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使臣记录的那些事儿

作者:张亦霆

《奉使辽金行程录》

赵永春 编著

读解人张亦霆

如果世上有一本“使节史”,那么中国篇中,最有趣的部分很可能要归于两宋与辽金之间。两宋在所谓大一统诸朝代中疆域最小,文兴武弱,同时或先后面临着与辽、西夏、金、蒙元的外交关系,无论战与和,都需要大量的信息沟通。从北宋与辽建立对等使节制度之始,到南宋称臣于金以后,双方使节频密,一年数十度南来北往。其间种种繁文缛节,礼仪应对,风土民情,政事人物,都在这些使臣们回国后上奏朝廷的“语录”和行程录中得以保存。

寻梦于卧榻之侧

有一句名言贯穿两宋,也是历史借用一位使节的耳朵流传下来的。

公元974年,本已向宋称臣的南唐派元老级使节徐铉入朝,希冀能保留藩属国地位。宋太祖赵匡胤对着地图玉斧一挥,用优美的外交辞令道出一定要灭掉南唐的原因:“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160多年后,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南渡杭州,与金议和,靠着半壁中国又挺了100多年。如果南唐君臣看到这一幕,也不难设想,宋太祖的子孙们不就是鼾睡在金朝这头巨兽的卧榻之侧,如痴如醉不知归处么?

当然卧榻之侧,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睡的,也不是什么卧榻都能容人来睡。历史尽管相似,其事机却截然不同。南宋与金既是敌国,亦是相互撑持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也只此一回。王夫之所谓“宋之为宋,一女真也,女真之为女真,一宋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南宋与金本是同一事件(金灭北宋)生出来的两个头,二者之间一百余年的纠缠史,战争与和平,红脸与黑脸,一方由必欲灭之而渐渐慵怠,一方满怀复仇情结而终于无力,最终便演成了卧榻之侧且容与一席之地的互谅格局

时间轴后进至公元1233年,被蒙古大军打得顾头顾不上腚的金哀宗从汴京南逃蔡州,派人向南宋乞粮求救,示以唇亡齿寒之理。南宋一方想的却是君子报仇,天道往还,不但不借粮,而且派孟珙率二万大军与蒙古夹攻蔡州。当然南宋未必会忘记当年北宋与金夹攻辽国的前车之鉴,那场仗输阵又输人,辽亡而旋即宋倒。但这种历史的巧合大约总是没人当真,北宋与南宋的两次背盟也如出一辙,损人而不利己,正应了那句话,没有人会吸取历史教训,这就是历史惟一的教训

而在此之前,南宋每年在泗州边境上向金交纳岁币,银绢各25万两、匹,先以臣、后以侄国的名义呈递表和国书,已经92年了。历高、孝、光、宁、理五朝,主动与金动过两次手,都没占到便宜。金军对宋边境的侵扰时有发生,但大的交战都集中在高宗朝,因此双方大的格局仍是银绢换和平。

南宋虽然在法统血统上承接北宋,但无论其版图还是统治心态,都无法再以中原政权自居,在姑苏余杭的柔风中,它默默地接受了自己已经不是北宋这个事实。宁宗朝权相韩侂胄开禧北伐时,朝野早已安于东南风物,人心厌战,韩兵败后被政敌史弥远截杀于花园中,函首送给金军以求和:岁币增到了30万,并赔上十倍于此数的军费。

南宋纸币会子

南宋与金的纠葛太深,双方起初都有一些错觉和误判,在高宗建炎到绍兴年间的宋使记录中屡屡可见。金军的战争机器锐意吞宋,寻找各种借口南侵,而宋廷内部战和不定,又深忌诸将拥兵,结果是终于达成了一个双双渴睡互换枕头的面子工程。当时金军虽占领中原,但在两淮和鄂豫战场上都吃了败仗,士气低落,军中骡马吃光,已经开始吃人。与秦桧暗中求和相呼应,盘踞汴梁的金帅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也忘了自己要“以靴尖踢倒顺昌府”,甚至在“金人元帅第三书”中,开始用帮忙的语气引诱赵构:“既能尽以小事大之礼,货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岁币额)为定。……既盟之后,即当闻于朝廷,如有封建大赐,又何疑焉。”

1141年和议由宋高宗与秦桧和宗弼一力促成,年初打胜仗,年中收兵权,年底杀岳飞,春节就派使节去金国签约。金熙宗册封赵构为大宋皇帝,归还其生母韦太后,并徽宗榇宫(金俗火葬,无棺,徽宗帝、后遗体皆裹以生绢而葬,此时已历六年,发墓时惟裹泥土,至燕京方制棺如柜),宋向金割地、赔款、称臣。

北宋原有的版图,比起汉唐,已经像给剃了光头,现在连上半身也不保了,只剩100多个州府,700余县,整整失去了632个县的土地。赵构在给金熙宗的誓表中自称“臣构”,称金为“上国”,称宋为“敝邑”。这是史上惟一一个在任的中国皇帝向敌国称臣,对于皇权,可以说是自我否定到了极点,甚至在宋方的档案中,它被不明原因地遗失了。但《金史·宗弼传》特意为高宗保留了它。

以上便是宋金间使节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与辽相似的是,金人也会使用一套话术,大意是“夷狄”之人岂能久居中国,中原之位还是要中原人来坐。但实际上,胃口是决定于其能力大小的。辽在后晋时攻陷洛阳,呆了半年撤走,浅尝而辄止,因其未脱游牧习性,但对燕云十六州,也是始终不肯放手。金比辽更进一步,前后扶持伪王与南宋对抗,又废刘豫直接占领中原,并下令汉人剃发,不得着汉服,违者死罪。不过四十年,淮河以北民间尽随胡俗而改,当时诗人范成大出使燕京途经汴梁,看到城市依然残破,满街都是剃光头顶脑后留小辫的汉人男子,深为震惊。

宗弼还在他1145年的遗言中留了一手牌,说如果宋背盟,就立天水郡公(钦宗)在南京(汴梁)为宋主,以扰乱宋朝形势。“遗言于汝等,吾没后,宋若败盟,推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惑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有术付汝等,切宜遵守,勿忘吾戒。……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公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

钦宗死于1156年,在海陵王时期的一场马球会上坠马而亡。若宗弼的遗言变现,还真是高宗最害怕的结局。如果说高宗还需要徽宗的遗骨来祭天地祖庙以克承大统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异母长兄,我们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高宗的想法的。因为他什么也没做。他的想法就暴露在了这无为之中。

高宗母韦后从东北南归之日,钦宗曾挽其车轮,卧车前泣曰:“归语九哥与丞相,我得一太乙宫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卧于轮下也好,以手挽车轮也好,绝望的程度是一样的,他可能也清楚“九哥”的和议遣还名单中为什么没有他,但惟有发一声呼号哀告,别无他法。

直到高宗禅位于孝宗那年,钦宗的灵位才得以进入赵宋祖庙第十一庙,这时他已死去七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根据排序的需要而得到了“钦宗”这个庙号。

而金直到其惨烈的灭亡,始终是个复杂的国度,民间胡化,宫廷内却日渐汉化,也许我们今天可以将之称为融合,因为两者似乎也是一回事。在辽和北宋相继消失的地方,金人也盖起了一重重宫殿,仿照汉式官制,开始学习各种繁琐的礼仪,征战掳掠所带来的快乐仅消散于一两代原始股老兵之间。金没有消失,在另一边的南宋人眼中,它也没有逐渐远去,而是直接在淮河对岸存在着,是一个看起来和平、有法度和礼仪的互相致问之国,这就是双方都认可的既成事实。

金代的起止年份是史上最好记的:1115到1234年。

今日岂可复作徽、钦!

河北至今仍然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搞笑博主史里芬盘过的河北西洋景里,这是一个集雕塑、杂技、武术、建筑、旅游、娱乐于一体的辣眼睛仓库,关二爷和狮身人面像,哥特式城堡与儒释道大宗师,各路江湖人士,神头鬼脸,在平庸的生活模式表面,掼上了一层中华魔性的奶油。而在摇滚基地石家庄,“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突破雾霾暗夜的小号声,又提示着另一种彼岸的可能:关于失败、压抑、逃离所指向的理想空间,其实正是这一片尘土与苦寒之地的相关赠品。

《万能青年旅店》

燕赵之地以慷慨悲歌侠士刺客著名于历代。中国在三千年历史中,政权中心由西向东移动,从西安到洛阳、开封,从金代起,始以北京为都。河北作为北直隶,则在明清两朝,庞大的中央集权灯影下,河北较之于其他省区身份模糊,存在感不强。心理空间上的虚弱状态与地理上的重要程度形成张力,也伴随着仓惶的变形。比如清初圈地,京城贵族尽占直隶田土,导致大量农民失地,于是河北人往山西内蒙逃荒者最多,民生无计,跑江湖,演杂耍,撂地摊,算八字,已经和燕赵侠士相差万里。甚至某些州县成为太监的重要来源,也是其中一个怪异的例子。

在金人进入中原之前,山西与河北北部属于辽,其核心即今北京,在辽称燕京。宋人自然不会跟着辽人叫燕京,只称燕山府。司马迁曾论说:燕北迫蛮貃,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太史公是说这地儿挤得慌,东有海,西有太行,北边是蛮族,南边的山东豪杰更多,只能战,不可守,只能作缓冲,不可当基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北直一章列举了汉代以来被消灭在这块土地上的霸主们,臧荼、卢绾、彭宠、公孙瓒、王浚、段匹磾、杜洛周、葛荣、高开道,还有河北三镇发动过十七次叛乱的节度使们,加上五代刘守光,最后则是契丹与金。

《读史方舆纪要》

魏晋南北朝以来,鲜卑人势力渐侵燕赵,唐代则有契丹,其祖先也出于鲜卑宇文部。唐安禄山在此地发动安史之乱,败亡后,其降将成为成德、魏博、卢龙三镇节度使,河朔割据之势传染到全国藩镇,中央政府累年与各大军区鏖战内耗。其中成德节度使前两代李宝臣、李惟岳是奚人家族,后三代王武俊、王士真、王承宗是契丹家族,最后一任王庭凑、元逹、王镕则是回鹘人。魏博方面也曾有奚人统帅,数代世袭,中央政府无力控制。

五代时期总共53年的乱局,除了后梁和后周,中国北方大部为西突厥别部的沙陀人所统治,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与后汉政权,最长的后唐14年,最短的后汉不过3年,他们均以河东节度使起家于沙陀人的大本营山西太原,其逐鹿中原的标志则是入都洛阳。

洛阳地区历代都邑分布图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其后一直未能收复,此地遂成为中原与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960年,北宋代周,平蜀,下岭南,收江南,灭北汉,强弩之末,与契丹争夺燕京,败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太宗大腿中箭乘驴车逃出战场。时在979年,自此无复北伐之举。1004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入寇,宋真宗不得已亲征于澶州,两军各有胜负,辽统军使萧达凛被宋军伏弩射杀,和议始定。澶渊之盟后,宋辽以河北中部的白沟河为界,易州属辽,霸州归宋,相安无事120年,宋向辽提供岁币银10两,绢20万匹,边境设榷场进行贸易。这是北宋与辽建立使节制度的开始。

北宋既自居中原正朔,视辽为夷狄,使臣的举动便不得不多加小心,稍与对方接近,就有通敌之嫌。仁宗朝名臣余靖因能习外国语,作蕃语诗,契丹爱之。出使辽国时,辽主命其作胡语诗,诗成,辽主应诺饮尽一觞酒。余靖回来因而被贬,表面罪名是出使失礼。实际上让仁宗不舒服的是大臣与对方的亲近,反衬出了自身威权的冰冷与距离。这种色厉内荏而不顾彼此风情差异的统治心态,放大来说就是北宋皇朝一以贯之的自闭性表现。

有宋一代,人口繁盛超过汉唐,城市扩张,商业发达,社会流动加速,门第势力衰退,高山流水的诗赋蝶变为更世俗化的词曲,传唱之间,口语俚俗已将士人心绪稍稍偷换。理学家们提出“读书人人有份”,可见普通阶层的上升路径基石已成,中间阶层边际漫溢,这是宋代的大势。

《宋史》有传的人物,仅看北宋,从太祖至钦宗朝,共1194人,其中名族公卿279人,中等家族343人,寒素出身者多达543人。仅布衣出身的宰相,就占一半以上(《中国社会史》,梁庚尧著)

那为什么还要说其自闭呢?众所周知,宋是个不爱武装的朝代,其实不是不爱,只是害怕武装在别人手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个看起来具有美颜效果的故事,表面上解决了五代以来藩镇祸乱之源,用文臣知州,选州兵充禁军,许边将以便宜,强干弱枝,并沾沾自喜,实际上导致了宋代兵制与统帅权的双双衰落。宋神宗时对交趾和西夏用兵,两败而还,甚至用亲信宦官为帅,当时受命制置兵马的宦官李舜举就对宰相王珪说,四效多垒,此卿大夫之耻,内臣正宜供禁廷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这位太监是个明白人,却装糊涂,明明是皇帝不信任文臣武将,他却只好埋怨国中无人。

与辽国打惯交道的北宋在徽宗末年遇上了新问题,这就是正在崛起的金。宋主动与金密约夹攻辽国,约定得手后收复燕山府,结果弄得翻了车,不但自己被强弩之末的辽击败,还被金人一路看扁,终于找了个借口,在一年之间两渡黄河,灭宋掳走徽钦二帝和一万六千多宗室宫人,史称靖康之祸。其间有郑望之的《靖康城下奉使录》,李若水的《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马扩的《茅斋自叙》,许亢宗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等。

金灭辽与北宋形势图

许亢宗(执笔人实为从官钟邦直)起始便说:金人既灭契丹,遂与我为敌国……,他的使命是在1125年与金议和,带了八十位随员和大量礼物,金人表面上许和,但归途中许已看到战争的迹象,金人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燕人亦屡屡言其将入寇,而秋天回朝后,许大使不敢发一言,因有御笔在先:敢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许大使省了三千贯,徽宗自己陪了一条老命。

当然,徽宗是公认的天才画家。如果没有绘画天赋,他的悲惨结局就和其他亡国之君一样,无法引起那么深的同情。而如果他不是皇帝,仅仅是个画家兼亲王,与其身份俱来的惟一性和创造力,便不能那么主观地得以呈现。

徽宗题画的花押很有名,简笔的“天下一人”,四个字只用三笔组成一个符号,这当然是他做了皇帝之后的设计,以最少而包含最大,既有至尊唯一的自矜,也有道家的自省与自觉。他自创的瘦金体书法,将汉晋唐以来书法中的骨肉血气一一剔去,独留其翩然神往之姿态,只可见其势所必然,一如冬天树枝尽露,方见树的想法。

北宋灭亡三百多年后,另一个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尤爱徽宗书画。

妥懽帖睦尔蒙语意谓“铁锅”。后世传说他是被元世祖发到西藏当了喇嘛的宋恭帝赵㬎的儿子,这事基本靠扯。不过这口锅热爱文艺,手中不乏徽宗真迹,则可以坐实。蒙古灭金,再灭南宋,大元享国97年,1368年,明军打到大都(北京),铁锅打算北遁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侍臣泣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铁锅这时说了一句让徽宗都不得不伸手点赞的话:“今日岂可复作徽、钦!”说完就跑了。

不知他跑的时候有没有打包徽宗的画。

剃发令与客套话

前面提到孝宗朝以范成大为资政殿大学士,出使金国的事,他于1170年6月出国门,渡淮河,在边境泗州河口,由金国兵部尚书郎中田彦皋等接伴,带银牌,上有“准敕急递”字样及阿骨打花押。一行途经安徽灵璧和宿州,有民众从窗户偷看使者队伍,数位父老在路旁望着车辆潸然泪下,入东京汴梁,金改称南京,城门皆荒墟,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皇宫曾毁于大火,金海陵王时重修,崇饰比旧宫更加壮丽,但民间荒残自若,有人甚至在新城内犁田,旧城内粗有市肆,苟活而已。

范成大所见的剃发与易服令执行之彻底,恐怕已被明末清初的同一道命令遮盖了。剃发令还真不是后金的发明。金太宗天会七年(1130)下削发令,并禁止着汉人衣冠,不如式者死。代州一军人顶发稍长,被州官斩于市。河北有小民着犊鼻(大裤头)者,亦斩之。各地被害者甚多。一时布价腾贵,穷人无力置换新衣,坐困于家,不敢出门。

《范成大笔记六种》

其时淮河以北的男子,大概发式为脑顶剃光,椎髻于顶后,包以罗巾。到了村落间,连头巾也没人包了,索性“蓬辫如鬼,反以为便”。当然,宋朝的衣服也没有人穿了,全是胡人样式。“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

范成大在他的《揽辔录》中,详细描述了燕京的城市规划,宫殿,仪卫,官制,历法,金国各州府概况,文武官员简历等等,这份情报对于南宋首屈第二指的诗人来说,也真是难为他打听得那么周密。当然,他还称燕京为燕山,就像他仍称汴梁为京师一样。皇家可以偷安,诗人们却不敢忘家国。

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金国已非复旧女真,金世宗治下的二十多年稳定局面,通过对行政机构的改革与重视教育,在金国上层形成了汉化倾向,而世宗本人则坚守民族旧习,以在上京围猎为乐。这二者虽有矛盾,但明暗之间,已是双轨并行。金国正忙于转过身来向北注视着渐渐强盛的蒙古部落,南宋对它来说,只是一个年供二十万银帛的象征意义的从属国,实际上,已渐以平等心待之。

又过了二十年,绍熙二年(1191)七月,金使完颜兖入宋贺光宗生日,中书舍人倪思受命为馆伴。此时国使制度已相当成熟,双方见面都是按规矩来,相揖行礼,依次谢恩,互送土特产,入会客厅,对立定,各上前一步,倪思客气一番表示欢迎,兖应喏。倪思的副使重复一遍再表示欢迎,对方再喏。然后倪再对金国副使路伯达说同样的话第三遍。再相揖,双方告退,互道晚安。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中间又隔着翻译,双方对话基本都很枯燥,除了天气还是天气。宴会时也是这样,倪派翻译过去说:切望多吃。兖就派翻译过来说:特别好吃。另一名官员也让翻译过去说:且望饮尽。兖则派翻译来说:酒已饮尽。

这种一般的贺使,没有利害冲突,除了数量庞大的国礼,相别时还以私人名义互赠礼物,虽不贵重,但礼单依旧丰盛,简直像走亲戚。临别时,又程程相送,其间双方都展现出全副武装的客气,但也不乏几许真情意。一直送到来迎接处,倪思最后便说:逾旬参陪,遽尔言别,岂胜依恋,归途修阻,切望保重。完颜兖说:在馆逾旬,乍别,善保台重。副使对副使说:向者将命出疆,甚荷照拂。自此执别,善加保重。对方说:乍远,幸保台重。

双方使臣众人遂“互展攀违状”,相揖退。做了一套有身体接触而又不过分热情的虚无动作(类似而略逊于今人抢着结账那种)之后,各归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