，索性“蓬辫如鬼，反以为便”。当然，宋朝的衣服也没有人穿了，全是胡人样式。“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
范成大在他的《揽辔录》中，详细描述了燕京的城市规划，宫殿，仪卫，官制，历法，金国各州府概况，文武官员简历等等，这份情报对于南宋首屈第二指的诗人来说，也真是难为他打听得那么周密。当然，他还称燕京为燕山，就像他仍称汴梁为京师一样。皇家可以偷安，诗人们却不敢忘家国。
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金国已非复旧女真，金世宗治下的二十多年稳定局面，通过对行政机构的改革与重视教育，在金国上层形成了汉化倾向，而世宗本人则坚守民族旧习，以在上京围猎为乐。这二者虽有矛盾，但明暗之间，已是双轨并行。金国正忙于转过身来向北注视着渐渐强盛的蒙古部落，南宋对它来说，只是一个年供二十万银帛的象征意义的从属国，实际上，已渐以平等心待之。
又过了二十年，绍熙二年（1191）七月，金使完颜兖入宋贺光宗生日，中书舍人倪思受命为馆伴。此时国使制度已相当成熟，双方见面都是按规矩来，相揖行礼，依次谢恩，互送土特产，入会客厅，对立定，各上前一步，倪思客气一番表示欢迎，兖应喏。倪思的副使重复一遍再表示欢迎，对方再喏。然后倪再对金国副使路伯达说同样的话第三遍。再相揖，双方告退，互道晚安。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中间又隔着翻译，双方对话基本都很枯燥，除了天气还是天气。宴会时也是这样，倪派翻译过去说：切望多吃。兖就派翻译过来说：特别好吃。另一名官员也让翻译过去说：且望饮尽。兖则派翻译来说：酒已饮尽。
这种一般的贺使，没有利害冲突，除了数量庞大的国礼，相别时还以私人名义互赠礼物，虽不贵重，但礼单依旧丰盛，简直像走亲戚。临别时，又程程相送，其间双方都展现出全副武装的客气，但也不乏几许真情意。一直送到来迎接处，倪思最后便说：逾旬参陪，遽尔言别，岂胜依恋，归途修阻，切望保重。完颜兖说：在馆逾旬，乍别，善保台重。副使对副使说：向者将命出疆，甚荷照拂。自此执别，善加保重。对方说：乍远，幸保台重。
双方使臣众人遂“互展攀违状”，相揖退。做了一套有身体接触而又不过分热情的虚无动作（类似而略逊于今人抢着结账那种）之后，各归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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