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重与警惕：1843年的团练“防夷”之议与清廷决策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由地方绅士领导的团练继嘉庆朝之后再度登上协助官府“剿匪”(这一次是外来的“夷匪”)的舞台，并因“三元里事件”中的突出表现而令地方官员和清廷刮目相看。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团练继续在善后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被用于维持战事地区的社会秩序，还承担了防范“英夷”再度入侵的使命。1843年4月，一位御史甚至将团练视为“防夷”之“第一要务”，并奏请于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地区)普遍施行。随后两个月中，上述七省区的将军督抚就御史之议陆续覆奏，就各自辖区是否适宜办团纷纷陈说意见。这些覆奏和清廷的相应批示一起，既反映出当时官方内部对于团练作用的歧见，也直接关系到1843年后团练在“防夷”体系中的地位。

以往有关道光朝团练“防夷”问题的深入探研仅限于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1847年的“黄竹岐事件”以及1849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等中英间的直接冲突，而忽略了1843年的团练“防夷”之议与清廷的决策。仅有若干论著对后者略有论及，且于督抚议论和清廷决策皆有明显误读。

本文拟在充分利用官方原始档案的基础上，对1843年有关沿海地区以团练“防夷”的构想、沿海省区将军督抚的议论和清廷的决策做一完整的论述，并对前人误读加以辨正，期能通过展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在团练问题上既倚重又警惕的心态，揭示团练在晚清王朝危机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

一

鸦片战争后清廷的海防江防部署与地方官员团练“防夷”构想的提出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即向沿海战事省份布置裁撤兵勇、统计阵亡官兵、惩治失职官员、抚恤难民等善后事宜。同时，由于认为“英夷”只是暂时“就抚”，为应对未来可能的海上入侵，清廷亦设法加强沿海省份的防御能力。10月25—26日，清廷连发七道上谕，令江苏、福建、浙江、山东四省的将军督抚就所辖各海口“加意防范”，并迅速“妥议章程具奏”。28日，又谕令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五省督抚就所辖海口“适用何项战船”迅速议奏。

其中，因战时英军于长江口溯江而上，深入内陆并威胁江宁，清廷十分重视江苏“由海入江之处”的防御。10月23日，在谕令刚刚授予两江总督之职的耆英会同江苏巡抚程矞采、江南提督尤渤办理江苏通商善后事宜，令署理槽运总督李湘棻帮同耆英办理江北善后事宜后，清廷于25日指示耆英、程矞采、尤渤三人，就如何“加意防范”由海入江之处，“各就地势，虚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11月，在要求耆英“务当专心致志，督办江防海防一切公务”后，清廷又多次就造船和铸炮事宜对其加以督促。1843年年初，清廷又发布两道上谕，令署理漕督李湘棻帮同耆英办理江南善后事宜及江北三江营和江南鹅鼻嘴、圌山关等处江防。

耆英就任两江总督后不久，即赶赴吴淞口及沿江一带查看形势，于1842年11月8日后多次就造船和铸炮事宜上奏。到1843年1月时，他已形成“欲议防江，必得造船铸炮练兵，非仓猝可以奏效”的防御思路，并拟定了当下只能施行“择要防守，使不能深入”的“下策”，然后渐至“训练舟师，巡哨于江海之交”的“上策”的计划。正是基于这种徐图渐进的思路，耆英在江防问题上与奉旨帮同办理的李湘棻之间产生了分歧。

与耆英不同，李湘棻在长江防御问题上沿袭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的海防观，提出了“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的主张。他认为，“夷人船上之炮大者八千斤，多即不能受载，而我之陆路可加倍以胜之”。此前“英夷久欲夺澳门而不敢犯澳夷者，缘澳门炮台安放大炮，有重至三万余斤者。二十里外巨舰遭之，无不糜碎。是以广东善后案内，铸造一万三千斤铜炮十尊”。为此，他于1843年2月14日向清廷提出了一项于鹅鼻嘴、圌山关等江面狭窄处两岸修筑炮台、安置重炮数十尊的计划。

但在耆英看来，这一计划多有窒碍，难以实行。在其3月12日的奏折中，耆英提出了两点反对理由：一是在江面狭窄处万难安设重炮：“盖炮体重至八千斤，苟能事事合度，一发可去十余里。当两岸夹攻之际，炮口必应随船所向，船在中流，随溜趋避。设不能击及其船，必致南北自相攻击”。二是铸造炮台之费难以筹集：自仪征以讫江阴，“已需百万”，则仪征以上、江阴以下，“沿江非千万不可”，而“请帑既经费有常，民捐又无此政体”。

不仅如此，耆英还对李湘棻防御计划中拟以官府举办团练的构想深表忧虑。他认为，“若寓兵于农，团练乡民，令其各自为守，诚为目前善策”。但团练“一经官为处置，不能不假手吏胥，弊端即由此而生”。此外，团练自身亦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好事者本无恒心，一闻团练之令，必将攘臂而起，皆为口实，派饭食于殷富之家，习拳棒为斗狠之计。若再加以司炮之权，其弊更不可胜言。即使设立团长以约束之，申明纪律以经制之，须知官为设立之团长，非无赖不肯当，非无赖之尤者不敢当。一无赖已足为害，聚集无数之无赖而假之事权，遍布于沿江沿海地方，窃恐有事之秋未得御敌之利，无事之时先受骚扰之害”。总之，耆英主张团练不可官办，“只可劝民自为”。

不过，耆英上奏一个多月后，便有官员提出了更为宏大的团练“防夷”构想。在反思此前用兵失利原因和分析当下形势的基础上，江西道监察御史田润向清廷上奏，极力主张在沿海各省筹办团练“以固海防”。在4月22日的上奏中，他首先阐述了在沿海地区办理团练的极端重要性：“英夷犯顺以来，各省征调防兵全不得力，甚有望风瓦解者。推原其故，总由客兵地理生疏，水土不服，人心不一，因而偾事。且海面港汊纷出，调来之兵分则单薄可虑，聚则兼顾为难，布置亦断难周密。连年海疆用兵，议战议守，劳费百端，及至临敌，何尝有一可用?以致该夷得以洞窥内地虚实，扬帆深入，肆行扰害，百计要挟。现在虽经就抚，而犬羊之性反复无常，安知不故智复萌，再图入寇。中原财力已竭，势不能供无厌之求，力又不能制，惟有责令各省沿海地方自行团练乡兵，讲习守御策应之法，为第一要务”。

与耆英的主张相近，田润也建议沿海地方绅民“自行团练乡兵”而反对官府介入太深。他认为：“乡兵生长本土，各欲保护身家，自能力战。”两年前的“三元里事件”便足以证明：“夷人登岸抢掠，附省之三元里人心共愤，不期而集者万余人。四面合围，歼毙夷匪无算。夷船遂退出外洋，竟不敢与乡民为难”，“若再加以训练，作其忠爱之忱，鼓其勇敢之气，何患不成劲旅”。为避免团练办成后“名是实非，害多利少，徒滋扰累”，田润提出“统领宜令自行推举”“经费宜饬自行筹备”“技艺宜设法鼓舞”“繁扰宜严行屏除”“乡兵宜加意优恤”等五条原则，并在至关重要的统领和经费问题上避免官府参与：团练统领“若由地方官遴选，未必尽惬人望。应令本境绅宦大户公同举报，有司待以殊礼，重以事权”;团练经费则“不得由官收支，致启胥役扰累之渐”。

清廷对田润以团练“防夷”的构想颇为重视，两天后即向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七省区的十位将军督抚(盛京将军禧恩、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山东巡抚梁宝常、署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孙善宝、闽浙总督怡良、浙江巡抚刘韵珂、福建巡抚刘鸿翱、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程矞采)发出廷寄，要求他们参照田润所奏，就各自辖区应否办团“防夷”发表意见。清廷表示：“现在英夷虽经就抚，而思患预防，不可不筹内固藩篱之计。与其临时征调，何如平日团练。惟此事一经官办，流弊滋多。该御史奏称，应选素行公正、才略有为之人为练兵领袖，庶几乡民敬畏，齐受约束，而后团练之事可行。至于经费，宜饬民间自行筹备，不可抑勒富民，亦不得假手官吏”。考虑到“各省地利民情多有不同”，清廷指示上述各将军督抚“团练之法亦应因地制宜”，要求他们“体察情形是否可行，据实具奏”。

二

沿海七省区将军督抚的团练意见

清廷的廷寄发出两个月后，沿海七省区将军督抚的覆奏开始陆续递到。最先上奏的山东巡抚梁宝常认为，该省情形并不适宜实行田润的团练“防夷”构想。他在6月26日的奏折中陈述了团练难以控制的危险性：“此辈虽籍隶本境，多系素行无赖，趋一时之利，无忠愤之心。当海口戒严，不得已借资守御，尚虑其临敌先溃，徒扰军心，乘隙掠财，适为民害。若沿海无事，仍令其日夕群聚，演枪矛、较技勇，以习武为业，以逞强为能。北方风气刚劲，好勇斗狠之习，严法以绳，其风未息。矧明纵其千百为群，角力争胜，必致桀骜之性，日久难驯。小则械斗逞凶，大则恣行劫掠，而一切盐袅凶盗掖刀匪徒皆得托名乡兵，啸聚无忌，其害何可胜述。”故此，山东一省战争期间所办团练在“撤防之后，均已追缴器械，遣散归农”。

对于田润遴选公正有为之人为练兵领袖和按地亩多寡摊派钱米以作团练经费的意见，梁宝常亦表示无法实现。在梁宝常看来，“不知公正而兼有才略之人，一乡一邑之中岂易多得。即有其人，又岂有与若辈为伍。其敢出面膺此选者，必系无赖之尤。一旦假以事权，使之统领群凶，自成一队，其为贻害地方，更不啻如虎添翼”。“至应需经费，该御史议请按地摊派，不可抑勒。想富民有地之家，当无事之时，孰肯竭其膏血，以养浮冗之众。谓之摊派，即属抑勒。且利之所在，人争逐之，纵不假手于官吏，亦必假手于董事之人。其人苟无所图，岂能无端效命?必将勾结凶徒，择殷而噬。是贼未入境，而闾阎已不胜其滋扰”。总之，梁宝常认为“团练乡兵，只可于有事之时酌量情形办理，未可习以为常，致滋流弊”。

令田润失望的是，随后递到的其余六省覆奏中又有三省明确反对举办团练。7月12日和13日，署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孙善宝和浙江巡抚刘韵珂相继上奏，均以“有弊无利”和“事多窒碍”为辞，向清廷表达了江苏和浙江两省不宜在和平时期常备团练的意见。壁昌承认自己此前在河南阳武县知县任内遭遇邻县滑县“教匪滋事”和在叶尔羌办事大臣任内面临“逆夷犯卡”时，“均赖本地乡民及回众之力”，但又指出，这两次事件中借用乡民之力，“皆系有事之时，激以忠义，共以患难，方期得力”。如今，“若预行团练，不但无裨于御侮，实大不便于民生”。刘韵珂则强调实行之困难：“团练乡兵原属寓兵于农之法，自来讲求武备者亦每以此为言。然言之甚易，行之甚难。”“该御史因前此用兵之时征调浩繁、肤功未奏，议请团练乡兵，俾其各卫地方，并以节省兵铜。固属谋国之忠，弭患之策。如果可以勉强从事，臣断不敢畏难苟安，置良法于不用”。

在阐述反对缘由时，壁昌、刘韵珂对田润提出的可令团练“有堵御之实用，而无征发之烦费”的五条原则进行了驳斥。针对“统领宜令自行推举”一条，壁昌认为“果有其人，果能公举，而以乡里匹夫，一旦官吏假以事权，乡人听其约束，恐非地方之福。况所举非人，则其害更有不可思议”。对于“经费宜饬自行筹备”，壁昌认为“苏松常镇太仓等处赋重民贫，农民终岁勤劬，除完租赋外，八口之家仅供一饱，安能再有余资。镇江以北赋则稍轻，而当此盐务疲敝、商贩利薄之际，贫民富户皆自顾不暇。如谓团练乡兵，以贫保富，专向殷户摊派，纵不假手官吏，而恃众抑勒扰累，无所底比”。对于“技艺宜设法鼓舞”，认为“大江以南，民气柔靡，种地乡愚惟知耕作。一闻讹言，动辄惊疑，纷纷迁避。而沿海穷民又多操舟为业，来往靡常。此时给其军械，责令习武，既不能强陇亩耕氓舍耰锄而执戈戟，又不能阻舟楫兴贩聚练勇而抛荒本业，转以官给器械，贻海滨强悍之徒为异日乘机劫掳之具”。对于“繁扰宜严行屏除”，认为“人情所便习者，每安常而惮改。今将驱农民而使之为兵，虽告以有利，彼必曰佩剑之劳，不如负耒之安也。即使勉强从事，而已不胜其劳且病矣。况鸟枪铅药仍须领之自官，岁时校阅仍须请官赴乡，而谓可以丝毫无累，人人乐从，恐不但难行于江南，并未能概期之于各省”。至于“乡兵宜加意优恤”，壁昌认为“江苏省民间只完纳钱漕，并无差摇，势不能因团练乡兵酌减正赋”。总之，田润的办团构想“种种窒碍难行，应无庸议”。

刘韵珂亦直陈田润所称选统领、筹经费、教技艺、屏繁扰、加优恤五事“俱属各有窒碍”。与壁昌不同的是，除了对“五事”逐一反驳外，他还向清廷提示团练的种种“后患”：“若如该御史所奏，分乡分社，练农为兵，在安分守法之人，终岁勤劬，尚虞不给，必不肯舍耒耜而执干戈，废耕耘而习攻战。其乐于团集者，无非市井之游惰，乡里之棍徒。此辈好勇斗狠，鼠窃狗偷，本属无所不至。因其人散而不聚，其势孤而无援，故尚不敢公然滋事。若聚之于乡社之中，教之以战斗之法，则人多势众，必将恣意横行。不惟抢窃扰害，势所必至，且徒党互分，必有挟嫌械斗之案。羽翼既众，更启抗官拒捕之风。在承平之时，已难免于贻患，若遇有寇警，伊等既无可恋之田庐，又尝守之财产，何肯躬冒锋镝，出死力以捍地方。轻则一哄而散，各自谋生，重则乘危剽掠，引贼窥伺，并恐有因外患之殷，别图不呈者，其患更难殚述。是团练乡兵实属有害无利。”他以浙江的情形证明说：“浙省自二十年军兴以后，沿海州县率皆招募乡勇协兵防守，其绅富人等自行雇勇保卫者更不知凡几。臣以此辈易于聚集难于遣散，即通饬各属于雇募之初慎之又慎，不敢轻率招徕。及军务告竣，复饬赶紧撤退，并令妥为安插，严密稽查，办理未尝稍涉疏忽。然二十一二两年，杭嘉宁绍等属劫案频闻，查其踪迹，未必不系乡勇所为，且有乡间狡黯之徒冒称义勇义民，纠众抗纳田租、拒殴佃主之事。由此，则乡兵之不宜团练更可概见。”刘韵珂据此向清廷建议：“民情宜静而不宜动，地方宜安而不宜扰。现在浙省盗风稍息，抗租之案亦皆从严究办禁止，未便再练乡兵，致有后患。该御史所奏应毋庸议”。

福建巡抚刘鸿翱反对缘由亦不脱团练的危害和经费难筹。他在8月22日的上奏中分析说：“闽省各府有上游、下游之分，风俗地利各有不同。”其下游兴化、泉州、漳州各府乡民“风气素强，恃其膂力，好勇斗狠，往往因口角细故，纠众械斗。地方官平日诚信相孚，尚可以解散谕止，否则酿成重案。是强梁之习平日已然，若再加以团练，其势必更不可遏”。上游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各府虽然“人本柔弱，安守本业。强使之团练，则无赖之徒混迹其间，借端扰累”。总之，他认为不应于和平时期常备团练，“当有事之日，不得不借资民力。至无事之时，民以安静为福”。何况团练经费也是无法解决的难题：“闽省每年应征之各项钱粮尚不能年清年款，若再格外摊派，于民力更有未逮。纵不留官收支，其弊亦有不可胜言者”。

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四省督抚的明确反对不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虽然主张该省举办团练，但并不完全认同田润的办团原则。他在7月28日的上奏中表示，直隶沿海各州县曾于1841年奉旨办理团练，自四五百名至八九百名不等，“其随营防守者官给器械口食，自卫村庄者民间捐资办理”。田润所奏五条办团原则中，“推举统领”“鼓舞技艺”“屏除繁扰”“优恤乡兵”四条“与直隶原办章程大略相同”，“惟筹议经费一节，就地亩多寡定摊派钱米，名虽公允，实多窒碍”。其原因在于，“村庄大小不一，地亩肥瘠不同，且滨海地多盐卤，居民鱼盐为业，不借种作养生。今欲一律派办，既不官为经理，事属散漫无稽。即选公正之人均匀酌派，而乡愚贫富相形，锱铢必较，游手无赖之徒又复从而滋扰，势必纷纷争控。及至官为讯断，又必以抑勒累民借词上控。驯良者咸被拖累，刁健者相率效尤，而地方官亦且受其挟制，是使良法美政转致累官病民”。因此，讷尔经额表示将“各就地方情形，实力劝民团练”，但“一切费用听其设法捐办”，不拟实行摊派。

相比之下，盛京将军禧恩的态度较为矛盾。奉天海疆分为南路和西路，南路“尤关紧要”。南路沿海地方在战争期间曾因“洋面戒严，海口铺商各募壮夫一名，练习技艺，作为乡勇”，且“附近各村屯居民向有捍卫里闾之举，按户出夫，各备器械，捕拿盗贼”，因此，在南路“团练乡勇，事属易行”。西路沿海地方“并无殷实铺户，不能雇募壮夫，兼充乡勇。而附近海疆村落稀疏，民多穷苦，谋食不暇，委无余力顾及团练，势难举行”。对此，禧恩在8月30日的上奏中主张依据奉天民情举办团练。南路海口因“铺商所雇壮夫堪以兼充乡勇，其附近民户亦愿相助为理”，且“此前筹备海防时已立有章程，不难循照办理。自应仍责成该管各官，实力奉行，勤加考验，借资团练”。西路海口“商力既微，民又拮据，自不必强令团练，反滋纷扰”。

不过，在宣称将于南路沿海地区举行团练后，禧恩又表达了对办团后果的忧虑，这是由于“奉天地方与各省情形不同，沿海铺户多系外省客商，并非土著民人可比”。禧恩由此认为，“以外省客商之团练，而保护奉天之海疆，亦不过虚应故事。即本地居民之团练，奉行不善，则流弊滋多”。对于田润“令绅宦推举统领社长，听其按地摊派钱米，训练武艺，自行赏罚，有司复待以殊礼，重以事权”的主张，禧恩担心“谨愿者未必肯膺斯役。其应举而为统领社长者，未必尽皆驯良安分之人。公然得以敛钱聚众，练兵习武，号召响应，难保其日久必无意外之虞，是不得不借兵力以防其渐”。

广东督抚则明确赞同办团并完全支持田润所奏五条原则。两广总督祁贡和广东巡抚程矞采在7月2日的联名上奏中，以此前战争期间广州附近绅民自办团练的良好效果为依据，极力支持田润的团练“防夷”构想。他们表示，广州绅民先后创建升平社学、东平社学，其“所议团练事宜及所需经费，皆由各乡绅民自行量力捐资，公举公正绅士承办，议定日期操演，分别赏罚。其公项悉行存贮社学公所，以备支应，原不经官吏之手。并无抑勒富民，亦未请领经费”。自办理团练后，“西北陆路一带抢劫之案亦较稀少，地方获安堵之益”，即为团练“有成效之征”。总之，广州一带团练“人心固结、队伍整齐”，“现在办理一切，与该御史田润所奏大略相同”。祁贡、程矞采赞扬田润办团“防夷”的构想“实为目前第一要务，于粤省情形尤宜”，故而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实心实力，随时随事体察情形，详妥办理”。

沿海七省区地方大员关于团练“防夷”的态度颇为复杂，难以简单地用支持或反对来评断。概言之，相关将军督抚的态度包含三种基本情形：其一，山东、江苏、浙江和福建四省的督抚明确反对在和平时期举办团练。其反对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担心团练桀骜难驯，必然会扰乱地方秩序，官府难以控制，二是认为团练经费难以长期供给，筹集过程中稍有不慎，亦会滋扰闾阎。其二，直隶和广东两省的督抚认为本省应办团练，直隶总督又反对田润以摊派方式筹集团练经费的主张。其三，盛京将军的态度居于赞同与反对之间。鉴于奉天的特殊民情，他主张只在奉天南路沿海地区办团，西路沿海地区则不必实行，以免滋扰。

检视学界以往关于这场议论的文字，便可发现几种既有叙述均过于空泛，未明确说明不同省份大员的态度，且其认识也存在明显的误判。最早述及这场议论的学者是魏斐德，其将耆英视为反对办团官员的代表。如本文所揭示，在这场议论发生之前，作为时任两江总督的耆英曾上奏反对署理漕运总督李湘棻的办团计划。一个多月后，由于田润提出沿海各省筹办团练“以固海防”的建议，以及清廷随之向沿海七省将军督抚发出体察本省应否办团的廷寄，这场议论才得以展开，而当时耆英业作为钦差大臣已奉旨前往广东处理“夷务”。因此，不应以耆英反对办团，便认为其参与了这场议论。其他几位学者的问题则在于对沿海将军督抚覆奏的评估偏离史实且形成相反观点。孔飞力认为，自清廷下发田润的建议后，“到1843年7月末”，收到了“许多反对意见”。但依据七省区将军督抚的上奏时间，可知截至1843年7月末，清廷共收到山东、江苏(7月26日)、浙江、直隶(7月31日)和广东等五省将军督抚的覆奏，盛京将军和福建巡抚尚未覆奏。在已收到的覆奏中，反对办团者为山东、江苏、浙江三省，赞成办团者为直隶和广东二省，这一三省对二省的对比关系恐怕难以用“许多反对意见”来形容。类似的误判还见于贺跃夫的叙述，他认为田润的意见遭到了沿海督抚的一致反对。科大卫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朝廷就是否保留团练展开辩论，越来越多的廷臣认为团练有用”。不难看出，除了对“辩论”结果明显误判，科大卫还将“辩论”者错认为是“廷臣”。

三

清廷的办团决策及其缘起

面对沿海七省区十位将军督抚在办团问题上的歧见，清廷或直接于折上朱批，或另行降旨，就其覆奏逐一做出了指示。对于明确反对办团的覆奏，清廷均批准了该省督抚的意见。其中，对山东巡抚梁宝常、浙江巡抚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刘鸿翱覆奏的朱批内容分别为“所论甚合机宜”“所见是，毋庸议可也”和“所议是”;对署理两江总督壁昌则另降谕旨，表示“所议甚是，该御史所奏著毋庸议”。

盛京将军禧恩的态度虽居于赞同与反对之间，但其在覆奏中对于团练“奉行不善，则流弊滋多”持悲观态度，清廷决定奉天亦毋庸办理团练。9月10日发布的一道上谕指出：“该处沿海铺户多系外省客商，若令其团练，恐日久懈生，仍至有名无实，且难保无流弊。此时筹防海口，总以训练兵丁为急务。著该将军等督饬将弁，于所属营伍勤加操练，务使技艺精纯，足备干城之选。如果一兵得一兵之用，自较之团练乡兵更为得力也”。

对于两广总督祁贡和广东巡抚程矞采将“民心坚定”视为“外夷之所惮”和“内地之所恃”、从而决心“实心实力，随时随事体察情形，详妥办理”团练的表态，清廷于8月8日降旨，宣称鉴于“团练乡兵于粤省情形相宜，附省各乡有升平社学公所为团练总汇之地，东路复立东平社学公所，陆续举行，声势联络”，“著该督等体察情形，随时妥办。务期有济实用，永固边防”。对于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准备“各就地方情形，实力劝民团练，一切费用听其设法捐办，带领绅眷听其自行推举，不准胥吏涉手，俾免扰累而收实效”的主张，清廷亦指示其“依议妥办”。

综上所述，清廷并未由于七省区将军督抚的部分反对意见，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全面禁止沿海地区办团，而是采纳地方大吏根据本省民情所形成的意见予以区别对待，自认适宜办团者即鼓励之，反对或持悲观态度者则令其弃办。以此检视学界的既有认知便可发现，此前魏斐德等学者有关多数督抚反对使得清廷最终放弃在沿海七省区办团的观点看似合乎逻辑，实则在背离了史实。

从表面上看，清廷对于七省区覆奏意见的分别对待缘于此前在办团问题上“因地制宜”原则的强调，在4月24日那道发给沿海将军督抚体察田润团练“防夷”构想的上谕中，清廷即指示“团练之法亦应因地制宜”，要求他们“体察情形是否可行，据实具奏”。在各将军督抚覆奏期间，清廷对贵州巡抚贺长龄办理“土兵”奏请的批示也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原则。8月24日，因贺长龄奏请招募土兵所需月米三斗和盐菜五百文仍由“各属公捐”，清廷即以田润请办团练之议遭致壁昌、刘韵珂、梁宝常等人的“先后奏驳”，令贺长龄就“招募训练土兵是否足收实用”和是否“行之既久，仍复视为具文”，“悉心体察，另行妥议具奏”。稍后，得到“黔省土兵与江浙等省情形迥异，实于地方有裨”覆奏的清廷随即批准了贺长龄的计划，指示其“依议妥办”。

但在强调“因地制宜”这一灵活原则的背后，深层原因恐怕是清廷对于团练由来已久的戒心。还在嘉庆年间首次大规模利用团练对抗“川楚教匪”期间，清廷便十分注意随时消除其干扰或破坏官方清剿行动的情形。1800年3月，清廷发布上谕要求陕甘总督长麟警惕团练成分的变化：“陕省各州县团练乡勇，原以保护村庄，堵御贼匪。今率将游荡无业之人滥厕其间，安望其能认真出力。”8月发布的一道上谕则提醒署理四川总督勒保，该省团练存在为自保而“助贼”的现象：“各处团勇原令其各保里闾，自为守御。但近闻各处团勇往往因贼经过堡寨，惧其攻破，将粮食等物掷给贼人，冀免蹂躏。此则显然助贼，必当严行饬禁。”“如有私自助贼者，定即查拿，按律治罪”。

相比之下，处于“剿匪”一线的地方大吏对团练的危险性有更深远的忧虑。陕甘总督长麟在“团练日密”“剿匪”形势刚有好转的情形下便提出了“团练虽有益于今日，大有害于将来”的观点。他注意到，自办团以来，“民气日趋强悍，或聚众械斗，抗官拒捕”。为此，他建议朝廷“不可不防其渐”：“请乘此时，令委员借散硝丸、监操演为名，稽查炮铳刀矛实数。逮贼氛一靖，无难按籍而稽”。在长麟眼中，团练的危险性已不止于是否会干扰“剿匪”的问题，而是会对宜静不宜动的“民气”造成长久的改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急需团练协助官军作战，多次鼓励沿海地区绅民办团，1841年5月“三元里事件”后更明显增加了倡导办团的频率。其中，尤以1841年8月英军再次北上后清廷发布的两道上谕最为典型。11月5日，清廷向沿海省区的将军督抚发出廷寄，以“夷匪沿海滋扰，民间防守，莫善于团练。而拒炮之法，惟土堡最为得力”，命其遴选素得民心之州县“广为劝谕，饬令筑堡自卫”，并承诺对绅士商民中“捐资助饷，修建城堡，及雇募义勇、造船铸炮，有益军需者”破格施恩。在经历了福建、浙江数月抵抗的失利之后，清廷于1842年6月5日发布了一道上谕，旨在激励官员将士士气，要求他们“激发天良”“奋勇争先”，再度倡导士民举办团练以协助官府：“至士民中果有谋勇出众之材，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捦斩大憝，或声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膺非常之懋赏。”

不过，由于担心团练会“倚众滋事”，其间清廷也时常流露出谨慎犹豫的态度。如1840年9月对于给事中沈鑅提出的沿海各省团练水勇的奏请，清廷即要求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悉心妥议”：“此项水勇现在若何纠集?是否有益?将来撤伍之后作何安插?务当通盘经画，切无取便目前。是为至要”。鸦片战争结束后，针对团练扰害地方的指控开始出现，清廷的担忧愈发明显。1842年9月，有官员奏陈上年秋天广东有团练互斗，“枪毙十余名，官绅均不能弹压”，又有省城团练“私窜至顺德县所辖乡村掳掠”。清廷即以战事已停，“夷船渐次退出”，淮、扬一带，此前所办9万余名团练“人数太多，易聚难散”，令办理江北防堵事务的李湘棻“认真校阅”，除酌留“果系精锐”者外，“余均饬令回籍，妥为安顿”。

从上述情形不难看出，在王朝危机面前，清廷虽格外看重团练“寓兵于农”的作用，但对其“倚众滋事”的一面则保持警惕，以防其渐。一旦危机解除，便谋求尽早解散团练。正是基于这种既倚重又警惕的心理，在1843年应否以团练“防夷”的问题上，清廷才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原则：要求地方大员认真体察当地民情，仅于确需办团的地区实行，其余则毋庸办理。

四

结语

1843年春，田润为防备英军再次入侵，提议沿海省区举办团练，他认为办团为“防夷”之急务甚至“第一要务”，但也承认此举含有骚扰地方的风险。在沿海七省区将军督抚关于办团的意见中，多数反对的关键亦在于对团练“流弊滋多”的担忧。尽管有人将团练视为“防夷”体系的根本所在，相信“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自张，外夷之所惮者在此，内地之所恃者即在此”，但更多的地方官对组织并武装起来的民众感到恐惧。他们担心团练会恣意横行，扰乱地方秩序，甚至为匪所用。浙江巡抚刘韵珂“民情宜静而不宜动，地方宜安而不宜扰”的主张或许最具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情形可谓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以民制夷”争议的延续。

对于沿海省区将军督抚在是否兴办团练以“防夷”问题上的分歧，清廷强调“因地制宜”，适行者行之，不适者弃之。这一原则的背后，实为清廷自白莲教起事以来对于团练既倚重又警惕的心态。若未注意及此，便易陷入以逻辑代替史实的误区，仅以多数省份反对而得出清廷全面禁止办团的误判，进而影响到对于团练在战后“防夷”体系中地位的认识。具体到地处“防夷”一线、首当其冲的广东，便有学者误以为1843年后当地团练只能秘密地存在，直至1849年2月两广总督徐广缙的认可。但事实上，由于督抚的大力支持，广东的团练组织得以继续合法地存在，并在1843-1849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总之，从兴办团练以“防夷”构想的提出，沿海省区将军督抚的议论直至清廷的决策，无不体现出清政府对于团练既欲倚重又保持警惕的复杂心态。其后十余年间，随着王朝统治危机的加剧和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官员在办团问题上的分歧和清廷的矛盾心态也更为凸显。正如1848—1849年团练在积极参与“反入城斗争”的同时，依旧有督抚批评团练“为益较少，而为害实多”，以致面对当时日渐猖獗的盗匪，他们主张要充分利用“散而易制”的保甲，而非“聚而难分”的团练。当咸丰初年清廷因太平天国的巨大威胁频繁向各省绅民发出“通省行团”的号召时，造就了晚清规模最大的民众动员后，其一直以来的担忧终于变为严酷的现实。尽管在动员的同时出台了各种防范举措，实行了含有加强控制团练意图的“团练大臣”策略，但各地团练在协助官府积极抵御“叛乱”的同时，亦时常与官府发生激烈冲突，以致“靖乱适所以致乱”，且“以有寨可踞，藐视官长。甚至擅理词讼，聚众抗粮，挟仇械斗。其尤甚者，竟至谋为不轨，踞城戕官”。“团练之乱”不但干扰了官军的“清剿”行动，影响了王朝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的走势，还在基层社会一度形成了“官弱民强”这一新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