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先进”与“落后”：郭嵩焘刘锡鸿之辩

晚清第一任驻英法公使（1876-1879年）郭嵩焘与其副使刘锡鸿在欧洲闹翻，是近代史上一个颇为知名的事件。由于郭嵩焘一直被视为晚清“先知先觉”式的人物，刘锡鸿则被当作极端的顽固派，郭、刘的不和常被视为“先进”和“落后”之争，甚至由他们后来的纠纷反推至二人出使之前就已不和。殊不知，如果两人一开始就思想悬殊、关系紧张，郭嵩焘岂能将刘锡鸿引为同道，主动奏请带其出使？如果刘锡鸿是那么“顽固”、“落后”，又岂会在人人视出使为畏途之时，毅然随行？郭嵩焘在双方闹翻后仍说刘氏“于洋务亦若粗有知晓”，可见两人在见解上其实颇有共享之处。因而，对刘锡鸿的观点以及两人不和的缘故，或许还另需一番考察。

郭嵩焘

刘锡鸿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庸庸碌碌之辈。郭嵩焘在二人交恶之后，一则言刘氏“平日稍习史事”，再则言其“论说纵横似有学识”，三则言其“有任事之力，议论识解亦稍异人，文笔又复优长”。郭嵩焘于学识文章皆自视甚高，他在两人反目之后仍能作如此言，亦足知原来于刘氏之学问见识，甚为推许。

刘锡鸿

两人的交往始于同治年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期。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复起入京，刘锡鸿恰在京任官，于是二人又有往来。光绪二年马嘉理事件期间，郭嵩焘准备自荐赴沪交涉时，更是刘锡鸿极力劝阻，至于“愤切以争”；然而郭嵩焘却言其“于洋务颇有见地”，其所以争，“盖所见原自高人一等”。

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刘锡鸿都和郭嵩焘十分相似。当时许多人对待西人都“以其为洋人也，而异视之”，或“惊畏之”，或“以愤气迎之”，刘锡鸿则和郭嵩焘一样相信“夫洋人固犹是人，可以情理喻者也”，“能视之如中国寻常人，平心定气，以与相接，则无坚不破矣”。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机器船炮只是末事，其本在朝廷政教，刘锡鸿也认为“今之言自强者，辄云仿用西法。然西洋与英国之自强，即是以养民为先务”。郭嵩焘在被清议斥为“不容于尧舜之世”时，身边却有刘锡鸿这样的朋友，难免会有一种患难知己、惺惺相惜的感觉，甚至认为“两心相印碎，再索解人不得”。正值郭嵩焘与原定作为副使的许钤身不和，他乃转请以刘锡鸿作为出使英国副使，并在光绪二年秋冬间跨越重洋，共抵伦敦。

从上述观点来看，刘锡鸿既不“顽固”，也不“落后”。而这些观点在他到达西方后，也进一步得到印证。比如，使节的跟役在伦敦为醉汉欺凌，当地市长辄从重处罚之，习见西人在中国“逞强”的刘锡鸿，于是看到了英国“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至于英国的政教，刘氏更是极言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人人有学有业，“里无闲民，门无偷盗。入其市则百货入山，千夫汗雨；行其野则美材环荫，牧养成群”，“西洋兵力之强由富足基之。然其富非倖获也”。这样的观感和郭嵩焘并无差别。

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思想是有差别的，但差别并不能从“先进”还是“落后”中寻求，而或别有所在。从郭嵩焘一方说，当时的中国人常将西方视为与中国不同的夷狄，郭氏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他借论西方传教士而批评中国疾声攘夷的士大夫曰：“教师化异己而使之同，中国士大夫议论则拒求同于己者而激之使异，其本源已自殊绝，宜其足以病国也。”郭嵩焘屡屡大声疾呼，其志在力矫中国士大夫“拒求同于己”的做法，而意欲“化异己而使之同”。也就是说，当其他人仅注意到中西差异一面时，郭嵩焘的独特之处在于看到了中西相通的地方。这使他在出使前就能意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这种观点的突破性，不止是一般认为的从“器物”层面进至“制度”层面去认知西方，更在于它意味着西方的富强并非基于和中国不同的道理，中西文明本质上是可以相通的。也正因具备了这种眼光，才使得郭嵩焘在出使中能看到西方有道，甚至意识到“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的景象。在他的视野里，“道”是超越而贯通乎中西的，所以他甚至能接受一种西方有道、中国失道的景象。

郭嵩焘的眼光，暗寓着对中西相通一面的侧重。与其相比，刘锡鸿虽然同样认识到了中西之间具有共通性，但在他看来，中西的差异并非因此就无足轻重，或者因此可以泯灭；相反，差异仍然需要得到尊重与维持。这是两人的分歧所在，也是造成两人从互相赏识到彼此龃龉的思想原因。

以两人对科技的态度差别为例。郭嵩焘在英国注意到了西方仪器“其中皆具有学问，可以推知其由”，而意识到西方“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从“术事”到“学问”是一个很关键的连接，因为这样一来，西方的“器”/“术”就不仅仅是“奇技淫巧”，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也就不再是“舍本逐末”，而是需要正面提倡的“学”。与此相比，同样连日参观西人的电学、热学等实验的刘锡鸿，却仍然在其《英轺私记》中认为“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其评价与郭嵩焘并不一致。

然而，如果刘锡鸿的议论如果只是如此，则亦无甚稀奇。但刘氏着重指出了英人因为有此实学，“其于中国圣人之教，则以为空谈无用”。接下来，他花了很长的篇幅，着力辩驳圣人之教并非“空谈无用”。

为了辩驳这个问题，刘锡鸿从根本处开始梳理中国的圣人之教。他力申“圣人之教，仁义而已”，“仁义之道，矢之于口，则为嘉言；践之于身，则为懿行；而其大用，则维持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五伦”。在长篇论述中国圣人之教后，刘锡鸿又将话锋转向了西方，指出西方也有仁、义之发端，当“因其所明推之”，而不是“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遽谓为有用之实学”。这样，刘氏反驳了“无用”之说，而以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实际上，如果西学只是“杂技”，就无需刘锡鸿如此大费周章地予以辩驳了。他从仁、义、五伦开始梳理圣人之教，已经回归到了非常基础的层面。而需要从大本大源处来重新梳理，表明他已经感觉到了西学有可能给圣人之教带来根本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嘴上虽说西学只是“杂技之小者”，但心里已经警觉到了兹事体大。一般鄙夷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者，或许没有刘锡鸿这么大的危机感。

就对西学的危机意识而言，郭嵩焘的危机感甚至不如他所反对的鄙夷“西器”者，更不必说刘锡鸿。郭嵩焘能因西方科技“其中皆具有学问”而欣羡叹赏，这在刘锡鸿处，则是全然混淆了“奇技”和“仁义”。刘锡鸿的梳理，实际在有意拉开圣人之教和“英人所谓实学”的距离。

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刘锡鸿还从“实学”的问题引申到了“富强”上去：

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

刘锡鸿和郭嵩焘一样意识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其富强有密切的关系。但这样一来，不啻于在以仁义立治本的圣人之道之外，又有了第二条由奇技致富强的道路。他极力要否认第二条道路具有正当性。

也就是说，刘锡鸿并不单纯以夷狄视西方，不认为西人精于器而不知道、惟逞强而不讲理。他对西方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过同时的许多中国人。但与此同时，他感受到的西方文明的威胁，也要超过同时人。他的保守性，不在于对西方的无知和盲目排斥，反而因为他充分警觉到了西方可能带来的冲击，所以极力想要维护中西间的差别界限。这一点和认为道超越于中西的郭嵩焘截然有别。

刘锡鸿对中西差别的敏感异常强烈。他正是缘此提出了自己的外交原则：

日本国政令改用西法，并仿其衣冠礼俗，西人皆鄙之，谓摹仿求合，太自失其本来也。“扬武”船带兵官蔡国祥言：宴会洋人，应自用中国器具。彼免冠，我应拱手答之。若舍我而效彼，且反为笑。容闳华官洋服，马格理以为羞。中国之士，有事于邦交者，当鉴此。

《礼记》有所谓“使从俗”，可以说是关于使臣外交原则的古训了，刘锡鸿理应深知。但他在此不惜违反经义，显然缘于对“舍我而效彼”的深切警惕。

刘锡鸿似乎也是如此行事的。丁韪良提及他会不顾西方人的习惯，在正式拜会中坚持用大红帖子。而《清稗类钞》中一则甚为有趣：

刘锡鸿使法时，往往敝衣趿鞋，衣带飘舞，徒步出外。常立于最高桥梁之上，周望四处。其随员谏之，刘怒曰：“予欲使外邦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所言讽刺之意实多，且不知何据。然而它却形象地展现了刘氏在“外邦”时对“天朝”风度的反常坚持。这种敝衣趿鞋招摇过市的可笑举动，背后是对中西文明差别的极度敏感。

刘锡鸿的这种敏感，导致了他和郭嵩焘的许多冲突，在他看来，郭嵩焘“于洋务迁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礼”。后来他参劾郭嵩焘，就说“郭嵩焘之见同舟兵丁亦必起而垂手站立，其在伦敦，虽微末商伙，亦必与握手以为恭……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洋人多持伞，郭嵩焘则急索伞，洋人不持扇，郭嵩焘则急于去扇……摹形效色，务欲穷工，不以忘本为耻”。郭嵩焘说他“奉使以后，日与嵩焘争礼数”，盖指此等事情。

更要命的是，刘锡鸿还自命有制约郭嵩焘之职，这也是两人关系紧张的开端。原来郭嵩焘之使英是为马嘉理事件道歉，在英国一方，并不认作公使。因此到英之后作为常驻公使，需要清朝颁给驻扎文凭。而当时国际通行的驻外公使，各国皆主一人，因此刘锡鸿副使的身份尤不被承认。刘氏为此赌气备折，在刚到英国之际就自请撤回。他在奏折中说：“西洋通例，……驻扎公使则各国均只一人，并无副使名目。此次设立公使，系援外洋外国公法，创为此举，原无章可循，似亦可以从众。”副使的身份关系到了刘锡鸿所敏感的中外体制之别，他和郭嵩焘为此也有了一番争吵。但实际上，刘锡鸿私下关切的还是“国朝遣使，皆正、副并行，所以相维制也。外洋于副使则谓之帮办，听驱遣于正使。自出都后，体制从外洋，凡行洋人文件皆单衔，事事无从与商榷”。换言之，刘锡鸿之所以力争此副使之身份，正因其自命有维制正使之职，而不甘“听驱遣”也。最后朝廷乃改派刘氏为驻德大使，但在任命之旨抵英以前，他的身份仍是副使。

而这位副使，遂与正使日益龃龉。任命副使纠纷发生在二人初至英国之时，随后即有禁烟会的争执。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在英国禁烟会的会议上，郭嵩焘作为中国大使应邀发言。他的发言大意“必先由中国能自禁吸食，然后能同英国设法会禁贩卖”。这篇发言由马格里翻译后登于《泰晤士报》。然而报纸所载却与此意大相径庭，而数言禁烟非仅关乎中国，不但有赖英国之协助，更需各国共襄之。后来郭嵩焘从禁烟会及《泰晤士报》上重新得见马格里的翻译答词，“以所译非其意，深病马君”，复自起草函达禁烟会绅，“大意言烟之为害甚大，但中国不先禁绝，不敢以请诸贵国云云”。

而马格里那么翻译并非无因，恰恰主要是刘锡鸿的意见。在此前准备参会时，刘锡鸿曾指出，鸦片源于英国“纵贩卖以播毒”，禁烟之事“是在英人耳，英果欲禁之，无不绝者”。在《英轺私记》里，刘锡鸿说郭嵩焘听而“深韪”之，令他与马格里照译为翻译稿，所以这份翻译稿是刘锡鸿和马格里共同完成的。我们今天尚能见到《泰晤士报》所登翻译稿，其说确实更接近于刘氏之意见。当郭嵩焘从《泰晤士报》看到报道后，和刘锡鸿讨论，还“颇相与争辨”，吵了一架。刘锡鸿所谓的“深韪”，与前后事情不符，两人或许有沟通上的误会。

《英轺私记》

这次争执虽或有沟通不畅的原因，但根本源于二人在对待禁烟之事的态度有别。“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大学》）本是儒生待人接物的基本道理，郭嵩焘“必先由中国能自禁吸食”的主张，也是从这种反思的立场出发的。刘锡鸿更敏感的，却是英国的“纵贩卖以播毒”，对郭嵩焘反求诸己的看法，他并不赞同。

正如在其它外交事件中，刘锡鸿也常持强硬态度，“动与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气骨”。对此，郭嵩焘则感到非常不合适，因“所谓气骨者，以理求胜，无所屈挠”，而刘氏却是“自处于无理，使外人失望”。郭嵩焘的说法展现出两人外交风格颇有差别。

而两人交恶的公开化，是在光绪三年七月的甲敦炮台之游。使团当时原本计划周游英国，初九日到达了英国南部的甲敦炮台。因天气寒冷，郭嵩焘一日忍冻，陪游的英国提督乃取所携之褐氅，披于其身。此事引起刘锡鸿极度的反感，认为郭嵩焘堂堂中华大使，怎可着异族之服（或许容闳“华官洋服”之耻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遂引起两人的激烈争吵。其情形如何，具体不详，但郭嵩焘当天日记里提到了“同行者马格里、博浪，皆为勉强周旋刘君之计，而终日受其陵铄，竟莫测其用心也”，场面相信是颇为难堪的。

两人回到伦敦后，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当时总理衙门汇到英、德使节的薪水，而郭嵩焘却仍按刘锡鸿未为正使时的办法，单衔回咨。这显然触到了刚摆脱副使尴尬身份的刘锡鸿的雷区。争吵逐渐升级，乃有刘锡鸿历数郭嵩焘三大罪之事：“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一、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一、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

其时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在国内已为何金寿参劾毁版，现在刘锡鸿訾其“蔑视国家制度，而取效洋人，是为无君”，马上使他把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初闻骇愕，继乃知其与何金寿遥相应和，以图倾轧”。于是郭氏在光绪三年八月出奏特参刘锡鸿，请撤回其驻德大使之命。九月又奏陈刘锡鸿与何金寿“勾通构陷”自己。待十月刘锡鸿离英赴德之后，第三次参奏其滥支经费。其私意猜疑，罗列琐屑，已失体面。而刘锡鸿得知此参，也以牙还牙，于光绪四年二月参奏郭嵩焘十罪，其中如言郭嵩焘和前任驻华英使威妥玛“闭门密语，不知何所商谍”者，更是深文周纳，凶狠异常。

郭嵩焘在国内则受何金寿参劾，在国外则与刘锡鸿反目，这让他对于使事意兴索然。他一面参奏刘锡鸿，一面疏请求退。而两位驻欧使节势如水火，也给清朝增加了许多麻烦。最后于光绪四年七月，清廷下令以曾纪泽代郭嵩焘为驻英、法大使，李凤苞代刘锡鸿为驻德大使。

客观地说，刘锡鸿作为副使，为郭嵩焘所提携，而不念私情，屡与抵牾，真如王闿运所说，其人“不近人情，而以为率真”。但郭嵩焘率尔参劾，首先将此事传到国内，且至再至三，所参又多猜疑琐细之事，也未免为之太甚。至于刘锡鸿十罪参奏郭嵩焘，则不仅不顾旧日情谊，且有置诸死地之心。最令郭嵩焘寒心的，莫过于十罪的最后一款：“以运使而署巡抚，以臬使而擢侍郎，国家所以待郭嵩焘者，可谓逾格，乃犹心怀怏怏，动辄怨望。”只有曾经知久交深之人，才能如此直中要害。郭氏后来见到十大罪之疏，也以此条为最甚，“是不独毁吾之功名，直尽其生平志事与其为人，极力摧衊之、横被之君父之前”。他在卸任之后“因是决然不敢赴京”。

当时不乏人以郭、刘所争为“乡曲小儿”之斗嘴。但如果深入争执之中，则两人均视此事甚重。对于刘锡鸿而言，使臣之为邦交，切忌“舍我而效彼”，而郭嵩焘却“于洋务迁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礼”；作为副使的自己，又有“维制”正使之职。身处西洋的刘锡鸿对于如何维持中华的尊严有着非同一般的敏感，以至于连“使从俗”的基本原则也有所不顾。正因如此，对于郭嵩焘的种种“失礼”行为，他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至于郭嵩焘参劾刘锡鸿，则更是有所托而发。在和下属的一次谈话中，下属安慰他不必与刘氏计较。他乃力明所以必要一争之故：

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而相与祖述南宋诸儒之议论以劫持朝廷，流极败坏，至于今日而犹不悟，鄙心实独憾之，不惜犯一时之大忌……而举国无知者，乃至被京师一时之诟毁，使此心无所控诉。刘云生皆亲见之，亦饫闻鄙人之议论，于洋务亦若粗有知晓。……至反戈相攻，不遗余力。然则鄙心终无以自明，而刘云生屈身数万里与洋人周旋，而其议论亦如此，亦终无复望有能省悟者矣。

对郭嵩焘而言，中西之间的区别隔阂是亟需泯除的。他不惜身犯众议，大声疾呼，正是要改变士大夫对夏夷中西的异视偏见。他以为亲历西方、亲见西人的有礼有道，就可以消除偏见；孰知原本以为颇能同心同德的刘锡鸿，却反而仍在坚持那种偏见。如此，则“亦终无复望有能省悟者矣”。对他来说，刘锡鸿的反噬既使自身遭受诋毁，其实更掐灭了他对中国的希望。

实际上，刘锡鸿和郭嵩焘一般批评的那些士大夫，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刘锡鸿和郭嵩焘一样，相信中西都是以政教为本，器械为末，这使得他能够和郭嵩焘一样，从中国人认为更根本的地方去了解西方。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对西方了解越深入，却也使他从更根本的地方感受到了西方的威胁。他对中西的差异比郭嵩焘更加敏感，所以他不能像郭氏那么释然地肯定西方，而是嗅到了其中和圣人之教相冲突之处。为此，他感到对圣人之教重新梳理的必要。这种重新的梳理，既是他更深入地感受到西方威胁的证据，也是他应对威胁的手段。

而郭嵩焘的圣人之道是超越中西的。郭嵩焘能够接受一种西方有道、中国无道的景象，表明相比起刘锡鸿，郭氏认知里“道”和中国的关系要更加疏离。对郭嵩焘来说，将“道”视为中国独有的看法，是将原本超越中西的“道”加上了不应有的限制；无论是一般的士大夫还是刘锡鸿，他们对西方的轻视就是对“道”的扭曲。要把扭曲的扳正回来，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不惜大声呼吁人们把目光转向西方。只有先改变人们对西方的贱视，才能重新找回那个超越中西的“道”。或许可以说，刘锡鸿和郭嵩焘在认知西方的深度上，其实相去不远，他们曾互相赏识，或也有此思想原因；两人的差别是在这种深度上，郭氏认为中西相通的一面亟当发扬，刘氏则强调中西相别的一面不可泯灭。二者与其说是“先进”与“落后”之争，不如说是在中西文明的异同关系上认知不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