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北洋水师的殊缘

略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李鸿章是晚清时期显赫一时的一位军政重臣。李鸿章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军国大事结有不解之缘；那么，李鸿章与曾经威震东亚的北洋海军及一个世纪前的甲午海战，又有一番怎样的联系呢？

北洋大臣李鸿章

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的积极倡导者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的舰炮威逼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中的屡次残败和《南京条约》的严酷现实，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睁开双眼，观察迅猛发展的外部世界。抗英名臣林则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胆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要学习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并初次提出了创建近代海军的草案。但昏庸的清朝政府并没有立即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大业。

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在又一次的“创巨痛深”的情形下，开始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1874年，日本寻找借口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议告终而未开启更大战端，却在中国朝野上下引起更强烈的震动：“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由此，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

此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呈交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急切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

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酷对外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还痛切指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是在于国家之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弟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又亟切诚恳地指出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日！”

李鸿章在“海防大讨论”及其后来的多次场合竭力倡言海军海防，无疑顺应了当时历史的时代潮流，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倡办海军海防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和直接统帅

在以李鸿章为杰出代表的务实派高级官员们的努力倡导下，清朝政府开始较为认真地筹划并采取了兴办海军海防的一些实际步骤。但就在清政府对刚刚建成的福建、北洋、南洋和广东四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感到欣慰之际，法国侵华远征舰队于1884年8月中法战争的马尾海战中，竟然全歼了最早组建的整个福建海军。鲜血染红的闽江水使清朝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即使拥有了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但若力量不强，则依然不足以胜任海上战争和海疆防务。

中法战争刚一结束，光绪皇帝就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上谕：“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随即，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下谕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海军由此成为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正式经制军种；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开始步入最佳的发展时期。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奕譞亲自出任总理海军大臣；而一直力主大举兴办海军的李鸿章出任会办海军大臣，具体掌管全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之权柄。

于是，年富力强且比较了解西方情况的李鸿章如鱼得水，立即埋头致力于海军海防建设的庞大系统工程，使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有了飞速的发展。由于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得以近水楼台，向朝廷讨得了优先创办北洋海军海防的权利。1888年10月，在李鸿章的苦心营办下，海军衙门上奏慈禧太后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辉煌顶点。由于北洋海军的庞大阵容，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达到4万多吨，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地区则是首屈一指。

可以说，为创建北洋海军而呕心沥血费尽心机的李鸿章不失为北洋海军的缔造者；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本职要任，更是使李鸿章理所当然地成为北洋海军的直接统帅，享有全权节制北洋海军的大权。

李鸿章和北洋舰队的覆灭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在一个世纪前即1894年拉开战幕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初受挫于丰岛，继则受创于黄海，最终竟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在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历史著作中，李鸿章都被写成是由于他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威海卫军港而直接造成了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结局。

但是，历史事实并不象历史读物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北洋海军覆灭的问题上，李鸿章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和严重失实的指责。

在过去，相当多的史书指责李鸿章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其依据主要源于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一书。姚氏早年曾是李鸿章门下的僚客文人，后因不得李鸿章的赏识而转投至山东巡抚李秉衡帐下；而李秉衡恰恰是李鸿章对立派系之成员。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姚锡光在山东巡抚衙门内做文案工作。当时李鸿章在天津使用有线电报直接指挥驻泊威海卫或旅顺口军港的北洋海军，其指挥之内容详情，连山东巡抚李秉衡也不可能知道，姚锡光就更不可能知道了。甲午战争刚一结束，并不了解战争指挥机密情况的姚锡光，就迫不及待地编写出记述这场战争的《东方兵事纪略》一书，在民间刊行。由于李鸿章因政治原因在甲午战争后期受到清朝政府的处分，所以这部记述甲午战争的民间私人著作中对李鸿章的诸多失实之笔墨，并没能受到知情者们的指正，反而是不断流传开来。

其实，在研究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问题上，仅仅依据《东方兵事纪略》这类非官方的民间著述，是大欠稳妥的。我们更应该依据官方档案，特别是当时作战指挥系统的往来电报稿；因为这些电报稿是当时各级指挥机关对战局和作战进行指挥处置的第一手材料，或正确，或错误，或介乎二者之间，都是真实可信的原始记录，其史料价值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一旦仔细查考李鸿章与北洋海军之间的往来电报稿，我们从没有发现任何一封电报是他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北洋海军是李鸿章一手操办起来的一支舰队，他是深知这支舰队是中国与日本作战中的重要战略力量，所以他在甲午战争初期曾电令北洋海军提督（司令官）丁汝昌，要他注意保存战舰以牵制日军。这是一种“保船制敌”的方略，与“避战保船”株守军港，是完全不同、也决不能混为一谈的两个概念。

在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李鸿章尤其坚决反对北洋海军株守军港。例如，1894年11月上旬，旅顺口军港告急，而北洋海军龟缩于威海卫军港；李鸿章发电报斥责丁汝昌：“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再如，在1894年12月下旬，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日兵轮一在龙须岛，有小火轮欲渡兵上岸。······应速带现有师船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即设法驱逐，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危，而兵船无驻足之地，弟获罪更重矣”。又比如，在1895年1月下旬，李鸿章连续多次电令无所作为的丁汝昌：“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其归路”；“此时救急利胜，舍断其接济、助台（指海岸炮台）夹击，更无别法，决无株守待攻之理！”此外，作为国家最高当局的朝廷也多次下达了同样意图的作战命令。

但十分遗憾的是，李鸿章和朝廷的意图明确的作战命令，并没有被丁汝昌坚决执行；而最终北洋海军还是落得一个株守军港以致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当然，从客观上讲，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简单化地认定李鸿章对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结局就没有任何责任要承担。

北洋海军的覆灭和由此而导致的甲午战争的全面失败，从军事上讲，首先应归结于清朝政府和李鸿章等决策者们缺乏明确的近代“海权”的观念，在战争中缺乏对海军作战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表现在不具备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与敌方争夺作战海区的制海权，而是仅仅希望北洋海军作有限的非积极的防御行动。这就使得作为“海洋上的野战军”的北洋舰队，在战争过程中始终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之中，其应有的海上机动攻击力被大打折扣，最终步入了全军覆灭的失败结局。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与当时清朝封建专制统治集团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程度这一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很好地使用海军以保海权，才使北洋海军最终走向覆灭。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和直接统帅，李鸿章在无意识之中，就将这支他所钟爱的舰队送上了穷途末路。这不能不说是那个封建时代的历史悲剧，当然也是李鸿章个人的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