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看「刘锡鸿」

郭嵩焘后来无奈回忆说：“然其在京，方以鄙人派充参赞为憾，啧有烦言。嵩焘与言明：始拟派参赞由我，后派副使亦由我，大抵为公言之。云生不信也。”[1]大意是说，刘锡鸿当时是从五品刑部员外郎，对随郭嵩焘出使却只得了参赞的职衔颇为不满，他意在三品的驻英副使。刘认为郭作为朋友不够意思，郭则对他解释：一开始的参赞是我推荐的，后来的副使也是我推荐的。但刘锡鸿不信。其实，郭的话大体是实情，清廷最初指定的副使是许钤身，许的出身高出刘锡鸿许多，刘不可能与之争夺副使一职，参赞一职已是最好的结局。后来许因种种缘故改派他处，朝廷又感觉有安抚郭嵩焘的必要，刘锡鸿才有了出任副使的机会。

由刘锡鸿的多疑而造就的这道裂痕，在使团抵达英国之后，因“国书未书副使姓名职务事件”而迅速扩大。刘锡鸿认定：郭嵩焘既然在国内时就看过国书，却未指出国书中存在这一问题，多半是存心要给自己难堪。刘锡鸿写奏折给朝廷要求撤销副使名义，允许自己回国，即是在表达一种对郭嵩焘的不满。

郭似未意识到刘的这种猜疑，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刘的不满情绪。光绪三年二月十二日，郭与刘谈到使馆内的一些不如人意之事，刘锡鸿似乎是会错了意，以为郭是暗讽自己在使馆内部捣乱，故“语言乃多怪诞，以为与副使无涉也，颇相与争辨”。这番极不愉快的交流，让郭嵩焘生出一番感慨，说自己“前生太无积累，凡所提挈之人，无不相背畔者”，但郭又宽慰自己说，刘锡鸿是一个“直性”之人，时下又怀有一种“牢骚抑郁”的情绪，“亦无怪其然也”，不必怪他会有这种不友好的反应。[2]

刘锡鸿的“牢骚抑郁”，与他“副使”的地位未定有直接关系。各国均只设公使而无副公使，这让刘锡鸿的身份非常尴尬，他虽然给朝廷写了奏折请求卸去副使身份调回国内，但他在朝中并无靠山，对朝廷究竟会如何安排自己缺乏安全感，故情绪相当焦虑。越是焦虑，越是回溯这焦虑的源头，也就对郭嵩焘越是不满——如果国书里端端正正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副使的职务，这一切的焦虑就都不存在了。

焦虑归焦虑。此后的一个多月里，郭、刘之间仍维系着一种大体平静的关系。期间，刘锡鸿张罗了一次宴席，为郭嵩焘庆祝六十大寿[3]。还发生了使馆随员郭斌“随行而走出云生前”，也就是出门随行时不小心走到了刘锡鸿前面的风波，刘锡鸿大怒，将郭斌送到李荆门处，接受了一顿戒饬[4]。由这场风波，可以窥见刘锡鸿此时有一种脆弱而敏感的疑神疑鬼，觉得使馆中无人将他这个“副使”当回事。

刘锡鸿

但“郭斌风波”发生仅仅两天之后，刘锡鸿即挺直了腰杆，因为这一天，他接到了总税务司赫德的电报，获悉自己已被清廷改派为驻德国公使。[5]这一天，也成了郭、刘关系的分水岭。刘开始在各处场合显示一种与郭分庭抗礼的态度。受刘刺激，郭也对他越来越冷淡，能不邀请刘就尽量不邀请，能回避与刘同行就努力回避。比如光绪三年六月十一日，卜拉西约郭嵩焘去参观蒸汽轮船，但郭“以刘云生往践其约，不敢偕行”[6]。不过，郭嵩焘此时似乎仍未洞悉刘锡鸿何以如此。在光绪三年七月十七的日记里，郭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锡鸿对黎莼斋指责郭嵩焘，说他接到上海方面的电报，总是自己拆看，并不通知自己来一同阅读。这一怨念背后蕴藏着的，正是刘获知自己已被确定为驻德国公使之后，欲与郭嵩焘平起平坐的微妙心态。但郭嵩焘显然不能接受这种责备。在他看来，自己从十余年前署理广东巡抚之时，就对刘锡鸿多所提携，此次出洋也是一样，可谓有大恩于他。刘的这种责备，实可谓忘恩负义。这也是郭当晚气闷失眠的主要缘故。

1877年9月4日，郭、刘二人的友谊终于走到了尽头。该天，刘锡鸿自外地返回伦敦公使馆，就自己的薪俸和副使的署名问题向郭发难，最后“大怒诟骂，拍案狂叫而去”。郭自问并无开罪刘锡鸿之处，遂传来使馆参赞、翻译及随员七人，让他们居中去询问刘锡鸿究竟因何一意挑衅。刘的回答是：

在伦敦公使馆内被同僚指责为“汉奸”，对郭嵩焘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八天之后，9月12日，郭写了一道奏折，请求向朝廷销假回国，同时还写了三道奏折弹劾刘锡鸿。

第一道总体陈述刘锡鸿的种种问题，说他是一个“绝不念国家艰难筹画之苦心，而据以为一身富贵功名之捷径”，毫不体察朝廷设置驻外公使的良苦用心，只将之当成一条通往富贵之门的捷径，故请求朝廷免去其驻德国公使的职务，将其撤回国内。[9]

第二道专门弹劾刘锡鸿私刻关防。简单说来就是刘无视公使馆已有一枚由郭嵩焘掌握的公使大印，又自行刻了一枚一模一样的。当时，刘的驻英国副使身份，因无国书递送至英国政府，所以并未获得认可；他的驻德国公使任命，也尚未正式发布。所以郭在奏折里说，刘不守规矩做出这种事，为的只是满足他的“自大之心”。[10]

第三道奏折，则是推荐由李凤苞接替刘锡鸿出任驻德国公使。[11]

郭的这次弹劾没有效果。1877年11月13日，刘锡鸿离开伦敦前往柏林上任，二人自此再无见面。1878年3月7日，刘锡鸿上奏弹劾郭嵩焘，给郭罗列了十大罪状：

郭刘冲突经由奏折传入国内，很快在朝堂之上再度引发舆论对郭的批判。其中以号称开明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最为积极。他在1877年底多次弹劾郭，说郭的日记谬误极多，朝廷只禁了他的书不夺他的官，这样是不行的。理由是凡读过郭嵩焘日记者，都知道郭是在胡说八道，但他却“犹俨然持节于外”，这只会给愚民释放错误的信号，“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让他们以为朝廷要大大地重用郭嵩焘这类人物，如此天下人心恐将无法维持，这不仅仅是有损国体的事情。言下之意，再不把郭嵩焘免职，大清的江山危矣。[13]

张佩纶还曾弹劾郭嵩焘不该带着家眷出使。他无法接受“夫人外交”，说郭嵩焘让家眷与洋人相见是在“招摇过市，取悦洋人”，闹到“四海播闻”的地步，实在是给大清国丢脸[14]。郭嵩焘闻知此等迂腐之言，勃然大怒，在日记中说：自己带着梁氏漂洋过海数万里，“一被参于刘锡鸿，再被参于张佩纶，不能为荣而只为辱”，既然如此，反倒定要在回国之前携梁氏去拜见一次英国女王，让她成为中国“夫人外交”的第一人。[15]

1878年6月7日，朝廷就郭、刘冲突公开下旨训诫。曾经慰言郭“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在诏书中声色俱厉斥责二人：

此时的郭嵩焘去意已决，训诫诏书对他发生不了效力。刘锡鸿执着官场，遂在回奏中一再表态说要改过自新。但刘的奏折尚未抵达总理衙门，朝廷已同意了郭的辞呈，且将刘锡鸿也一并撤职，驻英公使改为曾纪泽，驻德公使改为李凤苞。

二人同时免职的消息传至伦敦，郭嵩焘甚为高兴，在日记中写道：“广东生至是而盛气尽矣。中国使事，于是始稍有生机，闻者皆为称庆。”[17]

他似乎已不太愿意再写出“刘锡鸿（云生）”这个名字。

刘锡鸿对待郭嵩焘的态度，与慈禧和总理衙门对待郭嵩焘的态度，其实是高度同步的。

1875年，奕䜣曾在军机处当着沈桂芬和宝鋆的面盛赞郭嵩焘“此人洋务实是精透”，1876年慈禧太后又多次召见郭，抚慰他“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那时节，刘锡鸿与郭嵩焘交往频繁，并不在意朝野舆论对郭已是人神共愤。

1877年“《使西纪程》事件”发生后，李鸿章告诉郭嵩焘：“执事日记一编，初闻兰孙大为不平，逢人诋毁。何君乃逢迎李、景，发言盈庭。总署惧而毁版。”[18]“兰孙”即朝中清流领袖李鸿藻。李鸿章这封信，透露出总理衙门在对待郭嵩焘及其日记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

当时的总理衙门成员中，李鸿藻、景廉是看不上郭嵩焘的，景廉在郭出使之前就弹劾过他；毛昶熙是刘锡鸿的老上级，也对刘“一力庇之”[19]。惟恭亲王对郭嵩焘颇为欣赏，郭出使后按惯例寄回总理衙门的日记，也是因为有了他的支持，才得以由同文馆正式刊刻出版。

何金寿的弹劾引发了舆论风暴，恭亲王不能明确表态支持郭，只能将问题上交给垂帘的慈禧决断。慈禧一锤定音，从力挺郭嵩焘转为批示“相应钞录原奏，传知贵衙门钦遵办理可也”[20]（将弹劾郭嵩焘、要求销毁其日记的何金寿奏折转抄给总理衙门，你们照着弹劾奏折里的要求办即可）。郭嵩焘的日记没能保住，刘锡鸿与郭嵩焘在伦敦公使馆内的关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21]

刘锡鸿的这种态度转变，显然与他对官场浮沉的执着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刘的日记《英轺私记》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大不相同的缘故，尽管二人的所见所闻几乎相同——郭嵩焘赞誉英国的政治运作模式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英国文明其实是“中国圣教”结出的果实，凭空多出了一层精神胜利。

富丽堂皇的皇宫宫、整齐干净的街道、彬彬有礼的市民、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这些陌生而鲜活的近代文明，被放置在刘锡鸿面前，对其认知系统造成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承认自己见到的近代文明也是一种先进文明；或使用某种特色逻辑，将近代文明纳入到传统“夷夏文明系统”之中，重新获得一种“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信。

刘锡鸿很明智地选了第二种处理方式。

在《英轺私记》里，他承认自己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比如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见不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但他随后笔锋一转说道：西洋风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其实是中国圣人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重视“仗义守信”，其实是中国圣人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不过呢，“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22]。相比之下，洋人的那点“仁”与“义”，实在是不值一提。

进而，刘锡鸿对洋人提出了一种殷切的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创造出一个更为雍容齐整的社会。如此，所有的西方近代文明，就都被刘锡鸿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至于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刘锡鸿也有一番解释：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英国文明对自己的认知结构造成的冲击，还将“中国圣教”送上了不败之地：英国文明既然是英国人“久入中国”学习“中国圣教”造就的，那么，英国文明越强盛，自然也就越能证明“中国圣教”的正确与厉害，也就越能证明大清国“以夏变夷”能力的强大，大清国永远是天下文明的中心。

这套逻辑走到后，结论便是大清国无需改革，无需“师夷长技”——正所谓“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24]洋人的求富与求强都是末流，中国圣教的不贪与不好强才是“无用之大用”，才是最高级的东西。且看我大清乾隆时代，“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25]。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问题是，无论刘锡鸿在日记里将“中国圣教”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现实是清廷不是洋人的对手，朝野上下在对外交涉中一惊一乍，时常担忧“庚申之变”可能重现。所以，即便“圣教”已是天下文明的至高点，清廷也仍需要找到一种办法，来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

刘锡鸿提供的方案是：朝中洋务官僚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商贾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整饬吏治与端正士习，改革也应该从这个方面着手。刘锡鸿还补充说，西学当然也还是应该讲，但西学是“工匠技艺”之学，绝不该由读书人去讲，只可“聚工匠巧者而督课之，使之精求制造以听役于官”，也就是由官府出面，将工匠们聚到一起管理起来，督促着他们产出比洋人更厉害的“工匠技艺”。[26]

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不同，刘锡鸿的《英轺私记》是一部精心筛选后编制出来的日记。对比二人在同一事件中的选择性记述，即不难发现这一点。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政界要人井上馨前来拜访，与郭、刘二人有过一番谈话。据郭嵩焘日记的记载，谈话中提到了各国税收制度，井上馨说，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都须同等纳税后，刘锡鸿遂感叹道：“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这真是一项好制度，可惜在大清这样的“非民主之国”是没办法推行的。郭嵩焘对刘锡鸿的这一看法高度赞同，评价称“此论至允”。[27]

刘锡鸿的日记，也记载了这次谈话。其中却没有郭嵩焘日记中那段对“英国税制”的赞美，而只有一段对“祖宗制法”的鼓吹赞美。按刘的日记，当时的情景是井上馨认为清廷应该“效西法改弦而更张”发展采矿业，也增强国力。刘锡鸿却回应说：

大意是：老祖宗留下的制度，都是有深意的好制度。之所以流传到现在会有弊端，是因为有人以自己的私心去破坏了老祖宗的制度。做大臣的人，应该努力恢复还原老祖宗的制度，这样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学什么西法来改弦更张，只会造就祸乱，你们日本就是一个我大清必须吸取的教训。我大清那圣明的天子，不会学你们去开什么金银煤铁之矿。

按刘锡鸿日记里的说法，井上馨听了他这番义正言辞的教育之后，只剩下了“唯唯”。

两本日记里有两个刘锡鸿。一个赞扬英国税制，赞扬“君民兼主国政”的制度让西洋国家“享国长久”，另一个却对“祖宗法制”顶礼膜拜。这两个刘锡鸿都是真的——前一种意见代表了刘的真实想法，后一种意见代表了刘基于现实利害而对自身言论做出的切实阉割，郭嵩焘将之称作“逢迎诡合之术”[29]。真实想法与切实阉割，共同构成了刘锡鸿的“心是口非”。

总理衙门中人都是官场老油条，对刘锡鸿这种刻意迎合清流舆论以谋取权位的用心，自然也有所察觉。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就曾在给李鸿章的书信里说：“刘云生天分高，以能贬刺洋人、邀取声誉为智，此洋务所以终不可为也”[30]——刘锡鸿的天分很好，可惜他将这天分用在了贬低谩骂洋人、为自己博取舆论声誉的表演上，这也是洋务难以推行的重要缘故之一。

刘锡鸿最终被削去驻德国公使职务，主要有四点原因。

第一是刘自己用力太猛，表演太过，产生了负面效应。他向德皇威廉一世递交国书时，“礼节疏阔，有夷然不屑之意”[31]，几乎引起外交冲突；在柏林，闹到了不愿交换国书的地步；在北京，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又多次抗议刘锡鸿在德国的所作所为。

第二是支持刘锡鸿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毛昶熙，先后因事离职，余者虽不喜欢郭嵩焘，却也无意力保刘锡鸿。

第三点是郭嵩焘一再弹劾刘锡鸿。郭提醒总理衙门：欧美各国请朝廷对外派驻公使，目的是“欲中国知其政教、制造，志在通商，以广利源，非有意与中国构衅”，是为了让大清更了解他们，而非要与大清交恶。刘锡鸿到了德国之后做的，却是“终日闭门编造语言”来诓骗总理衙门，朝野舆论赞誉刘的那些日记文字是“中肯之言”，其实“皆出自闭门编造之功，全无事实”。若朝廷将刘锡鸿的这些胡说八道当成真相，然后“陵驾诸国，惟所施为，以遵朝廷体制”，那结果一定是“召衅启侮，所损尤多”。郭甚至警告说，若让刘锡鸿这种人继续待在驻外公使任上，“诚恐贻误大局，追悔无及”，迟早要闹出难以收拾的外交事故。[32]

第四点，是李鸿章一再给总理衙门写信，点出刘锡鸿“日记虽可动听”（虽然日记写得很让朝野舆论满意），但实际上是一种“横戾巧诈”，这样的人，绝对不可信赖[33]。

刘锡鸿调回京城后，继续混迹官场，做过光禄寺少卿、通政使司参议等职。这些五品官职自然不能让刘满意，但他的人品已在对郭嵩焘的攻击中用完，李鸿章给他的四字评语“横戾巧诈”，已成为总理衙门对他的固定印象。所以，即便是李鸿藻重回总理衙门，刘也没能得到再起的机会。

1881年2月底，李鸿章的政敌左宗棠进入总理衙门，刘锡鸿决定再次投机，于3月中旬上奏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34]。但朝廷无意扳倒李鸿章，刘锡鸿最后落了一个“诏斥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35]的结局，被彻底罢职，数年后潦倒去世。

曾纪泽于1878年11月份自上海启程前往英国接替郭嵩焘。出发之前，慈禧与慈安两宫太后召见了曾，勉励他“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趁机为郭嵩焘说情道：“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回应说：“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曾纪泽又说：“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慈禧回复说：“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36]

这段君臣对话，被曾纪泽载入了日记。与郭嵩焘、刘锡鸿们的日记一样，曾的日记也要交给总理衙门存档。所以，他的这番话，既是为郭嵩焘开脱，也是为自己求一个全身而退的保证。

1879年5月，郭嵩焘自英国回到长沙。下船时，湖南官绅仅两人“差帖迎候”，余者“傲不为礼”全都不露面。且有人在通衢之地张贴大字报，直斥郭嵩焘“勾通洋人”。[37]无人迎接，也无人制止大字报，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郭嵩焘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此后，郭便隐居家乡以讲学为务，致力于阐发自己的改革理念，此时的他，已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专意考求富强之术”，而不探究“政教风俗本源之所在”，是一种治末而忘其本[38]。

1891年，郭嵩焘去世，李鸿章奏请由国史馆为之立传，清廷的答复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39]。1900年，北中国被无边的狂热情绪所笼罩，有刑部郎中名为左绍佐者，又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写道：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