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被张居正付诸实施

文：言九林 来源：史料搬运工

以《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历史畅销书纵横中文知识界的黄仁宇，是一个特别喜欢谈“数目字管理”的人。

台湾学者赖建诚说，“数目字管理”这个词是黄仁宇的专利，是他的“法宝概念”，仅《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就至少使用了二十二次“数目字的管理”，是全书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1]。在黄的其他著作和文章里，也常常能够见到这个词。

遗憾的是，黄仁宇从未就“数目字管理”一词给出过明确的概念解释。在《万历十五年》里，他先是说1689年革命后的英国“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2]；又说美国独立后的一大好处是许多问题“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3]；再说“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4]。在这些论述里，仿佛“数目字管理”已是一个涵义不言自明、人人皆能领会不致出现分歧的常用词——有鉴于此，本文在叙述时，对“数目字管理”这个概念，也取“依据数目字进行管理”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笼统涵义。

然而，“有数目字”是一回事，能否依靠数目字实施“有效管理”又是另一回事，“有效管理”究竟是对谁有效，又是另另一回事。“努力获取数目字”+“依赖数目字进行管理”，带来的未必就是社会的良性运转，也极有可能是民生悲剧。

张居正变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教训。

一、“考成法”之祸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这种努力，首先作用于行政上的整顿，也就是在官僚系统内部，实施一套名为“考成法”的新的政绩考核制度。

按张居正的设计，这套新办法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套提高官僚系统办事效率的好办法。但“考成法”最终的实施结果，却是官不聊生与民不聊生。

这种结果，与张居正寄予“考成法”的两个隐秘目的，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目的，是打压言路，控制六科言官与御史的政治生命，以巩固张居正作为改革主持者的绝对权力。

按张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六部考察揭发；六部、都察院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六科考察揭发；六科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内阁考察揭发。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原本，明朝的六科言官，拥有一种负责监督朝政超然地位。他们品级虽然不高，却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拒否权（尽管多数时候阻止不了皇帝）。御史则是皇帝的耳目，代替皇帝对朝廷的行政、司法、人事做全面监察。

“考成法”这样搞，相当于是借着“绩效考核”这一光明正大的名义，取消了六科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了内阁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手里。其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6]

巡按御史刘台，在万历四年对张居正的弹劾，直接捅破了“考成法”暗含的这一隐秘目的。刘台说，按照旧制，内阁是皇帝的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后，言官的命运被内阁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丧气”，张居正用“升迁之速”（快速升官）来诱惑六科言官，用“考成之迟”（考核不达标）来恐吓六科言官，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舍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无忌监督、批评朝政？[7]

等待刘台的，是削籍、流放、父兄连坐与自己的突然死亡。

考成法的第二个目的，是对民众和官僚集团实施一种“数目字管理”。

有明一代，对官僚集团的“数目字管理”，主要集中在“赋役完欠”这个领域，也就是官僚集团面向底层百姓的征税征粮之类的工作，究竟完成得怎么样。

这种“数目字管理”自朱元璋时代就已存在。管理标准的高低与惩罚力度的强弱，与年成丰歉收入多寡关系不大，主要取决皇帝们花钱究竟有多狠。万历十一年，户科主官萧彦回顾往事，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做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梳理：

如果低于这条红线，官员们就要受到包括“住俸”、“降俸”、“降级”乃至“革职为民”的一些列惩罚。

“降级”与“革职为民”比较容易理解，按张居正上台后万历初年的规定，有六成赋役任务没完成，官职会被直接降两级；有八成赋税任务没完成，会被直接摘掉乌纱帽。“住俸”、“降俸”，也不止于字面意思上的停发俸禄和降低薪资。万历初年的政策是：有两成赋税任务没完成者“住俸”，四成赋税任务没完成者“降俸”——“其住俸降俸等官，虽遇行取升迁，俱不准起送，通候完至九分以上，住俸者方准开俸”[9]。意即受到处罚的官员，损失的不仅仅是俸禄，官场升迁的资格也被冻结了。

在奏折的末尾，萧彦说，朝廷如此这般以文册账簿，对官员实施严苛的管理，其结果是“有司者惮于降罚而敲朴随之，民力不能胜而逃亡随之，此不谓竭泽而渔乎?”[10]——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免受惩罚，只好对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百姓受不了这种剥削，就只好抛弃田宅去脱离户籍去做流民，可谓竭泽而渔。

萧彦的话并不夸张。

在张居正执政以前，针对“赋役完欠”，明帝国官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追比”。追比的常规手段是锁拿、杖打与囚禁，也就是抓人、打人与关人，直至百姓缴足所欠。张居正搞了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员的仕途与“赋役完欠”高强度挂钩，于是“追比”就升级成了“酷比”（意即更残酷的追比）。

比如在莒州，为完成考成，连续几任知州疯狂使用“风搅雪”“打萝拐”“脑箍”等酷刑对待民众。所谓“风搅雪”，是在空旷地“用竹板交杂而笞”，大概是竹板生风屁股溅血（雪）的意思；所谓“打萝拐”，是在公堂上“扣民足踝”，大概是打击扭转脚踝使人丧失行走能力。“脑箍”尤其残忍，用刑方法是先拿绳索系在脑袋上，系处有一根木条；用刑人慢慢转动木条，让绳圈变小，“一绞则睛出寸余，人立毙，以水渍之，良久始苏”。史载，刘子汾在莒州做了两年知州，为了完成朝廷的考成，用这些酷刑弄死百姓800余人。当地民众吓破了胆，纷纷抛弃田宅逃亡他乡。[11]

万历五年，刑部官员邹元标曾上奏弹劾张居正，要他按规章制度卸去内阁首辅的职务，回家去给父亲好好服丧。邹元标希望张居正离开朝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考成法为基础的“数目字管理”，已经被执行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邹以刑部事务举例说：

大意是：以前判决罪犯死刑，没有数量上的要求。张居正上台，搞了考成法以后，给各省下达具体的死刑判决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各省为了凑足死刑犯数量，只好滥杀无辜。

这显然是一种“数目字胡乱管理”。等待邹元标的，是廷杖八十留下终身残疾，然后流放贵州。

邹元标的话亦非污蔑。

万历初年在刑部负责广西事务的官员艾穆也说，自己在刑部待了两年，所见所闻全是该部官员对案子一味追求定罪，以满足“当轴者”（也就是张居正）制定的数目标准。结果便是“狱多冤滥”，刑部官员们只关心定罪之人的多寡，根本不在乎罪名的真假。为此，自己常常扼腕不已。[13]

艾穆后来被刑部派去陕西“录囚”，也就是作为上级司法机关去到地方，复核审录在押囚犯，以检查其中有无冤假错案。归来后，即与张居正发生了正面冲突。据《明史》记载，“时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张居正给各省都下达了死刑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艾穆在陕西只判了两例死刑。同行的御史感到很不安，艾穆以“我终不以人命博官也”坚持不往上凑数目。回到进城后，张居正对艾穆“盛气谯让”，艾穆则以皇帝年幼做臣子的要有好生之德为由，将张居正怼了回去。[14]

万历五年，艾穆也曾上奏，要求张居正离开朝堂回家服丧，结果被廷杖八十扔进了诏狱。三天后，张居正又命人以木板抬行，将昏迷不醒的艾穆逐出京城，流放凉州戍守。

二、“清丈条例”之祸

考成法虽然祸民极深，但它其实只是张居正对明帝国实施“数目字管理”这一宏大改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真正帮助张将“数目字管理”落到实处的，是他颁布的另一项新政文件“清丈条例”。

该条例的主旨，简单说来就是在全国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并追缴欠税，以求将所有的土地信息变成“数目字”，全盘掌控在朝廷手中。与之配套运作的，还有一部《万历会计录》，有学者将之称作“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国家财政总册”[15]，里面包含了4.5万余条明帝国的经济数据。

乍看之下，掌控土地田亩的实际情况，掌控国家各项具体的的经济数据，毫无疑问是治理好国家的前提条件。张居正这么做简直是太对了，简直是该提前一千年、两千年来做。但“清丈条例”付诸实施的结果，却与考成法一般无二，也是民不聊生。详细的“数目字”不但没有给明朝百姓减轻负担，反而迫使他们不断抛弃田地去做流民。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是一种基于权力高度任性的“选择性管理”甚至是“不管理”。

这种权力任性，首先见于清丈田亩时对地方官吏的恶意放纵。

清丈田亩的核心目的，是便于朝廷按田亩来实施“一条鞭（编）法”，以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将差役折算成银两，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力役合并为一项，然后按田亩来征收。这种改变，只对朝廷有好处，它意味着“役”的收入大增。对百姓而言却是灾难，因为被合并为“一条鞭”的，不仅仅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合并之后，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会在“一条鞭（编）”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到民众的头上。这也就是王夫之后来讲的“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然后那些“暂时法外之法”又因为权力的毫无约束再度出现。[16]

既然清丈田亩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如何尽可能多地把“田亩”查出来纳入朝廷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张居正对该项工作的核心诉求。所以，他曾如此写信给山东巡抚何来山：“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17]——你们放手去干，我已经给相关“部科”打了招呼，所有在清丈田亩的工作中出了问题的人，都不许弹劾查办。对参与清丈的官吏全盘免责的同时，张居正又以皇帝的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各省严惩那些“抗违阻挠”清丈田亩工作之人，“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18]。

这一宽一严两项政策，与严苛的考成法（张居正将是否完成足额的田亩清丈，作为考核官员的核心指标）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结果便是地方官员在清查百姓田亩时，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务求多丈量出土地的亩数，以完成朝廷定下的绩效目标。主要手段有两种：

这些做法，满足了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也帮助地方官吏顺利完成了绩效，对民众造成的却是永久性的伤害。只要他们持有这些土地一天，就必须按照那浮夸的田亩数据缴纳税赋。也就是万历时代之人温纯所谓的“遂致闾阎穷民，反受增额之害”[19]。

其次，这种权力任性，还见于对朱明皇室和官绅集团的“数目字不管理”。

“数目字不管理”是笔者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仿造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执政者虽然掌握了某些领域的“数目字”，却出于权力的高度任性，选择不对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管理，继续放任自流。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朝廷钱不够用这个问题。而钱不够用的两个重要原因，又在于：

按嘉靖四十一年的数据，朱明宗室的俸禄是853万石，占到了当时全国田赋总收入（2285万石）的三分之一强。张居正不愿得罪皇室，非但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出台政策主张宗室俸禄一切照旧，且说之前约束宗室开支的诸多案例有不当之处。

张居正执政期间，也曾下令在全国范围核查官绅冒占田亩（不是自己的田地，却寄在自己名下来逃避徭役）的情况，得到过一批具体的数据，但他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张死后，朝廷反在万历十四年将按粮与丁来免役的优待政策，变更为按田地面积来免役。一品京官免役1000亩，二品800亩，如此这般依次递减。[20]

对朱明皇室开支和官绅优免冒占选择“数目字不管理”的后果，自然是税赋负担全部压到了底层小民头上。底层小民不堪重负，就只好跑去依附官绅。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平均摊派到每户底层百姓头上的赋税就只能越来越重。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果，必然是民众抛田弃宅背井离乡。一如湖南湘乡士绅洪懋德在自己的家乡所观察到的那般：

大意是：张居正的改革推行之后，湘乡民众为了逃避负担，开始卖田，听任土地荒芜，选择离开土地去外乡谋生，聚族而居的风俗开始消失。土地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东西，许多人将世代耕种的土地，卖给了那些拥有不必纳税特权的豪民。

洪懋德的描述不是个案。湘潭人李腾芳在他的家乡，也观察到了相似的情形，“一望数百里而尽弃之，素封大家化为逃亡”。地方史料也证实，万历四年，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推行一条鞭法后，“土地的易手较前频繁，且多集中于志在规避赋役的豪强新地主的手里。”[22]

考成法的“胡乱管理”，加上清丈田亩的“有选择性管理”，加上针对朱明皇室与官绅优免的“不管理”，共同构成了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

这基于权力高度任性的“数目字管理”，带来的并不是黄仁宇念兹在兹的时代转型，而是一场巨大的民生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