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回忆解放战争初期二进沈阳城

伍修权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初期，我曾经二进沈阳，虽然其中有着一些并不愉快的事，但却反映了当时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形势，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

胜利声中不愉快的初访

正当日本侵略者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正指挥着各解放区军民进行胜利大反攻时，1945年9月15日上午，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军用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盘旋几圈后，在东关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和我(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奉命赶去迎接.到机场后看到，乘这架飞机来的是我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陪同他的还有苏联红军的一名大校军官和一名少校翻译。他们受先机出关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同志和苏联红军沈阳驻军领导机关的委派，从已被苏军解放的沈阳飞出，专程来延安与党中央及军委总部联系，汇报工作，请求指示的。

我们把他们及苏联机组人员接到王家坪住下。当天下午，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接见了他们，接着又与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陈云等同志一起，听取了曾克林同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后，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率领的百万苏联红军，向占据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很决解放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主要城市和广大地区;我原在苏联进行整训的抗日联军也随红军回到东北，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各项工作;与此同时，华北八路军部队，也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向东北敌军发起了反攻，并与苏联红军举行了会师和协同作战，李运昌等部也进驻了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还成立了我军的卫戍司令部。

但是刚刚进入我国东北的苏军部队，由于搞不清我国的具体情况，又受着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有关条约的限制，不敢公开支持我军，加之一批批国民党分子和东北当地的各种人物，也纷纷出洞，企图抢占胜利果实，搞得苏军一时无所适从。因此才决定派这架飞机，送已任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同志来延安，就收复东北后的间题向中央报告和请示。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讨论了东北的情况和处理办法。当即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和段子俊、莫春和等6位同志，马上随这架飞机赶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我党中央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各项工作，并与进入东北的苏军指挥机关建立联系，以协调我军与苏军的行动。以后又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2万名干部和10万部队，开赴东北，以建立和发展东北解放区的工作。

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晚，叶剑英同志就向我作了传达和通知，让我马上作好准备，明天早晨就登机出发他还关切地叫我只管放心地去，我的爱人和孩子留在延安，由他负责照料在我们交谈去东北后的工作时，考虑到将不断同苏军打交道，他们都有着军衔级别，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也得有相应的军衔，我建议彭真、陈云和叶季壮同志可授予中军衔，我则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同志为上校。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马上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写了有中、俄两种文字，标明军衔级别的任命书，分交我们几人各自收执。

9月16日上午，我们6人和曾克林同志及苏联红军代表等一同登上了这架飞机，为了便于中央与东北局的电信联系，还带了一部大功率的收发报机。我们告别了战斗和生活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一段新的历史航程。当我们的飞机越过华北地区，飞临山海关着陆加油时，却发生了意外事故。

由于苏联飞行员的疏忽大意，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下来，结果一下子冲出了跑道，直插到一块稻田里，机头栽进地，机尾高高地翘了起来，机身与地几乎成了垂直状态，将我们几个人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都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受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到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损伤。苏联机组人员马上将我们一一请下飞机，叶季壮同志是抬下来的。

正在我们狼狈不堪时，远远地奔来了一些八路军同志，带队的是我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他们看到一架苏联飞机降落遇险，立即赶来接应。朱主任代表当地政府和驻军向我们表示了欢迎和慰问，并找人为我们检查治伤。他们了解到我们一行的任务后，看到运送我们的苏联飞机已不能继续飞行，就安排我们坐火车到锦州，在锦州停留一宿，再乘一列专车奔向目的地。说来也巧，正是在9月18日，我们到达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我国东北的最大城市沈阳。

我们从延安到东北的长途旅行，虽然不太安全顺利，却也终于如期结束了，一场新的斗争和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一到沈阳，我们立即与李运昌等同志见面了解情况，协商当前工作。当即宣告东北局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根据中央决定，东北局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五人组成，以彭真为书记。我们在当年张作霖的大帅府内，召开了东北局首次重要会议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能否控制东北，是个关键性问题。东北内联我华北解放区，外靠苏联、蒙古和朝鲜，战略地位于我有利。东北又有发达的工业与丰富的物产，可以为革命战争提供有力的支援。努力争取和控制东北，成为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东北局依此作了初步的部署与安排。

10月，中央又指示我们，宣布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以统一指挥我军已经和即将进入东北的各个部队，并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当时林彪本人还未到沈阳，彭真同志主持东北局会议，具体讨论了自治军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彭真同志建议由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同志任第一副司令，李运昌同志任第二副司令，周保中同志任第三副司令，萧劲光同志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我任第二参谋长。按这一建议上报中央后很快被批准并正式任命。

稍后我们的住处搬到了沈阳三经路博物馆，那是一处堡垒样的洋式建筑，中间一座主楼给我们办公和住宿用，四周围着整齐的军营式平房，住着我们的警卫部队。自治军所属的部队来自各方，有的还有着统战性质，主体是关内来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其中有吕正操同志率领的前身是东北军的华北部队，此外主要有周保中等同苏指挥的原东北抗日联军。抗联的同志长期坚持斗争，苏军进入后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又成为陆续来到东北的关内各部队很好的顾问。

我本来是搞军事作战的，但是到东北后我的主要精力却未能放在军队工作上，开始就从事着大量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即与苏联红军驻沈阳指挥机关的联系。

进入我国东北的苏军总部，设在已溃散的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市，驻沈阳的苏军最高负责人是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大将和军委委员杜曼宁中将，最初同我们打交道的主要是他们按照苏军制度，军委委员军衔虽然低于军事指挥员，却是中央的派出人员，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大的权限，后来的苏共首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时也是军委委员，军衔是中将和少将。我们首次会见克拉夫钦柯等人时，出示了自己的有中俄两种文字的任命书，表明我们将代表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与他们联系。

后来他们经常出面同我们会谈的是军委委员杜曼宁，我方则由彭真同志牵头，我既是东北局成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之一，又是会谈时当然的翻译，彭真同志每次与苏方的接触，都是由我陪同的，所以我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按说我党与苏共是兄弟党的关系，我军与苏军也同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同苏军人员打交道后，发现他们对我们始终抱有一种冷漠的态度。在我军进入沈阳以前，他们曾明令禁止我党我军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来活动，一度还拒绝我们的部队和机关进入市区。我们到时虽有改善，但仍然缺少应有的热情与合作精神，因此在我们与苏军的交往中，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有的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和损失。

大约在第2或第3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日军在沈阳附近留有一个巨大的军事仓库，里头有10多万支各种枪械，还有大量弹药和武器装备，他们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听了都很高兴，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得讯就命令正待命出发的山东八路军部队和新四军3师黄克诚同志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当地，迅速徒手赶赴东北接受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上述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办理交接手续时，却意外地得到一个相反的通知他们说由于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

这一下弄得我们十分被动，出关的部队已将自己的武器留在原地，预定要给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得不到，成了一支徒手部队，从战士到干部都很不满。我们虽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但也招致了不少埋怨。倒是先头进入东北的部队，特别是新扩充和收编的队伍，他们大都是东北人，地方熟，行动快，抢先打开了几处日本军事仓库，得到了一批日军武器，使许多新部队和新战士都用上了新枪。而后来赶到的老部队和老同志却两手空空，有的只得到几支不大有人要的破旧枪支。

有的同志就说开了俏皮话，叫“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甚至是“新兵有枪，老兵没枪”。这都是由于苏联方面说话不算数造成的。不过这倒逼得我军发扬自己的老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决不依赖任何人的恩赐。我军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新出关的10万部队和东北的抗联部队，加上刚改编扩大的队伍，很快发展为30万大军，其中少部分虽然成分不太纯，老部队武器装备差而且缺，但却形成了一支不可小视的武装力量。

前面说过，我军有的部队在苏军变卦以前，曾经打开了几个日本军用品仓库，叶季壮同志亲自去查看了几处，只见里头除了各种武器弹药，还堆满了军服、大衣和鞋帽等等军用物资，都是我们部队正需要的东西。李运昌同志的部队曾经运出了一大批武器物资，在苏军变卦不给时，又突击抢运了不少，由于部队运输力量不足，在当地动员了不少民工用马车帮我们往外拉，因为东西很多，又没有严密的组织，押运人员也少，结果在部队转移的途中，有的民工连车带物资都拉跑了，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使李运昌等同志也为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

苏军当时不顾我方的困难，更不讲两党及其军队应有的战友之情，随意变卦，出尔反尔，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政策决定的。他们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恢复的时期，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尤其不敢得罪在战争中未受损伤，反而大得好处的美国。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后，首先和他们会师并协同作战的不是同他们有过正式协定的国民党部队，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担心对我军的过十接近与公开支持，会引起国民党政府及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的猜忌不满，以致造成美苏之间新的矛盾，便不惜牺牲我党及其军队的利益，来换取同国民党政府及美国的和平友好，所以才干出了上述自食其言的事，当时没有料到，他们对我们翻脸不认人的事还在后面。

就在我们在东北开始站住脚并正待开展工作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援下，从陆海空三路也涌来东北，蒋介石政府向苏军要求接管东北，由他们的军队进驻沈阳等地。苏联出于自己的政策需要，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于当年12月正式通知我东北局限令我党的机关及所属部队，在指定日期内全部撤出沈阳，将地方让给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出面同我们会谈此事的，是苏军驻沈阳的一个少将卫戍司令，此人级别有限，年纪不大，架子却不小，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其实并不会办外交，其简单粗鲁和傲慢态度，使我们十分反感。

彭真同志和我听完他的话以后，尽量抑制住心头的不满，向他陈述了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委婉地请他从我党和我国人民利益出发，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哪知那位少将竟根本不听我们的解释，只强调他们已与国民党政府议定了，不容许我们讨价还价，必须遵从他们的决定。彭真同志依然耐心地说明我们的立场，请他向上转达我们的意见，他讲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竟无礼地嚷嚷道:

“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

彭真同志一听也按捺不住了，抓住他的话责问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我们都指出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我们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中央，请求处置办法。中央研究了各方面情况后，及时回电答复了我们，指出苏方的态度是他们整个外交政策所决定的，不只是他们下面的事，底下的人是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让我们以大局为重，避免与苏方发生冲突，中央又特别指示我们说，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今后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应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东北局对中央这一指示，立即作了讨论和贯彻，决定主动放弃沈阳及其周围的地区，按中央的方针来部署东北各方面的行动，对苏方的做法也采取适当的谅解和克制态度。这样，在12月内就将东北局所属的党政机构和部队，有组织地全部撤出沈旧地区，先后转移到本溪和抚顺等地活动。

我们在抗战胜利声中乘兴首次来到沈阳，却在苏联“老大哥”既不友好又不礼貌的干预下，被迫撤出了沈阳，这就是我一进沈阳的始末。

再进沈阳后的军事调处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一直在大后方坐山观虎斗的国民党反动派急忙下山“摘桃子”，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谴责与反对。他们为了欺骗舆论，又因为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就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全国各战略要点也相应地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都由国共两党代表和所谓“中间人”的美国代表三家共同组成，以监督处理各地的停战事宜。这本来是顺应民心的大好事，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是利用停战积极准备内战，蒋介石更悍然宣布《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几省，利用美国的军舰和飞机不断向华北、东北运兵，企图独吞东北人民和我军长期苦战获得的成果。

我党在北平军调部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同志，罗瑞卿、李克农、滕代远等我军将领和黄华、董越千及饶漱石等在我方代表团工作。经过他们的坚决斗争，特别是东北我军对蒋军的奋勇抗击，使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下旬与我党又订立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并决定在沈阳成立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不久我们接到北平军调部叶剑英同志发来的电报，说他将派专人来东北局商谈组建东北执行小组的问题。

4月初的一天，1架军调部的美国飞机，来到了东北局所在的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由于我们事先已经得到通知，彭真、林枫、李立三和我等东北局成员及其他一些同志，一起赶到机场迎接。来的人是饶漱石，他向我们传达了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说除在沈阳成立第27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和四平等地设立4个小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要由东北局派负责干部担任。

彭真等同志研究以后，决定由季立三同志和我参加在沈阳的第27执行小组，其他各分组的我方代表，抚顺小组是莫文骅同志，本溪小组是萧华同志，四平小组是耿飚同志，辽西小组是王首道同志。人员确定以后，当天我们就和饶漱石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任，我几乎什么东西也没带就出发了，很快就又踏上了离开才4个多月的沈阳的土地。我们走的时候严冬刚刚开始，重回时却已开春了，不过沈阳的政治气候却毫无一点春意。曾几何时，这座历经沧桑的人民城市，又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的统治中心，几个月前欢庆抗战胜利的热烈气氛，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到达后，第27小组也就正式成立。

根据北平军调部和东北局所商定的，由饶漱石担任我方的小组长，李立三同志为政治顾问，我则为手下无兵无卒的参谋长。住处是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那是一座日本式建筑，我们的房间里也是日式的榻榻米，我们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我们活动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我们开始工作后每天扔弃的废纸，他们都有专人一一收去检查寻觅什么“机密情报”。此时的沈阳，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个险象四伏、得处处警惕的反动堡垒，地方虽然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面貌却变得陌生、冷酷甚至可憎了。

就在沈阳执行小组刚刚成立，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正对我们进行着礼节性拜访，甚至是轻松愉快地握手言欢时，他们的军队使用着美国制造的全套武器装备，使用着美国提供的各种交通工具，正在气势汹汹地扑向我军驻守的许多地方。除了他们大部队的正面进攻，由国民党收容和改编的一些地方部队，也不断向我军进行挑衅和骚扰，我们几乎每天都得到发生冲突的情况报告，所以小组内也就天天为这些事进行无休止的争执和争吵。

我们一个小组内的三家人，名为“三方合作”，实际是“两军对阵”。国民党代表在他们盟友美国代表的偏袒支持下，无理也搅三分;我们则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也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时刻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不过同我们打交道的国民党代表，也是各不相同，互有区别的，对方最初的小组长叫赵毅，中将军衔，原来是东北军的师长，抗日战争中还曾同我党有过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显然，正因为这一点，他的上级认为他反共不够坚决，甚至同我们有点什么关系，很快就把他给撤换了。来接替他的叫蔡宗濂，也是个中将，东北人。

美国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是泰勒上校，他们也是为着自己及国民党的利益，变着法子同我们斗。我们为了对外活动方便，也都佩戴了军衔，甚至穿上了将军服，使一些级别低的国民党分子，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有所敬畏。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犯，妄图一直打到满洲里，占领全东北，我军顽强抵抗，在四平地区发生了激战。敌攻我守打了将近1个月，最后因为我们兵力有限，战线又太宽，敌人的兵力及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不得不放弃四平，结束了战斗。以后国民党部队一度攻占了长春。不可一世的国民党部队，奉蒋介石之命，不顾一切地向北猛攻，我军为保存有生力量，又从长春撤出，一直退到松花江北岸，以江为界，据守阵地，全力挡住了敌人的攻势。

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只要捞到一点便宜，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在谈判桌七也就更加骄横跋雇，经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同我们进行没完没了的胡搅蛮缠。例如，他们的美制飞机袭击轰炸了梅河口，造成许多和平居民的伤亡，我们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向他们提出了口头抗议，他们却死不认账。当我们提供证据后，他们又狡辩说只是炸了军事目标，不承认伤害了和平居民。

他们还企图缩小以至取消执行小组的权力，说执行小组只有视察的任务，我们则强调首先要监督执行停战命令，东北执行小组所属的各个分组，必须深入到发生冲突的地区直至前线查看。经过无数次的扯皮以至争吵，更由于敌人攻势受阻，他们为了进一步部署力量，不得不根据我们的一再呼吁和建议，于6月上旬与我党达成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协议，宣布从6月7日起停火半个月。

这时激战数月的东北战场，倒是暂时平静下来了，我们执行小组内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原来就在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一天，我军夺回了被敌人侵占的吉林东部重镇拉法，并全歼守敌1个加强团。拉法位于几条铁路的交会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在战场上吃了亏，就想在谈判桌上往回捞，他们硬说我军是在停战协定生效后占领拉法的，指责我们违反了协议，妄图从我们手上重新争得拉法的占有权。我们寸步不让，据理力争，坚持一条原则，即凡是枪杆子已经夺到的东西，决不能在谈判桌上再放弃掉，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执行小组内的国民党代表，每天就此事大肆鼓噪，猛烈攻击我们，但又提供不出说明确是我军违反协议的证据，都被我们一一驳回，他们空嚷嚷了一顿却一无所获。后来他们又在别处寻衅找岔，无中生有地说中共部队正在松花江北岸集结，即将南渡松花江进攻长春。我们从内部知道我军并没有这个打算，为了揭穿他们的谣言，就由我陪着国民党和美国的代表，三方一起乘着军调部的飞机，飞临松花江上空实地视察飞机在松花江沿岸低空盘旋了好几圈，两边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一切都平静如常，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军在准备渡江和组织进攻，国民党代表对我们的指责毫无根据，在事实面前才无话可说了，他们的洋大人美国代表也遗憾地耸耸肩、摊摊手，表示对自己的小伙伴爱莫能助了。

执行小组的所有活动及其会谈，三方都有自己的翻译，可是一旦发生了争吵，往往只有我们的翻译在起作用。国民党代表带来的翻译，名义上是个在美国留过学的洋学生，可是在讨论问题时，他连双方发言的要点都搞不清，翻来翻去却不知所云。美国人带的翻译又只作记录，不参加口译。所以每次三方会谈，主要靠我们的翻译同志从中传译，把各方的观点陈述得清楚明白，其用语准确和反应迅速，使美国代表也不得不表示佩服，说我们的翻译确有本事。而国民党的翻译是徒有其名，他当翻译不是凭本事来的，而是因为这个职位薪水多，靠搞关系走门路来的，根本不是选拔出来的人才。

我们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有两个同志，一个是曾在西南联大学机械的李汇川同志，另一个是他的爱人周砚同志。他们都是从北平来的，当时都很年轻，来时还没有结婚，到执行小组后才正式举行了婚礼，成为一对战友夫妇。由于执行小组内人手有限，李汇川同志还兼任了我方代表的秘书，小组的工作报告和公函文电，常常由他负责起草和上送外发。小组内三方会谈时，常由周砚同志参加，由于国民党代表的偏执顽固和蛮横无礼，经常使她气得要命，说国民党这帮人怎么能这样不讲道理。每逢这时我总是劝她平平气，耐心听下去和译出来，人家不讲理，我们讲，并且要讲得更清楚。如今她和李汇川同志都已成为我国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和负责人了，他们也是在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

因为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我们小组的人事也屡有变动，饶漱石在小组内工作了一个来月，就奉命调回北平军调部去了，第27小组的我方小组长，就由李立三同志接任。后来他乘军调部的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他的工作又由我承担起来，他从延安回来不久就奉调回东北局另有任用，27小组的我方小组长职务也由我正式接任了。小组下属的各个分组，也相应地有所变动。

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原来在抚顺、本溪和四平等地的分组都撤销了，重新调整并设立了几个小组，即德惠一个组，我方小组长是袁任远同志;双城一个组，高铁同志任组长，朱光同志则是齐齐哈尔的我方组长。在什么地方设立小组，也是有斗争的，由于有的小组都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内，国民党代表就要求在我军的防地内也派驻他们的人，以示平等，这样才在双城等地放了两个分组在各个小组内我方除了负责同志以外，还有参谋、电台、机要和行政人员组成的一套班子，工作量相当大，又大都孤岛似的处于敌人营垒之中，虽然并不动枪动炮，但不过将斗争方式暂时换成唇枪舌剑罢了。

1946年6月，第27执行小组奉命扩建为军事调处执行分部，并将地点挪至长春。这样，我就又一次离开了沈阳。当我们穿过满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美械士兵，回头看着这座沉默的城市和无语的人民群众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沈阳，我还会回来的，并且不会等得太久了!

长春执行分部成立后，我还是分部内的我方负责人，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也一点未变，连双方的争吵都和在沈阳时一样。在此以前蒋介石曾亲自来过东北，与他们在东北的军政头头们制定了一整套方案，以图进一步侵占我方地区，甚至挤垮和消灭我军。他们在策划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在执行分部的谈判桌上再提出无理要求，想把我军逼进一个狭小的地区内，再借口要整军等等，点一点地将我们吃掉，由他们独占全东北。我们遵循目己的一贯方针，凡是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决不在谈判桌上给他满足，一一顶回并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不过在有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相机作了灵活处理。例如我军解放长春时，俘获了国民党的长春市长等人，后经双方协商同意，便将这个市长与我方一位在沈阳被捕的作家金人交换释放。除此以外，我还执行了几次临时的外事任务:叶剑英同志来电，要我陪同军调部的美国代表丁伯门少将，两次去东北军区所在地哈尔滨面见林彪，就军事问题进行会谈和了解情况。当年10月间，叶剑英同志亲自来到东北，他乘着军调部的飞机特地在长春降落，将我接上飞机再一同飞向哈尔滨。

这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全面展开，蒋介石点起的内战烈火，早在全国燃烧起来，《停战协定》已被撕毁，军事调处宣告失败。我们的东北执行分部及各个小组，除了吵架也无所作为了，后来慢慢连架也不屑再吵了。我便请示东北局和叶剑英同志，将工作移交给李初梨同志，我自己离开了东北执行分部，也离开了东北又一大城市长春，结束了从沈阳开始的以唇枪舌剑作斗争的一段生活。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两次进沈阳，又两次撤离沈阳，现在又离开了长春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真是城市虽好归谁有?江山壮丽几多愁呵。沈阳、长春以及东北的许多地方，暂时还由敌人控制占据着。但是我坚信，敌人企图占领全东北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相反，不论是沈阳还是长春，以至我国其他任何地方，早晚都将回到人民手中!

不出所料，又隔了一年多，我的愿望就完全实现了。