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一场传染病与近代中国变迁

回到历史长河里，鼠疫，好像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它是人类的身体灾难，而防疫和卫生制度是人类克服鼠疫的制度化。没有这一制度（包括传染病信息的汇报制度），在鼠疫面前，人类的身体更不堪一击。而防疫和卫生制度只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在晚清时期，一场局部鼠疫就像更早的欧洲一样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19世纪后期，曾经一直被认为是云南省地方病的腺鼠疫在广东传播（后来认为源自中东的可能性更高），1894年在香港流行。在香港流行后，腺鼠疫波及上海、福建、台湾及其他中国沿海地区。传统中国的灾荒应对方法无以应对。

而在新旧方法交替之际，这场鼠疫也成为推动近代中国防疫和卫生制度化的事件之一。书评君摘编今年的新书《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回到近代中国，去回看当时不得不进行制度化革新的艰难和选择。

原文作者 | 饭岛涉

01：1894年鼠疫中的广东

腺鼠疫作为云南省的地方病，很早就为人所熟知。麦克尼尔曾认为云南的腺鼠疫被蒙古军队带到欧洲，引起了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麦克尼尔的说法并不妥当。

14世纪以后欧洲的鼠疫被认为源自中东的可能性较高，甚至连中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究竟是不是鼠疫也还存在疑问，欲判断19世纪后期之前，即认为传染病的病因在于细菌等致病微生物的细菌学说确立之前的某种疫病是何种疾病，是相当困难的。

不过，我的研究对象，“19世纪起国际化的鼠疫”，则确定是鼠疫（腺鼠疫）。

无疑。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腺鼠疫是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附着的跳蚤等通过吸食人的血液，将鼠疫杆菌传入人的体内而引发的疾病。而肺鼠疫通过飞沫也能传染。

1894年香港流行腺鼠疫后，很多细菌学家对此展开了调查研究，鼠疫杆菌被发现。而在1894年香港的腺鼠疫流行之前，广东省不少地区腺鼠疫已经出现。

广东省的地方志中留下了很多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各地发生腺鼠疫的记录。如《番禺县续志》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鼠疫起”，《龙山乡志》亦载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的鼠疫初作，并在按语中称：“鼠疫之作，先毙鼠而后毙人，故曰鼠疫。相传同治间（1862—1874年），始于越南，延及广西，至光绪庚寅年，遂及高雷诸府。”

1894年4月下旬，该传染病为鼠疫的消息由英国广州租界当局传达给港英政府，港英政府将娄逊医师和雷尼医师作为调查员派往广州。5月上旬，他们走访了广州的中国医院，目击了病人的大量死亡。根据中医医师的口述，鼠疫在广州被称作“核疫”，认为死者达到10万人。

上面的报告都显示了腺鼠疫对广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不过，其对广州人造成的损害程度并不是等同划一的。腺鼠疫的受害者大部分是“住在密集而且简陋的房屋里”的下等阶层，而在沙面的外国租界里，当时并没有出现腺鼠疫。英国驻广州领事说：“广州的状态完全平静，外国人社会中见不到一个腺鼠疫患者。”

在1894年广州腺鼠疫流行期间，对腺鼠疫做出应对的主要是爱育堂等民间团体。传染病流行时，这种由民间团体做出应对的情况，在中国社会中是极为常见之事，善堂等民间团体、乡绅、会馆、公所等对清末地域秩序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主要依靠民间团体来进行腺鼠疫防治的情况，也被认为对腺鼠疫应对不够充分。

02：1894年鼠疫中的香港

1894年5月，香港也出现腺鼠疫的流行。当医师在广州做过调查的医师回到香港时，香港也已有了腺鼠疫的患者。

我虽无力全面探讨香港卫生事业的演进及其卫生事业本身，不过应该说，香港真正开始推进其卫生事业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直接促成此事的是1882年到访香港的瞿域（Osbert Chadwick，他是19世纪后期指导英国实施卫生改革的埃德温·查德维克之子）所提交的报告书。港英政府根据该报告书，于1883年设置了卫生行政机关。但是，这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抑制19世纪末的腺鼠疫流行。

1894年香港的腺鼠疫流行规模巨大，造成2679人患病，2552人病亡。当然这些只是得到确认的患者数和死亡数。不过，和广州一样，香港的腺鼠疫对人们造成的损害并不均等。同一时期，澳门也因担心腺鼠疫的爆发而采取了严格的检疫措施。其结果是，1894年未见到澳门有腺鼠疫发生。但这并不是说此后澳门没有发生鼠疫。1895年、1898年等年份澳门也发生了腺鼠疫。

在香港防治腺鼠疫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是东华医院。东华医院成立于1872年，通过全面参与香港的社会事业，成为华人社会中具有中心地位的组织。腺鼠疫流行期间，在有关应对策略问题上，东华医院与港英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这是由港英政府在防治腺鼠疫时实施的挨户检查所引起的。

在香港的腺鼠疫流行日渐严重、港英政府实施防治对策之际，1894年5月下旬，东华医院向香港总督府提出了即时停止挨户检查、送患者回乡、将患者从“海之船”（Hygeia）移交给新建的医院看护的要求。对此，本尼迪克特认为，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在中国社会，社会事务往往由民间力量来承担，而与之相对，港英政府则将之归入行政事务，由政府施行腺鼠疫的防治。

那么，面对1894年广东和香港的腺鼠疫流行，清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1894年5月25日，俄国公使喀西尼向总理衙门质询：清政府是如何认识这次腺鼠疫的流行状况，采取了怎样措施，以及此后将要采取怎样的措施。因为他担心腺鼠疫既已在香港流行，就有可能传染到其他地区。

对此，总理衙门已经要求两广总督李瀚章采取适当措施，所以援引李瀚章的奏报回答说，通过“官绅合力”，即政府和当地乡绅协力，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腺鼠疫的流行已度过了最严重时期。

当时总理衙门据李瀚章的报告谈到：香港虽然用所谓的“洋法”对中国人进行了治疗，并采用以船只隔离患者（应该就是指前文所述的“海之船”）、提供药品、用硫黄熏蒸等方法，但结果往往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故对“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以船只隔离患者，反而增加了对患者采取措施的难度。

可见，在1894年广东和香港腺鼠疫流行期间，喀西尼公使希望清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但总理衙门只要求地方官对腺鼠疫采取防治措施，中央政府（总理衙门）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清政府的这一行为实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应对灾荒的办法，即朝廷一方面采取减免赋税、动帑发赈等措施，另一方面却将具体的防治措施交予地方官去执行。

与此相对，港英政府的应对策略则将卫生事业当作行政事务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前面谈到的，对患者的治疗与隔离、挨户检查、清扫事业等。港英政府为了预防传染病流行，也采行了传染病信息的汇报制度。这是一项迅速掌握其他地区传染病发生情报的制度。这里本应考察1894年前后的情况，但因香港历史档案处没能留下这一时期的档案。

03：1894年鼠疫中的上海

以1894年香港的腺鼠疫流行为肇端，中国沿海地区也出现了腺鼠疫。这里首先来看看上海的情况。上海为了预防来自东南亚的霍乱的感染，其海关自1873年开始施行检疫措施。对1894年香港腺鼠疫流行采取应对措施的，是上海海关和公共租界工部局。

继广州、香港之后，牛庄、日本相继发生了鼠疫。这些事例，推翻了那种鼠疫不会在一定纬度以北流行的一厢情愿的理论。为此，港口和市政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检疫和卫生措施，以防止鼠疫传入上海。

1894年5月，当香港和广州宣布已受病菌感染并采取隔离措施时，中国海关在上海对其应对措施进行了整顿。在1894年香港流行腺鼠疫之际，上海在对来自香港及广州的旅客实施体检的同时，开始要求出示“免疫通行证”。

此后，上海海关的检疫以1899年中国南方的腺鼠疫流行为契机而得到了强化。1899年4月，上海海关在崇宝沙设立了检疫所，制定特别规则，将台湾及香港列入腺鼠疫的流行地区，4月22日起开始对来自那里的船只进行检疫。

上海道台对自崇明岛的西水路进入长江港口的全部戎克船实施检疫，将患者送到崇宝沙的检疫所。另外，向牛庄海关税务司提出停止用戎克船及汽船装运尸体的要求。在上海，应通过外交途径对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这一问题开始被讨论。同年4月制定的特别规则还是主要着眼于腺鼠疫的预防，到了12月，则增加了霍乱和伤寒，制定了暂行特别规则。

1903年3月，江苏巡抚恩寿奏称：

“吴淞口外崇宝沙地方设立防疫医院，始于光绪二十五年，由各总领事及税务司拟章会商前道举办。凡有疫之口来船必须停轮候验，所聘柯洋员，精细和平，曾经外国考验，准给冯据，所订章程，详加查核，亦颇周妥。一经验有患疫及出天花等症之人，送入医院施治，以免传染。原因保卫中外商民起见，立法本极美善，上海为通商总汇，各口商轮往来必由之地，偶疏防检，或致流入长江各埠，为患甚大。”

此种认识，与此前所论述的19世纪末总理衙门的认识相比，语气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

另外，崇宝沙的防疫医院因交通不便，计划在吴淞江对岸开设新的医院（1905年开设）。该医院由中国人使用（原来的医院由外国人使用），还建设了女性专用设施，由女医生负责诊查。

此外，防疫医院的经费由上海道台出资5000两，不足部分要求“上海商业公所”“上海商务公所”。上海道台袁树勋称：“善举兴办一切，概由该公所绅商一手经理，职道与税务司主持其间，时加考核。”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外交档案，江苏巡抚咨外务部，1903年3月20日。就此可见，在上海道台心目中，检疫事业依然被视为是“善举”，故也就不难理解其何以要求商人团体来共同承担了。

综上所述可见，针对1894年鼠疫，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实施应对策略的同时，海关也强化了对疫病的检疫。1899年，制定了新的检疫章程。因此，上海检疫行政的发展，是在19世纪末腺鼠疫的流行日渐显著的背景下实现的。另外，当时的上海道台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检疫的必要性，但他还是将其当作“善举”来看待，为了设立防疫医院，还要求当时逐渐组织化的商会来承担费用。

04：近代中国的卫生制度化

对19世纪末的鼠疫，清政府仍沿袭以往对瘟疫的应对办法，即命令地方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其结果是，在广州腺鼠疫流行时，担当实际防治措施的是善堂等民间团体。

但是当腺鼠疫传入营口、天津和上海等中国沿海通商口岸时，外国人社会就开始批评清政府的应对措施，并通过外交手段要求清政府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即要求清政府采用近代国家的办法——以卫生行政来抑制传染病的发生。

到了20世纪初，近代中国在欧美及日本以殖民主义的方式侵入的情况下，面临着“近代性的构造”问题。在对外的意义上，为对抗欧美及日本殖民主义式的对卫生事业的介入，卫生的制度化存在其必要性。而对内，在统治机构重组的过程中，卫生的制度化亦有必要。从1910年到1911年，肺鼠疫在东北的流行就展现了卫生的这种政治二重性。

在本文提的东北“肺鼠疫”三十余年后，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曾拍摄过一部科普片《预防鼠疫》。

东北对肺鼠疫的应对，是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中心展开的。借由奉天防疫总局和各县防疫机构的设置，其应对与19世纪末相比，显得更为组织化。其背景是，在20世纪初的新政所推行的制度改革之中有卫生制度化的内容。作为防治肺鼠疫的对策，隔离患者、消灭老鼠、火化尸体以及加强检疫等举措得以推进。

肺鼠疫的防治措施本身，与同时期的日本所实施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东北的肺鼠疫防治，是在善堂等民间团体和商会、自治会等中间团体的协助下展开的。这不仅反映了社会事业以民间团体为基础这一中国社会的特征，还显现了这是以20世纪初以商会及自治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中间团体对地域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为背景的。因此，与日本的卫生行政相比，并没有深刻介入个人生活领域。

不过，在对抗欧美及日本侵入中国的利权收回意义上的卫生的政治性，在此之前就率先表现出来了。有关卫生事业的主权问题，在东北、天津及上海等地也都已被认识到。

近代中国的卫生的制度化正处于如阿诺尔德所指出的“身体的殖民化”（colonizing body）和罗芙云所说的“民族的防卫”（defending the nation）的交叉点上。卫生的制度化并不仅停留在近代西方的医学，尤其是卫生事业的技术引入方面，而是关乎社会制度本质的问题，即向中国社会提出了“近代性的构造”问题。

19世纪末之前的中国社会，卫生事业等社会事业往往是以“义举”的形式由民间团体来承担的，而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占领行政的冲击下，开始渐次继承其施行的政策，并试图逐步朝近代国家式的统治形态发展。这样，卫生的制度化就成了具有方向性意义事件，即借由国家将卫生事业行政化，试图实现个人的身体规律化和统治机构重组，并重组善堂等民间团体将其纳入机构。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以20世纪初开始开展的卫生制度化为基础，设置了内务部卫生司，试图推进全国性的卫生行政。但是，在政变及内战频仍的情况下，内务部卫生司并未能有效推行这一项工作。

对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联盟要将传染病的报告视为国际性的事务，1925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传染病情报局。它是在以东亚、东南亚的宗主国、殖民地为中心的体制上，为推进卫生事业而设置的国际机构，这样，中国也有必要调整国家机构以推进卫生的制度化。

近代中国持续接受国际联盟的援助，同时于1930年接收了各通商口岸的检疫机构，收回了检疫权，实现了对外的卫生制度化。

确认近代中国的疫情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从周边地区的状况推测，近代中国的霍乱、痢疾、伤寒等传染病很可能是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但是，与其说在巨大的人口规模的背景下，其并未对人口变动态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毋宁说，与周边地区相比，传染病的流行规模有可能较小。这应该是近代中国对卫生的制度化缺乏强烈动机的背景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