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婉容:从尘封的历史中走来

作者:藜·叶莉蒂   来源:旗霓嘉影

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几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但因近年来,以晚清历史为内容的影视剧热拍引起人们的注意。婉容的形象在人们印象中大抵都是“锦衣玉食、无所事事、专横跋扈、争风吃醋、嗜毒成瘾、与侍卫私通、私生等,这些印象都是来源于影视剧。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有责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还原人们一个真实的婉容。

郭布罗·婉容,字慕鸿,号植莲

郭布罗·婉容,字慕鸿,号植莲,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历l906年11月13日)。原籍内蒙古自治区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达斡尔族,后编入满族正白旗。高祖郭布罗·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

郭布罗·长顺大将军

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曾任吉林大将军并辅佐过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年轻时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屡建战功被提,二十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同治八年因立战功又被晋升为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赐一品顶戴;两年后被晋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担当起镇守边疆的大任;光绪二(—八七六年)年,他又跟随著名爱国将领左宗棠平定新疆暴乱、抗击沙皇的侵略。当时俄国人妄图吞掉属于我国南疆边界一些地区,无耻地否认那些地方不属于中国。为了找到证据,配合谈判桌上的较量,郭布罗·长顺又领任了堪界大臣一职,率领手下深入南疆荒山野岭,一寸一寸的界定边界。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番周折后,果然找到了高宗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界碑,有力地回击和驳斥了俄国侵略者的谎言,从而,未让祖国大片领土落入俄国侵略者的魔掌,使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此后,郭布罗·长顺被任命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被晋升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内大臣。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在他到任后,吉林发生了饥荒,他排除各种阻力,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竭尽全力缓解了老百姓的困境。他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在他主持吉林时期内,那里的吏治一度清明,老百姓的日子相比以前较为安稳,因此土匪也相应变少了。他在文化方面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吉林通志》就是在他亲自主持下编辑的。光绪十七年长顺将军编修的清代末叶吉林省第一部官修的全省通志。它上至格矢之通,下迄光绪中朝,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部上乘的志书。正如长顺所说,是有感于“三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宏神漠,润色鸿业”之壮举。当今,盛世修志。《吉林通志》对于吉林省地方志书的编纂,仍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进辽阳。政府下昭命长顺将军率兵救援,他毫不犹豫,带领众兵攻进辽阳与日军浴血奋战,最终将其全部击溃。长顺将军的一生都是在疆场度过的,并为国家和百姓立下了显赫战功。当年吉林的老百姓为他修建祠堂,纪念他的功绩。长顺将军于光绪三十年去世,清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恩赐他的后人可以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给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婉容的祖父郭布罗·锡林布与曾祖父长顺将军恰好相反,他没有将帅气魄,也未涉入官场,只喜欢读书作诗。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他世袭了一品大员的封号。

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无官可作,也没有了朝廷的俸禄,他便开始学习经商并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

婉容的母亲爱新觉罗氏,是位皇族小姐,人称四格格。她美丽端庄,性格温柔平和,平时寡言少语。不幸的是在婉容两岁时她便去世了。


爱新觉罗·恒馨

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二格格。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敢作敢为、做事果断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不但细心照料,甚至是宠爱备至,母女相处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员还有长婉容两岁的哥哥润良,小他6岁的弟弟润麒。婉容的家住在北京东城地安门内大街帽儿胡同37号。

婉容的父亲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是位开明人士,他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他除了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为她聘请了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贵族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无疑都对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婉容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赋有善心,她是一位集中国传统美德及西方思想教育为一身的女人。

1922年从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

在当今的影视剧中,婉容的形象已被扭曲的面貌全非,而正剧和戏说两种艺术争论也日趋白热化。那么,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婉容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让她从历史的尘封中走来。

中国在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结束了,从封建走向共和。当时民国政府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为此,溥仪的婚礼则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礼仪,民国政府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的后半部,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婉容作为历史人物,多年来被人们俗称末代皇后是合乎情理的,但这位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天津静园时的婉容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皇后的身份因此出现双重意义。对后宫而言,有统领六宫的责任,对国家而言,有母仪天下的义务。但是,作为逊帝的皇后,婉容随有过荣华富贵,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她在历史上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即是这样,婉容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内心充满着善良和仁慈,并赋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仅从以下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记载中看看这位末代皇后,在当年国家遭受巨大灾难,百姓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时,她又是如何对待的?

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以赈济灾民,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全国性的大水灾。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出宫已久的婉容,看到这样的洪涝灾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及大洋。1931年盛夏时节,长江两岸数省发生严重水灾,当时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贩灾民。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京、津、沪的报纸上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贩灾”为题做了专题报导,原文如下:

“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末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末便贸然处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助服,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已也落入了阴谋的陷阱。在长春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连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个人间地狱。在原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力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明确告诉联络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帮助溥仪逃走。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韫颖曾给溥仪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结果又没能成功。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与世隔绝及离群索居的宫廷内景,社会动荡带给她的心灵冲击,生活变故带给她的巨大的震动,以及后来一系列不尽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给她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陷入了深层的内心痛苦和重围中无法自拔,直至离世。婉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又是无法避免的,是万恶的封建王朝和日本侵略者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历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