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婉容：从尘封的历史中走来

作者：藜·叶莉蒂   来源：旗霓嘉影

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几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但因近年来，以晚清历史为内容的影视剧热拍引起人们的注意。婉容的形象在人们印象中大抵都是“锦衣玉食、无所事事、专横跋扈、争风吃醋、嗜毒成瘾、与侍卫私通、私生等，这些印象都是来源于影视剧。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有责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还原人们一个真实的婉容。

郭布罗·婉容，字慕鸿，号植莲

郭布罗·婉容，字慕鸿，号植莲，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历l906年11月13日）。原籍内蒙古自治区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达斡尔族，后编入满族正白旗。高祖郭布罗·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

郭布罗·长顺大将军

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曾任吉林大将军并辅佐过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年轻时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屡建战功被提，二十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同治八年因立战功又被晋升为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赐一品顶戴；两年后被晋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担当起镇守边疆的大任；光绪二（—八七六年）年，他又跟随著名爱国将领左宗棠平定新疆暴乱、抗击沙皇的侵略。当时俄国人妄图吞掉属于我国南疆边界一些地区，无耻地否认那些地方不属于中国。为了找到证据，配合谈判桌上的较量，郭布罗·长顺又领任了堪界大臣一职，率领手下深入南疆荒山野岭，一寸一寸的界定边界。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番周折后，果然找到了高宗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界碑，有力地回击和驳斥了俄国侵略者的谎言，从而，未让祖国大片领土落入俄国侵略者的魔掌，使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此后，郭布罗·长顺被任命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被晋升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内大臣。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在他到任后，吉林发生了饥荒，他排除各种阻力，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竭尽全力缓解了老百姓的困境。他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在他主持吉林时期内，那里的吏治一度清明，老百姓的日子相比以前较为安稳，因此土匪也相应变少了。他在文化方面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吉林通志》就是在他亲自主持下编辑的。光绪十七年长顺将军编修的清代末叶吉林省第一部官修的全省通志。它上至格矢之通，下迄光绪中朝，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部上乘的志书。正如长顺所说，是有感于“三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宏神漠，润色鸿业”之壮举。当今，盛世修志。《吉林通志》对于吉林省地方志书的编纂，仍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进辽阳。政府下昭命长顺将军率兵救援，他毫不犹豫，带领众兵攻进辽阳与日军浴血奋战，最终将其全部击溃。长顺将军的一生都是在疆场度过的，并为国家和百姓立下了显赫战功。当年吉林的老百姓为他修建祠堂，纪念他的功绩。长顺将军于光绪三十年去世，清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恩赐他的后人可以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给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婉容的祖父郭布罗·锡林布与曾祖父长顺将军恰好相反，他没有将帅气魄，也未涉入官场，只喜欢读书作诗。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他世袭了一品大员的封号。

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无官可作，也没有了朝廷的俸禄，他便开始学习经商并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

婉容的母亲爱新觉罗氏，是位皇族小姐，人称四格格。她美丽端庄，性格温柔平和，平时寡言少语。不幸的是在婉容两岁时她便去世了。

爱新觉罗·恒馨

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二格格。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敢作敢为、做事果断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不但细心照料，甚至是宠爱备至，母女相处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员还有长婉容两岁的哥哥润良，小他6岁的弟弟润麒。婉容的家住在北京东城地安门内大街帽儿胡同37号。

婉容的父亲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是位开明人士，他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他除了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为她聘请了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贵族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无疑都对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婉容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赋有善心，她是一位集中国传统美德及西方思想教育为一身的女人。

1922年从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

在当今的影视剧中，婉容的形象已被扭曲的面貌全非，而正剧和戏说两种艺术争论也日趋白热化。那么，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婉容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让她从历史的尘封中走来。

中国在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结束了，从封建走向共和。当时民国政府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为此，溥仪的婚礼则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礼仪，民国政府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的后半部，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婉容作为历史人物，多年来被人们俗称末代皇后是合乎情理的，但这位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天津静园时的婉容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皇后的身份因此出现双重意义。对后宫而言，有统领六宫的责任，对国家而言，有母仪天下的义务。但是，作为逊帝的皇后，婉容随有过荣华富贵，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她在历史上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即是这样，婉容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内心充满着善良和仁慈，并赋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仅从以下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记载中看看这位末代皇后，在当年国家遭受巨大灾难，百姓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时，她又是如何对待的？

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以赈济灾民，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全国性的大水灾。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出宫已久的婉容，看到这样的洪涝灾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及大洋。1931年盛夏时节，长江两岸数省发生严重水灾，当时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贩灾民。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京、津、沪的报纸上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贩灾”为题做了专题报导，原文如下：

“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末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末便贸然处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助服，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已也落入了阴谋的陷阱。在长春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连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个人间地狱。在原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力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明确告诉联络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帮助溥仪逃走。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韫颖曾给溥仪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结果又没能成功。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与世隔绝及离群索居的宫廷内景，社会动荡带给她的心灵冲击，生活变故带给她的巨大的震动，以及后来一系列不尽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给她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陷入了深层的内心痛苦和重围中无法自拔，直至离世。婉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又是无法避免的，是万恶的封建王朝和日本侵略者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历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